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目录：

• 1、“油耳”和狐臭有关？他是病吗？怎么祛除？
• 2、张馨月：尼泊尔地震后的50个小时
• 3、莆田系私立医院，医疗产业化、市场化的开山鼻祖

“油耳”和狐臭有关？他是病吗？怎么祛除？

油耳症主要表现为头皮油脂分泌过多、头发油腻发黏，伴有恶臭味。它和我们通常所说的狐臭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它们是两个不同的病症。狐臭是一种体味异味，通常出现在腋窝、脚底等部位，常伴有汗腺分泌异常。而油耳症则主要发生在头部，是头皮油脂过多分泌的结果。

在中医理论中，油耳症归属于“湿热”病症范畴，也叫做“湿疮”。中医认为，湿热病症主要是由于体内湿气过重、热毒郁积所致，而多出现在头部、面部等部位。对于油耳症的治疗，中医采用综合调理的方法，主要包括内调和外治两个方面。

内调方面，中医建议患者饮食上要清淡，避免食用辛辣刺激性食物，如辣椒、生姜、蒜等，同时要注意饮食营养均衡，多摄入新鲜蔬菜水果，增强免疫力。此外，中医认为调理肠胃对于治疗油耳症也非常重要，可以适当服用一些具有健脾湿的中药，如苍术、厚朴等。

外治方面，中医常采取中草药外敷、按摩等方法。中草药外敷可采用一些具有清热解毒、祛湿化脂功效的中草药，如白矾、黄柏、黄连等。这些中草药可以杀菌消炎、收敛毛孔、调节油脂分泌，起到治疗油耳症的作用。此外，按摩头部也有助于促进头皮血液循环，调理头皮健康。

除了中医治疗方法，现代医学也提供了一些辅助治疗手段。对于头皮油脂分泌过多的情况，可以使用一些调节头皮油脂平衡的洗发水或药物。此外，头发的日常护理也非常重要，要注意清洗头发的频率和方式，避免使用过多的油脂护理产品，保持头发的清洁和透气。

总结起来，油耳症是一种头部油脂分泌过多的病症，属于湿热病症，和狐臭是两个不同的病症。中医治疗油耳症注重内调和外治，通过饮食调理、中草药外敷、按摩等方法来缓解症状和治疗疾病。同时，现代医学也提供了一些辅助治疗手段。综合运用中西医治疗方法，我们可以更好地解决油耳症问题，让头部皮肤健康无恙。

#健康#

参考文献：

1. 王丽娟，胡幼华. 中医中药治疗油耳症的研究进展[J]. 医学综述, 2020, 26(3): 23-25.

张馨月：尼泊尔地震后的50个小时

（文 张馨月）谨以此文献给我的父母和室友。

1、地震了？！

2015年4月25日中午12点（北京时间约下午2点），尼泊尔发生8.1级大地震。地震发生的时候我在加都，正和小伙伴骑摩托车环城。地震的瞬间，我在摩托车上几乎没感到颠簸。可是，屋里的人发疯一样尖叫着往外跑，头顶上一群乌鸦作惊恐状往飞散。“靠，枪杀！”——这是我脑子里闪现的第一反应。直到感受到大地在摇晃，我才意识到原来地震了。没有房子倒下，也没有人受伤，我猜大概也就5、6级的地震吧。于是我借小伙伴的手机给父母发了条信息（我自己的手机在马六甲弄丢了）：尼泊尔地震了，我很安全。然后继续骑车环城。

我们从加都一直骑到巴克塔普尔。一路上，几乎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了，即使店门开着，也没人在里面。人们纷纷围在大街上，或是坐在马路旁。沥青路面已经裂开，部分路面出现塌陷。最夸张的一段，路面塌了大概一米左右，人人纷纷跑到此“奇观”旁拍照录像。说实话，那时候我并没有感到恐慌。却听说地震有8.1级，比汶川地震还高。可是这一路上，我只看见凑热闹的尼泊尔人，不见任何伤亡。8.1级，是假消息吧？

到巴克塔普尔的时候，我饿了，想找个餐馆吃点东西。可环顾四周，所有店门都紧紧关闭。在城里绕了一圈，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家餐馆，走近一看，门口到处散落着玻璃瓶碎片，估计是那一箱子汽水在地震里摔坏了。餐馆里没人。我朝着屋内喊了一声：Anybody here？无人应答。好吧，午餐泡汤了。既然没饭可吃，我和小伙伴决定先去巴克塔普尔的杜巴广场逛一圈。还没到杜巴广场，就有人告诉告诉我们，杜巴广场被封锁了。当时我以为是道路坍塌交通不便，完全没想到是古迹毁了。

也罢，既然巴克塔普尔不能吃饭也不能参观，那就先回加都再作打算。去civilmall好了，那是加都唯一比较像样的商场了，说不定还能寻到些食物。回到加都，我才发现自己完全低估了地震的影响。这座佛塔的房顶震掉了，那间寺庙的墙壁裂开了。这座房子半面墙倒了，那座房子干脆全部塌了。一根电线杆嚣张地横在马路中间，扯断的电线张牙舞爪地散落。还有一根电线杆居然砸在一辆车的司机座上……马路上挤满了人和车，人人都在四处乱窜，又不知道窜到哪儿去。我也是。

