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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臭的雅称呼(狐臭的外号)

时间：2024-06-23 14:59:49 点击：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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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目录：

1、张雨绮否认的狐臭，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
2、洪纬读《身体的气味》︱“隐疾”给人带来多大伤害？
3、北京这两个地名，你都不好意思喊出来

张雨绮否认的狐臭，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

“但是，老娘没有狐臭！”

隔着屏幕都能感到张雨绮发声的愤怒，但隔着屏幕也能觉得一种味道正悄然而至。以讹传讹的脚臭都已经让杨幂不堪其负，比脚臭更上一个台阶的狐臭，几乎能让张雨绮从美女明星的名单上瞬间消失。

狐臭这两个字，出现频率最高的地方一度是全国各地的电线杆上，往往还跟“专治”“老军医”这些字眼一起出现。狐臭的味道，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很难想象，简单举个例子：吃完韭菜盒子后反刍的嗝、踢完球两周不洗的袜子、夏天无地可下脚的旱厕这些味道混合在一起，大概就差不多了。

狐臭是来自于汗液的味道。人体大概有330万个汗腺，十分之九都是小汗腺遍布全身，分泌的主要是水和电解质，通常无色无味。还有剩下的十分之一是大汗腺，集中分布在外耳道、腋下、私处、腹股沟和足部这些通常不是一目了然的位置。大汗腺的分泌物比小汗腺多了蛋白质和脂肪酸，但本身也是无味的。

可惜世界上还有细菌这种生物，在人体表面皮肤上更是多得一比。本来清白的分泌物被细菌一分解，就不由自主地产生了各种不饱和脂肪酸，于是就有了异味；而有些人身上的细菌和分泌物天生就特别努力特别拼，于是异味就变得难以忍受，终于升级成了狐臭。

但只要是人都有大汗腺，只要是人身上就有细菌，为什么有些人一出汗就与众不同？跟基因有关。

当人刚刚从树上下来的时候，腺体跟一般野兽的发达程度差相仿佛，都是能把现代人的鼻子熏到失灵的体味浓度。对一些温顺无害的小动物而言，人的体味意味着危险和躲避；而对于一些居于食物链顶端的猛兽而言，原始人的体味意味着晚餐的方向。

后来原始人走出非洲，不远万里地来到亚洲东部。从热带来到温带，原始人为了保持体温，出汗越来越少。这样日积月累下去，终于有一天量变达到了质变：第16号染色体中部的ABCC11基因上的第538位碱基发生了突变，结果就是大汗腺分泌物的急剧减少。

再经过成千上万年的自然选择直到如今，中国人当中90%以上都是经过这种基因突变的变种人。尤其华北中原地区中原的人口中，99%以上都是变种人。张雨绮是山东人，因此没有狐臭的概率在99%以上。

为什么还有10%的国人不属于基因突变的呢？因为民族融合。刚刚发生基因突变那时，民族间的往来也不频繁，老死不相往来是普遍情形，因此中国人几乎都是100%的基因突变。但后来随着草原游牧民族的强大和骚扰，汉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血缘杂交与日俱增。尤其经过五胡乱华和辽金元这几代之后，纯正的汉族血统已经微乎其微。

而从匈奴开始到突厥到契丹到女真，这些游牧民族统一的特点就是：吃牛羊肉吃得比大米蔬菜多。尤其在烹饪技术不够精致不够发达的古代，牲畜的腥味不能剔除，食用后就沉积在体内。身上散发出的味道，就像狐狸身上散发出来的一样。

所以在一开始，“狐臭”和“胡臭”是不同的两个词。前者指身上如狐狸一般腥臭的气味；后者特指游牧外来民族身上因为吃牛羊肉而沾染的腥臭。

大学者陈寅恪，在《寒柳堂集》中写有一篇小小的考证文《胡臭与狐臭》。他说，从唐朝时孙思邈的《千金方》到明朝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都作“胡臭”而不作“狐臭”。陈寅恪推测，这种气味本来因为游牧民族而得名，汉人身上本来没有。但因为后来血统混杂的缘故，汉人身上也有了这种类似狐狸的臊气味，于是就把“胡臭”改成“狐臭”了。

