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目录：

• 1、搞“黄色”，就服他
• 2、《扬眉出剑》第四十七章 午夜凶杀案告破
• 3、博学余暇，游手于斯：黄永年先生的书法篆刻研究

搞“黄色”，就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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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老谈

近日，有个叫“开封王婆”的自媒体，一下子爆红网络，俨然成为开年短视频赛道的顶流。

但身在顶流的她很是尴尬。一方面，各路网红围着王婆炒得欢，大有薅尽她羊毛的气势；另一方面，因为被名气所累，王婆本尊反而畏手畏脚了，她一下子不敢“挣快钱”了，也就是说，不敢带货了。

很多人并不清楚，大红大紫之前，王婆也曾在小号带过货。有媒体统计，近90天她带货79场次，总销售额在25万到50万之间。

以王婆今天的名气，如果在大号卖货，应该不难突破这个数字。王婆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甚至不敢有所动作，那个统计她的媒体照旧不放过她，揶揄道：（王婆说媒）是一场醉翁之意不在酒的闹剧，台下的年轻人依旧对恋爱没什么兴趣。而台上的“王婆”在说媒之际，似乎早晚也要踏入下一个领域。

虽然大家都在调侃“宇宙的尽头是直播带货”，但某人合理合法地挣钱，一点也不寒碜。很多人在说王婆炒作，我反而觉得，新闻媒体炒作她的时候更加游刃有余，故作高深起来的时候，简直是杀人诛心。

今天的王婆给公众的印象还是蛮好的，但也保不齐未来可能翻车。我想为今天的王婆说几句公道话，就进入“炒作”这一领域来说，她还是个小学生，没有谁比那些个新闻媒体更主动更擅长的了。

01

赵本山小品里的话，一只公鸡搁老两口手里蹦子儿不值，“让我炒作，炒完就值钱了”。小品里的人物有手段、有技术，一只公鸡也能给炒起来。现实情况则是，炒作动物不会那么方便；单纯炒作男人、女人，不是那么容易博眼球；唯有与男女有关的事儿，才更加方便炒作。

民国文人在《上海男子生活》一文中写道，大城市的人阅读报纸时，“先不忙看要闻专电这些东西，且翻开副刊……很热心地读着那些强X幼女与娇妾卷逃等类的信息……”

可见，在这篇文章发表时的1933年，报纸对男女之事的炒作，已经出现了成效。

彼时报纸上刊发的所谓娇妾卷逃等信息，在新闻史上还有个专有名词，即“黄色新闻”。它不是诸位所理解的那种色情新闻，泛指一切格调不高、没有什么价值、纯粹为了博眼球而存在的新闻。

虽说是如蝇逐臭、如蚁附膻，但在清末民初时，大部分新闻还是很有节操的，新闻人也是不屑于炒作、曝光别人的“家丑”的。某份报纸的创立，常常为一家党派发声，譬如报界“四大金刚”之一的《时报》，就是在康有为、梁启超的资助下创办的。

当初新闻人的洁身自好，也便决定了，即使有男女之事的大新闻出现，比如直到今天还被人津津乐道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件”，彼时报纸的报道，只能用蜻蜓点水来形容。

杨乃武案件发生于1873年年末，约半年之后，鼎鼎大名的《申报》方才姗姗来迟地报道了此案。《申报》报道该案时，没有时效性也就罢了，还无真实性可言，采集的信息多是坊间流言。乃至，连新闻的写作手法也十分无趣，它沿袭的是旧时代文人惯用的手法，隐去地点与姓名，文字则拐弯抹角。就一篇新闻报道来说，远称不上精彩绝伦。

随着时间的推移，报纸开始与文人们联系起来。比如，《时报》就渐渐由“党人报”转向了“文人报”。但这种转变的苗头，引起了梁启超的不满。

最初创刊时，《时报》在发刊词中明确写道：“本报论说以公为主，不偏徇一党之意见。”这句话本来是说着玩玩，但报纸的一代目发行人似乎是个实在人，果然践行了这一宗旨，旋即，惹恼了梁启超。

在给康有为的信件中，梁启超义愤填膺地写道，这么多年，我们花了那么多钱，养了那么多人，钱都打了水漂，打水漂还能听个响呢！（梁的原文是：“吾党费十余万以办此报，今欲扩张党势之于内地，而此报至不能为我机关，则要来何用？无怪于人之愤愤”）

梁启超因此宣布撤资，《时报》也就濒临破产。为了拯救它，发行人意识到，他们唯有继续放低姿态，后来，也就憋出炒作男女之事的“创意”。

02

民国时期，为了争夺市场，各大报刊可谓各显神通。

《新闻报》在发行量上独占鳌头，旋即被冠以“中国第一大报”；《申报》岂能让对手占尽风光？于是独辟蹊径，采用以报纸的厚度与《新闻报》的发行量抗衡，俨然成为“中国第一厚报”……总之，民国的报刊江湖上演着一番“只要定语足够多，你就是第一”的戏码。

相比之下，被撤资的《时报》就显得十分落寞了。

好在，不久之后，一代目发行人落寞退场，二代目发行人华丽亮相。买下《时报》的那个人名曰黄伯惠，他的外号之一叫“怪咖”，另一个更广为人知的绰号是“黄百万”。

（注：红框内为黄伯惠）

黄家本来就是上海金山县的首富，除了继承偌大的家业，黄伯惠还从当时上海的橡皮股票业务赚了个盆满钵满。除了钱，他简直就一无所有了。

后人记载曰：黄伯惠接手《时报》以来，“每月的亏损即达万元以上”。可见，黄老爷办报纸，不是为了挣几个臭钱，突出的就是“兴趣”俩字。

和今天的影视作品里广告泛滥成灾的情形类似，民国的很多报纸，亦是充斥着广告。林语堂就曾吐槽过《申报》的广告多，看报纸如同“在广告里找新闻”（林的原话是：“且查各版排法，亦纯以广告为本位，以新闻为补充白”）。

正所谓，黄老爷来了，青天就有了。黄伯惠不仅接广告时相对克制，还经常花大手笔给《时报》打广告。

他将报馆搬进一家豪华的大楼，在显眼处，设置大幅的霓虹灯广告，“利用地势之便，就馆屋巅，制就红色招牌，凌空悬挂，炫人耳目”；又与洋人的电车公司洽谈，花费一笔巨资，将上海四马路大新街的电车站改为“时报馆站”。

为了取悦读者，黄伯惠同样操碎了心。

有的读者嫌近来的报纸字儿越来越小，眼睛看得费劲，黄伯惠公开表示坚持用大号字，还非常自信地印了一本宣传册：《<时报>敢请国人阅看之理由》，免费发放给读者。

民国某年，全国运动会在杭州举行。黄老爷再次发动“钞能力”，专门包了一架专机，每天一次，每日清晨将当天的报纸由上海运送到杭州，直接空投至会场，供读者就近阅读。

1927年以来，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相关机构对报纸审查的力度越来越严格。于是乎，上海各大报纸刊登的内容变得越来越雷同。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黄老板向早已武装到牙齿的《时报》编辑们下达命令：“凡他报以种种情形不予登载之新闻，时报必单独刊登。”

03

后人赞美黄伯惠曰：自从接手《时报》，他在中国首开“社会新闻”之先河。

但黄伯惠是“黄色新闻”的忠实拥趸，他所发布的“社会新闻”，也即别人不愿报道的内容，总体格调不高，主题往往是：奇闻异事与趣闻传说、火势警情与灾变事故、市井万象与人伦道德、罪恶偷盗与司法诉讼。

以上的“社会新闻”中，尤其以伦理新闻——也就是男女的那点事儿，为《时报》关注的重中之重。

这里不妨引入一个案例。就知名度而言，它肯定不如“杨乃武案件”，但在当时的影响力，因为有《时报》的煽风点火，肯定能秒杀之。

1927年末，上海有男女二青年，男的叫汪世昌、女的叫马振华，两人比邻而居，晨夕相窥，渐渐产生了情愫。是年冬天，汪从窗中向马振华的卧室丢了一封情书。由此，两人正式开始恋爱关系。汪世昌当时在军队服役，经由师长周树人（注：不是鲁迅）做媒，经马振华父亲同意，二人正式订婚。

这本来是一桩美事。怎奈，次年三月份，事情却发生了逆转。一次约会中，汪世昌怀疑马振华不是处子之身，他不好意思问女朋友，竟找了个算命先生，算命先生经过一番“演算”，同样断言马振华“决非完璧”。

1928年3月16日，汪世昌以北上出师为理由，提出分手，并将两人来往的信件全部退还。当晚，羞愧交加的马振华，身揣那些信件，投江自尽。

事件发生后，《时报》记者火速出动，第一时间取走马振华身上的120余封信件，然后在报纸上进行详细报道。

记者的速度堪比今天的狗仔队，甚至，事件的另一主人公汪世昌，也是通过阅读3月18日的《时报》，方才获悉女友的死讯。

“马振华自杀事件”在当年算是轰动一时的新闻，但《时报》在报道此类事件时，绝不是为了还原事件真相、引发群众的讨论，他们的文章中充斥着重复雷同的案情、无头无尾的报道、情感大于法律的裁定……