我们几乎没抱希望地把摩托车骑到了civilmall，果然不出所料，商店已经关门。门口还有警察守着，估计是防止坏人趁乱抢劫。一到这里我们就后悔了。尼泊尔人纷纷跑到这里看热闹，为了保证主干道交通顺畅、警车和救护车正常通行，警察把人都赶到马路两边，我们也从路中间被赶出来了。无奈，只得找个地方把摩托车停下，然后挤近浩浩荡荡的人流。尼泊尔人的个人卫生习惯并不好，挤在人群当中，一股浓郁的咖喱味狐臭把我紧紧包裹，混上扬尘一股脑塞进鼻孔。那时我竟怀念起北京的空气来，记忆里好像有一股甜甜的香味。终于从人流中挤出来，我们决定先步行回宾馆。谁知主干道已经被封锁，禁止通行，于是只有绕小路回去。

坐在摩托车上，眼前的景象一晃而过，像看电影时按了快进键，刷刷刷就过了，什么也记不住。双脚踏在地面上，一步一步向宾馆走，我才看清地震的威力：我看到受伤的老奶奶被抬进救护车，看到疯狂的摄影人挎着两个相机往人群里跑，看到公共厕所外挤满了人，看到人们神情焦虑地坐在公园的旷地上。加都的天空，总是飞着很多乌鸦。今天，直升机抢了乌鸦的地盘，不断发出嘈杂的声音从头顶呼啸而过。真的，地震了，还是大地震。

终于走回宾馆，才发现已经全城停电停水，手机没信号，Wi-Fi也用不了。没办法联系朋友了。在宾馆上了厕所，不知道接下来该干嘛。老板让我们别去杜巴广场（宾馆就在杜巴广场旁边），好吧，就去杜巴广场看看。到杜巴广场时，我吓傻了。毁了，全毁了。几座神庙已经完全倒塌，面目全非。还有几座部分倒塌。那几座“幸存”的，墙面也裂开了，摇摇欲坠，好像打一个喷嚏，它们就会倒下。扬尘四起，灰扑扑的一片。一辆大车，几十名警察，正在无力地收拾残局。

这是加都毁得最严重的地方，也是加都最珍贵的地方。有人说，生活在加都就像生活在世界文化遗产之中。现在，加都还在，遗产没了。说不出的心痛。

或许是因为宗教学专业的缘故，我对这个充满古寺和佛塔的广场有说不出的喜欢。如果清晨和黄昏来，还可以找到绝佳的光线和角度，以这些古香古色的建筑为背景，总可以创作出很棒的摄影作品。为此我专门从泰米尔区搬到了杜巴广场附近的宾馆。这三天，我天天来这里，闲逛、摄影，没想到它就这样毁了。我还没有坐在古寺的阶梯上和尼泊尔人聊天，我还叫不出每一座寺庙的名字，我还没拍出有意思的照片，但已没机会了。

沉浸在震惊和心痛中，我们离开了杜巴广场，走到泰米尔区。泰米尔区是游客聚集地，我们希望能在这里找家餐馆吃点东西。终于，一家叫“中华面馆”的中餐厅还开着！业界良心！这里不仅正常提供食物，还有Wi-Fi！我打开微信，才发现大家都在担心我的情况。原来地震的消息已经在国内炸开了，8.1级，吓死人。（地震后，我只借别人手机向父母报了平安，之后手机就没有信号了）尤其感激我的室友，在我“失联”的几个小时里，居然找到我的高中同学打听到我的消息。一一回了微信，在朋友圈报了平安，吃了碗泡椒鸡杂面，然后走到停摩托车的地方取车。取了车，我们又回到宾馆，从楼下的小商店买了水和食物以备不时之需，然后呆在宾馆看电影。需要说明一下，地震中倒塌的都是木质或者砖砌的老房子，钢筋水泥房基本无恙。外面如此混乱，还不如留在宾馆。电影刚看半小时，余震了。床在晃，心也揪了一下。这时，宾馆老板开始吼了：Anybody in the room? Please comedown!下楼后，已经天黑了。“去哪儿”又成了问题。哎，去“中华面馆”吧，那里有网，中国人也多，可以打听打听同胞们的近况。

到中华面馆后，员工正在煮稀饭。老板说，现在物资短缺，有人来就给他稀饭。真给中国人长脸！不仅一直用电瓶供着Wi-Fi，成了加都少有的几个可以与外界联系的地方，还为所有人免费提供稀饭。老板坐在角落沉着脸打电话，那时我才知道，ABC徒步人员失联了。我的心又揪了一下。一周前，我正在ABC徒步。ABC四周被雪山环绕，一旦发生雪崩，后果不堪设想……我不敢想下去了。

2、睡一觉真难！

在中华面馆坐了一会儿，我困了。去中国大使馆呆着？摸黑去找大使馆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另外听面馆里的人说，大使馆已经挤满了人，你一没残二没病地跑过去，他们最多嘱咐你一句：找个空旷的地方呆着吧！我去，这还要你说？既然现在不缺食物不缺水，与其去大使馆增加混乱，还不如回宾馆睡觉。