学者黄永年对这样的说法有所补充。他说以兽类来称呼异族，本来就是沿袭已久的本民族陋习。例如清代因为“俄”“鹅”音近，往往以“鹅鬼”来称呼俄罗斯人。黄永年觉得从汉族打不过又看不起游牧民族的心态而言，把“胡”称为“狐”也在情理之中，于是“胡臭”就变成了“狐臭”——只是委屈了萌萌的小狐狸。

但陈寅恪的观点，后来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因为“狐臭”一词，在唐朝以前的晋代就已出现。大医学家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有明确记载了“疗身体及腋下狐臭方”，只是以毒攻毒的方式显得有些奇葩：“正旦以小便洗腋下即不臭”。可见“狐臭”一词，不会比“胡臭”出现的年代更晚。

学者们对狐臭和胡臭的追根溯源，小说家却往往把牛羊味作为游牧民族的标志而意带嫌恶。例如在清人钱彩的《说岳全传》里，金国军事哈迷蚩扮奸细去给宋将陆登设陷阱，结果陆登一拿过哈迷蚩所呈上的书信，闻到一股羊肉气息就笑了，跟着愉快地把哈迷蚩割了鼻子赶了回去——反正鼻子留着你自己也闻不到。

所以在紧要关头，与众不同的气味可能是要命的。实际上不管是对乔峰的契丹还是对后来的女真，当时的宋人多以“臊奴”称呼之。乔峰要不是从小开始就以汉族方式喂养，说不定早就暴露了他契丹人的真实身份。

时代发展到今天，“胡臭”已经完全被“狐臭”取代，胡汉之别也早换成了华夷之别。因为其他地方的人没有发生过基因突变，因此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原始祖先遗留下来的气味。不论男女，白人里只有10%没有狐臭，而黑人里只有0.5%没有狐臭。也就是除了东亚人之外，世界上的其他人几乎人人都有狐臭。

在基因突变普及后的中国，狐臭一直以来被视为一种病，不仅有“臭汗症”的称呼，还有从外用擦剂到外科手术不同的治疗方式。但狐臭的来源，其实就是腋下等部位的汗腺，在西方“狐臭”就是Body Odor（体味）。所以在十人就有九人气味浓烈的西方，狐臭就是浓烈的汗味而已，“体味”只是“狐臭”的另外一种说法，所以也不会将其视为一种特殊的疾病。

既然体味这么普及，所以香体露（deodorant）就成了外国人如卫生纸一般不可或缺的必备用品。香体露的主要成分有止汗的铝盐、杀菌的酒精和掩盖气味的香精，普及程度如同洗发水。对许多歪果仁而言，一天不用香体露就好像一个人吃完大蒜不漱口一样。

狐臭跟饮食、情绪和激素都有关，青春期之后荷尔蒙旺盛，是狐臭的活跃期。在美剧《纸牌屋》里，男主角Underwood把几名小鲜肉关在屋子里给他写方案几天不准出门，当方案大功告成时，屋子也成功地变成了一间毒气室。

至于吃什么身上就带什么味，这条貌似已成真理的规则并未完全得到证明。因为不忿被中国人讥笑牛羊肉吃多了带有骚气体味，许多歪果仁也声称中国人身上带有一股猪屎味，因为中国人喜欢吃猪肉——但当然是不确的，就像都以为印度人身上的气味是咖喱味，然而咖喱闻起来并不难闻，难闻的原因是印度人普遍还没有使用香体露的习惯。

其实这气味那气味，归根到底困扰都来自脸上的鼻子。人类的嗅觉是个奇怪的东西，便便里的粪臭素，当然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东西；但将其浓度稀释一百倍，气味就类似于自然的花香。反过来，无论什么奢侈品香水的气味加浓一百倍，保证都会臭到你呕吐。这跟糖精一点点的时候甜、稍微一过量就苦到哭的道理是一样一样的。