有人因此说，阅读他们的报纸，就好比剥洋葱，剥到最后，你会发现，什么也没有找到。

04

马振华的事件，让《时报》尝到甜头。不久之后，他们无师自通学会了该如何利用文字，巧妙地炒作男女之关系。

这些宝贵的经验，体现在新闻报道的方方面面，譬如，写作手法、报道方式、标题制作……

（注：《时报》起的一些标题）

假如诸位生活在还不那么开放的民国，当你在堂堂大报《时报》之上，看到《狐臭能离婚吗？》类似的标题。试问，你会不打开看看么？

《时报》早期的报道，还都是这些较为短小的标题。到了中后期，他们动辄一个标题用四五十字的篇幅，比如这个：《蒋医生之家庭：主仆恋爱，夫妇成水火，种种不良行为，顾全名誉起见不愿宣布，求离异，追赡养！》

“医生”“主仆恋”“离婚”“金钱”……当这几个元素结合起来时，读者岂不发疯似地买报纸？

除了字儿多，他们还善用标点符号，尤其钟情于感叹号。譬如这一个标题：《惹草沾花，少妇控夫，游荡！！暴戾！！》

以及，除了在文章的大标题上下功夫，编辑们还取了很多“别开生面”的小标题。

在《三角恋爱之两幕》一篇报道中，编辑以两个小标题，区分文章中这两幕：其一，吃请茶后肉搏打枪；其二，奸夫淫妇赤身裸体。

请问在座的诸位，有没有兴趣看看当年的这份报道？

有人又说了，这哪里是新闻报道，分明就是写小说呀。恭喜您，答对了。

在《多情公子恋女佣》系列报道中，《时报》的某一篇文章是这样开头的：

“江南三月，孤岛上的空气，还是系绩冬（注：原文如此，大概是寒冬的意思吧）一样肃杀，深秋一样萧瑟。吴增桂和施羲妹（注：男女主人公）的桃色纠纷案，算是给它渗入了一点春的气息……”

虽然标题起得惊悚、内容写得精彩，《时报》大肆进行的这类报道，很多都是所谓“张家长李家短”的事情。这类事情并没有多少价值，经过一番包装与炒作，转眼就成了所谓“惊天新闻”。

《时报》获得了流量与销量，但可怜了报道中的女性，经过轮番轰炸的报道，她们不得不接受舆论的评判与公众的审视。就比如“多情公子恋女佣”事件中的女主人公施羲妹，最终被“以妨害风化罪起诉，致使吴增桂诱伤身，要求附带民诉，追偿损失五百元……”

诚然，《时报》有时候也会为可怜的女士发声，但总体而言，受制于时代，批评她们无情无义、污名化她们的文章，占据绝大多数。

回到今天开封王婆的故事，我们发现，在如今的环境下，炒作王婆的方式，少了些险恶的字眼，却呈现得更加“理性”，以及，恶心。

任何人都可以被批评，但在批评之前，请先做好功课，王婆都宣布不得不休息了，却还阴谋论人家“早晚要踏入下一个领域”，还自以为是地说王婆“狂欢容易收场难”……

假如王婆再出来时，竟然选择在大号直播带货了；假设她某天“不火”，黯然退场了……请不要大惊小怪，也不要讽刺。一切的结果，都是水到渠成的自然选择，而非谁谁谁之前的“神机妙算”。

参考资料：

衷淑英：《民国时期上海现代婚恋观的媒介建构》

陈蓉：《家丑外扬：<时报>逃妻新闻研究》

高翔宇、周雨霏：《性别、媒介与消费：1928年马振华自杀案的社会透视》

李勇军：《试论晚清新闻媒体的社会舆论作用》

（摘编自微信公众号拾文化）

《扬眉出剑》第四十七章 午夜凶杀案告破

1

“哎呦，妈呀！死尸！还是白人女尸！”一天清晨，一位北京老大爷提笼架鸟遛弯，来到东便门外城墙根的“狐狸塔”下，这里灌木丛生，林木茂密，常有狐狸出没，被北京的外国人称为“狐狸塔”。一阵阵恶臭传来，老大爷本以为是狐狸的骚味，没想到是一具穿着典型英格兰花格子连衣裙的白人女尸，引来无数群团苍蝇嗡嗡觅食，他吓得跌了一跤。

他的惊叫引来了不少人围过来，看到女尸后，纷纷捂鼻子。“赶紧报警！”有人说。

市公安局接到了报警，还是外国人的尸体。引起了重视。赵万刚是燕京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会外语，因此，负责了此案的侦破。

其实，这座塔不叫“狐狸塔”，而是燃灯佛舍利塔，建于辽代，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因地震塔身倾圮，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重建。为砖木结构，密檐实心，八角形十三层。塔刹顶端的铜镜颇大，重达五千克。铜镜为圆形弧面，凹弧面有子弹射击的擦痕（是八国联军对古塔的破坏）。因东便门外这一带荒芜，杂草树木丛生，狐狸、野兔、蛇等小型野生动物泛滥成灾。

法医尸检结果表明，是三处刀伤，导致血液流尽死亡。两处捅进肚子，一处割在颈动脉。由于尸体高度腐败，估计死亡时间有半年之久。女性年龄在22—25岁，身高1.68米，橘黄色头发。高跟鞋是红色的，有一只断了跟。

赵万刚查阅了北平旧警局档案，发现了1949年2月间英国使馆外交官的女儿帕梅拉失踪。案宗显示，有人听到女人呼救声，有人看到在盔甲厂胡同口一个白人年轻女性被一个蒙面男人砍了三刀，男人跑了。但是，奇怪的是，尸体却不见了，人只能按失踪处理。赵万刚查阅当时的大小报刊，赫然醒目的标题：“午夜北平凶杀案”！“恶土凶杀案！”“白人女子被杀，尸体离奇消失！”“年轻白人女子午夜被杀藏尸难觅”“凶杀，英国外交官女儿尸体未找到”等等，不一而足。而且，此案外国报纸也连续报道，轰动一时。

英国使馆一直在抗议未能破案。但是北平旧警局属于瘫痪状态，旧警察尸位素餐，无力破案，让这桩轰动的“北平午夜凶杀案”，一直没有告破。

赵万刚通知英国使馆来认尸体，英国使馆代办处的一秘杰夫·鲍威尔携夫人艾玛在几位工作人员护卫下前来认尸，50多岁的杰夫夫妇俩抱着尸体痛哭，确认是他们的爱女帕梅拉！他们强烈呼吁我公安人员尽快找到凶手，严惩凶手，为他们无辜受害的女儿报仇！

国际案子，发生在北平，各国记者十分关注，纷纷追踪报道。能否迅速破案，也是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北京市公安局的考验。

当时在北京，外国人并不多，只有3000人左右，北京的总人口有二百多万。外国人居住区在东城区，离东交民巷几个街区，就是另外的一个老外群体，是被官方忽视的存在。他们是些罪犯、难民、醉汉、妓女、毒贩，在北京形成了一个像香港的九龙城那样的三不管地带。被外国人称为“恶土”。高峰和乔剑决定让赵万刚先乔装侦查一番。

赵万刚这次乔装，不是收破烂的，而是绅士，头戴白色礼帽，身穿白色西装，鼻子上架着金丝眼镜，手拿一柄拐杖，典型的英国华侨打扮。来到这片外国人的“恶土”。这片“恶土”，北起传统美食街苏州胡同，南至高约十八米、宽约十二米的鞑靼城墙，西抵哈德门哈大街，与使馆区隔街相望。1920年以前，此地不过是一片无人理会的荒地，只有那些守卫北平各国公使馆的外国士兵在此列队操练或训练马匹。后来，此地的中国房东把它们出租给外国侨民；后者则开办舞场、廉价酒吧、窑子、低等旅店和餐馆。这些外侨大部分是无国可归的白俄，十月革命后来到中国。还有来自各国的生意人，下层阶级人士。也有不少来中国“淘金”投机者。盔甲厂胡同就是这片“恶土”的中心。

站在盔甲厂胡同口，赵万刚感受到这里洋溢着一股咖喱味道和咖啡的味道，这是北京老百姓居住区没有的。赵万刚走进了一家伯克利咖啡馆，门脸不大，里面有十张小圆桌子，每张圆桌配两把金属高靠背椅子。可容纳20人左右。典型的英国咖啡馆风格。不仅为顾客提供热咖啡、饼干、蛋糕等美味的茶点，还为顾客的狗狗们提供“狗狗专用茶点”，芝士骨头饼干，烤鸡味小松饼，狗狗咖啡等均有供应。独特的下午茶文化，不再是单纯的红茶松饼，更多的人会选择一份甜点、一杯咖啡，在咖啡馆里度过下午茶时光。

赵万刚坐下，点一份甜点，一杯加奶的白咖啡。要了一份报纸，看了起来。一天、两天过去了，没有什么发现。这里来来往往的外国人很多，特别是到了晚上，咖啡屋变成迪斯科小舞厅，屋内屋外，随着音乐响起，外国青年男男女女来蹦迪跳舞的很多，以白俄、美国人、意大利人、英国人、法国人等居多。

第三天，他还坐在相同位置看报纸，喝咖啡。一位红头发年轻白人女性前来搭讪，问：“Do you have a lighter?（借个火）”女子穿紫红色花格子连衣裙比较旧，一双红皮鞋却比较新。蓝眼睛，高鼻梁，身材高挑丰满。俄国口音，英语比较生硬。

赵万刚从兜里掏出了打火机，点着了，女子凑过来，点烟卷，然后坐了下来。“Thanks.May I sit down?”