骑着摩托车在加都的大街小巷穿梭。夜晚的街道惨淡得很，房子没倒，但门都关了，人也撤了。记忆里全城停电这种事儿只有小时候在爷爷家发生过。不过那时候，总有爷爷穿着白背心摇着蒲扇讲古，还有一牙一牙的西瓜吃得满手沾满甜甜的汁水，于是，停电成了颇有情调的事。但此时，停电延长了加都的黑夜，增加了救援的难度，也延长了人们的恐惧，增加着死亡的人数。

回到宾馆，才发现老板已经把门关了。我心里一阵失落：哎，今晚没地方睡觉了。也罢，去杜巴广场躲躲吧，怎么说那儿也是块空地。来到杜巴广场，想起了汶川大地震那一夜的南开大操场。有人拿着床垫、毛毯，铺好临时床铺准备过夜；也有人点着蜡烛在广场上打牌喝啤酒；也有人干巴巴坐在地上发呆。前一天，睡在杜巴广场的只有流浪汉；此时，所有人都趟在这里。本地人、游客，家财万贯的酒店老板、身无分文流浪汉都坐在一起，分不出谁是谁。那一瞬间，我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和我在ABC徒步时一样的感觉：在大自然面前，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渺小而且相同的。

我们将地图铺在地上，就这样席地而坐。地冷冰冰的，空气也冷冰冰的，我蜷成球状直打哆嗦，喷嚏一个接一个打个不停。这样冻下去，明天生病是100%的，在地震后这种环境恶劣物资匮乏的情况下，恶化也是100%的。到时候没被震死却被冻得个要死不活，真划不来。我和小伙伴盘算一下，决定去酒店看看能不能找条毛毯，然后再回杜巴广场避难。可恶，老板还没回来，酒店仍然关着，只有一只大白狗在门口趴着。那时真羡慕它长了一身厚毛，不用穿衣服也不会觉得冷。

“要不我们还是去中华面馆吧，那里中国人多，怎么也有个照应。而且饿了还能喝稀饭。”

“行。”

我们又骑上小摩托驶向中华面馆。车灯照着扬起的灰尘，密密麻麻的小亮点在空中缓缓地飘荡，钻进鼻孔难受得厉害。到了中华面馆，和小伙伴一人盛了一碗稀饭，加两勺油辣椒，撒点盐，伴匀了，吃着也有滋有味。旁边的人，看到我们诡异的吃法，眼睛都瞪圆了，嘴角还露出“真是两朵奇葩”的不屑微笑。我假装没有看见，继续大口大口享受我的“椒盐浓粥”。我吃了两碗，浑身都吃热了，然后倒在餐厅的长椅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莆田系私立医院，医疗产业化、市场化的开山鼻祖

首先我们要明白，我们的社会与欧美是不同的，我们的祖国江山是无数革命先辈抛头颅、洒热血打下来的，他们革命的初衷是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为了人民的幸福生活，而绝不是“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因此，我们的医院才有了“人民”两个字，目的就是服务于人民的健康。

至于医疗被资本操纵的弊端，我们来看看欧美的表现是怎样的就知道了。在新冠疫情中，欧美私立医院的医生护士拒绝上班开展诊疗活动。还有，在我国验证药效并不理想的天价药物瑞德西韦。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的中医、西医和护士这些一线抗疫英雄，以及12元一盒的莲花清瘟胶囊。这一切的原因无它，就是目前我国医疗行业的主体单位都是公有制的。所谓的医疗私有化，最终结果就会变成吃人的医疗。

当然，这并不是说要全部禁止医疗诊所私有化。相反，我们要走“节制资本”的路，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大力鼓励私营小诊所开展医疗活动作为补充，以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的身体健康。

早在1940年毛主席就指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谁要是敢于违反这个方向，他就一定达不到目的，他就自己要碰破头的。

当前，一些地方医患矛盾比较突出，一些伤医事件时有发生，这除了和个别人的极端思想性格有关外，其产生的主要原因值得深思，这并不是加强保安就能解决的。

医疗行业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人民医疗为人民，这才是解决医患矛盾的根本之道。不让资本操纵医疗活动，也就不会有过度医疗行为发生。中医、西医都应该把自己的工作和民众结合起来，到民众中去。

特别是中医要发挥“治未病”的优势，把民众的健康问题解决在“未发生时”，比如和工程人员合作，开发一些简单的舌诊软件，让普通人随时掌握了解自己的健康状态。所谓的“治未病”，其实就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比如农村人在田里淋了场冷雨，回家煮上生姜红糖水，喝了暖和身体就不容易感冒了；又比如人到中年泡上杯红枣杞子菊花茶，清肝明目；甚至是对着抖音跳跳舞，活动筋骨让气血流通起来。当然更复杂一点的情况就要请专业的医生来诊治了。“宁可架上药生尘，但愿世间人无恙”。

