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目录：

• 1、狐臭到底可不可怕？看完涨知识了
• 2、洪纬读《身体的气味》︱“隐疾”给人带来多大伤害？
• 3、历史的尘埃——古代媒婆说的“门当户对”，跟现在有什么不同？

狐臭到底可不可怕？看完涨知识了

■文｜民间百科 孔如也

每日百科：狐臭：非疾病，遗传，衡量夫妻关系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天下人苦狐臭久已，连持刀女强人张雨绮也未能幸免。

被气急败坏的前夫袁巴元捅出有狐臭，虽不知真假，却也能看出，“你有狐臭”这样一句话，对一位女性而言，无异于往粪坑里投了一枚深水炸弹，苦心经营的“新时尚女性”形象顷刻间瓦解。

单看名字，“狐臭”二字就可以让人感觉到深深的恶意。

在古代医学中，狐臭被看作是一种带有歧视眼光的疾病，之所以说歧视，是因为长期以来有无狐臭曾关系到万千女性的婚姻大事，乃至发展成一种婚俗禁忌，在那些年代，如果一位待出阁的大家闺秀，被曝出有狐臭，这位姑娘的一生基本上就毁了，婆家人不会允许一位有狐臭的女性来污染自家“优良”的基因，即使她的家境再好，即使她的长相再漂亮，都掩盖不住那若有若无的味道。一旦发现这种情况，婆家人会义正言辞地拒绝这门亲事，知道姑娘有狐臭的婆家人拥有对婚姻的“一票否决权”。

作为一种婚俗禁忌，普遍为社会所接受。比如在河南省的西部和西北地区曾普遍存在一种现象，偃师民间曾认为“狐臭之家为门第不清”，中国人向来讲究门第，倘若原本和自家属于门当户对的一户人家，忽然得知这户人家有狐臭史，便被认为不怎么清白，原先的档次将下降无数倍，至于联姻一说，更被视为“高攀”，自然是难中之难。

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其他省份，比如山西省太原北郊向阳镇，明末清初时择偶前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盘根问底对方的家庭有没有狐臭；陕北人则有一种观念，认为穷不扎根臭扎根，也是一样的道理；西宁地区汉族旧式婚俗之一，有类似今天我们的婚前体检，其中男女任何一方倘若“袖子长”（即指有狐臭，所以你看，很多人甚至狐臭一词都讳莫如深，用袖子长短去形容狐臭），即使其他条件都是一等一的好，这门婚事也会赶紧说拜拜；在四川成都附近的旧式婚姻中，也有一项习俗，结婚之前，南方派人去女方家中，其中一项就是“叫到身边来坐，闻一闻”，闻出味道的话，这门婚事就只能不了了之。

很多人无法反驳这是一种偏见，所以痴男怨女何其多，爱情悲剧也何其多。倘若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真正敢于反抗世俗眼光的，都是少数。李峰教授在《传统婚俗中的狐臭禁忌考论》一文中，曾提到豫西巩义市的一些农村，也将打听门族有无狐臭当成一个规矩，在当地的一个小山村，一对恋人因女方有狐臭，而遭到男方家庭的极力反对，但小伙却很有骨气，全然不顾家里人的眼光，最后这对恋人虽然修成了正果，但小伙却因为一意孤行被家人断绝了往来。

后来证明，这段荒唐历史虽然很不近人情，却误打误撞地命中了现代生物学证明的狐臭会遗传的事实。

今天的遗传学表明，位于人类16号染色体上的一个基因位点的等位基因G和A，其中G是狐臭的罪魁祸首，父母若携带这种基因，他们的孩子患有狐臭的概率将远远大于常人。有学者也曾对490例患者的4代家族成员进行了调查，发现有家族史的占比高达89.58%。

狐臭到底是不是遗传病？

遗传是已经被证实的，但是狐臭是不是一种疾病，可能还有待商榷。

首先，我们可以试图搞清楚狐臭产生的机理，狐臭的产生离不开人体的汗腺，人体的汗腺又分为大汗腺和小汗腺。小汗腺遍布全身，一般是没有味道的，而大汗腺主要分布在腋窝、乳晕、肛周和外生殖器部位，排出的汗里有蛋白质和脂肪酸，被细菌分解后会产生一种气味。