“Yes，please.”赵万刚说。

“Have we met somewhere before？（我们在哪见过吗？）”女子说。

赵万刚知道，这是妓女搭讪嫖客的常用语。虽然不愿意与妓女打交道。但是，妓女是消息灵通人士，也许知道什么。赵万刚就回答：“Not really. But do you know something about thestory of that a young white girl was stabbed to death?(不一定，你是否知道白人年轻女子被捅刀的事？)”

这个红头发女子非常感兴趣这个话题。表示知道，但是需要赵万刚为她叫一份咖啡和一份甜点。赵万刚喊来服务生，添加一份咖啡、甜点和红酒。红头发女子很高兴，吃着，喝着。然后用生硬的英语介绍了她自己，叫冬妮娅，白俄人。她描述了她所看到一切。在半年前，一个夜晚，她在酒吧里，隐隐约约看到女子帕梅拉就是在这个咖啡馆门口前被一个蒙面男子捅刀杀死。听到呼喊救命，大家出去帮助，那个捅刀的男子用小型喷雾剂向大家喷了一种药雾气。所有人都倒下了。再醒来时，大家似乎什么都忘记了，女子尸体也不见了。地上只有几滴血迹，和一小根断了的高跟鞋鞋跟。听说，女子尸体如今被发现了。他们很期待人民公安找到凶手。

赵万刚问她：“你现在怎么恢复了记忆，还记得是蒙面男子用刀杀的人？”

红头发女郎说：“用了半年时间，才恢复记忆。”

赵万刚问：“这个蒙面男子长什么样子？个子多高？现在在哪里？”

听懂了赵万刚的英文提问，这个白俄女子说：“Why should I tell you? What for?（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图什么？）”

赵万刚明白，这个红头发女子一定知道什么，她暗示要钱。赵万刚把兜里的钱都拿了出来，大约有三十块大洋。这是赵万刚申领的活动经费。装扮绅士，没有钱可装不像的。这片“恶土”通用货币是银元，也流通美元、英镑。人民币在这里“不好使”。

冬妮娅这个白俄女子伸手要拿。赵万刚用流利的英文说：“如果你真知道这个男子的下落，这些钱，你全拿走。如果不知道，顶多给你一块！”

冬妮娅只拿了一块大洋，站起来走了。不过她说：“followme, please.(请跟我来)”

赵万刚把钱收起来，结了账，追出门去，发现红头发女子向胡同深处走去。他追上了她。问“去哪里？”

正说着，拐角处隐藏的几个白俄男子饿虎扑食一般，袭击赵万刚，原来红头发白俄妓女也在玩“仙人跳！”但是，他们选错了对象。赵万刚用手中的拐杖，三下五除二，把这三个白俄男子打得满地乱滚，疼得通通爬不起来。红头发女子要逃跑，也被赵万刚用拐杖拦住。说：“Stop! Tell me what you know about themurder!(站住，告诉我这个凶手的下落！)”

红头发女子说：“Money ,gave me all the money.(把钱给我，所有的钱！)”

“You really know him?(你真知道他的下落？)”

红头发女子点点头。赵万刚把钱给了她。可是，女子拿了钱，撒丫子又跑，被赵万刚追上。女子说：“OK”，“Ok, I tell you. His name isXiong Xianli, a murder，a fucker, a luster. He's one of my clients. A Chinese American! Hehastransmitter-receiver.(好吧，我说，他的名字叫熊先立，一个杀手,嫖客、好色之徒。我的嫖客之一。华裔美国人，他有收发报机！”

赵万刚追问他住在哪？

女子说：“Ireally do not know.He moved often here and there.But not very far away.（我真不知道，他经常搬家，但是离这不太远。） ”

赵万刚放了红头发女子。回到市公安局汇报了发现，并发动片警寻找美籍华人熊先立。很快，片警提供了熊先立的住址。就在那片“恶土”之内。

乔剑安排人将熊先立监视起来。这里不是使馆区，动用了无线电监测车，监测到这一带有无线电信号偶尔发出。高峰也从情报站得到消息，美国中央情报局早就派遣一个远东情报组潜入北平市内，并携带电台在东城进行秘密活动。

抓还是不抓？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说：“抓了他却没有证据，万一找不到电台，就麻烦了。不如把他当鱼饵，放长线，钓大鱼。”有的说：“必须严防特务分子趁机进行恐怖活动。要抓起来，才能破案。”

乔剑问赵万刚：“你的意见呢？”

赵万刚说：“只要给冬妮娅好处，她就会出来作证。也许，还有其他目击者恢复了记忆，愿意出来作证。人证和尸体都有，就是凶器没有，也许藏匿在熊先立家里。如果找到，证据链就完整了。美国方面抗议也没有用。还有，万一找到了发报机，证明他是特务，在中国的土地上搞颠覆活动，向国际公开证据，那么，美国只有丢尽面子，颜面扫地，为我国树立好的国际形象！”

乔剑考虑再三说：“马上抓捕，出了事，我负责。”当天晚上，赵万刚带干警去抓捕时，蹲守的片警说，熊先立没有在家，屋里没人。很可能去咖啡馆了，他每天晚上都去咖啡馆，或去招妓，或去消费。于是，便装的赵万刚走进咖啡馆，但是，未发现熊先立的踪影，难道他得到消息提前逃跑了？

正在思索中，冬妮娅认出了赵万刚，热情地给赵万刚一个拥抱。一股廉价的香水和狐臭味，让赵万刚毫无“受宠若惊”之感。问：“Where is Mr.Xiong Xianli?熊先立在哪？”

冬妮娅说：“Acup of coffee, please.(先给我来一杯咖啡)”赵万刚叫服务生点了咖啡，冬妮娅找了一张圆桌坐下来。示意赵万刚也坐下来，说：“Take it easy. He will appear soon, because he isintimatingwitha girl now outside.(放松点。他很快就出现，他在外面正在和一个妓女嘿咻。)”

赵万刚坐下，等了一会儿，发现一个穿浅灰色西服中等个子黑头发小眼睛的华裔男子，携一位中等个子丰满的白人女子走进了咖啡馆。他要了两份热饮和甜面圈。就在他们吃东西的时候。在咖啡馆一个角落的赵万刚，悄悄让冬妮娅确认，冬妮娅点点头此人正是熊先立。

为了不影响其他外国人享受咖啡馆欢愉的社交气氛，赵万刚付账走出了咖啡馆，示意干警他们耐心等熊先立出来。熊先立在咖啡馆大约逗留了一个小时。没有和任何人交流，只是低头看报纸。而在座的外国顾客，似乎都对他敬而远之，对这个凶手有所忌惮。

后来，熊先立结账后，离开了咖啡馆。赵万刚跟了上去。在胡同里，熊先立敏锐发现有人跟踪，立即掏出手枪，瞄准赵万刚就扣动了扳机。赵万刚迅速躲在电灯杆子后面。可巧的是，熊先立手枪子弹卡壳，连扣动几下都未发射。埋伏在旁的干警一拥而上，抓捕了美籍华人熊先立，带回局里审问。

考虑到中美关系，事关重大，市局副局长高峰也赶到，和乔剑、赵万刚一起突击审讯。熊先立料定公安手中无证据，态度强硬，拒绝交代，并且说：“我要控告你们，非法扣押美国侨民。”

高峰说：“我们有证人，你杀了英国使馆人员的女儿帕梅拉，不过证人，明天上午才能和你对质。你在咖啡馆门口前杀了人，很多人都看到了。你为什么要杀人？”