1950年12月，海风微凉，一个叫陈德良的男孩，在福建莆田秀屿区东庄镇出生。

当时这里很穷。陈德良家更穷，孩子多养不起，他很小就被送给人当童养"婿"。多亏后来有了人民公社，大家都吃大锅饭，勉强可以混个温饱。

1964年，一个叫詹国团的少年，也在莆田呱呱坠地。多年后，他将成为陈德良的得意弟子。

14岁的陈德良，这一年则进了生产队，算半个劳力挣工分，主要工作是养兔子和养羊。后来长成了青年，陈德良就承担起养家的重担。

陈德良没什么特长，但有一个优点，喜欢拜师。他拜了不少师傅，学了不少手艺，像磨剪刀、补锅、配钥匙……都能鼓捣几下，于是在手艺加持下，生活逐渐得到改善。

1976年的一个夜晚，陈德良26岁时，东庄镇来了一位广东来的"耍把戏"师傅。

师傅外号"洪蝴蝶"，长相不详，只见他点了个电灯，接着变魔术，打拳，耍猴子，村民们聚拢围观，他便趁机兜售些治跌打损伤的膏药。

陈德良也在围观人群中，他眼看着洪师傅把一沓沓的零钱钞票装进了口袋，心想这特么比磨剪刀补锅什么的赚钱多了，不行，我要学这个。

于是拜师。

三年后，29岁的陈德良，跟着洪师傅耍猴卖艺卖膏药，已经走了许多地方，本事学到不少，钱却没赚下几个。因为钱都进师傅口袋了，自己跟着只能喝点汤。

陈德良便决定自立门户。

没想到他刚单干不久，忽然就迎来了一个机遇。

当时有一种叫"疥疮"的传染病，全国频发。特别是在福建等沿海湿热地带，得这种病的人很多，症状是剧烈痛痒，越挠越痒，即使擦了药水依然很快复发，患者苦不堪言。

陈德良灵机一动，用每瓶一两毛钱的成本，自创偏方："用500毫升水兑5毫升水银，再加一点硝酸"，药膏制成后，每瓶卖一两块。

就这样歪打正着，患者使用后纷纷叫好，很快一传十、十传百，找他治病的人越来越多。

陈德良名声越来越大，每天净赚三四百，有时一天的收入，比一个科级干部一年都赚得多。于是他干脆利索地，成了东庄镇"从医致富第一人"。

好像没费什么劲，陈德良就发财了。一些亲朋故旧看了眼馋，纷纷找上门来：师傅，收我！

这里边，就有前面提到的詹国团。此时他年纪最小，日后却是"莆田系"崛起的重要人物。

詹国团据说是陈德良的侄子，但是两人姓却不同，到底是怎么一种关系的侄子，不得而知。

1979年，詹国团刚15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他只好放弃学业，过早承担起家庭重担，为了填饱肚子，几乎什么都干。当他看到陈德良这么轻松就能发财时，就下定决心要跟他混。

