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到夏天,就忍不住地狂流汗,
各种汗臭、狐臭等问题随之找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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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体味过于浓重小伙伴,不太推荐呢!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网络红人”罗永浩近日因上了“老赖”名单、被限制消费而引发新一轮热议,“欠款1.5亿元,王思聪成‘老赖’”的消息更是一度甚嚣尘上。对于“老赖”一词,很多人都不陌生。6年前,中国推出“老赖”黑名单,以惩治欠款不还的失信者,至今累计上榜者已超过千万人次,不过,对“老赖”追款、执行依然是个难题。在全世界,“老赖”都是一个难以避免的社会现象,且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特点,不少国家针对本国“老赖”也有自己独特的招数。
德国:“欠债就像戴上了脚镣”
“德国人越来越讲信用!”根据德国信用保障机构SCHUFA近日公布的“信用指南针”报告,去年,德国人按照合同偿还了97.9%的欠款,创造10年来的最高值。而在国际上,德国人也是公认的讲信用的民族。
在德语里,“债务”(Schulden)一词来源于“罪责”(Schuld),可见德国人对债务的痛恨。中文中的“老赖”则相当于德语的“Schuldner”。近来,中文直译“Lao Lai”频频被德媒引用。比如《世界报》就写道,“中国人怕丢面子,但这不适用于‘老赖’,他们在信用评级中失去了合作伙伴、熟人和社会的信任。”
为对付“老赖”,德国上世纪20年代就在柏林成立了信用保障机构SCHUFA。“我们是一个德国全民信用数据存储与公示的民间机构。”总部位于威斯巴登的SCHUFA主管约翰内斯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目前SCHUFA的数据库中存有德国6770万自然人以及600万法人的信用记录。
这些信息包括个人基本情况、住址、银行账户、租房记录、犯罪及个人不良记录等。机构获得信用信息的来源包括银行、金融机构、网络运营商、保险公司以及个人。“SCHUFA给每位居民打分,采用0-100的评分制度,分数越高,信誉度越高。”约翰内斯说。
如果居民的信用分数较低,被打上“老赖”的烙印,往往会“举步维艰”。克里斯蒂安是《环球时报》记者结识的一名德国人,他是柏林一家网络销售公司的创始人。由于创业期间在多家银行贷了款,平时消费大手大脚却不及时还款,他在SCHUFA的信用分数越来越低。“我的银行卡被冻结,不能贷款买房。其他企业查到我的分数后,也不愿与我合作。”克里斯蒂安对记者说,当地财政局曾找上门,把家里值钱的物品如钢琴、名表、皮沙发等拿走抵债。“我现在能做的只能是紧缩消费,把企业带上正轨,逐渐提高信用分数。”
德国在催账程序上非常规范。客户在收到账单30天后或在规定的付款截止日过后30天仍未付款,债权人有权加收超过银行贷款利率5%的滞纳金。3次催账警告后仍未到账,债权人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德国民间流传一个说法,“欠债就像戴上了脚镣,限制人的自由”。由于害怕欠债,德国人平时都爱使用现金。他们认为,信用卡等消费方式难以控制个人欲望,现金更能让人清楚自己的消费能力。一些名人,如前网球巨星贝克尔等因欠债不还,也被德国媒体曝光。
难怪,在德国总是能看到各种讲信用的案例。记者在德国农村的公路上,经常看到路边销售各种蔬菜和水果的“无人摊”。摊位旁有标明价格的牌子,但没有人看管。同样,德国人坐火车、搭地铁,买票完全靠自觉,在车上很少碰到工作人员查票。