芳香和恶臭本为一体，中间的差别只在程度。女子的自然体香，当然是世上最神秘最诱惑又最令人遐想的物事之一。但其实体香和狐臭，说穿了是浓度大相径庭的同一种气味。“香汗薄衫凉，凉衫薄汗香”，只有浓度低体味淡的时候，才是令人心沁的芬芳；一旦浓度升高，就是避之唯恐不及的狐臭了。

所以也许张雨绮确实没有狐臭、确实体有幽香、确确实实是就算运动后也香汗淋漓的真美女——但是很不幸，前夫袁巴元天赋异禀，拥有一个比常人敏感一百倍的鼻子。

参考：知乎用户@Lee Sean《狐臭是怎么产生的》

洪纬读《身体的气味》︱“隐疾”给人带来多大伤害？

洪纬

《身体的气味：隐疾的文化史》，陈桂权著，四川大学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184页，36.00元

封城的日子里，你最希望做的却无法立刻实现的事情是什么？我的愿望是能够和朋友们线下聚聚会，去图书馆翻翻书，看看博物馆，逛逛水族馆……总之，就是走出方寸之间，回到大千世界。我想，这也是大部分人的愿望。而一旦进入人群，我们便难免遇到形形色色的人——闻到千奇百怪的体味。

关于人体散发出的气味，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在他著名的个人哲学思考录——《沉思录》中向读者发问：

遇到患有狐臭的人，你会生气吗？

遇到患有口臭的人，你会生气吗？

你怎么善待这样的麻烦？

这位皇帝认为这些气味是很自然的东西，人类应该理性对待。但是，在现实世界里，要对这个问题做到理性，谈何容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在与人的交往过程中不知不觉会充分调动全身的感官系统探知对方，包括嗅觉、触觉、听觉、视觉乃至味觉。大家对汗臭和脚臭都不陌生，它们给我们的嗅觉感官带来强烈的刺激，令人相当不快。倘若遇到有严重狐臭或口臭的人，这种刺激感可能会更加强烈。

俗语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狐臭和口臭并不引发疼痛，仅仅是给交往对象带来一些感官上的“麻烦”，它们是否能被归为“病”类呢？在《身体的气味》中，作者陈桂权博士将它们归为被称为“隐疾”的一类疾病。在现代习惯用语中，隐疾多指性病，事实上，在古代它所指的内容相当广泛，但凡涉及隐私或者难言之隐的病症都可计入其中，而那些表征不明显的病症和问题也可用隐疾来指代。陈博士在《身体的气味》中着重讨论了几个当下比较敏感的主题：狐臭、口臭、性病和脚气病。

作为一位非医学史从业研究人员，作者没有囿于医学史的内史范畴，而是将关注点放在了文化层面，吸纳了众多明清笔记小说、当代小说和逸闻轶事，畅其旨趣。阅读该书时，浓郁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隐疾给当事人生活造成的巨大负面影响展露无疑。用这些史料来探讨隐疾文化史最为恰当不过，也是书写一部大众史学读物的巧妙之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引发狐臭的原因认识不清，认为它可能是一种传染病，抑或是一种遗传性疾病。譬如，唐代医家孙思邈便认为得狐臭有天生与传染两种途径。这些传统观念或曰医学理论直接影响了人们对伴侣的选择。四川省凉山诺苏人认为狐臭具有遗传性，与这些“病患”联姻被视为大忌。在成都市，相亲过程还有这么一个阶段：男方托人到女方家中去看门户，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把待嫁女子叫到身边来坐，闻闻有无狐臭。

在婚姻不自由的年代，女子只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男子则享有相当不同的待遇，婆家对媳妇不满意，要么休妻要么纳妾。其实在古人的现实生活中，休妻、纳妾并不是由着男人的性子来。晚清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便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浪荡子龙光因妻子有狐臭想纳妾，妻子同意，可惜老爹不允，龙光便与妻舅串谋，害死了亲爹。