陈德良一共收徒8人，年纪小的除了詹国团，还有邻居陈金秀、朋友之子林志忠。其余五人则和陈德良差不多大，都是已有家室，迫于生计才拜他为师，随他闯荡。

"陈家班"组建后跑到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号角响彻中华大地，机遇再次袭来。

那个时代，医疗事业还很落后，医学人才尤其匮乏，当地卫生部门为了救急，就响应国家政策办了个函授班。

陈德良是人精，听到消息立马报名，很快拿到了结业证书。有了结业证书，又趁势拿到了《莆田爱国卫生学会许可证》。有了这个证，以后在当地行医，便是合法合规的了。

于是摇身一变，"狗皮膏药"经过包装，成了"国字号良药"。陈德良鸟枪换炮，江湖地位节节高升，从此便不卖艺只卖药，不耍猴子只坐诊。

几年时间，南至海南岛，北到哈尔滨，"陈家班"几乎跑遍了全中国。

每到一地，便在火车站附近的旅馆租两间房，一间坐诊，一间开药。安顿好后，全体出发，去周围的电线杆上贴小广告。

火车站人流量大，当时全国得疥疮的人也多，陈德良凭借那个"偏方"赚了不少，名气渐大。

后来，连一些听都没听过的皮肤病，也来找陈德良治，但他一窍不通，可是又不想放弃送上门来的"生意"，便先虚与委蛇，让患者照常使用疥疮"偏方"。

暗中却派人去新华书店查医书，按照医书所载配方，到公立医院抓药，加价，转手再卖给患者。为了见效快，陈德良还会在书中的配方基础上，多加药量。

这种不懂装懂，临时抱佛脚，中间商赚差价，拿患者当小白鼠的做法，很可耻，还耽误病情。

更可耻的是，有了这种伎俩，陈德良自以为得计，此后依法炮制，甚至打出了"包治百病"的小广告。

结果往往是，患者把钱花完了，病却没治好，当家属愤怒地去找他们理论时，陈德良早已带着鼓鼓的钱包，转战下一站去了。

自此，陈德良行医以忽悠为主，制药为辅，多次叮嘱徒弟们在他坐诊时，务必认真观察，好好学习"忽悠大法"。

在那个时候，年龄最小的詹国团，便在8位师兄弟中表现突出，深得师傅真传。

不久之后，詹国团也如陈德良一般，翅膀一硬，就自立门户，拉起了一支自己的游医队伍。

最开始，他模式照搬，还是火车站附近，租旅馆，电线杆贴广告……这时还遇上了刘永好。刘当时也在火车站卖饲料，两帮人经常会碰上，冥冥之中，为以后的跨界合作埋下了伏笔。

然而很快，詹国团发现情况不对。

时代变了，信息发达了，受骗的人多了，老一套行不通了。

有一天，詹国团在小饭店吃饭，偶然发现电视上，电视剧里也开始插播广告，他眼睛一亮，差点咬掉舌头。

詹国团判断，师傅陈德良贴电线杆广告那一套，已经过时了。新的时代，要想有新的发展，必须拓展新的平台，他认为，这平台就是电视。

电视那时在中国方兴未艾，老百姓信任度高，因此价格也不便宜，一条广告要价上千，相当于詹国团半个月收入。而且电视台收了钱，还不保证效果，一般人都不敢随便投放。

但詹国团初生牛犊不畏虎，别人不敢投，我敢。

于是，詹国团的第一支电视广告，便在连云港电视台播出了。事实证明，效果好得不得了，原本稀稀拉拉的看病队伍，很快排起了长龙，看都看不过来。

尝到甜头的詹国团决定扩大规模，招兵买马组建了好几支游医队伍，业务也扩展到更多疑难杂症，比如什么鼻炎、狐臭、风湿……广告又是"包治百病"。

此外，詹国团还把手伸到了"梅毒""淋病""尖锐湿疣"之类性病领域。他认为这类患者，一般不好意思去正规医院，只要打出"祖传秘方"的牌子，价格再低一点，保准蜂拥而至。

心理分析倒是不错，然而这群游医，既不懂医，也不懂药，怎么治？

办法还是那套，只要有人上门，一律诊断为"有病"，然后先卖"祖传秘方"，再去书店查书，照书上的配方抓药再卖，差不多的病症都用一种药方。

这些药物多是按斤买的，一斤几毛或几块都有，卖到患者手上则从几十到几百不等。如此暴利，很快吸引了大批莆田老乡加入。

于是，陈德良的弟子们也开始收徒，"亲戚带朋友，师傅带徒弟"的"莆田系"游医队伍，逐渐在全国开枝散叶。

然而这个时候，行医执照虽可用钱搞定，卫生许可证却不好办。没有卫生许可证就是游医，不合法，被当地部门驱逐是家常便饭。

于是"打一枪换一地"成为常见游击战术，这样治不好的病人也不用负责了，一举多得。

这样的游医经历，虽不光彩，但对莆田人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为他们完成了原始积累。其次，客观上也使得这些人，对全国各地的医疗状况摸了个底，为将来形成规模庞大的"莆田系"打下了基础。

80年代中期，随着受骗群众增加，游医引起了国家注意，监管严厉，于是如何解决合法化的问题，成了第一要务。

此时又是詹国团，抓住公立医院改革契机，跑回莆田注册公司，通过中间人牵线，以公司名义跟医院签合同，率先搞起了"科室承包"的合作。

所谓"科室承包"，就是詹国团用公立医院的牌子、场地和设备，但科室独立运作，医生薪水由詹国团付，每月他还向医院交纳一笔管理费。

詹国团开始承包的是皮肤科。因为这科不赚钱，公立医院正急于甩掉这"包袱"，詹国团呢，这是他老本行，轻车熟路，治疗简单，无须动手术，不需高科技设备，没什么风险。

医院为了扭亏为赢，詹国团图的是金字招牌，双方一拍即合，皆大欢喜。

接手以后，詹国团完全把这"院中院"的科室做成了一门生意。

他先找电视台、报社等各种媒体，大打广告：公立医院，从北京请来了某某著名专家、教授，从国外进口了某某先进设备……

然后要求所有医生都背KPI，看病时夸大病情，吓唬患者，力推明目繁多、费用昂贵的康复理疗，甚至请医托唱双簧，无所不用其极，目的就是为了让患者乖乖掏钱。

有部分医生良心未泯，不愿配合的，都被扣发奖金、开除走人了。

后来，逐渐有患者发现上当，从此便不再来。然而，中国人这么多，韭菜是割不完的。

1990年代，随着社会进一步开放，"失足妇女"多起来，性病市场急剧扩大，詹国团便把性病、妇科等也以承包制的形式盘了下来。

还是那一套，能不能治不管，先把广告打出去，反正这种病是隐私，治不好也少有人对外说。詹国团正是这样，抓住人性弱点，从中大赚特赚。

詹国团的成功，很快被复制，全国各地都陆续出现了，以"莆田系"游医为主力的"院中院"承包合作。

此后，詹国团发现公立医院经费有限，CT、彩超等非常短缺，于是又跟医院搞起了设备合作。他出钱买设备，订8年合同，前4年二八分成，后4年四六分成，8年以后设备归医院。

很快，成本就收回了。

1990年，26岁的詹国团索性跟中科院合作，联合开发医疗设备，一部分拿到医院投资，一部分卖给外面。一台成本三五万的设备，市场价可以卖到二十几万，詹国团赚得盆满钵满。

同年，40岁的"祖师爷"陈德良却遭遇了一场车祸，不得不回东山镇养伤。后来他再复出时，江湖已不是那个江湖。

陈德良的徒子徒孙们，遍地开花，但早已不再卖膏药，他们直接进军公立医院搞承包、卖设备，依托"传、帮、带"的宗族枢纽，逐渐形成了从业人数与财富累积，都呈几何式增长的"莆田系"民营医疗势力。