不过,和许多国家一样,德国的SCHUFA也经受了不少批评,比如评分机制缺乏透明度、侵犯隐私等,甚至还有人告到法院。对此,德国联邦高级法院曾裁定,SCHUFA的具体评分算法属于企业机密,信用评分并不违法。
韩国:从被“抄家”的前总统说起
2018年12月20日,韩国87岁的前总统全斗焕因拖欠9.8亿韩元(约合人民币599万元)税款被首尔税务部门“抄家”。经3个小时的搜查,税务稽查人员在全斗焕私宅中查获电视机、冰箱、屏风、书画等部分私人财产。今年3月,全斗焕在首尔的私宅(如图)被有关部门以51.37亿韩元的价格拍卖。
1997年,全斗焕因“谋划内乱罪”“受贿罪”等被判处无期徒刑及缴纳2205亿韩元罚金。1998年全斗焕因特赦获释,至今21年过去,他仅上缴1175亿韩元罚款,其余部分以“没钱”为由迟迟不补缴。但全斗焕并非真“穷”。2012年6月,全斗焕为给长孙女在韩国顶级酒店新罗酒店风光举办婚礼,3个小时花掉上亿韩元。紧接着他又花上亿元举办洋酒派对。
由于全斗焕藏匿财产手段高明,罚金一直难以征缴到位。据了解,前述9.8亿韩元税款是2014年公开拍卖全斗焕家属财产时产生的转让所得税,因长期拖欠,全斗焕被首尔市税务部门连续三年列入“老赖”黑名单。在被“抄家”前,韩国国税厅刚公布2018年高额欠税者名单,多达5021人和2136家机构上榜,包括全斗焕。
在韩国,惩治“老赖”主要有三种方式:公布名单“羞辱”,进行税务调查,强制执法扣押财产等。因此,“老赖”在韩国的日子并不好过。
每年年底或年初,韩国国税厅都会在官网上公布年度“黑名单”。以去年底公布的名单为例,上榜者为欠税额在2亿韩元以上、拖欠时间一年以上的个人和法人。据悉,2018年韩国欠税总额共达52440亿韩元,个人最高额为250亿韩元,法人最高额为299亿韩元。截至目前,被列入高额欠税者名单的共有5.2万余人。
据了解,这项制度始自2006年,是为了惩治偷税漏税者及“老赖”的一种特别举措。鉴于“面子”文化在包括韩国在内的东亚地区非常盛行,因此将这种丑事公之于众的做法会产生不小的心理压力,促使他们尽快还清欠款。
定期对名人和高收入者进行专项稽查也是一种惯用手法。就在今年10月,韩国国税厅宣布对122名高收入者进行专项税务调查,其中包括演艺圈名人与网红博主等。他们被指控在海外购买奢侈品,生活上穷奢极欲,却没有缴纳相应税款。其中有艺人在海外演出时收取现金报酬,回国不申报;有人通过父母名下账户收取粉丝见面会门票费用,隐瞒收入。2018年,韩国国税厅共调查了包括知名艺人、体育明星等在内的881人。
此外,韩国前总统朴槿惠“干政门”主角之一崔顺实,因涉嫌收受贿赂在二审判决中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并处罚金200亿韩元。韩国《中央日报》曾在报道中称,在韩国当“老赖”不履行法院罚款,法院可将被告人强行带到劳役场。犯有行贿受贿罪的被告人涉案金额如超过50亿韩元,法院可以将其强行关押在劳役场1000天以上。
意大利:当黑手党来到家门口
作为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近些年一直债台高筑,目前意大利债务占GDP比重高达132%,严重程度仅次于希腊,是欧盟上限标准60%的两倍多。意大利多年的债务危机并非无章可循,这与意大利人民的工作生活习惯息息相关。庞大的社会保障为政府和市场带来压力的同时,也滋长了一些人的懒惰风气,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顽疾。
国家欠债,百姓也没少欠钱。虽然收入没有提高多少,消费的热情却并未降温,意大利民众在消费方面的贷款额大幅上涨。近年来,“先租后买”购车、买房贷款高达90%在意大利屡见不鲜,甚至有人买个笔记本电脑或洗衣机都要分期,“借钱”购物模式在意大利越来越普及。
意大利媒体的相关调查显示,意大利人申请的贷款经常用于偿还自己的其他债务,从而造成负债恶性循环。银行借不动,只能找亲人朋友、放贷公司,钱还不上怎么办?无须为意大利的债主们担心,在意大利,讨债办法多样。
