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汗腋下也难闻!狐臭究竟从何而来?该如何去除?一文教你准确认知,可帮助改善
“每当夏季来临,街上的热闹和炎热似乎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然而,对于许多人来说,夏天还带来了一种难以言说的困扰——那就是狐臭。你是否曾经在挤公交车或在人群中时,突然闻到一股刺鼻的气味,然后不禁自问,这是不是来自于我自己?又或者,在家庭聚会后,你的亲人私下提醒你,你的体味似乎有些...特别?狐臭,这个让许多人尴尬又不易启齿的问题,其实并不罕见。但你知道吗?即使不出汗,腋下的异味也可能依旧存在。是的,狐臭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
“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将带你深入了解狐臭的真相——它从何而来,为何会发生,以及最重要的,如何有效地去除它。从生活习惯的调整到医学治疗选择,我们将一起探索各种实用的方法,不仅帮助你减轻狐臭,还能提升你的生活质量。让我们一起揭开狐臭的神秘面纱,迎接一个清新自信的夏日吧!”
狐臭,一词常令人尴尬,但其实它是一种普遍且可以被管理的身体现象。要正确处理狐臭,首先必须理解其成因及广泛存在的误解。
狐臭究竟是什么?
狐臭,医学上称为腋臭,是由腋下特有的顶皮腺分泌的汗液在细菌作用下产生的特殊气味。不同于普通的汗液,顶皮腺分泌的汗液含有脂肪酸和蛋白质,这些成分在细菌分解后,产生了独特的、较强烈的气味。
成因解析:不仅仅是汗水问题
狐臭的形成并不单纯是汗液过多导致。实际上,它与体内激素水平、遗传因素以及某些生活习惯有关。例如,青春期激素变化、某些食物的摄入,都可能导致顶皮腺活跃,从而加剧狐臭问题。
普遍误区:不出汗就不会有狐臭?
一个常见的误解是,不出汗就不会有狐臭。这是不准确的。即使汗液分泌不多,汗液中的脂肪酸和蛋白质仍可在细菌作用下产生气味。此外,狐臭与个人卫生习惯密切相关,但并非完全由个人卫生决定。
狐臭的遗传性
狐臭在很大程度上与遗传有关。如果家族中有人有狐臭,那么其他家庭成员出现狐臭的概率相对较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无法通过改变生活习惯和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来管理狐臭。
狐臭并非单纯由遗传因素决定,日常生活习惯对其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本节将探讨生活方式与狐臭之间的联系,为读者提供可操作的改善建议。
饮食对体味的影响
饮食习惯直接影响体内环境,进而影响体味。特定食物,如洋葱、大蒜、辛辣食物,会通过汗腺排出时改变体味。因此,调整饮食结构,减少这类食物的摄入,有助于减轻狐臭的问题。此外,增加蔬菜水果的摄入,有助于维持体内的酸碱平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狐臭。
个人卫生习惯
狐臭的形成与皮肤上的细菌分解汗液有关。因此,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至关重要。定期洗澡,特别是在运动后,可以及时清除皮肤上的汗液和细菌,减少狐臭的生成。使用抗菌肥皂进行清洁,有助于控制皮肤上的细菌数量,从而减轻体味。
穿着习惯
穿着透气的衣物对于控制狐臭也非常重要。紧身或不透气的衣服会导致汗液积聚,为细菌繁殖提供环境。选择棉质等天然面料的衣物,可以帮助皮肤呼吸,减少汗液积聚,从而有助于减轻狐臭。
体重管理
超重或肥胖可能加剧狐臭问题。体重增加会导致身体皱褶处汗液积聚,增加细菌滋生的机会。通过适度的体育锻炼和合理的饮食控制体重,可以减少身体汗液的积聚,从而帮助控制狐臭。