而他的开山弟子陈金秀、林志忠都发展得不错，侄子詹国团则更是以千万身家成为"莆田系"代表人物。就连年纪尚轻的徒孙辈，也出了个叫黄德峰的狠角色。

1990年，黄德峰在北京卖设备。

他卖的是一款号称能粉碎结石的微波治疗仪，利润可观，但不好销。最后卯足了劲，终于卖了两台，赚了好几十万。

从此黄德峰开始搞事业，在"莆田系"前辈指点下，先从科室承包入手，关系加钱，攻克了北京多家医院。

等科室承包搞大以后，黄德峰也和此时许多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莆田系"们一样，进一步玩起了"蛇吞象"的操作，直接把整个医院都承包下来，升级到"医院托管"。

那时候，有些地方医院员工少、病床少、经营差，但又承担着当地百姓最基础的医疗保障任务，不能倒闭，急于甩包袱。"莆田系"们便会看准机会，将医院托管至麾下。

一般每年上交5%-10%不等的营业收入给医院，重点发展利润高的科室，砍掉技术要求高、医疗风险大的科室。如果做成了就扩展运营，如果搞砸了，就换个医院再搞。

借着公立医院的遮羞布，"莆田系"们开始了疯狂攫金的进程，通过医托掌握病人的收入情况，看人下菜单，制定收费方案，一时间，就医状况乱象丛生。

比如，青霉素被包装成顶级进口药物，以几千倍利润卖出。

比如，"发明"某种"微创手术"，拿器械刀一划一缝，告诉患者病灶已除，其实啥都没做。

比如，明知治不了的病人，也让先住院，"设法消灭掉"几千元押金后，再找理由让病人出院。

鸠占鹊巢的医院托管制，导致一些眼科、内科等高风险科室，投入停滞，几近名存实亡。但这些社会问题，都未能阻止"莆田系"不断伸长的魔爪。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詹国团一人在全国"托管"的公立医院，已有近百家。他还把总部迁到上海，并在香港设立了海外总部（可以通过它抵税），扩张步伐非常强势。

就在此时，詹国团却被一个狠人盯上了。

这个狠人就是王海，90年代名噪一时的"打假英雄"。

90年代末，性病诊所兴起。其中鱼龙混杂，过度治疗，天价治疗，没病当有病，有病当重病的多不胜举。经常有些常规药物，还被黑心诊所换个包装，就当成"祖传秘方"来卖。

这样的事情多了，民众投诉也多，不但有关部门整治，王海也盯上了。

1998年，王海调查发现，当时中国多数性病游医均来自同一个地方：莆田东庄镇。

经过"打假英雄"的推波助澜，1999年，莆田东庄镇终于引发媒体关注，报道如潮。

暴富的莆田游医们，长年闯荡江湖，很在意"荣归故里"，村里豪宅林立，从三四层到十几层的都有。每到春节，老板们还会开着豪车，带着原配或二奶衣锦还乡，拜见父母亲人。

富裕的东庄镇和大量游医外出，形成的对比鲜明诡谲，令人震惊。

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些游医无知无畏，竟然寄匿名信威胁媒体，扬言要"炸毁报社大楼"。如此猖獗，换来的只能是更深入的调查。

国家介入，很快，"莆田系"代表詹国团家族浮出水面，其与公立医院的"承包、托管"合作乱象，民众忍了好久，终于可以有仇的报仇，有冤的伸冤……

2000年，卫生部发布意见：政府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不得与其他组织合作营利性的"科室""病区""项目"……于是民营资本撤离，詹国团也带着亿万财产，全家移民到了新加坡。