熊先立拒绝回答。他要找律师，要找代办。审问陷入了僵局。此时，大队长乔剑脑子里也没有头绪，但他知道只有找到了证据，熊先立才会承认。

乔剑和赵万刚商量一下，立即直奔熊先立家中搜索，一个角落都不放过，但屋内东西很多，他们找了两个小时也没有发现线索。“这样找，等于大海捞针！”乔剑看了一下表，已经是凌晨三点，再过几个小时天亮了，如果再找不到证据，那就只能先放了熊先立。就在大家很着急的时候，赵万刚在熊先立的床头的枕边发现了一本旧书。他拿起那本书，每一页仔细翻查。在倒数第2页里，放着一张纸片，仔细端详正是中情局颁发给熊先立的委任状，并且还是用中英文对照写的。任命熊先立为远东情报组组长上校。继续搜索，在天花板内发现了一部电台。电台底座还贴有国防部保密局北平站专用字样。原来，这个电台就是保密局北平站站长徐宗尧说的上一任保密局北平站站长王蒲臣在郑介民的授意下藏的那个秘密电台。第八部电台，就这样被找到了。美国远东情报组和国民党保密局北平站居然有这么紧密的合作关系！在床底下一个箱子里发现了匕首和几盒避孕套，还有一个橡胶玩偶，供熊先立发泄性欲之用。这个匕首，可能是杀害英国年轻女子的凶器。

天亮了，赵万刚找到了红头发冬妮娅请她来作证。开始，冬妮娅不愿意，但是听说公安抓到凶手，作为目击证人还有丰厚奖励，最终还是同意来作证。在人证物证面前，熊先立不得不低头，承认王蒲臣在撤退北平时，把一部电台交给了他，他不仅给美国中情局发情报，更主要的是同时也给台湾郑介民发一份。至于为什么要杀英国女子帕梅拉，他说因为探测到英国要和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建交的意图和动向，美国方面命令他出面阻止，他就暗杀英国外交人员的家属以此为恐吓。他外形是中国人，嫁祸中国人，国民党或共产党。选择在咖啡馆门口动手，对外国人都造成震慑，给共产党政权带来负面影响。他承认，他就是用那把匕首，两刀捅了帕梅拉腹部，第三刀割断了她的颈动脉。他用汽车抛尸东便门外的灌木丛里。

至此，轰动一时的“北平午夜凶杀案”告破。后来，英国作家保罗·法兰奇据此写了一部小说《午夜北平》，乃是后话不提。

第八部电台被找到，徐宗尧知道后，很欣慰。显然，这部电台和他没有任何关系，证明辜梁是诬告。但是，由于关键人物秦应麟没有下落，徐宗尧和池峰城将军还需要待在监狱中，被审查、再审查，迟迟不能释放。

2

改造妓女，“让姐妹们站起来”，是又一项政治任务。北京的前门外大栅栏一带，是有名的红灯区，这个地区占地面积很大，分布着三百多家大小妓院、青楼、茶室、歌舞厅、戏园子、餐馆、饭店、旅馆、赌场、和专门训练小姑娘的戏班，如。“清吟小班”“清韵班”、“丝竹班”、等等，这些戏班训练被卖身过来的小姑娘琴棋书画，有了技艺后，再高价卖给妓院，成为一流或二流娼妓。其中，八大胡同最为有名。“八大胡同”在西珠市口大街以北、铁树斜街以南，由西往东依次为：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潭、陕西巷、石头胡同、王广福斜街、朱家胡同、李纱帽胡同。其中陕西巷子有名妓赛金花曾待过的上林仙馆和怡香院，终日门庭如市。八大胡同中曾轰动一时的另一名妓是小凤仙，她协助蔡锷逃离北京逃脱袁世凯的追杀，创造出青楼女子和历史上令人景仰的护国将军缠绵动人的世纪之恋。而到这里当妓女的，大多数是因为贫困，被卖到妓院的。她们生活在社会底层，过着非人的生活。

乔剑让赵万刚协助宣武派出所负责管理一百多妓女的改造，正好调查一下妓女桃红，辜梁交代的段云鹏、池峰城、徐宗尧曾密谋潜伏，桃红在场，情况是否属实？有什么细节？有什么情况有助于证明池峰城、徐宗尧是假起义真潜伏。

赵万刚说：“大队长，这应该是您出面的事，我一个组员去，身份不合适。”

乔剑说：“组织上正考虑把你的关系从国办秘书局正式调过来，一旦关系调过来，提拔和任命很快就下来。这也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你知道，我曾在和妓女打交道的栽过跟头，你作风正派，工作严谨，相信你一定能做好这个工作！”

就这样，赵万刚来到了改造妓女的岗位，第一次给100多姐妹们讲话。他说：“姐妹们，让姐妹们站起来，杜绝卖淫买春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毒瘤、实现妇女解放、男女平等，这是党中央、北京市委提出来的，这项工作受到国内外关注，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妓女进行改造，是让你们脱离苦海。然后培训你们劳动技能，争取成为新人，过上幸福生活。”

妓女们对这个英俊的文质彬彬的共产党干部，非常有好感。但是，她们不相信他的话。有的说：“啥幸福生活呀？不就是要把我们强行配给煤黑子和伤残兵吗！如果这样，我们宁愿死，宁愿还当窑姐！”“对！我们宁愿死，也不嫁给煤黑子，也不嫁给伤残兵！”

还有的说：“你真要解放我们，就先娶了我们中的一个姐妹。我们都愿意嫁给你！”所有的妓女轰然大笑，笑得前仰后合，乐不可支。

赵万刚面对这些什么话都敢说的风尘女子，脸红了。解释说：“首先，你们不要听信谣言，没有人要强行把你们配给煤黑子和伤残兵，这是谣言。是恶毒造谣，根本没有这回事！现在你们的婚姻是自由的，你们不再受人压迫，自主掌管自己的命运，掌管自己的爱情。其次，我是已婚者，共产党主张的是一夫一妻制。所以，我不能再娶。谢谢你们的好意。我的同事中，有许多还是单身，你们可以自由恋爱，如果相互产生好感，愿意在一起，我会祝福你们的。现在首要的是你们要学习劳动技能，要树立不劳动者不得食的观念，你们也有两只手，不能吃闲饭，我们这里有缝纫组、绣花组、纺织组、打字组、园艺组、珐琅组、陶瓷组，你们对哪个工作感兴趣，就选择哪个组，学习技能，然后分配你们到工厂去工作，当一名堂堂正正的产业工人！”

大多数人愿意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小组。可是，有几个原来是高级妓女的女子，不愿意劳动。她们摆架子，装病。其中一个外号叫桃红的，长得小巧玲珑，非常标致，倾国倾城，原来是清吟小班的头牌，说：“长官，我干不了粗活，就爱唱个曲，靠我的嗓子赚钱，难道不是靠劳动获取报酬吗？”

赵万刚得知她叫桃红后，马上把她请进了单独的房间，让桃红坐下。因为此时，赵万刚想起来中统特务代号“秃鹰”曾打入市公安局的辜梁曾交代说小桃红在场，听见段云鹏、池峰城、徐宗尧密谋潜伏的事。

桃红受宠若惊，说：“你看上我了？要和我单独泡一泡？”

赵万刚觉得有点尴尬，马上叫来助手做记录，说：“我想问你一个事。你当时在清吟小班对吧？还是头牌？”

桃红说：“是也怎么？不是又怎样？”

赵万刚说：“你能否回忆起在北平和平解放交接的时候，也就是1949年2月初，段云鹏、池峰城、徐宗尧三个人在清吟小班密谋潜伏下来。当时，你在场。还劝他们多喝酒，少谈糟心的事？有这回事吗？”

桃红问：“经历过那么多人，你说的这三个人是谁呀？”

赵万刚说：“段云鹏，保密局少将，1米65的个子，会轻功，外号‘赛狸猫’。徐宗尧，保密局北平站站长，少将，南方人。池峰城，河北省代主席，说话底气足，嗓门大，脾气比较大。后两位是和平起义的功臣，作为第一届政协代表，参加了会议，还作为代表在开国大典上光荣地在观礼台上观礼。如今有人举报说他们是假起义，真潜伏。说段云鹏和他们密谋的计划，你当时在场。”

桃红说：“原来你是来审问我的，不是对我有好感呀？让我空欢喜一场。我犯什么罪了吗？”

赵万刚说：“你没有犯罪。但是，你可能是在场的当事人，你的证词有可能关系到两位将军的前途或生死。”

桃红说：“别吓唬我，我可不敢乱说，万一说岔了，让两位将军送死，不是造孽吗！再说，如果真这么重要这么机密的大事，能当着我面去谈吗？还不第一个把我杀了灭口？”

赵万刚说：“你说的有道理，也就是即使见过这三个人，你也不会听到他们密谋的内容。那么，你看见他们三个在一起了吗？”

小桃红说：“每天来人像流水，谁来谁走，真不关我事。”

赵万刚说：“你有没有在来的客人中发现什么异常？发现这些特务密谋什么？”

桃红说：“来我们这儿的没有一个好人！不是军阀就是军官，不是流氓就是恶霸。每个人都是干坏事的，干好事的不来我们这。”

赵万刚说：“你真是聪明，严谨，说出话来，滴水不漏。你说的也对，即使你看到他们三个在一起，也不能证明什么。麻烦你了。谢谢合作。”

桃红说：“这就问完了？不给点实惠的？”

赵万刚问：“什么实惠的？”