狐臭,医学上称为腋臭,不仅仅是个人卫生问题,它还与我们的遗传和生活习惯紧密相关。幸运的是,通过一些简单的家庭疗法和生活方式的调整,我们可以有效控制甚至减轻这一问题。以下是一些实用的建议:
1. 自然疗法:
柠檬汁:柠檬酸能帮助调节皮肤的pH值,减少细菌生长。每天用柠檬汁擦拭腋下,可以减轻狐臭。
苹果醋:具有杀菌效果,可以直接涂抹在腋下,每日一次。
小苏打:作为天然的脱臭剂,可以吸收汗液并减少异味。
2. 日常习惯的调整:
透气服装:选择棉质或天然纤维的衣物,避免穿着紧身或不透气的服装。
定期洗澡:每天至少洗一次澡,用抗菌香皂清洁腋下。
饮食控制:避免辛辣和重口味食物,这些食物可能加重体味。
3. 饮食调整:
绿茶和草本茶:它们含有抗氧化剂,可以帮助排毒,减轻体味。
水果和蔬菜:多吃富含纤维的食物,有助于身体排毒。
减少红肉摄入:红肉可能导致体味加重,尝试减少摄入量。
“医生,我想打肉毒素,但是我害怕会肉毒素中毒。”有个患者来问。
“谁告诉你肉毒素会中毒的?”医生反问道。
“我在网上查的,肉毒素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东西。”患者回答。
“网上还说啥了?”医生继续问。
“我不记得了。”患者不好意思的笑笑。
这样的对话每天都在无数医院的整形科发生。
作为微整形里面的明星人物,肉毒素真的「成也毒性,败也毒性」。很多人在网上看到的很多关于肉毒素的信息,别的信息都没记住,就只记住肉毒素有毒了。不为别的,因为这个点最容易让人印象深刻。想想看,把剧毒的东西往脸上打,会出现什么效果。
我只知道,现在很多人都在使用肉毒素,不止往脸上打,小腿,手臂,各种需要它的地方,肉毒素都会被安全的注射。而且大多数人都对它的效果相当满意。
从1989年12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批准A型肉毒素在临床上使用至今,无数个患者已经提前为你尝试过肉毒素的安全性了。因为医生会严格控制注入的剂量,所以我们不用担心肉毒素的安全性问题。
在我们成功把「有毒」这个标签从大家心里面拿掉以后,我们就继续看,为什么说肉毒素也是因为它的毒性得到成功的。
我们说无论是医美还是医疗领域,临床上在使用肉毒素的时候,都是用的同一种药理作用。因为肉毒素能够组织支配肌肉的神经突触释放一种名叫乙酰胆碱的物质,从而使肌肉萎缩。因此呢,现在肉毒素被广泛应用在瘦脸,瘦小腿,瘦咬肌等等这些领域。现在也有一些将肉毒素应用在去狐臭的治疗上,也会有不错的效果。我们这里也整理了一些常见的肉毒素的使用场景
当然,现在应用最广泛,也是最为人所知道的,就是肉毒素在医疗美容上的应用了。医生们钟意肉毒素能带来的效果,患者也更信赖。相比于电波拉皮,胶原蛋白注射这些除皱的方式,肉毒素除皱现在已经算是世界前列的除皱的技术了。它有着微创,恢复快,对人们的生活影响较小,见效快的优点。往往周末去做以后,周一就能正常上班了。
当然,我们也应该本着严谨科学的态度去为大家介绍,或者说破除大家对肉毒素的错误认知。但是如果一味强调它的好处的话,我想也违背了我们的初衷,反而过度美化肉毒素了。我们还是希望传递真实的讯息给大家。
所以这里也介绍一下,哪些人是不太适合使用肉毒素的。因为有时候「适合」往往才是最重要的。对于这些人群来说,肉毒素不光不能在他们身上发挥较好的作用,甚至还有可能出现生命危险。
因为肉毒素可能还会和其他药物发生作用,所以如果在注射之前,最好还是和医生进行沟通,无论是自己之前的病史以及药物史,这些都应该和医生提前沟通。
医生做科普和其他人做推销不一样,我们不只是要要把优点告诉你,缺点也要告诉你,有的时候还要放大缺点,明确告诉你有哪些风险。还有的时候甚至不建议你去做一件事情。因为医生不是为了把一件东西卖出去,而是想把他知道的告诉你,然后希望你用这些知识来保护自己。所以我也会继续给大家做这些科普。#美咯超能团#