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中国人的狐臭史可能比西方国家短太多了。有数据表明，在中国，大约只有5%的人又狐臭，而在华北平原，这个数据甚至降到了1%，反观其他人种，白色人种的狐臭率达到了90%，黑色人种的狐臭率一度高达99.5%。

知乎上@Lee Sean关于这种情况的解释很有意思，在动物中，气味拥有交流信息的作用，绝大多数动物的嗅觉都很灵敏，例如狗会通过撒尿识路，养过猫主子的人在回到家后，猫主子干的第一件事就是闻闻你身上的味道，看看你这一天去哪觅食去了。类似的解释还有体味在性吸引和配偶的选择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某些地区，社会习俗无法接纳有体味的人，人们会因为有体味而丢失工作，在中国一些地区，则演变成门第清不清白的重要衡量标准。究其原因，可能要追溯到我们的祖辈，在某个人人都有体味的年代，为了适应气候，产生了变异。

大部分中国人能够逃脱狐臭的困扰，实在是一件类似X战警中人类产生变异的小概率事件。

在这种解释中，体味就是味道很轻的狐臭，狐臭就是味道很重的体味，所不同的只是人类16号染色体中某个基因在漫长的时间里，究竟保留下来多少的区别。

所以，看到这里，很多因为狐臭而自卑的朋友，大可不必如此介怀。你看人家拿破仑，有一个段子是这样说的，当年一身戎装的拿破仑在战场上怎么也忘不掉爱妃身上那股令人痴迷的香味，临归之前，他迫不及待地写情书叮嘱自己的爱妃，文末是简短的一句：“别洗澡，我快回来了！”一个痴汉的形象跃然纸上。

这句话让人浮想联翩的同时，也能表明：相较于各类香水，拿破仑可能更喜欢自己妻子身上的体香，或者说可能就是狐臭。

当然，这种情况在今天看来，基本上不会再发生了，因为掩盖气味的方式多了起来，而现代比较开明的父母，也不会追根刨底似的去打听“你有没有狐臭？”显得很是神经质。

社会发展到现在，传统的一些婚俗禁忌，如果是并不能产生实质意义的，也早已被摒弃掉了。对待狐臭这件事，其实处理起来也简单，若是你觉得味道难闻，现代医学和非医学的手段如此之多，你可以尝试去咨询医生或者美妆达人，若是你觉得无必要，闻着就是了。

至于想用这件事让别人产生异样的眼光来损害人的形象，实在没有必要，况且夫妻一场，袁巴元此举真的不怎么地道，反观下面这种人才是最爷们的。

所以，有没有狐臭和你爱不爱自己媳妇儿或者老公，是两码事。

参考资料：1、《传统婚俗中的狐臭禁忌考论》，李峰2、《狐臭是怎么产生的？》，知乎@Lee Sean的回答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0322809/answer/48728455

洪纬读《身体的气味》︱“隐疾”给人带来多大伤害？

洪纬

《身体的气味：隐疾的文化史》，陈桂权著，四川大学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184页，36.00元

封城的日子里，你最希望做的却无法立刻实现的事情是什么？我的愿望是能够和朋友们线下聚聚会，去图书馆翻翻书，看看博物馆，逛逛水族馆……总之，就是走出方寸之间，回到大千世界。我想，这也是大部分人的愿望。而一旦进入人群，我们便难免遇到形形色色的人——闻到千奇百怪的体味。

关于人体散发出的气味，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在他著名的个人哲学思考录——《沉思录》中向读者发问：

遇到患有狐臭的人，你会生气吗？

遇到患有口臭的人，你会生气吗？

你怎么善待这样的麻烦？

这位皇帝认为这些气味是很自然的东西，人类应该理性对待。但是，在现实世界里，要对这个问题做到理性，谈何容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在与人的交往过程中不知不觉会充分调动全身的感官系统探知对方，包括嗅觉、触觉、听觉、视觉乃至味觉。大家对汗臭和脚臭都不陌生，它们给我们的嗅觉感官带来强烈的刺激，令人相当不快。倘若遇到有严重狐臭或口臭的人，这种刺激感可能会更加强烈。