2017年,意大利黑手党因追债制造了西乙B联赛一场12:0的假球,最终导致相关俱乐部的意大利籍投资人、意大利籍主帅以及踢假球的多名球员被捕。
在意大利,债务追讨正是现代黑手党营生创收的重要生意之一!当某一天,数位西装革履的意大利“绅士”出现在家门口,用带着西西里岛口音的声音彬彬有礼地说:先生,您的债务该还清了……你便知道,再不还钱问题会很严重。
除了黑手党,还有专业讨债公司和组织。在意大利经常会有一帮浑身狐臭的抠脚大汉坐在欠款人家门口骂闲街,或者有人花钱雇有特别体味的人去欠款人家讨债,让欠款人避之唯恐不及。意大利人的艺术细胞也不会被浪费——找人在欠款人家门上画漫画,找红灯区女郎告欠款人行为不检……试想,屡屡被一个好几年不曾洗澡的流浪汉堵在家门口要债,不还钱将是非常痛苦的煎熬。
当然,债务人也非一味当软杮子,殊死反抗和以命相抵之事也屡见不鲜。2018年7月,意大利足球运动员安德烈·拉罗萨因追债被欠款人丢入硫酸桶内,以致被活活腐蚀而死。
日本:一人“老赖”,“株连”亲友
日本是信用社会和集团社会,注重声誉和名望。如果一个人有做“老赖”的经历,那他的信用分数就会大受影响。日本社会有一套“潜规则”来惩罚信用差的人,那就是延续至今的“村八分”习俗:周围人和所属集体会与你断绝所有往来。
这个习俗还认同“一人老赖,全家倒霉”,不仅“老赖”本人会被排斥和疏远,就连其家人、亲戚甚至小学同学都会受到牵连。原因是日本人认为“老赖”的钱很可能是家人帮忙转移或使用,亲戚朋友也难逃帮凶之嫌,所以完全认同这样的“株连”。
过去媒体上曾提及某家庭因欠债不还而酿成的悲剧——父亲身陷牢狱,其子女在学校遭到孤立、霸凌,老师不闻不问,孩子最终自杀。由于在日本借钱是非常秘密的事,这类事件见诸媒体者很少,但长期在日生活的人能深刻感受到日本社会对失信者的歧视。
对于日本人来说,在社会上立足就是在所属的工作单位、小区、集团里立足,一旦失去信用被集团排斥,基本上等于“自绝于人民”。日本不大,“老赖”换一个城市也会很快被周围人知悉身份。因此,日本人首先会尽量避免借债,其次借债后千方百计掩盖、偿还。
不过,日本民间也有放贷机构,从这些地方借钱不需要抵押物,但利息很高,而且这些机构背后和暴力团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实际上,如果“老赖”潜逃,日本除了有私人侦探事务所这种正式渠道,还有“便利屋”。
便利屋不能公开营业,但一直存在于日本社会。债主雇用便利屋的人通常都能找到“老赖”。如果“老赖”真的身无分文,男的可能被卖到“黑工厂”,或者贩卖到欧美;女的可能被带到东京、大阪等大城市的风俗店,直到还上钱才放出来。如果所涉欠款金额巨大,则可能发生更恶性的犯罪案件。
很多人还记得,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出现核泄漏,一支50人的抢险救援队坚守在核反应堆附近工作,被媒体赞为“福岛50勇士”。但有日本记者卧底调查后发现,“黑社会是日本核电业的核心,‘福岛50勇士’中有不少是因欠巨额高利贷而被黑帮派来的欠债者”。某种程度上,这些欠债者别无选择,只能去当“勇士”。
来源: 环球网
一起闻屁味儿的才是朋友
笔者常常对各国的奇特风俗和文化现象感到好奇,所以只要碰到相关书籍,无论是专业书还是通俗读物、杂志,都贪读不厌。
我在此谈及我广泛的读书兴趣,不是想夸耀我的阅读力,而是因为我从杂读中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以细心出名的日本人总是对各种各样细小的素材都要加以深入研究,并把研究结果编成书刊发行。这种现象真是世界罕见。
既有毕生研究杨贵妃腋臭到底是什么味道的学者,也有专门研究一个厕所和枕头的怪人。而专门研究放屁并写出一本巨著的怪人也不少。
也有人讥笑他们喜欢研究鸡毛蒜皮的可笑行为。我曾经对韩国和中国的普通人谈到过这种现象,他们大多也是嘲笑日本人小心眼。
我曾在《瞧,这三国人》中讲过,只有理解了中国人不顾场合放屁的生理文化现象,才能很好地理解中国人。后来通过读书发现,原来日本人也有“放屁文化”。