史学家黄永年说，中国人有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喜欢把异族骂为畜生。出于对异族的偏见与歧视，汉文化将腋气与“胡臭”联系起来，进而再将“胡臭”变成“狐臭”。这种叫法延续至今，根蒂是歧视异类的文化隐疾。古代志怪小说也有描述人与狐狸精发生情愫，并最终染上狐臭的故事，从中更能直观体会汉文化对“狐臭”的偏见。在河南省某些地区，狐臭又被称为“门病”，被认为是门第不清所致。

现代医学已经证明狐臭不具有传染性，全因个体腋下大汗腺过于发达所致，只是它具备遗传性。经过一定的治疗，狐臭可以得以消除或者减轻。

至于口臭，对身体健康的人来说，重点是需要保持良好的口腔清洁习惯。在《身体的气味》中，作者对口腔清洁史做了一番清晰的梳理。大概最晚在东晋时期，人们已经知道用盐末揩齿来清洁牙齿。后来人们又发明出了劳牙散、揩牙散之类的牙粉，以指点药，揩在齿上。宋代佛门弟子在日常起居中也很重视洗漱、揩牙。宋代《禅院清规》规定早晨起来盥洗漱口，步骤如下：“使用齿药时，右手点一次，揩左边，左手点一次，揩右边。不得两手再蘸。恐有牙宣（笔者注：牙龈出血，严重化脓）口气过人。” 《红楼梦》中大观园内的公子小姐们在漱口之前都会先用青盐擦一遍牙齿。青盐常被做成棱柱形状，方便使用。除了用手指揩牙，古人还会用揩齿布，我国大约在晚唐时期就有揩齿布了。

虽然洁牙剂可以追溯至古代，但是，西方牙粉和牙膏被引进中国时，还是经过了一番曲折的。在十九世纪末，洋货牙粉和牙膏在中国的主要使用者是学生、公务人员、社会名流、名妓等，刷牙成为“文明人”的象征之一。对新生事物，人们需要一段接受过程，担心用毛刷长久地刷牙，牙齿会坏掉。1876年的《格致汇编》就说：“有人喜欢用牙粉刷牙，此质虽能令牙齿变白，但久用之，则外壳消磨净尽，而牙易坏。” 其实这种担心也不无道理，我于硕士期间做口腔微生物学研究时，一位在国际知名公司负责口腔护理产品研发的专业人士便告知，有些品牌的牙膏里添加了一些磨损牙釉质的物质，期望达到美白牙齿的效果。尽管过程曲折，在1915年，汉口民生化学制药公司已经开始制造国产牙膏。

关于上述各种洁齿方式在社会上的普及度，我们不可过于乐观。历史上，莫说程序复杂的揩齿，就连能够做到简单漱口的人也不多。2004年，一项调查显示，现代中国人的刷牙率虽然猛然上升，但至少还有三亿人不刷牙，而且大部分坚持每天刷牙的人都没有掌握正确的刷牙方式。

1880年代的布朗牙粉广告（来源于Ebay网站）

口臭给人们的工作和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比如，东汉典故“刁存含香”讲的便是老臣子刁存口臭的故事。据称，在商讨政务时，刁存的口臭让汉桓帝实在有些受不了，但又碍于老臣身份不便明言。一日，朝务完毕，皇帝赐刁存一片丁香，令其含在口中。刁存口含丁香，却不知何故，只觉得口中辛辣、刺舌，又不敢咀嚼。他以为自己犯了大错，皇帝赐他与毒药。回到家中，他抱定必死之心，与家人诀别，经朋友家人鉴定所含之物是丁香后，方才恍然大悟。

到了民国阶段，女子争取到了更多的权利，男女婚姻恋爱也主张自由。1939年，在上海发行的一个期刊《五云日升楼》里讲了一位宁波女子因丈夫口臭提出离婚的故事。该女子时年二十五岁，受过一定教育，在1935年奉父母之命嫁给了当地同样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富二代大学生。二人结婚四年，却从未同房，最终女方聘请律师向法院提出调解离婚。