俗语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狐臭和口臭并不引发疼痛，仅仅是给交往对象带来一些感官上的“麻烦”，它们是否能被归为“病”类呢？在《身体的气味》中，作者陈桂权博士将它们归为被称为“隐疾”的一类疾病。在现代习惯用语中，隐疾多指性病，事实上，在古代它所指的内容相当广泛，但凡涉及隐私或者难言之隐的病症都可计入其中，而那些表征不明显的病症和问题也可用隐疾来指代。陈博士在《身体的气味》中着重讨论了几个当下比较敏感的主题：狐臭、口臭、性病和脚气病。

作为一位非医学史从业研究人员，作者没有囿于医学史的内史范畴，而是将关注点放在了文化层面，吸纳了众多明清笔记小说、当代小说和逸闻轶事，畅其旨趣。阅读该书时，浓郁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隐疾给当事人生活造成的巨大负面影响展露无疑。用这些史料来探讨隐疾文化史最为恰当不过，也是书写一部大众史学读物的巧妙之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引发狐臭的原因认识不清，认为它可能是一种传染病，抑或是一种遗传性疾病。譬如，唐代医家孙思邈便认为得狐臭有天生与传染两种途径。这些传统观念或曰医学理论直接影响了人们对伴侣的选择。四川省凉山诺苏人认为狐臭具有遗传性，与这些“病患”联姻被视为大忌。在成都市，相亲过程还有这么一个阶段：男方托人到女方家中去看门户，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把待嫁女子叫到身边来坐，闻闻有无狐臭。

在婚姻不自由的年代，女子只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男子则享有相当不同的待遇，婆家对媳妇不满意，要么休妻要么纳妾。其实在古人的现实生活中，休妻、纳妾并不是由着男人的性子来。晚清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便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浪荡子龙光因妻子有狐臭想纳妾，妻子同意，可惜老爹不允，龙光便与妻舅串谋，害死了亲爹。

史学家黄永年说，中国人有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喜欢把异族骂为畜生。出于对异族的偏见与歧视，汉文化将腋气与“胡臭”联系起来，进而再将“胡臭”变成“狐臭”。这种叫法延续至今，根蒂是歧视异类的文化隐疾。古代志怪小说也有描述人与狐狸精发生情愫，并最终染上狐臭的故事，从中更能直观体会汉文化对“狐臭”的偏见。在河南省某些地区，狐臭又被称为“门病”，被认为是门第不清所致。

现代医学已经证明狐臭不具有传染性，全因个体腋下大汗腺过于发达所致，只是它具备遗传性。经过一定的治疗，狐臭可以得以消除或者减轻。

至于口臭，对身体健康的人来说，重点是需要保持良好的口腔清洁习惯。在《身体的气味》中，作者对口腔清洁史做了一番清晰的梳理。大概最晚在东晋时期，人们已经知道用盐末揩齿来清洁牙齿。后来人们又发明出了劳牙散、揩牙散之类的牙粉，以指点药，揩在齿上。宋代佛门弟子在日常起居中也很重视洗漱、揩牙。宋代《禅院清规》规定早晨起来盥洗漱口，步骤如下：“使用齿药时，右手点一次，揩左边，左手点一次，揩右边。不得两手再蘸。恐有牙宣（笔者注：牙龈出血，严重化脓）口气过人。” 《红楼梦》中大观园内的公子小姐们在漱口之前都会先用青盐擦一遍牙齿。青盐常被做成棱柱形状，方便使用。除了用手指揩牙，古人还会用揩齿布，我国大约在晚唐时期就有揩齿布了。