对于连极小的生理现象也不放过的贪心的日本人来说,“放屁”自然也成为研究的对象,以至于出现了名为“放屁学”的一门“新学问”。
实际上,通过观察日本人和日本人的放屁,不仅可以窥见日本人的放屁文化,而且也是一个接近日本文化的大好机会。
首先,仅是关于放屁的专业书籍、通俗读物、小说、散文等的种类就有数百种。比如:
《放屁学概论》、《屁》、《放屁粹门记》、《一发》、《屁事典》、《屁学入门》、《放屁集》、《放屁先生》、《放屁考》……
单纯看一下日语中屁的名称,就可以知道其表现方法比其他国家丰富得多。
不同的国家对放屁有不同的称呼,汉语叫屁,韩语是放气,英语是fart,法语是pet,德语是blhung或furz,俄语是bêep,拉丁语是pedo。用p、f、b序列的发音标注“屁”的名称的情况,世界各国都基本相同。这大概是因为放屁的声音与“bong”、“beng”、“bu”、“pu”的发音相似的缘故吧。
在日语中,“屁”俗称“bu、pu”,其汉字词是“屁”,但并不仅止于此,还有其他多种俗称和表现方法。像比较文雅的名字“下风”,即底下起的风的意思。民间还称放屁为“鸣(nara)”,它来自日语鸣叫的意思,日语中“鸣”的发音在韩语中是国家(nara)这一神圣意思,而日语却是放屁的意思,这样一来,韩国的国家就变成日本的放屁了。
另外,放屁又名转矢气、人间乐器、后门笛声等。甚至还有青梅竹马的意思,表示为“一块闻屁味儿的朋友”。连屁味都一起闻着长大,大概也不亚于青梅竹马了。
最为稀奇的是,在日本还有一种把屁敬为神的习俗。据说把屁视为管理厕所的一种神。相传大正时期在冈山市有奈罗须神社,可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据说冈山农民插秧的时候,使人发笑的放屁宫却确有其实。总之,将屁都尊崇为神的多神国家大概非日本莫属了。
也只有日本才有把佛教都用屁来加以比喻的风俗。著名的高僧仙崖曾作过一幅名为《屁》的画。画中绘了一个男人屁股朝天放屁的姿态,上面还有一行毛笔字:
易把放屁想成坏东西,“扑哧”一词即“佛”也。
借放屁的声音(puchi)和日语中“佛”的发音相同来比喻放屁即为佛。
日本动画片中经常出现的名僧一休也有过类似的趣闻。有一天,一个人问一休如何才能成佛,一休立刻说:“太简单了。”同时他撅起屁股放了一个屁,然后说:
“这样就成佛了。”
因为放屁的声音与日语中佛的发音相同,所以一休说在放屁中就可以找到佛了。从这一点我们可以感觉到日本人对佛的虔诚和他们奔放洒脱的幽默,而在中国和韩国,佛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威严,绝对没有人会想到要把它用屁来加以比喻。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和韩国人的绝对理念。
屁响梅香去无踪
中、日、韩的古代笑话或民间故事中都经常出现有关放屁的故事,但不同的是,甚至在日本的近代新闻中“屁”也仍然时常登场亮相。可见,在日本人眼里,放屁也成新闻。
1897年5月18日、19日的《朝日新闻》中曾有过这样一条新闻:有一个叫胜郎的青年在妓院因为妓女不合心意而和主人吵了起来,这时主人放了一个屁,于是胜郎一气之下就拿刀把主人杀了。1964年4月13日的《东京新闻》也报道了一件以放屁为导火线的杀人事件。还有1981年3月2日东京《日日新闻》中载有一则某男子与妓女在院子里赏梅时,因路人一个臭屁而引起是非的新闻,题为《屁响梅花落》,如此优雅的标题下竟是臭气熏人的内容。明治时代有一位名为宫武外骨的鬼才,甚至留下了“监狱就是放屁王国”的警句。数次入狱的他曾在《大阪新闻》中多次描述他的亲身经验,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监狱中主要吃小麦饭,所以经常放屁,每间牢房里都嘣嘣直响,以至于看守也习惯了这种声音和气味。
还有一件发生在东京某著名监狱里的趣闻。本来监狱里是禁止窃窃私语的,但由于放屁是生理现象,所以不做禁止要求。有一天,某个牢房里突然传出了一声很大的放屁声,接着,其他牢房里也条件反射似的一时间屁声四起。于是整座监狱里都笑翻了天。