在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关押总统曹锟,驱逐逊帝溥仪。然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冯玉祥又支持郭松龄“倒奉”,终于导致了直、奉两军的联合。1926年1月,直、奉两派联合攻击驻扎察哈尔的国民军,冯玉祥被迫下野。
1925年,冯玉祥就任西北边防督办时,与于右任、陈友仁等国民党员有密切来往,并结识了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鲍罗廷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其部队中也很早就配备了三十多名苏军顾问。由于冯玉祥的驻军地张家口接近外蒙古,故与外蒙古方面也常有来往,蒙古人民党中央主席丹巴道尔吉和外蒙古陆军部长都曾拜访过冯玉祥。于是,在此番危急之时,冯玉祥定下了取道蒙古、出国考察的决心。
《申报》对冯玉祥下野赴蒙的报道
旅蒙考察期间,冯玉祥亲眼目睹了外蒙古在经历改造后的崭新面貌,并与共产国际和国民党人士进行了密切会晤,在外蒙古,他终于加入了国民党,随后登上北去苏联的列车。冯玉祥考察期间的见闻影响了其此后的政治判断,也对日后的北伐战争产生了重大影响。
社会风貌
1926年3月,冯玉祥“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即将西北边防督办和甘肃督军之职分交张之江、李鸣钟署理,毅然发出主和息争的下野通电,抱着满怀痛楚惆怅的心情,由平地泉取道外蒙古,悄然赴俄去了”。平地泉为察哈尔集宁,在今内蒙古卢兰察布,至今仍是中国通往外蒙古、俄罗斯的交通枢纽。在这里,冯玉祥办好出国手续,准备妥帖,动身之际,友人纷纷前来送行。
前来送行的石敬亭(石筱山)等故交均对冯玉祥的出走表示不理解。冯玉祥在回忆录中极力隐饰自己此时的困境,希望将自己被迫出走矫饰为“避免内战、贯彻和平主张”,但在奉、皖两系军阀的联合进攻下,此时冯玉祥的困窘已罄露无疑。
冯玉祥在平地泉乘汽车出发,走张家口到库伦(乌兰巴托)的平坦大路,一路起伏不大,即使在没有路的地方“也一般的平坦康庄”。塞外风景与内地殊异,“途中未遇一条河,也少见一颗小树,三千里路全是一望无际、黄沙漠漠的辽阔平原”。戈壁上,“活泼肥大”的野羊“万千成群,往往和汽车赛跑。牛群马群亦最常见,还是逐水草而居的遗风”。
汽车行至将近库伦几十里处,“即遇蒙古国民党(按:即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委员长丹巴多尔基(按:即策伦奥齐尔·丹巴道尔吉,时任人民党中央主席)和蒙古军官学校的许多人员前来欢迎”,冯玉祥下车一一握手道谢,同行进入城内。
蒙古人民党中央主席丹巴道尔吉
冯在外蒙古共住三十多天,自称“于研究党义和学习俄文之余,对蒙古政治社会各方面情形也作了一个大略的考察”。冯玉祥对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印象不错,认为“他们都生气勃勃,努力于政治工作,很有一种新兴的朝气”。冯玉祥特地记述了他受邀参加的一次党政两方举行联席会议:
“会场是小小的一座屋子,只可容三十余人,结果到会的却有六十多人,于是有的坐椅,有的坐凳,有的坐在凳衬子和椅凳背上。会议从上午八点开到下午四点,讨论的问题很多,发言者很是踊跃。在这八个钟头中间,大家只用了一次饭,每人两片黑面包和一杯红茶而已。据说他们日常生活都是如此简朴。问他们何以这样,回答说:‘因为我们正在建设时期,民力有限,惟有努力撙节,始可成功。’”
撙节是节制、节约之意,典出《礼记·曲礼上》。冯玉祥感慨“这种精神在今日的我国尚缺乏得很,我们应当惭愧的”。然而,冯玉祥笔下的外蒙古喇嘛教领袖哲布尊丹巴之形象却颇为恶劣。因此,他对外蒙古政府的社会改革颇为认同,认为其“颇有一种大刀阔斧的革命精神”。外蒙古政府勒令大批喇嘛还俗,冯玉祥由此认为,“新政府对于破除迷信的工作极是努力,初时当然颇遇阻力,但政府不顾一切,经过一时期快刀斩乱麻的干法,收效已大有可观”。
军事制度