虽然洁牙剂可以追溯至古代，但是，西方牙粉和牙膏被引进中国时，还是经过了一番曲折的。在十九世纪末，洋货牙粉和牙膏在中国的主要使用者是学生、公务人员、社会名流、名妓等，刷牙成为“文明人”的象征之一。对新生事物，人们需要一段接受过程，担心用毛刷长久地刷牙，牙齿会坏掉。1876年的《格致汇编》就说：“有人喜欢用牙粉刷牙，此质虽能令牙齿变白，但久用之，则外壳消磨净尽，而牙易坏。” 其实这种担心也不无道理，我于硕士期间做口腔微生物学研究时，一位在国际知名公司负责口腔护理产品研发的专业人士便告知，有些品牌的牙膏里添加了一些磨损牙釉质的物质，期望达到美白牙齿的效果。尽管过程曲折，在1915年，汉口民生化学制药公司已经开始制造国产牙膏。

关于上述各种洁齿方式在社会上的普及度，我们不可过于乐观。历史上，莫说程序复杂的揩齿，就连能够做到简单漱口的人也不多。2004年，一项调查显示，现代中国人的刷牙率虽然猛然上升，但至少还有三亿人不刷牙，而且大部分坚持每天刷牙的人都没有掌握正确的刷牙方式。

1880年代的布朗牙粉广告（来源于Ebay网站）

口臭给人们的工作和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比如，东汉典故“刁存含香”讲的便是老臣子刁存口臭的故事。据称，在商讨政务时，刁存的口臭让汉桓帝实在有些受不了，但又碍于老臣身份不便明言。一日，朝务完毕，皇帝赐刁存一片丁香，令其含在口中。刁存口含丁香，却不知何故，只觉得口中辛辣、刺舌，又不敢咀嚼。他以为自己犯了大错，皇帝赐他与毒药。回到家中，他抱定必死之心，与家人诀别，经朋友家人鉴定所含之物是丁香后，方才恍然大悟。

到了民国阶段，女子争取到了更多的权利，男女婚姻恋爱也主张自由。1939年，在上海发行的一个期刊《五云日升楼》里讲了一位宁波女子因丈夫口臭提出离婚的故事。该女子时年二十五岁，受过一定教育，在1935年奉父母之命嫁给了当地同样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富二代大学生。二人结婚四年，却从未同房，最终女方聘请律师向法院提出调解离婚。

相较于女性，在古代，男性享有更多的特权，他们对色的追求也从来没有半点隐晦。中国娼妓业的长期合法化经营，文人骚客对青楼妓院的情有独钟，便是例证。性话题属于中国文化中隐的部分，在现代习惯用语中，“隐疾”亦逐步演化为单指“性病”。中国传统文化关于性学方面的知识也是相当丰富的。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对中国古人在性方面的文化与风俗有比较全面的考察，代表性著作有《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在儒释道三家中，道教的学说与实践对中国古代的性文化贡献最多。“长生”是道教修行的宗旨之一，在南方道教中别有一支专攻房中术，持采阴补阳的理论，企图以男女交合的方式实现延年益寿或治疗疾病的目的。

男子对妓女的追求使他们付出了严重的健康代价，在寻花问柳中身染疾病，“花柳病”的名称便由此而来。明代至民国期间，梅毒一直是危害中国人健康的主要杀手之一。据现在主流观点，梅毒是十五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美洲新世界反馈给旧世界的瘟神。在远航海员与当地娼妓的共同作用下，梅毒辗转传到了东南亚、东亚地区。美国作家德博拉·海登在《天才、狂人的梅毒之谜》一书中提到，贝多芬、舒伯特、舒曼、林肯、福楼拜、莫泊桑、尼采、王尔德等多名国外历史名人都身患梅毒。据传，在中国历史上，明代正德皇帝十分好色，生活荒淫，三十一岁便短命呜呼，且无子嗣。有人说他死于天花，有人说他死于梅毒，但是梅毒说似乎得到了更多的认同。

对普通人，隐疾给个人的正常社会交往、家庭婚姻关系以及心理健康造成了严重伤害。民国时期，上海报纸上关于男子身患隐疾，不敢与妻同床的故事屡见不鲜。例如，在1932年，上海一家服务于现代都市女性的杂志，《玲珑》刊登了一则“新婚夜不敢同床，原来丈夫患隐疾”的故事，讲的便是男子婚前与妓女有染，导致严重性病，以至于心感愧欠，不敢面对新婚妻子。