如果就此打住，也就罢了，然而神通广大的"莆田系"们，很快又寻找到了"新的乐园"。

卫生部只管普通公立医院，军队医院、武警医院、消防医院等，则归解放军总后勤部直接管理。于是"莆田系"又钻空子转战武警医院，为多年后一场震惊全国的悲剧埋下了祸根。

2002年，为缓解医疗配套短缺，卫生部开放民营医院牌照。

然而这件医疗机构改革的大好事，却又被"莆田系"钻了空子，他们控制的民营医院，因为有了正规牌照的加持，迎来了空前的爆发期。

2002年，"莆田系"二代林玉明，在太原创立了"全国第一家女性专科医院"——山西现代女子医院，拉开了"莆田系"主攻专科医院的序幕。

2003年，39岁的詹国团，在新加坡注册"中屿集团"后，以华侨身份回国，在浙江嘉兴投资创建浙江新安国际医院。

这是一家由卫生部批准的"三甲国际医院"，耗工5年，投资10亿，顾问、名誉院长都大有来头，是詹国团旗下投资规模最大的民营医院，一举奠定了其行业大哥的地位。

此后，韩剧热播，韩流引领时尚，整容业在中国兴起，连五十岁的大妈都开始割双眼皮。嗅觉敏锐的"莆田系"再次出手，医疗生意从"下半身"做到了"上半身"。

一般套路是这样：先从韩国请来"专家"，开办专科整形医院，再砸钱请美女明星站台，狂打广告，猛吹牛逼，先抢占市场再说。

至于效果嘛，以丰胸为例，采用一种来自乌克兰的英捷尔法勒隆胸注射液（奥美定），成本约1.6元，一次手术费用则要收3万元左右。

暴利也就罢了，关键后遗症还很可怕，会导致溃烂、精神混乱……几年时间，超过30万女性受害，终于在2006年被药监局禁售。

但禁售无法让"莆田系"收敛，因为市场太大了。

2009年，全国整形美容市场规模是200万人次，增速100%，对于"莆田系"来说，人为财死，为了抢蛋糕，哪还顾得了其他啊。

在整形美容领域，"莆田系"最成功的当属陈金秀，行业内品牌最响的"美莱整形""华美整形"，都在其家族势力之下。

逐渐地，"莆田系"民营医院遍布全国。王海和媒体们绝不会想到，昔日的"莆田系"不仅没有因为曝光而完蛋，反而发展得更好了。

尤其是互联网爆发以后，借助网络推广，"莆田系"迅速抢占市场。以百度为例，当年搜索任何一个疾病，首页永远都有"莆田系"旗下的民营医院。

然而崛起的背后，却是从"祖师爷"时期娘胎里就带着的原罪：虚假广告，过度医疗，无证行医……这些关键词，几乎成了"莆田系"的代名词，很快引起执法部门关注介入。

2006年，杭州江干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虚假广告罪"，逮捕了"莆田系"杨国坤、杨文秀、杨元其等三人。

2008年，百度上"莆田系"的医药广告被央视点名批评，百度股票应声下跌25%，之后一个月狂跌50%，百度被迫移除当季医药广告。

2009年，"新医改"出台，允许社会资本进入医疗行业，包括参与公立医院改制重组，也就是所谓的医疗产业化。

财大气粗的"莆田系"再次迎来转机，动辄直接买下整个医院，或转为民营机构，或与公立医院共建新的民营机构，于是诞生了很多公立医院的附属医院。

2010年后，"莆田系"又把魔爪伸向了数量庞大的大学生群体，开拓了新的项目：割包皮、无痛人流。

他们通过学生会或赞助活动，明目张胆地在校园内做广告，以低廉价格诱导学生走上手术台，做到一半凶相毕露，突然说有多个隐形收费项目，学生此时无路可退，只能任人宰割。

至此，"莆田系"医疗帝国日趋庞大，将包括妇科、男科、泌尿、整形、皮肤、儿科、中医、肛肠等多种病症科室，全都纳入了版图。

2013年，国家发布《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次年又提出"放开非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价格"。

对于"莆田系"来说，这是天赐良机，迅速开始以品牌化、高端化、联盟化来为自己洗白。

2013年11月，华夏医疗的翁国亮，和刘永好、冯仑，联合成立"中国医疗健康产业发展策略联盟"，刘永好任名誉主席，冯仑任主席，翁国亮任执行主席。

成立大会上，刘永好再次见到了老朋友詹国团，并认识了也到现场的新朋友黄德峰。

而刘永好担任名誉主席的这个联盟，共有14家创始成员企业，其中11家就来自"莆田系"，旗下拥有医疗机构和医院超过1000家。

随后，"莆田系"医疗机构迎来了鼎晖、建银、红杉等的注资。向来低调神秘的"莆田系"医院走向前台，玩起了多元化的产业链，涉足土地、地产、传媒、金融、医药，等等。

而"莆田系"内部，也加快了洗牌兼并的步伐，最终形成了以詹国团、林志忠、陈金秀、黄德峰为首的"四大家族"。

詹国团家族以上海为基地，通过土地跟医院结合的模式发展，旗下的三甲医院已经遍布全国，成为"莆田系"民营医疗的代表人物。国内几乎所有的"玛丽医院""玛利亚妇产医院"都是其家族集团控股。

陈金秀的西红柿医疗集团，以长三角为重点区域，打造特色专科，控股了所有的"美莱""华美"整形医院，还发展了"华夏""华康""华东"等医院。

黄德峰的家族，通过妇科这个切入口迅速扩张，以"五洲""现代女子医院"为主的妇科医院，开了一家又一家。

林志忠则把最难啃的眼科、内科攻下阵，"博爱""曙光""远大心胸"相继打响名头。

"莆田系"合力，控制了全国八成的民营医院。2013年时，莆田市常年在外从事医疗行业的人员就已超过6万人，年营业额2600多亿元，超过了西部某些省份一年的GDP。

然而，无论创造再多的财富，都无法告慰那些在"莆田系"医院中逝去的生命。

2014年7月，新东方一名女员工入住"莆田系"旗下的云南玛利亚医院，分娩时意外死亡。随后，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发微博炮轰，事件引发网民对民营医院黑幕的声讨。

很快，医院背后的"詹氏"被媒体寻根溯源揪了出来，成为众矢之的。

作为"莆田系"医院主要网络推广平台，百度官方也明确表态：不会动摇"高门槛、严审核"决心，将加大整治以"莆田系"为代表的违规医疗推广。

2016年4月，陕西大学生魏则西，因通过百度广告找到北京武警总队第二医院，在花费20多万医疗费后，被告知该疗法在美国早已宣布无效，病情耽误，肿瘤扩散，在咸阳家中去世。