桃红说：“我想唱曲子，用嗓子谋生，不想参加体力劳动，发挥特长，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赵万刚说：“不过分，也是不错的选择，发挥自己特长。如果你真有这方面的才能，我可以介绍你去曲艺团，当演员，专门给工农兵表演节目，但是不是唱靡靡之音，而是内容健康的曲艺。”

桃红说：“曲子是固定的，词可以换成新的。求您给我介绍到曲艺团吧！”

赵万刚马上联系了某曲艺团的领导，该团领导非常感兴趣，马上登门来考察有兴趣加入曲艺团的这些人的才艺。桃红等一批愿意唱曲的姑娘都参加了面试。

不过令人失望的是，这些人表演扭扭作态，唱的功夫一般，表演内容低俗，挑逗性强。曲艺团的领导摇了摇头。曲艺团的人走了，桃红等人泄气地躺在床上不起来。

赵万刚走进屋安慰她们说：“不要灰心丧气，曲艺团要的是真功夫，说明你们的功夫不到家，特别是唱曲子时，你们扭动屁股扭动腰的，功夫都没在嗓子上，这怎么行？你们听听话匣子，也就是收音机里，人家是怎么唱的，字正腔圆，有板有眼，行云流水。而你们，嗲声嗲气的，搔首弄姿。好了，这也不怪你们，因为你们学唱曲时，师傅就是这么教的，为的是勾引男人。现在，你们有两条路，一条是下苦功夫，跟着收音机学人家怎么唱，另一条就是找别的出路，干缝纫、绣花，把唱曲作为业余爱好。”

这几个女的，根本不搭理赵万刚，躺在床上不起来。赵万刚说：“今天你们可以休息一天。这个假我准了。明天必须下到各组去学技能。早学好了，早点到工厂去、社会上去，过上自由的好日子和新生活。早一天走向社会，说不定就早一天找到你们中意的郎君呢！如果谁就愿意这么躺着，那么你们能躺一辈子吗？你们好好想想。记住那句话，不劳动者，不得食！”

赵万刚的话，体贴，没有训人的腔调，大多数人都理解了。第二天，大多数人都下到各个组去学习了。只有桃红还躺着，甚至绝食。赵万刚看望她说：“你病了吗？我摸摸你的脑门，不发烧呀，挺正常的。好吃懒做是不是，这是资产阶级臭思想。你不许再这样赖床！马上起来，学手工去吧！和大家在一起，心情就好了。”

桃红说：“人家头疼，浑身疼，起不来，不然你帮我揉揉？”

赵万刚知道她在勾引他，就厉声说：“起来！再不起来，我就……”

桃红挑衅地说：“你就怎么样？”

赵万刚想了想说：“其实，你挺好的一个人，长得漂亮，嗓子好，身段好，不当演员真是可惜了。你要是听话呢，我认你做干妹妹，我以你哥的名义，求人家曲艺团的老师教教你。待你艺术造诣提高了，曲艺团也许就要你了。”

桃红听了，高兴了，抱着赵万刚就亲了一口，说：“亲哥哥，你真是个可心人。谁那么有福气嫁给了你。你收我做小吧。她做大，我做小，我不和那个姐姐争，就喜欢你这么个英俊的体贴人的有男子气的好汉！”

赵万刚推开了她，说：“不许胡来！妹妹，既然我是你的亲哥哥，就必须管教你，你告诉我一件事，你到底愿意不愿意当曲艺团的演员？愿意不愿意走阳关正道？”

桃红想了想说：“愿意，打心眼里愿意。过去演艺人员是下九流，现在是人民艺术家，到处都受人尊敬。你看侯宝林、梅兰芳受到大家的尊敬和喜爱。”

赵万刚说：“这就对了，只有向他们学习，好好提高技艺，才能成为好演员、人们喜爱的艺术家。我看出，你是真想学曲艺。你的技艺还达不到人家的要求。如果你真想学曲艺，我可以找一个老师辅导你，就是曲艺团昨天考察你的那个老师，让他在业余时间教你正确的唱法，直到你学会了，然后再考人家的曲艺团。”

桃红说：“好，哥哥，我愿意走这条阳关道！”

赵万刚和桃红结成兄妹。桃红有了希望，就有了动力。她白天学绣花，晚上和周末到曲艺团的老师家学唱曲。

三个月后，考上了曲艺团，第一次上台演出就一鸣惊人，获得好评。

桃红成了赵万刚的“干妹妹”。艾梅听到了风言风语，就跟赵万刚大吵大闹。

赵万刚心胸坦荡地说：“艾梅，你多心了。这个干妹妹认下，对改造这些姐妹们有好处，是为了更好的工作，没有别的意思。别心眼太小。”

艾梅说：“狐狸精把你迷住了吧？现在不时兴换老婆吗，你就明白告诉我，你是不是想换老婆？人家又年经、漂亮，又会发骚，你们男人不就是喜欢这口吗？”

赵万刚说：“艾梅，我爱你，我不想换老婆！我们大学四年，难道你就这么不相信我们的爱情？我们是经过生死考验的，请你相信我！”

艾梅说：“进城了甩老婆，是现在百姓最看不下去的事。大多数男人可以跟老婆共患难，但是不能共享福。我当老师，工作忙，身子沉，回家还得伺候赵士奇和沙亮等吃饭，忙得团团转，看不住你。你整天和那些狐狸精在一起，难免会出事。男人有权就学坏。你现在有权，谁知道你还是不是原来的你！”

赵万刚哑口无言。北京的姑娘见过大世面，娶北京的姑娘做老婆，就要受北京女人的气。在北京城内，家家当家作主的都是北京女人，受气的都是“上门女婿”。

桃红知道后，主动买了礼物登门拜访艾梅，并说：“嫂子，好嫂子。赵警官是好人，正派人。认我做妹妹，比我亲哥还好。我亲哥把我卖进了青楼。我以后经常来看您。我在曲艺团有了对象，是学唱京韵大鼓和快板书的一个小伙子。等我们结婚了，办喜事，一定请您出席。”

这样，艾梅心里踏实了。赵万刚的家庭危机解除了。

3

入冬，北京的冬天格外冷。大机关有暖气，而绝大多数老百姓住平房，取暖靠烧煤球炉子。艾梅住的四合院是个大杂院，院中有一棵腊梅树，到了隆冬枝条上绽出红色的小花苞，到了下雪天，开出的却是明黄色的腊梅花。五瓣黄黄的小花朵，散发出甜腻腻的香。艾梅采一束放在屋子里，满室生香。

赵万刚的组织关系正式从国办秘书局调入了北京市公安局，很快就任命他为刑侦大队副大队长，配合乔剑工作。

北京市民欣喜看到北京建设速度的加快。天安门广场为城市中心，广场中心要兴建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天安门广场两侧要修建人民大会堂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在北京城内，还要兴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钓鱼台国宾馆、华侨大厦、北京火车站、全国农业展览馆等，又称“十大建筑”。

北京怎样建都，著名学者梁思成教授建议中央，老北京城不要动，在旁边建一个新北京城，但是这个意见很快被否定了。赵万刚是支持梁思成先生意见的，要尽最大限度地保护古城的旧貌，对这些免予战火的文物，要尽可能地保护下来。但是赵万刚被市局的同事讥讽为“梁陈派”（即梁思成和陈占祥主张保护古城），而其他大多数同事则是“拆城派”。社会上的两大派争论不休，“拆城派”认为古城一无是处，是藩篱，是囚禁新生活的牢笼，必须拆除。“梁陈派”则认为古城是人类文化遗产，是明珠，必须好好保护，否则子孙后代就再也见不到这么美轮美奂的建筑了。

可是这天一上班，梁思成就来报案。赵万刚带助手景文彬接待梁思成先生。梁思成，中等个子，文质彬彬的，戴着一副圆框眼镜，清瘦，十分俊朗。穿着一套花格休闲西服，西服上衣胳臂肘部有磨破了痕迹，显然和他常年伏案和野外考察有关。他讲话情绪平和，语速较慢，每个字似乎都是深思熟虑后准确表达出来的。

他说：“我在潘家园鬼市，发现有人盗卖佛头，而这个佛头，是隋代四门塔中的佛像之头。我在几年前山东历城考察时偶然发现了这个隋代建筑，里面有多尊佛像，栩栩如生。我和妻子林徽因拍了照片，还写了文章，发表在国际期刊上,引起轰动。也许，正因为这篇文章，文物贩子寻着线索，找到了四门塔，盗取了佛头。如今，竟然在首都鬼市上兜售。我给这个人拍了照片。”