随着全球化的加剧，病毒、细菌、真菌横扫世界的脚步也在逐步加快。最后，陈博士还触碰了一个富有争议性的话题，即“脚气”和“脚气病”。在现代社会里，“脚气”通常是指一种由真菌引起的足部疾病，俗称香港脚。患者奇痒难耐，严重者甚至引发恶臭。该病给当事人的日常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虽然不及上述几类隐疾，但是在群居之处，传染性极强，患者也不愿意大大方方地讨论。说“脚气”主题具有争议性，主要还是源自疾病的名称。在中国历史上，“脚气病”被广泛记录，宋代车若水著有《脚气集》，题为疾病名称，但内容非也。著《脚气集》时，车若水身患脚气病，据考据，这是一种非真菌引发的疾病。《身体的气味》是一本史学著作，陈博士将重点放在了史学方面，他并未对真菌引发的脚气这一现代病置于过多的笔墨。他重点将古代“脚气病”的文化史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梳理，指出我国古代所指的脚气病可能是一种维生素B1缺乏症，也可能是由于士人长期服食丹药造成的重金属慢性中毒而引发的一种疾病。

综上所述， 隐疾不仅给当事人带来身体上的煎熬，也带来了羞耻感。部分隐疾还给个人造成沉重的心理压力，甚至影响了治疗，严重时还会引发厌世或自杀行为。另一方面，通过《身体的气味》，我们可以看到，隐疾的概念从最初的“身体被衣服遮蔽处的疾患”这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慢慢缩小为特指的某些疾病，比如腋气、口气和性病，直到今天成为性病的代名词。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对“隐疾”持有的态度是逐步趋向开明的。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人除了需要满足基本生存，还需要参与到社会活动当中。因此，我们有必要树立这样一个疾病观：患者及时就医；旁人给予精神支持。这应该也是陈桂权博士书写《身体的气味》时最希望表达的一个愿望吧。

责任编辑：于淑娟

历史的尘埃——古代媒婆说的“门当户对”，跟现在有什么不同？

原创 西洲

“门”字最早出现于商殷的甲骨文，是典型的象形文字。《说文解字》中记载：“门，闻也，从二户，象形。凡门之属皆从门。”《辞海》中，“门”被解释为建筑物出入口上用作开关的设备，也指出入口。门更完整的说法应当是“门户”， 在中国古代，单扇为户，双扇相并才能称作门。

门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又不可或缺，具有联通和隔绝双重作用，既是通行的必经之道，又能分割空间，划定空间界限。在中国古代建筑中，门作为一个重要部件，在实用性和美学观赏性上都具有重要意义。此外，门的象征与隐喻也十分值得说道。

“朱门”为啥是富贵人家的象征？

杜甫有诗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意思是说富人家的酒肉飘散出诱人的香气，而路边饿死冻死的穷人却无人理睬。在文学表达中“朱门”是富贵人家的象征。

明代仇英《汉宫春晓图》中的“朱门”。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在古代中国，整个社会都遵循着宗法制与礼乐制建构的等级秩序。这种秩序体现在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门作为建筑物的“脸面”，成为礼制思想的集中体现。

门最重要的部分是门扇，在中国古代建筑中，门扇大多是用木板制成的。一般住宅门扇大概60厘米宽，寺庙、宫殿等大型建筑的门扇宽度能达一米甚至一米以上。这种门扇由几块木板横向拼成，一般被称为 “板门”。板门的拼接，最简单的办法是在门板后面加上几条横向的木条，再用铁钉由外向里将木板与横木固定在一起。为了保持美观，这种钉子头都做得比较大，而且表面光滑，于是在门板上留下了成排的整齐的钉头，称为“门钉”。木门长年累月地经受风吹日晒，很容易受到损坏，所以要涂上油漆做保护。

明代顺贞门。来源/故宫博物院

门扇要开、关，在关闭时外人来了要叩门，主人出门后要锁门，于是在门扇的中央安装叩环和门锁。古人称门叩、门环称为“铺首”或“门钹”，并将其做成兽面的样子以驱妖避邪。《后汉书·礼仪志》中记载：“……以施门户。代以所尚为饰。……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闭塞，使如螺也。”螺蛳是铺首的原型，传说螺蛳遇到不利情况，会将头缩回壳中，以保证自己的安全，所以门上使用它的形象，象征坚固与保险。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工匠的不断创造，逐渐演化出我们如今所见的铺首兽面。门钉、铺首、油漆，都是门扇上具有实际功能的构件。