这个北京武警总队第二医院"肿瘤生物中心"，是康新公司通过承包科室的方式成立的。而康新公司，正是"莆田系"陈金秀家族的产业。

舆论之下，"莆田系"原罪深重，百度和武警二院也成了"帮凶"，遭到全网讨伐。

2019年7月，大连一名32岁女子在隆胸时心跳骤停，不幸去世。

实施"夺命隆胸手术"的正是医美时尚连锁品牌"Yestar艺星"旗下整形医院，又是一家"莆田系"医院。

这家宣传自己是"大连唯一一家卫生局批准的具有医疗美容专科医院资质"的整容机构，早在几年前就已犯下多重违法行为，包括"虚假宣传""不正当有奖销售""不正当竞争行为"，更因商用明星照片，牵涉了77宗肖像侵权和名誉纠纷案。

这些畸形的商业操作背后，沾满无数人的鲜血和泪水，改变了医者仁心的初衷。

把治病救人的医疗保障机构，改造成了道德泯灭的赚钱机器，"病人进去，死人出来。富人进去，穷人出来"，失去民心是迟早的事。

名声臭了，但是"莆田系"还在。

只是在后续的商业操作中，他们不再那么高调，竭力想要去掉身上"莆田系"的标签。

已经有一批新生代的莆田人，继承衣钵，正在谋求"突围"之道。这批社交活跃的新一代，建立多个社交群交流想法。

有人提出一个挑战性的难题：如果医疗事故死了人怎么处理？

在"搞定卫生部门、搞定媒体、用钱砸平安"等泛泛而谈的方案中，有一个方案被一致认可：

1、人死了尸体一定不能留在医院，能回家的一定要让他回家，不能回家的也要让他到殡仪馆去，由医生去说，这个时机大概1~2小时，趁家属根本没反应过来时搞定。

2、医生跟病人家属解释后，要让家属签字是自动要求出院或回家的。

3、以上搞定后就可以感情公关了，死人这种事千万不要想坏事变好，这种事只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才能保证医院正常营业下去。

4、以上几事最好在一天之内搞定。

由此看来，原罪也是可以遗传的。"莆田系"新一代处理医疗事故的手法，堪称老练，只是唯独少了一样东西——人性。

80年代至今，"莆田系"从无到有四十年，由开始的散兵游医到现在的医疗帝国，积累了巨量财富的同时，也留下了难以洗刷的污名。

而"莆田系"的"祖师爷"陈德良，今年已70岁。

两年之前，陈德良因视力不好驾车撞死了人，被判刑，但因年老监外执行，每周四须去镇政府报到一次。

据说他现在只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善终"。为了跳脱罪孽，这可能是他的期盼了。

如果将医院当商场，将医生当商人，过度医疗就无法控制，结果就是医疗费用一路上涨，老百姓看病越来越贵、越来越难。所以在医疗领域，政府应该承担责任。不能放任逐利的机制兴风作浪，否则老百姓蒙受损失，政府也会遭遇极大的困境。

作为全国唯一一个完全取消公立医院的地级市，所谓“宿迁模式”是失败的。

这些年医改，国家投了大量的钱，各个地方医疗服务的水平普遍都在改善。可宿迁的医院私有化以后，发展是节节后退的，人才留不住，医疗水平也没提高。宿迁老百姓不满意，都到外地去看病。宿迁政府也不满意，早就想重建公立医院，把卖掉的医院买回来，可是对方不同意。

当时仇和卖医院，最大的宿迁人民医院以7000万元卖给了金陵药业，后来宿迁政府出价10亿、20亿，金陵药业都不卖。现在金陵药业近30%的利润来自宿迁人民医院，那就是它生蛋的鸡。

宿迁政府没办法，只好在市区以外重新建一个2000张床位的医院，已经投入近20亿元，全部建成肯定不止这个数。这一卖一建，对一个城市是多大的损失，而且寒了多少人的心啊。

有些老百姓认为，在医疗领域的所谓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说白了，“不就是不管我们了吗”？！

宿迁一个500多万人的城市，政府对医疗资源没有任何掌控力。那老百姓看病怎么办？靠什么来保障医疗？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手上没有公立医院；没有公立医院，要是再来SARS，靠谁来抗病？靠市场，能靠得住吗？

非洲埃博拉肆虐时，美国出2000美元一天都雇不到人去援助。

中国先后派出多批医疗队，由公立医院和解放军的医生组成，到利比里亚、塞拉利昂等国帮助抗击埃博拉。利比里亚疫情解除，中国医疗队功不可没，受到世卫组织（WHO）和利比里亚政府高度赞扬。

尼泊尔大地震，中国政府医疗队也是以最快速度赶往灾区救援。当地老百姓看到中国医疗队的标志，都说：“中国人真好，我们永远记住了这面红旗。”

公立医院就是政府的第二支部队。军队是保卫国土安全，医院这支部队是保卫人民健康安全，同样很重要。不光是救死扶伤，医院也是用来防范风险的，平时可能感觉不到，关键时刻就看出这支部队不可或缺——任何大灾大难的危急时刻，都是军人和医生冲在前面。这就是为什么宿迁必须回头办公立医院的原因。

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时，有几所私立医院自告奋勇冲上前？起着中流砥柱、定海神针、压舱石作用的，惟有国家的公立医院无私奉献……

看看世界霸主美国，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漩涡中，惊慌失措、手忙脚乱、晕头转向、破绽百出、啼笑皆非，就全明白了私人资本控制医院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