相较于女性，在古代，男性享有更多的特权，他们对色的追求也从来没有半点隐晦。中国娼妓业的长期合法化经营，文人骚客对青楼妓院的情有独钟，便是例证。性话题属于中国文化中隐的部分，在现代习惯用语中，“隐疾”亦逐步演化为单指“性病”。中国传统文化关于性学方面的知识也是相当丰富的。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对中国古人在性方面的文化与风俗有比较全面的考察，代表性著作有《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在儒释道三家中，道教的学说与实践对中国古代的性文化贡献最多。“长生”是道教修行的宗旨之一，在南方道教中别有一支专攻房中术，持采阴补阳的理论，企图以男女交合的方式实现延年益寿或治疗疾病的目的。

男子对妓女的追求使他们付出了严重的健康代价，在寻花问柳中身染疾病，“花柳病”的名称便由此而来。明代至民国期间，梅毒一直是危害中国人健康的主要杀手之一。据现在主流观点，梅毒是十五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美洲新世界反馈给旧世界的瘟神。在远航海员与当地娼妓的共同作用下，梅毒辗转传到了东南亚、东亚地区。美国作家德博拉·海登在《天才、狂人的梅毒之谜》一书中提到，贝多芬、舒伯特、舒曼、林肯、福楼拜、莫泊桑、尼采、王尔德等多名国外历史名人都身患梅毒。据传，在中国历史上，明代正德皇帝十分好色，生活荒淫，三十一岁便短命呜呼，且无子嗣。有人说他死于天花，有人说他死于梅毒，但是梅毒说似乎得到了更多的认同。

对普通人，隐疾给个人的正常社会交往、家庭婚姻关系以及心理健康造成了严重伤害。民国时期，上海报纸上关于男子身患隐疾，不敢与妻同床的故事屡见不鲜。例如，在1932年，上海一家服务于现代都市女性的杂志，《玲珑》刊登了一则“新婚夜不敢同床，原来丈夫患隐疾”的故事，讲的便是男子婚前与妓女有染，导致严重性病，以至于心感愧欠，不敢面对新婚妻子。

随着全球化的加剧，病毒、细菌、真菌横扫世界的脚步也在逐步加快。最后，陈博士还触碰了一个富有争议性的话题，即“脚气”和“脚气病”。在现代社会里，“脚气”通常是指一种由真菌引起的足部疾病，俗称香港脚。患者奇痒难耐，严重者甚至引发恶臭。该病给当事人的日常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虽然不及上述几类隐疾，但是在群居之处，传染性极强，患者也不愿意大大方方地讨论。说“脚气”主题具有争议性，主要还是源自疾病的名称。在中国历史上，“脚气病”被广泛记录，宋代车若水著有《脚气集》，题为疾病名称，但内容非也。著《脚气集》时，车若水身患脚气病，据考据，这是一种非真菌引发的疾病。《身体的气味》是一本史学著作，陈博士将重点放在了史学方面，他并未对真菌引发的脚气这一现代病置于过多的笔墨。他重点将古代“脚气病”的文化史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梳理，指出我国古代所指的脚气病可能是一种维生素B1缺乏症，也可能是由于士人长期服食丹药造成的重金属慢性中毒而引发的一种疾病。

综上所述，隐疾不仅给当事人带来身体上的煎熬，也带来了羞耻感。部分隐疾还给个人造成沉重的心理压力，甚至影响了治疗，严重时还会引发厌世或自杀行为。另一方面，通过《身体的气味》，我们可以看到，隐疾的概念从最初的“身体被衣服遮蔽处的疾患”这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慢慢缩小为特指的某些疾病，比如腋气、口气和性病，直到今天成为性病的代名词。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对“隐疾”持有的态度是逐步趋向开明的。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人除了需要满足基本生存，还需要参与到社会活动当中。因此，我们有必要树立这样一个疾病观：患者及时就医；旁人给予精神支持。这应该也是陈桂权博士书写《身体的气味》时最希望表达的一个愿望吧。

责任编辑：于淑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