兽首鎏金铜铺首。来源/南越王博物院

清代锦屏狮头铜门环。来源/贵州省民族博物馆

在中国古代，对于门的油漆颜色、门环材质、门钉数目、铺首兽面等都有明确规定。红色一般被认为是正色，是喜庆的颜色，因此朱漆大门是至尊的标志，只有皇室家族才能用朱门。黄色大门也是高贵的象征。明初，朱元璋曾规定： 公侯门用金漆及兽面； 一品二品官员，门用绿油及兽面； 三品至五品，门用黑油； 六品至九品，则应使用黑门铁环。颜色和材质由高到低，等级分明。因此，当时一个家庭的等级，完全可以从一扇门中看出来。

清代乾隆皇极门。来源/故宫博物院

门当和户对：我原来只是为门服务的

为了承托门扇，往往会在门的下面设置墩台，这种墩台被称作门枕石。门枕石一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放在门扇内，一部分放在门扇外，放在门扇外的这一部分也被当时的人们称作“门当”。

石狮子门枕，辽大安三年，一对，高37.5厘米，宽50厘米。来源/故宫博物院

门当最原始的功能是固定门扇，一方面支撑门扇，防止大门前后摇晃；另一方面平衡大门内外力量，使门扇开关灵活。门当中最早出现，也是最常见的形状是鼓状，因而也称为“抱鼓石”。关于这一名称，有说法是鼓声厉如雷霆，民间百姓相信敲鼓能趋吉避凶。

东汉西王母、狩猎、车马出行抱鼓石画像石。来源/淮北市博物馆

古代只有高门大户才配有门当，不同等级的家室，门当的大小、形制也不尽相同。门当的大小由官衔决定，明清时期的律法明确规定了官员宅第的等级规范，由于不同等级门宅的间架不尽相同，相应地，门户的大小也有所不同。官职等级越高，门户越大，相应的门当也就越大。

北魏石雕螭首，北魏明堂遗址出土一件石雕螭首门枕石，现藏于大同市博物馆。

就门当的形状而言，皇族或官府的门当为狮子形；高级武官的门前用抱鼓形的狮子，低级武官的门前用抱鼓形有兽头的门当；高级文官的门前用箱形有狮子的门当，低级文官用箱形兽面的门当。

另外，门当的纹饰也与宅第主人的身份紧密关联。如果镌刻花卉图案，表明该宅第为经商世家；如果为素面无花卉图案，则为官宦府第。门当的纹饰还寄托了不同的寓意与追求，如雕刻莲花的，借其出淤泥而不染的特点，蕴含为官必须清正廉洁之意；雕刻青松、翠竹、腊梅的，借其凌雪傲霜的特点，隐喻高尚的情操和品行；还有的雕刻鲤鱼、蝙蝠、桃子等动植物，凡此种种，无一不体现着人们对长寿、丰足和兴旺的追求。

清代海马纹方形门枕石。此块门枕石为方形，鼓心雕刻了十四只蝙蝠在云朵中飞舞，寓意“洪福齐天”，现收藏于南京民俗博物馆。

根据建筑学上的和谐美学原理，有门当的建筑必须有“户对”。户对位于门楣两侧上方，其原始功能就是用来固定连楹。户对多为圆柱形或六角柱形的木雕或砖雕，上面大多刻有以瑞兽珍禽为主题的图案，一般纯圆柱形为文官，六边形方柱为武官。由于这些短柱位于门户之上，并且都是成双出现，故名“户对”。又因形似妇女头上的发簪，也称之为“门簪”。其中用木头雕刻的户对位于门楣上方，而用砖雕刻而成的则位于门楣两侧。