作为行伍出身的军人,冯玉祥对外蒙古军事制度尤为留意,仔细记录了外蒙古军队的兵力与面貌。冯玉祥拳拳服膺与苏军顾问带入蒙军的政治教育,“士兵教育很注重历史知识的灌输与民族精神的发扬。成吉思汗、忽必烈等的丰功伟绩,使在每个士兵头脑里打入深刻印象。所唱军歌音调迟缓雄壮,歌词亦皆系对于民族英烈的颂扬”。他与住所外的哨兵攀谈后,觉得他们的知识水准颇高。在俄蒙边界的恰克图,冯玉祥发现当地驻军军营内“每一连设有一座列宁室”,认为“这完全是为灌输主义及对士兵施行政治教育的地方”。冯玉祥饶有兴趣地询问一个士兵关于中国革命的事迹,如孙中山、张作霖、吴佩孚等人事迹,该士兵都能对答如流,极为熟悉。他感慨道“可见他们对士兵政治训练多么注重”。
冯玉祥还参观了驻扎在库伦的俄国骑兵操练,对俄国骑兵的骑术赞不绝口:“所谓哥萨克骑兵甲于天下,真是名不虚传!”随后他进入兵营,只见“营房的地板擦得很干净,一切内务也大致不坏”,但“只是室中有一种特殊的臭味”。这种臭味冯玉祥似曾相识,“我想是俄人特有的狐臭气”。在苏军营房里,冯玉祥看见一个酣睡的士兵,没叫人把他惊醒,只请另一个士兵把放在他靴子里的裹脚布取来查看,俄国士兵因穿着皮靴之故,不用袜子,单用裹脚布。冯玉祥注意到,包脚步很脏,而脚趾甲极长。他细细端详裹脚布的样子惹得同行者笑了起来,但他却认为士兵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可以使军队免遭疾病侵袭,这既是对士兵的爱护,也有助于保持部队的战斗力。
蒙古风俗
冯玉祥此前未曾在蒙地久居,对蒙古风俗颇感新奇。他特别详细地记录了蒙古人煮手抓肉的情形,并提到外蒙古士兵每人每日发二三十两肉,直接把肉当主食,“而把一二两面包当咸菜吃”。饭后,蒙古人习惯痛饮浓茶消食,甚至连茶叶一并吃掉。冯玉祥注意到,当地售卖的都是产自汉口、九江等地制成的茶砖,以火车运往北方。他认为,“内地茶在蒙古是笔很好的生意”。在观及外蒙古人喜爱中国绸缎情景时,冯玉祥也有关于复兴国货的思考。
进入寻常百姓的蒙古包,冯玉祥注意到“室中多设炕桌,亦坐亦卧”。由于日本人也习惯席地而卧,遂借此声称日本人与蒙古人是同胞弟兄,他斥此说为“造谣”。蒙古民歌声调悠扬缓慢,日本人也说此与日本民歌相同,冯玉祥表示,“我听着倒有点像我们中国的秧歌”。
当时外蒙古一些百姓尚有草原风俗遗留,也让冯玉祥颇感不适应。如他曾在“蒙古街上看见朋友相遇,一边谈着话,一边就蹲下大便,无论男女都是如此。虽然他们都穿着长袍,蹲在地上解手,别人看不出来,但总不雅观”。他认为“这种习惯,怕即是野外生活所养成,因为野外是找不到厕所的”。他还对当地饮用水的水质也颇多抱怨。最为骇人的当属此地獒犬,大概因藏传佛教缘故,当地习惯“把死尸抛在野地里,让野狗去吃。若野狗不肯吃那死尸,他们就认为极不名誉的事,即须念经求签,不是说他本人不好,便是说他祖宗有损阴德”,由此导致外蒙古獒犬极为凶恶,“若人醉卧在地,必有被野狗吃掉的危险”。冯玉祥听到苏联朋友亲口告诉他,“曾有两俄人酒醉后回家,为时已晚,走至野外遇野狗,即被扑倒吃掉。这种野狗到处多是,皆吃人肉的专家。因为他们平常吃人肉吃出味儿来了”。外蒙古独立后,曾在苏俄要求下展开打狗运动。
革命气息
在当时,库伦已更名乌兰巴托,即蒙古语“红色英雄”之意,城市中弥漫着革命的气息,成为了“被压迫民族的聚会处所”,聚集了多国的革命领袖。冯玉祥参加了一次革命者的联谊,令他感触颇深:
“在会场演了一出叫做《第三国际之夜》的新剧,我看了很受感动,觉得富有教育的意味。那次联欢会上游艺项目很多,歌唱、跳舞、各式各样都有。出演者包括了东方每个民族,有安南、缅甸、新疆、西藏、阿尔泰、内蒙古、印度、高丽、台湾等处人。他们以其本乡本土的技艺,在那里大显身手。故每个节目都富有地方色彩,我从未见过听过。有两位阿尔泰女子,都只二十岁左右,表演舞蹈,腰部左右扭动,活跃之极,种种姿态,都足可活泼血脉,健强身体,与我们国术的用意是相同的。会场之外有一大房间,出卖茶点,饮食洁净,招待周到,各民族人民熙熙攘攘,一团和气。可是没有一个人不对帝国主义者摩拳擦掌,每一谈及,则咬牙切齿。帝国主义者张牙舞爪,高高居上,在其脚下的被压迫者则无时无刻不谋打倒之,推翻之,以争取自由与人的幸福;今日不成待明日,此地不成到那地;他们不把吃人者打倒,是死也不会甘心的。想到这夜的经过,的确是一个充满快乐与希望的民族联欢会。”