梁思成出示了照片。照片上一个戴草帽四十多岁的男子正在手指着一尊木质的佛头兜售。这尊佛头造型生动，面带微笑。而一个外国人，正在和他讨价还价。

梁思成是清朝末期著名大学者梁启超的儿子。梁启超拜康有为为师，从此走上了维新的道路。1895年，腐朽昏庸的清政府为求和，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梁启超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揭开维新变法的序幕。而梁启超的《中国少年说》家喻户晓。梁家一门九子女，各个皆是精英，是栋梁之才。梁思成带领自己的建筑遗产保护团队，走遍中国许多省份。通过测绘、拍摄，将两千多件古建筑遗物记录成册，为研究历史提供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其中，他们在山东历城的偏远山区里发现了一座建于隋代大业7年的四门塔，举世震惊。其中四门塔中佛像的真容，更是造型精致多姿、神态栩栩如生，是中国古代佛像艺术的精品。这一发现，填补了史学家对中国隋代塔记录的空白，并为总结隋代佛塔建筑形式提供了依据。

赵万刚感谢梁思成先生提供的线索。并说：“您的学问让我敬仰，特别是您大力主张古城保护，我支持您！”

梁思成苦笑了摇摇头说：“非常遗憾，这么优秀的古城，这么宝贵的文化遗产，很快就不复存在了。令人痛心！”

赵万刚同情梁思成先生此时的心情，也唉声叹气了一番。然后仔细看了看照片，一眼就认出，那个外国男子是几天前在“脏地”袭击过他的三个白俄男子之一。于是，赵万刚和景文彬在送走了梁思成教授之后，兵分两路，赵万刚带人直扑“脏地”，景文彬带人直奔潘家园，寻找戴草帽的中年男子。

很快，赵万刚通过冬妮娅这个熟人，找到了那个白俄男子，叫安德烈。这个安德烈正在和几个朋友喝咖啡，欣赏他用15块大洋买来的佛头。对方要价一百大洋，他成功讨价还价，用15块大洋就买了下来。他的朋友都在夸奖他，弄出中国，至少可以卖五万卢布。正说着，被赵万刚带干警抓个正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这个安德烈犯下了倒买倒卖文物罪。人赃俱获。

景文彬那边通过走访群众，也在几天内抓获了那个戴草帽盗卖佛头的中年汉子。还通过审讯，抓获了他的同伙三人。

案件审理清楚后，移交检察院，经过检察院起诉，人民法院审理。这几个文物贩子被判了十五年和五年不等的有期徒刑，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以来，第一起被审理的案件。有法可依，从此掀开了中国文物保护新的一页。

但令人遗憾的是，年底的一天，北京皇城的西城门——西安门意外失火了。火是从西安门的南头烧起的，那里住着清洁队，他们夜里取暖，烧木头，不慎把房梁燎着了，火借风势，风借火力，很快就发生了爆燃，数百年干透了的木头和木结构的大殿，顷刻间成为熊熊燃烧的巨大火场。

“救火啊！着火了！”清洁队的人着急地呼唤。有的还跑到附近居民家借水来灭火。那时候，普遍还没有自来水，居民们都是打井里的水，存在自家的水罐里，而这点水正所谓“杯水车薪”，根本不够用。

那时一般人家没有电话，报火警也难。大火持续燃烧，到第二天凌晨，西安门被大火彻底烧毁。后来，市政府决定拆除。再接下来的是，大规模拆除古牌楼、古城墙就开始了。甚至报纸也提出这样的口号，动员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居民去拆城墙，“用封建主义的砖石木料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房屋！”

就这样，那些古城砖、古木料成为各单位白用的资源，百姓也争相把这些白用的资源运到自家院子里，修房子，铺地面。诺大的周长100多公里珍贵的古城墙，和城墙上碉楼、箭楼等建筑，非常可惜，被“拆城运动”弄得消失殆尽了。

梁思成听说后，痛心疾首，立刻口吐鲜血，晕倒在地。林徽因发现后，马上把丈夫送进了医院。经过医务人员抢救，脱离了危险。

此时，赵万刚接到一个紧急任务，涉及毛主席出访苏联行程泄密案。

预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节选自知乎连载长篇小说《扬眉出剑》，作者王永利）

博学余暇，游手于斯：黄永年先生的书法篆刻研究

文 / 张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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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档案］由书法学博士张铁华介绍学人黄永年先生勤勉善思的史学研究之道以及“博学余暇，游手于斯”的书学、篆刻研究，尽显学者通人风采。（徐翎）

黄永年照 约摄于2003年

黄永年（1925年10月14日至2007年1月16日），江苏江阴人，195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先后就职于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曾任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同时曾担任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兼职教授。

黄先生学识渊博，著作等身，在历史学、文献学、版本学、目录学等诸多领域造诣精深，被誉为“一代宗师”。黄先生不仅道德文章楷模当代，在繁忙的治学、教学工作之余，对书法、篆刻亦曾留意，堪称“博学余暇，游手于斯”（赵壹《非草书》）的典范。本文主要对黄先生书法、篆刻方面的研究成果做一介绍，以期引起书法、篆刻研究者更多的关注。

一、治学概况

黄先生1925年生于江苏常州，自幼接受的是新式教育，于中国古代学术并没有家学渊源。抗日战争爆发后，黄先生避难江阴农村期间读了半部《孟子》，从此和古代文献结下了不解之缘。1939年春返回常州之后，他偶然于地摊上买到吕思勉先生的《经子解题》，就此获学术启蒙，渐沉迷于阅读古籍。黄先生在高中二年级时考入苏州中学常州分校，聆听了吕思勉先生讲授的国文、本国史、中国文化史、国学概论四门课；得益于吕先生的指点，他又研读了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于考证方法上颇有所悟；之后又先后师从童书业、顾颉刚等先生，学业始益精进。在复旦大学就读期间，黄先生在唐代文史研究方面深受陈寅恪先生著作影响，并且学而能疑，在本科期间发表多篇论文，包括针对陈先生的《狐臭与胡臭》一文的商榷文章。其本科毕业论文研究唐代河北藩镇问题，也提出了若干不同于陈寅恪先生的看法。（参见黄永年《我的自述》，见陆三强主编《树新义室学记：黄永年的生平与学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黄永年就读大学本科期间养成了勤于读书、勤于思考、勤于写作的习惯，积数十年之功，笔耕不辍，真正做到了著作等身。1993年，他应中华书局《文史知识》编辑之邀，曾撰文《治学浅谈》，简明扼要地介绍了自己的治学情形，金针度人，嘉惠后学。在谈到自己撰写学术论文的经验和体会时，黄先生总结了如下五点：一、把马克思主义用于学术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指导研究和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黄先生特别重视毛泽东《实践论》里所说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认为对研究古代文史同样有指导意义。二、在读书时要发现了问题再写文章，写文章时把问题彻底弄清楚或曰彻底解决。而所谓问题，一是前人或今人都没有注意到的，但确属重要应该研究解决；二是前人或今人弄错了讲错了，需要加以纠正。三、要读常见书，用常见书，不要光依赖孤本秘籍。四、写文章要善于联想，运用资料不要局限于那么一小点领域。五、要注意寻找事物的规律。六、要坚持真理，不要迷信权威。

黄先生撰写的学术论文，行文极其精练，所论皆有为而发，不务空谈，剖析过程要言不烦，直指要害。他善于在常见书里读出别人看不到的问题，这一方面，直接得益于吕思勉、顾颉刚、陈寅恪、童书业等先生的影响。至于坚持真理，不迷信权威，敢于独抒己见，在黄先生复旦读书时期已见端倪，并且在之后的研究工作中贯彻始终，更以“树新义室”为斋号，愈见其治学之旨趣。黄先生多次提到他在复旦读书时期的两个治学案例，藉此说明治学不要迷信权威的道理。在复旦读书期间，黄先生研究明器，认为罗振玉先生把明器中的有角怪兽定为“魌头”有问题，于是根据《唐会要》《太平广记》纠正这个错误。同样是在复旦读书时期，他不仅对陈寅恪先生颇为自得的文章《狐臭与胡臭》提出了商榷意见，还获得了陈先生的首肯与鼓励。在之后的书法篆刻研究方面，他同样基于坚持真理，不迷信权威的立场，虽然研究结论不无可商榷之处，但他“依据实物不率信传世名迹，勾稽文献以摧折后起谬说，词必己出，毋剿袭雷同”（黄永年《书法源流论（一）》，《古籍研究》1995年第1期）的治学方法、研究理念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例如他指出提倡北碑的包世臣《艺舟双楫》“有心得，亦多偏见”，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本《双楫》而益多欺人之谈，谬误失检处更往往多有”，既直陈其弊，又申说康著不可忽视之处在于“较今人之剿说雷同、陈陈相因者究有雅郑之别”（黄永年《碑刻学》，《新美术》1999年第3期），既批判其疏漏之处，又不否定其既有的参考价值，持论可谓公允。