清代浮雕人物石门簪，现藏于福建中国闽台缘博物馆。

户对与门当一样，都是宅第主人身份的象征。户对的数量一般与宅第主人的品级相关联，一品到五品的官员，户对的数量可以为六个； 六七品的官员，则可以为四个； 七品以下的官员，只能有两个； 另外，不为官但是富有的大户人家也可以有两个户对。“户对”上面往往也雕刻着成“吉祥如意”“福禄寿喜”“惠我迪吉”等等，表达了宅主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彰显了不同的身份和社会地位。

“户对”上面往往雕刻着吉祥如意等纹饰，表达了宅主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来源/恭王府博物馆

在相对内敛的古代社会，大户人家往往财不外露，一般很难打听到别人的财富状况。等儿女们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在双方定亲之前，父母都会委托人到对方大门前认真查看。通过“门当”和“户对”的数量、形状及上面雕刻的纹饰，基本能了解到对方家庭所从事的行当、地位、财富与权势。凡有“门当”的宅院，一般都有“户对”。这既符合建筑学上的和谐美学原理，也有成双配对、永不分离的意思。这种寓意和理念，正好符合古代男女婚配的美好愿望。所以，“门当户对”便逐渐成为衡量男女双方是否合适婚配的重要指标。并逐渐固定为一种隐喻，并延续至今成为择偶时的隐形规范和价值观念。

莫高窟第12窟中的婚嫁图。来源/敦煌研究院

在宗法制主导下，门户往往还代表着一种血缘和传承关系。中国古代将一个家庭的家风称为“门风”，将一个家族的资望称作“门望”，在朝官员犯了法，不但自身被判死刑，还可能会株连九族，祸及满门，称为“门诛”。武侠小说中，门、派、宗、帮等各有不同的含义。一般开创了某种独门技艺的以家族传承为主的才称作门，比如拥有独门暗器的“蜀中唐门”，门人都为族中子弟，不收外族人。在现代，同一个老师带的研究生也会被称为出自同一“师门”。

在我国一些地方，会把有狐臭的人称为“门户不好”，并将狐臭作为谈婚论嫁时的重要禁忌。为何会有此种称呼及习俗？《门事禁忌：一种地方性制度及其社会建构》一文中称：“狐臭”来源于“胡臭”。由于古时西域人体味比汉人重很多，人们认为有腋臭的人大多是胡人。古时中国有着异族不婚的传统，狐臭被认为是不同种族的象征，又因为狐臭具有遗传性，被称作“门病”，所以有狐臭的人会被认为是“门户不清”。

震惊！历史上竟真有“鬼门关”

由于出入和通行是门最重要的功能，很多形状如门的地方也会以“门”来命名，比如荆门、鹿门、龙门等，并由此衍生了不少故事和传说。比如“鲤鱼跃龙门”中的“龙门”便位于河津市的禹门口。而让人没想到的是，神话传说中存在于阴曹地府的“鬼门关”居然也是古时的关隘名称。

龙门图。来源/袁长江主编《山西老地图》，三晋出版社2010年版

神话传说中的鬼门关是人死后到阴曹地府报到的第二道关卡，两旁有十八个鬼王和把门小鬼把守。森严壁垒、铜墙铁壁，牢不可破。

而历史上的“鬼门关”位于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西，介于北流、玉林之间，为中原通往岭南乃至交趾（今越南中北部）的交通要道。这里双峰对峙，中成关门，其间不过30步。由于地处潮湿环境，这里瘴气滋生，蚊虫鼠蚁繁多，夜里被一团白雾笼罩，鸦雀悲鸣，甚是可怕。民间谚语云：鬼门关，十人去，九不还。

历史上的“鬼门关”位于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西，介于北流、玉林之间，上图所示陆路段为“鬼门关”具体位置。来源/节目《寻踪古道·鬼门关》截图

唐代之前，“鬼门关”有过多种称呼。《旧唐书》和《舆地纪胜》等都说鬼门关原称“桂门关”。至唐代时，常有罪犯宦官、诗人流放到广西。唐代著名宫廷诗人沈佺期因贪污与谄媚张易之，被朝廷流放驩州（今越南北部），途经桂东南古越道上一个古关隘时有感而写下《入鬼门关》，诗云：“昔传瘴江路，今到鬼门关。土地无人老，流移几客还。自从别京洛，颓鬓与衰颜。”自此，桂东南古越道上便有了“鬼门关”之名。加之习惯在北方和中原生活的官员被贬谪，途径鬼门关，几乎无生还之望，从此，“鬼门关”之称盖过了它原来其他的称呼。