即使是在森严的监狱里,放屁也能超越了贵贱之分引起人类本能的共鸣。如此看来,放屁又似乎是调节人际关系的润滑剂。
我在日本生活期间还发现了一件事,那就是放屁和日本文学有着很深的缘分。即使把放屁看做日本文学的直接素材也不为过。
日本文学,自古就有以放屁为素材的“光荣”传统。无论是古代的和歌、俳句、狂言,还是现代的散文、小说、诗歌,都经常出现“放屁”的内容。
俳句的代表高滨虚子还有一篇题为《放屁》的随笔呢。其中写了十次放屁的始末。战后日本新一代文学的旗手,以《日本文化私观》、《堕落论》等名作而风靡日本的作家坂口安吾也留有题为《放屁先生》的名作。它描写了故事的主人公法师为忍住放屁而最终致死的命运。评论家指出,作品中蕴含了于无聊世界中洞察人间生死的作者坂口安吾对普通人的憧憬。
日本现代文人的代表之一安冈章太郎于1977年发表了《放屁集》,文章记述了他幼年在首尔(汉城)生活时,有一次不小心在一位贵妇人面前放屁的失礼行为。
小说家太宰治于1939年发表的随笔《富岳百景》中关于自己和师傅爬富士山时放屁的叙述十分有名。文章中有一名句“富士山上,还是月见草最般配”,但我觉得改为“富士山上,还是放屁最般配”似乎更恰当。
后来,师徒二人就自己有没有放屁进行了争论,但据说放屁的正是作者本人。现在师徒二人都不在人世了,所以关于“放屁”的争论也就成了日本文学史上永远的悬案。
日本的名人和放屁有缘。与柳田国男并称为“日本民俗学两大泰斗”的天才南方熊楠少年时曾为研究屁的颜色而在澡堂里进行过实验。但最终只留下了“根据食物的不同,屁可以有5种颜色的假说”后,就中断了研究。
据说著名的诗人、野鸟研究家中西悟当曾用屁声演奏日本国歌《君之代》。用屁声演奏乐曲,不用说实际去做,就是只说一说也是很困难的,而中西悟当竟然能做到,这真不能不让人惊叹。用肮脏的屁来演奏神圣的国歌,在韩国和中国是绝对不可以想象的。在这两个国家,谁敢用屁声来演奏国歌?
日本著名的思想家、五千日元纸币的征象人物新渡户稻造据说也十分喜欢与朋友谈论放屁。
这次再讲一个我在日本亲身经历的放屁逸事。大约是三年前,有一天,我去广岛的一家百货店买皮鞋。正当我在皮鞋柜台前东张西望的时候,一个漂亮的女店员走过来,一边问“您买皮鞋吗”,一边向我仔细介绍各种皮鞋的特征、优点、产地等。
然后店员从柜台里拿来了我看中的皮鞋,蹲在地上让我试穿。我穿上鞋后,她拿来镜子,仍然蹲着让我看脚后跟是否满意。
正在这时,不幸的事发生了。偏偏那天我小肚子不好受,虽然一忍再忍,但最终还是“嘭”地放了一个响屁,其气味之臭,不用说我自己,就连30米内的人也得捂鼻子。而那个女店员正好在我的屁股下方跪着,但她却面不改色,仍然微笑着问我:
“您决定买这双了吗?”
被熏了毒气却仍然不忘微笑服务的店员让我十分敬佩。同时又十分羞愧自己偏偏在那个时候放屁。
如果是在中国,店员说不定会抱怨:
“您的屁可真够厉害的,到底吃什么东西了呀?”
更有趣的是日本小孩毫无顾忌地以放屁为素材写诗。
1983年7月1日《读卖新闻》的《儿歌》栏里有一首5岁孩子描写放屁魄力的诗《肚子》,不妨看一下。
打嗝是肚子里的地震,
发热是肚子里的春天,
放屁是肚子里的爆发。
1992年4月18日,该专栏也刊登了一首3岁孩子写的题为《放屁咏》的童诗:
无声的屁出来了,
悄悄话一样的屁啊。
在一本名为《给一年级一班老师》的学生作文集的小册子上,也有一首小学一年级学生写的有趣的童诗,题为《爸爸》:
爸爸想对我发火的时候,
爸爸放了一个屁,
于是妈妈对爸爸大发脾气。
这些童诗着实让人忍俊不禁,它向我们展示了不仅不把屁视为肮脏且无足轻重的东西,反而从小就毫无顾忌地加以吟咏的日本风俗。我们从中可以发现能够体现人的本能主义的轻松活泼的日本文化风情。
我们从中更可以读出连放屁都做记录的日本人的记录精神和正视放屁并使之散发薰香的日本文化的轻妙洒脱之处。
“喝你洗澡水”摘自《中国人 日本人 韩国人》作者:金文学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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