黄先生在治学之余研究书法篆刻，不仅是出于爱好，优游于艺，同时更是治史的延伸，两者相得益彰。在这方面，黄先生的治学方法、研究理念深受其岳父童书业先生的影响。童书业先生在治史之余，兼及美术史研究，著有《童书业绘画史论集》，其中的《中国美术史札记》曾委托黄永年先生代为润饰校勘。翁婿之间，美术、书法各有侧重，皆是“博学余暇，游手于斯”的状态。童先生早年曾从名师学画，于画技、画学用力甚深，然以史学研究为主业，在谈到治画史的体会时，他曾说：“研究绘画、瓷器的画家、鉴赏家，虽在绘画技法、古画、古瓷的鉴赏方面造诣颇高，却可惜不懂历史，不能以发展的观点探讨绘画、瓷器史，对于有关的许多问题，往往不能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进行考察，不能前后比较，贯通研究，因此挖掘不深，甚至出现错误。有些研究历史的人，虽有发展的观点，但对于绘画技法、古画、古瓷的鉴赏不甚了然，同样也大受限制。”（童书业著、童教英整理《童书业绘画史论集》之《整理说明》，中华书局2008年版）史论研究与艺术实践并重，方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这种治学观点为黄先生所恪守。翁婿二人还深受顾颉刚先生治学方法的影响，黄先生早年更是通过阅读《古史辨》而学得了精密的考证方法。在黄先生为数不多的论书著作中，可以见到这种精密考证方法的熟练使用。

建基于雄厚的史学素养，黄先生谈书论印，往往语简义精，颇多振聋发聩之论，而他研治书学的方法，凭借多年自学而建立的学术体系，尤其值得后学关注。黄先生的书法篆刻研究，主要体现在他撰写的若干教学讲义以及学术论文当中，主要有《书法源流杂论》《唐人楷书述论》《碑帖谈丛》《篆刻艺术六论》《碑刻学》等。

《黄永年印存》封面 中华书局2004年版

二、书法研究

黄永年的书法研究和史学研究、碑刻研究密不可分，在《书法源流杂论》一文中他曾自述研究书法源流的缘起：“惟于役咸秦，多读碑志摹拓，于书法源流，颇思撰述，以为《札记》之绪。”（黄永年《书法源流杂论（一）》）可见黄先生撰写书学研究文章，一方面是研读碑志治史学的副产品，一方面是受岳父童书业先生著述《中国美术史札记》的启发。黄先生著述的书学论文虽然不多，但都是有为而发，既抓住核心的、容易有争议甚至误读的问题做精密的考证，又注重对书法发展源流的宏观把握，因而能发前人所未发，或者把前人语焉不详之处阐释清楚，显示了卓越的史识以及极其娴熟的考证功夫。

黄先生自少年时期即喜欢鉴赏、研究碑石拓片，1956年来西安工作后，得益于陕西的人文、地域之便，他对碑刻的研究逐渐深入，这些研究成果又推动、促进了他的史学研究。黄先生治学深受清代乾嘉考据学派影响，尤为重视清代乾嘉以后学者所崇尚的“淹通”之学，他特别提到清代“旧式文人若不知金石则不得齿于通人之列”（黄永年《碑刻学》），而20世纪80年代碑刻学研究已经处于后继无人的中衰状态。有鉴于此，先生总结自己数十年来从事碑刻研究之所得，从1985年开始，给文献学、唐史方向的研究生专门开设了《碑刻学》课程，意在“重振斯道，且使从学者开阔眼界”，“据以考史补史，于学术有所裨益”（黄永年《碑刻学》）。

黄先生对于碑刻学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于1986年印成的《碑刻学》讲稿里，后来应中国美术学院范景中先生之请，又将此稿刊于《新美术》1999年第3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重视。黄先生的碑刻学研究由拓片收藏延伸，涉及到拓片鉴定、史料考证、书法源流考辨、题跋研究等方面，和史学研究紧密相连，虽然篇幅不长，却体现了黄先生对于建立碑刻学研究体系的卓识。

作为教学讲义，《碑刻学》旨在指示治学门径。黄先生列出研治中国碑刻的重要参考书目，并对每种参考书的优劣之处加以辨析，要求学生择要看参考书，同时研究碑刻分类、拓本、史料及书法。虽然黄先生也曾以金石自娱，但研治碑刻学的最终目的旨在“据以考史补史，于学术有所裨益”，非为单纯的审美享受而已。《碑刻学》讲义虽然篇幅不长，基本都是黄先生沉溺此道数十年的心得之言，即便是知识性的课程讲稿，亦是独抒己见，不乏造微入妙之论。

至于先生研究书学之始，可从重写于1977年的《书法源流杂论》提到的“迁延十余年，止成此《杂论》六首”看出端倪。从1977年往前推十余年，黄先生在1965年撰写的《关于〈兰亭序〉的真伪问题》，可视为先生撰述书学札记之始。之所以撰写此文，和60年代的“兰亭论辩”有关。论辩双方各执一词，对于《兰亭序》的真伪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以郭沫若先生为代表的一派否定《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以高二适先生为代表的另一派则坚信《兰亭序》是王羲之所作。黄永年经过审慎的研究，认同郭沫若的结论，即传世的《兰亭序》不是王羲之的作品，同时又认为郭氏考证不够精审，因作万字长文，考辨此事。他通过勾稽文献，探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风格演变的基本规律，再根据目前所传的《兰亭序》不仅书法风格与东晋时期书风不相符合，而且和文献中所描述的王羲之书法“字势雄强”也大相径庭，从而得出传世《兰亭序》非王羲之书迹的论断。

从1977年改定本《书法源流杂论》的内容来看，分为“隶书、八分、楷书、正书”“王羲之书师法钟、张”“兰亭序为梁陈人书”“南北书派异同”“唐楷”“晋唐小楷不可信”六个部分，所论都是讨论书法源流必须面对的关键问题，体现了先生深厚的史学功底以及研治书学的基本方法——依据实物、勾稽文献，通过对实物、文献的辨析，考证史实，从而得出不人云亦云的结论。

黄先生研治书学，注重对书学史料作细致入微的解读，善于从常见史料中发现常人所忽视的问题，因而能发前人所未发，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我们可以从《兰亭序为梁陈人书》一节略窥此中妙处：首先，黄先生通过对相关历史文献的梳理，认定王羲之书法师法钟繇、张芝是不争的事实，从王羲之自述及他人的评述来看，王羲之于章草一体师法张芝不难确定，至于师法钟繇，效仿的是哪种书体？黄先生用排除法进行了推测，认为钟繇所擅“钟书三体”之“行狎书”即章草，而王羲之于章草乃是取法张芝而非钟繇，因而行狎书可以排除。至于传秘书教小学的章程书，“盖西陲所出古写经之属，字体介乎行狎、铭石之间，非晋宋时能书大家所措意”，因此也可以排除在外。那么，王羲之所学之钟书，只能是铭石书而不是其他。当时的铭石书传世者，都是“整齐波发茂密雄强”的隶体，梁武帝评王羲之书法“字势雄强”，也只能对应于这种旧体隶书，而不是流传至今的《兰亭序》的书法风格。至于王羲之当时能得大名的原因，黄先生认为不在别创新体，而是在于墨守钟、张旧体，其时“官学旧体夙宗钟繇，而羲之为其最后大师。南北朝人多以钟、王并称，自非偶然”。既已推理出王羲之书体的应有风貌与传世的《兰亭序》不符，接下来就要考证传世《兰亭序》的书法风格究竟对应的是哪个时期的书法风貌。黄先生认为今本《兰亭序》为藁、行新法，书体介于正书、草书之间，而其中正书的成分尤多。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行草法帖“并时即多伪作，传世者复几经钩临摹刻”，近真者极其罕见，所以从行草一脉考证《兰亭序》年代不便着手，但是见于写经、造像、碑志的正书多且比较可靠，那么可以通过考察《兰亭序》中正书成分的风格特点所对应的历史时期，从而大致推定传世《兰亭序》的书写时代。黄先生根据实物，分别考察彼时写经体、碑志等铭石书体的书风演变规律，认为写经体大致可划分为具汉魏隶书笔意、方笔险劲之北魏体、于险劲中见虚和流美之新体三个阶段，碑志等铭石书体大致可分为魏晋、北魏体、结构平正虚和流美之新体三个阶段。在考察辨析彼时众多作品书风的基础上，黄先生进而确信“新旧交替之间，或略有参差，而所历阶段及递变大势，则若合符节，知此实魏晋南北朝间书法由隶至正之发展规律”（黄永年《书法源流杂论（二）》，《古籍研究》1996年第1期）。理清三阶段的各自书风特点之后，再考察传世《兰亭序》中正书成分之风格特点，发现只能在第三阶段即虚和流美的阶段才可能出现。黄先生因此得出结论，今本《兰亭序》不仅不可能为王羲之所书，即便擅长藁、行的王献之也达不到这种虚和流美的书写风貌，要到南朝梁陈时期才能演变出这种风格。目前关于传世《兰亭序》的真伪问题依然存在争议，无论我们是否赞同黄先生对此的结论，他的考证方法、思路，确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学习的。