“鬼门关”之名广为流传，是由于唐宰相李德裕（一说杨炎）在其被贬途中所作的《贬崖州》一诗。诗云“一去一万里，千去千不还。崖州在何处，生渡鬼门关。”苏东坡遭贬儋州时，同样路过此地，他写下《路过鬼门关》 诗：“自过鬼门关外天，命同人鲊瓮头船。北人堕泪南人笑，青嶂无梯闻杜鹃。”此后，众多诗人借“鬼门关”之名宣泄自己的苦闷和哀愁，“鬼门关”恶名在“文人圈”中迅速蔓延开来。

清代叶衍兰绘苏轼像。来源/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编《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在这三个“过鬼门关”的名人中，仅有李德裕死于贬地崖州，应了其“千去千不还”的预言。沈佺期并没有死在驩州，神龙年间（705-707年）还京累官至中书舍人和太子詹事，官越当越大。同样苏轼也并未亡于儋州，而是死于北归还朝的途中。

明宣德五年（1430），时人于山门东侧的石壁上刻凿“天门关”三个大字和一首小诗曰：“行行万里度天关，天涯遥看海上山，剪棘摩崖寻旧刻，依然便拟北流还。”迄今，峭壁之上“天门关”三个大字依旧赫然在目，但那首小诗已字迹漫漶，难以辨认。

“门”何以成为事件

1972年6月17日，以美国共和党尼克松竞选班子首席安全问题顾问詹姆斯·麦科德（James W. McCord, Jr.）为首的5人，潜入位于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在安装窃听器并偷拍有关文件时当场被捕。在各方质疑下，尼克松总统最终于1974年8月9日正式辞职，从而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被迫辞职的总统。这一美国政坛丑闻被称为“水门事件”（Watergate scandal）。

尼克松（左）。来源/pixabay

此后，人们经常用“水门”来代指这一事件。又因“水门事件”引起巨大轰动，在美国具有高曝光率和强影响力，因此该事件与 “丑闻”这一概念紧密相连。随着语言的发展演变，词缀“-gate”逐渐引申为“类似水门事件的丑闻”。

最初“某某门”只用于美国政界，如代指美国与伊朗秘密进行武器交易，以武器换人质，并用出售武器款项转移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军一事的“伊朗门”；指代1980年里根与卡特竞选总统时的最后一场电视辩论前，里根班子设法窃取了一份卡特辩论的演讲稿，从而在电视辩论中占了上风的“辩论门”等等。

里根。来源/pixabay

随着各国的文化交流，“某某门”也逐渐在其他国家中出现，其表意范围不断扩大，逐渐从政治丑闻延伸成具有轰动效应的事件，至今被广泛使用。

古往今来，门户始终占据环境空间的首要位置，它是中国建筑文化的大门。打开这扇门，我们看到了中华文明的深厚积淀，感受到中国丰富的传统文化与民俗观念，也体会到了门肩负着的，一代又一代人的物质保障和精神力量。

明永乐午门。来源/故宫博物院

参考文献：

[1]楼庆西.中国建筑的门文化[M].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

[2]陈清.论“门当”“户对”的文化内涵[J].装饰,2006,(08)

[3]李思涵.从“门当户对”看中国传统观念的传播研究[J].东南传播,2022,(03)

[4]张峰,熊红丽.浅谈中国古代礼制对“门”的影响[J].企业导报,2012,(08)

[5]丁娜.浅析中国建筑中的门文化[J].潍坊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16,29(04)

[6]游小倩.“门”和“门”所参构语词的语义分析及文化内涵[D].福建师范大学,2011.

[7]邓敏杰.正本清源天门关——从俗称讹传北流“鬼门关”说起[J].广西地方志,2020,(04):24-29.

[8]邓辰辉.门事禁忌：一种地方性制度及其社会建构[D].华东师范大学,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