可见,冯玉祥此时已对左翼思想颇有好感。在乌兰巴托,冯玉祥先后拜访了的驻蒙古的苏联公使及“另一位住在库伦专门帮助中国革命政府输送军火的苏联朋友”,不过他对于二人家中儿媳妇穿着好过老母亲的情况颇为不满,总觉得这事不合理。在与第三国际驻乌兰巴托的代表阿母加会谈中,冯玉祥收获颇丰。阿母加为他一连讲了两个星期,“从第一国际一直谈到第三国际的成立及其发展的历史,详尽深到,娓娓动人”。这个共产国际代表极力向他陈述,“英雄的时代于今完全过去了,革命事业不是一两个人所可做成的,必须有群众,必须有主义,必须有组织,否则必不成功”。冯玉祥被完全打动了,听到最后,感到“左讲右讲,阐发无遗,我觉得句句都是针对我说的,我听了之后,很是敬佩”。
1926年,冯玉祥在蒙古库伦。左起依次为陈友仁、邵力子、冯玉祥、鲍罗廷、徐谦
在乌兰巴托还有一件对冯玉祥的政治倾向颇有影响的事件,那就是此时“许多国民党朋友从北平取道海参崴到广东去,经过库伦”,这群人中有共产国际派往国民党的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参与领导了关税自主运动、首都革命、三一八反对段祺瑞政府等政治活动的北大教授陈豹隐(陈启修);孙中山的外事顾问、英文秘书,后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陈友仁以及著名的法学专家徐谦(徐季龙),不少是冯玉祥的故交。在与他们的交谈中,冯玉祥这才知道北京的“三•一八”惨案和“中山舰事件”。
不久,鲍罗廷等人动身,徐谦则选择留下,决心和冯玉祥同赴莫斯科。徐谦是当时有名的国民党左翼友俄人士,担任过中俄庚款委员会主席和国立北京中俄大学校长,后者是左翼人士在北京的重要活动机关。他在1926年担任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主任,与李大钊携手发动了“三一八”示威,惨案发生后,徐谦为躲避通缉躲入苏联驻华使馆,此后秘密离京,得以在库伦与冯玉祥会合。当时国民党“以俄为师”,颇有列宁式政党的气象。徐谦告知冯玉祥,国民党是“有组织,有主义,有纪律的一种政党。是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前提”。听了徐谦的介绍,冯玉祥当即加入国民党,徐谦成为冯玉祥的入党介绍人。二人准备妥善,即乘汽车由乌兰巴托出发,取道乌金斯克,搭火车去莫斯科。在苏蒙边界城市恰克图,冯玉祥“参观了工人住宅,也看了农人的各种活动”。冯玉祥感慨道:“那儿整个是农工的世界,坐享其成的有闲阶级,以及对劳动大众压迫剥削的种种黑暗现象,都是看不见的了。”
徐谦
冯玉祥在蒙古停留三十多天,受到蒙古方面礼遇。苏联、蒙古方面显然事先策划好了冯玉祥的参观路线,他所探访的营房、民宅几乎无不窗明几净,所见的当地百姓也几乎无不饱含觉悟,连普通士兵都能对中国的军阀战局了如指掌,就连观看的文艺演出也充斥着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热情。在这种氛围渲染下,冯玉祥在蒙古期间显得颇为动心,在回忆录中自觉地使用革命、进步的标准打量、评判着当地的风物人情,并不时对中国的保守局面提出批判。日后冯玉祥由苏、蒙回国,迅速起兵誓师于五原,投身“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北伐战争,其思想转变在旅蒙期间已经发端。
参考文献
冯玉祥:《我的生活》,上海教育书店,1947
樊明方:《中国北部边疆史若干问题研究》,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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