黄先生是精通唐史的专家，除了在《书法源流杂论》专辟一节讨论唐楷，还著有《唐人楷书述论》一文，可见他对唐楷研究的重视。他说：“今所谓楷书，自以唐人所作为极则。”（黄永年《书法源流杂论（二）》）对于包世臣、康有为等人倡导北魏体，为尊魏卑唐之说，黄先生极为排斥，直斥康氏所著“多欺人之谈，谬误失检处更往往多有”（黄永年《碑刻学》）。作为唐史研究的权威，自然不能不对此等“谬说”摧而折之，以见拨乱反正之意。在讨论唐楷时，黄先生多有令人耳目一新之论，发前人所罕发，尤其是对于虞世南楷书水平的再评价。黄先生认为今传北宋摹刻本即所谓陕本《孔子庙堂碑》实传唐碑真面，而之所以不副虞书之盛名，不是由于翻刻失真的问题，而是由于虞世南楷书本不足称。他认为虞世南之所以能得大名于初唐时期，只是缘于唐太宗李世民的推崇。至于陕本近真的问题，他的依据是自己所见旧拓《唐任静观魏法师碑》为高宗时学虞书者张德言所书，书风酷似陕本《孔子庙堂碑》，据此便可推测出陕本能传《庙堂》真面。这些论断解决了翻刻本虞世南《孔子庙堂碑》是否近真的问题，对于虞世南的书史地位研究，至关重要。黄先生类似的考证案例不胜枚举，读来引人入胜，发人深思。

黄永年著《茭蒲青果集》封面 中华书局2012年版

三、篆刻研究

黄先生对篆刻的关注，始于13岁开始购读线装古书时，因对其中的收藏印记感兴趣而开始自刻印章。1944年9月，黄先生考入南京的中央大学历史系，次年1月退学。在南京求学期间，得益于中文系郭则豫先生（字组南，号枫谷）的指授，黄先生于篆刻一道才真正开始入门。郭先生篆刻取法黄牧甫一路，受郭先生影响，黄先生购置了黄牧甫、赵撝叔、王福庵等人的印谱，但是所花时间并不多。20世纪70年代后期，黄先生投入了较多精力于碑版收集、鉴赏等活动，同时重拾刻刀聊寄所托，与当时的印坛名宿多有往还。

1979年4月，陕西终南印社被正式批准成立，黄先生作为发起人之一参与了终南印社的筹建，后被推为顾问。1980年至1991年，黄先生的篆刻作品先后参加了全国第一届书法篆刻展、全国首届篆刻艺术展、全国第二届篆刻艺术展，入选了沙孟海先生主编的《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书法集》。2004年10月，在先生八十岁寿辰之际，其篆刻精品汇为《黄永年印存》出版。

黄先生的篆刻创作相较于职业篆刻家，存世作品并不算多，有两百余方。与职业篆刻家不同的是，黄先生学养深厚、兴趣广泛，少时学刻印即得篆刻名家指点，中年时期复与印坛名宿往还，因此眼手俱高，每多佳作。先生辞世后，终南印社有挽联曰“学坛寂寞失朝月，印社悲凉忆春风”，可见黄先生给予终南印社同仁的不仅是艺事的助益，更是道德文章的楷范。人们敬重黄先生其人、其学，愈重其书、其印，堪称当代艺因人重的典型。

黄先生已发表的谈论篆刻的文字不多，流传较广的有《篆刻艺术六论》（《中国书画》2004年第7期）一文，语言平实，娓娓道来，于斯道颇多甘苦自得之言。该文涉及“篆刻是不是艺术”“秦汉印章”“明清以来的篆刻”“怎样写印章”“怎样刻印章”“印材印纽及其他”等诸节，虽名曰“六论”，亦可看作关于篆刻学的简明扼要的知识性讲义，尤其是关于篆刻艺术的规定性、取法对象、具体实践等方面，给初学此道者指示了一条易于入门的途径。

在厘清篆刻是不是艺术的问题时，黄先生认为“只有够水平的才算艺术”，篆刻艺术要求在有限的印面上排入一定的文字以彰其美。对于当时印坛上存在的乱风，尤其是以粗、狂、怪、丑自诩而其实不美者，先生颇为排斥，认为“美的真正的艺术品一般能做到雅俗共赏”。他曾叮嘱学生：“无论刻印还是治学，都要走正路，在传统的基础才能有所创新。”又说：“印用于书画或藏书，太粗大或歪斜丑怪，有损画面和藏书的品相。”对于篆刻初学者，先生建议他们最好多看黄牧甫、王福庵、钱君匋等人的印谱，在汉白文、元朱文上打好基本功。在《篆刻艺术六论》中，先生曾评论黄牧甫篆刻“朱文参汉金文，多用方笔，是一大创新，白文仿汉，也得浑穆拙朴的神韵，且多变化，可谓仅次于赵之谦”。黄先生推崇赵之谦集秦汉印之大成，变化万千，至今尚无人能企及，更无人能超越。从这些评语，可以看出黄先生的篆刻审美步趋清代文人印一路风格，讲究雅俗共赏的审美取向。黄先生自己所刻印章则于清新雅正中见灵动之气，和他严谨治学、余事游艺的人生状态颇为契合。对于名气甚大其实并不高明如齐白石、邓散木的篆刻作品，黄先生则一再叮嘱千万学不得，尤其是齐白石的单刀乱刻，初学学之即万劫不复。联系当前书坛、印坛的种种乱象，黄先生的这些言论依然不过时，切中时弊，令人警醒。

终南印社前社长赵熊先生在《回顾的价值》（终南印社社刊《终南》第二十二辑卷首语）一文中认为黄先生的篆刻“在缺失了流派印这个重要阶段的当代长安，有着独立的意义和价值”，“先生的某些观点以及对某些印风的批判自然可以看作是一家之言，但他主张的精纯典雅仍将以主流形态的一翼，振翮于当代印坛”。赵先生提到的当代长安流派印的缺失问题，和从斯道者大多缺乏应有的文化素养、治学者又大多不务此道有关。黄先生治学之余，以刻印消遣，无意以此名世，反而被誉为“印林之隐者，不名而高”。以学者的身份治印，审美判断的标准自然会和职业印人所追求的有所不同，这也是黄先生的某些印论被视为一家之言的原因之所在。

黄永年 篆刻作品

结语

对于自己早期的研究结论，黄先生一般都比较肯定，不会轻易改变，但是由于受时代、资料等的限制，黄先生在后期也有调整的时候。例如在写定于1977年的《书法源流杂论》一文里，黄先生很肯定地认为如今流传的《兰亭序》为梁、陈人书，非王羲之真迹，而在参编高校权威教材《中国文化史》时，或是出于编写通用教材的考虑，黄先生把相关表述文字做了如下调整：“现在人们见到的传为王羲之的《兰亭序》，就用这种行书书写。有人又认为像《兰亭序》这种行书要迟至梁、陈时才能出现，就是东晋时王羲之所书写怕靠不住。究竟如何，尚有待继续研究。”（阴法鲁、许树安、刘玉才主编《中国古代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43—544页）可以看出，委婉的言辞背后依然不乏对己见的坚持。

黄先生曾评价其岳父童书业先生的画是文人画，而黄先生本人的字则是典型的“学者书法”，不务新奇狂怪，作书端庄严谨，一如其严谨的治学态度。正如元人盛熙明在《法书考》中所言：“夫书者，心之迹也，故有诸中而形诸外，得于心而应于手。”黄先生谈唐楷时尤为推崇褚遂良，他本人的书法也是追踪褚体，以“虚和流美”为表现的佳境。清人刘熙载《艺概》中有段广为传颂的论书名言：“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面对黄先生的书作、印作，如见先生其人，不惟其才、其学、其志可睹。学艺相通，技进乎道，黄先生余事为艺，在书法、篆刻方面多有高屋建瓴之论。如今的书法、篆刻圈束书不观几成风气，黄先生的相关书学、印学研究成果未能引起人们应有的充分重视。笔者不揣浅陋，作此短文，在向前辈致敬的同时，也希望当代的书法、篆刻爱好者学艺并重，庶几书道不废，风雅再续。

黄永年先生与书法、篆刻有关的著作目录：

1.《关于〈兰亭序〉的真伪问题》，撰成于1965年。

2.《书法源流杂论》（附石刻摹本题记），1971年初稿，1977年重写，油印本，后刊于《古籍研究》1995年第1期、1996年第1期。

3.《唐人楷书述论》，刊于《唐史论丛》第五辑，1990年7月。

4.《碑帖谈丛》，刊于《碑林集刊》第三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5年出版。

5.《篆刻艺术》，1983年3月汉唐工艺研究班授课讲稿，后以《篆刻艺术六论》为篇名刊于《中国书画》2004年第7期。

6.《碑刻学》1986年油印本，后刊于《新美术》1999年第3期。

7.《黄永年印存》，中华书局2004年版。

8.《中国古代文化史》（撰写其中的第十二章《古代书法与碑刻》，阴法鲁、许树安、刘玉才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2008年修订版。

9.《黄永年谈艺录》，中华书局2014年版。

10.《黄永年文史论文集》（全五册），中华书局2015年版。

张铁华 咸阳师范学院于右任书法学院副教授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