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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宗治狐臭(密陀僧治狐臭配方)

时间:2024-04-27 09:31:19       点击: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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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十大未解之谜

千百年来,西藏一直被一种神圣而又神秘的氛围所笼罩,接受着全世界人们的虔诚仰望。而西藏历史上有十大未解之谜,至今还震惊全世界!

高僧“虹化”之谜

虹化是指得道高僧在圆寂时出现的一种神秘现象。是得道高僧在圆寂时出现的一种神秘现象。据说,修炼到很高境界的高僧在圆寂时,其肉身会化作一道彩虹而去,进入佛教所说的空行净土的无量宫中。

虹化是指得道高僧在圆寂时出现的一种神秘现象。虹化者临终时,打坐的身体不断发光,其形骸不断缩小或消失,最后只剩下指甲和毛发。也有得道高僧的尸体在焚化后只得到珍贵的舍利。那么,西藏的虹化现象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只有得道高僧才能虹化呢?这就是虹化之谜给人留下的谜团。

虹化的基本特征是:虹化者临终时,打坐的身体会不断发光,在发光时形骸不断缩小,由缩小而渐至消失,最后只剩下指甲与毛发;在其肉身发光缩小之际,头顶上方出现一片红光缭绕。这便是藏密修行者追求的死后最高境界。尚有次等者,其肉身在发光中缩小到一定程度便不再缩小,剩下的形骸坚硬如铁。还有修行得道的高僧,死后火化,遗体全部烧光,连一点骨灰也不留下。这种十分特殊的现象,也可归入虹化一类。

在藏传佛教中,有一个支派密宗,传说密宗修炼者修行达到一定境界后死亡时,肉身会在圆寂后几天内,自动化成五颜六色的光直至消失。这种现象被称之为人体虹化现象。

山南谢珠林寺--千年少女肉身不坏之谜

位于拉萨贡嘎机场附近的谢珠林寺供奉着一尊神奇的菩萨像,她是独一无二的,这不仅是因为这尊佛像,在藏传佛教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更令人惊奇的是,她是一位一千年前存留至今的女肉身像!

她坐化于一千年前,圆寂时只有十二岁,圆寂后身体自然收缩至只有一肘高,坐姿如同度母,传说她是绿度母吉祥天母化身,如今被供奉于谢珠林寺!头戴莹冠,身披彩衣,面容沉静头微低垂,双眼似开似湖,不可思议

伏藏之谜

“伏藏”是指一件很珍贵的东西被埋藏,最终又被发掘出来的意思。在西藏,许多地方都有“伏藏”的存在。那么,“伏藏”到底是些么东西?为什么西藏会有“伏藏”这一举动?这就是伏藏之谜给人们留下的悬念,有一种说法为,伏藏是指莲花生师为后世弟子之福运而埋藏起来的自己的秘密教义及其密典。

莲花生大师将各种教义传授给他的弟子,并把那些从他和益西措杰,及其他佛教大德的彻悟思想中产生的教义埋藏下来,以使后世信徒挖掘。

这些伏藏品在后来的九个世纪内被“百位伏藏师”及其他伏藏师所发现。它们的发掘开始于桑杰喇嘛伏藏师和僧人翁西坚,仍在继续中。

伏藏扥为两种,书藏,又称地藏,即指经书,圣物藏指法器、高僧大德的遗物等。另一种叫识藏,又称心间伏藏, 这些教法是由伏藏师本人从自己的悟性思想中直接得到的,而不是靠某种方式诸如根据标记符号从地下发现,因此称之为“贡德儿,或心间伏藏。”

最为神奇的就是识藏,据说当某种经典或咒文在遇到灾难无法流传下去时,就由神灵授藏在某人的意识深处,以免失传。当有了再传条件时,在某种神秘的启示下,被授藏经文的人(有些是不识字的农牧民)就能将其诵出或记录成文。这一现象就是伏藏之谜。

据传,1300多年前,莲花生大师到西藏弘扬佛法,发觉当时藏人的知识不能接受密法,也因为当时有些法的因缘尚未成熟,故离开西藏前,将很多教法、佛像、法药埋藏在不同的领域里。

它们有的在瀑流,有的在山岩,有的在虚空,甚至有的在圣者的深禅定之中。等待将来时机成熟,让有缘、有成就者开启传播,故称“伏藏”。

珠峰上的雪人传说

世界上所有神秘的动物中,最让人着迷、神往的就是传说中的喜马拉雅山雪人。雪人被称作“夜帝”,意思是居住在岩石上的动物,藏语称为“米贵”,意为人形怪物。从公元前326年起,世间就开始流传关于雪人的种种传说。在偏远的喜马拉雅山山区,百多年来一直传称有“雪人”出没。

在喜马拉雅山区,雪人被描绘成一种身材高大、半人半猿的传奇动物。它们高1.5-4.6米不等,头颅尖耸,红发披顶,周身长满灰黄色的毛。它们步履快捷,时而凶猛、剽悍,时而仁慈、温柔。

虽然很多人否认了雪人的存在,但有关雪人的存在也有许多事实为证:

1848年,西藏墨脱县西宫村的桑达被雪人抓死,留在他身上的气味臭不可闻。

1889年,英国陆军少校沃德尔在喜马拉雅山西北区海拔5100米的雪地上,发现神秘大脚印,当地挑夫表示,那是一种叫“雪人”的人猿留下的。

1938年,当时加尔各答维多利亚纪念馆的馆长奥维古上尉单独在喜马拉雅山旅行,突然遭遇了强劲的暴风雪。强烈的雪光刺得他睁不开眼睛,他又没有任何措施可以呼叫救援,所以奥维古只能等待着自己变成僵硬的尸体。

就在他接近死亡时,觉得自己被一个近3米高的动物掩护住身体,保住了性命。慢慢地,自己意识清晰了,那个大体动物却神秘地消失了,临走时还留下了像狐臭一样的味道。

另一个关于雪人救人的故事发生在1975年。一名尼泊尔夏尔巴族姑娘像往常一样在山上砍柴,但没有意识到远处有一头凶狠的雪豹已经悄悄跟踪她十几分钟。

在姑娘放松警惕的时候,雪豹突然发起猛攻,没想到,一个凶狠的红发白毛动物冲出来,和雪豹殊死搏斗。

姑娘这才得以逃回村子。很显然,这个红发白毛的动物就是传说中的雪人。

如今,有关雪人的种种传说逐渐被动物学家承认,并吸引着无数探险家来到喜马拉雅地区,找寻这个给人类带来无限幻想的神秘动物。

1951年,英国珠穆朗玛峰登山队拍下了第一张有雪人清晰的脚印的照片。这脚印是在坚硬冰面的薄薄一层雪上留下的,很长,很宽,拇指很大,并向外张开。

古格之谜

九世纪中叶,吐蕃王朝第九世赞普朗达玛被杀,其曾孙逃往阿里地区。约公元十世纪,其后裔建立了古格王国,在近700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的文明。1630年,拉达克人入侵并消灭了古格。然而,从记载上看,战争造成的屠杀和掠夺并不足以毁灭古格文明,但古格文明的消失和玛雅文明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都发生得异常突然。在今天的遗址附近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十多户人家守着一座可供上千人居住的城市,而这十多户人家并不是古格后裔。那么当日十万之众的古格人如何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如今,浩大的古格王国遗址、神奇的“古格银眼”、无头干尸洞和无数的古物珍宝吸引着考古学家的探索。但古格文明何以突然消逝,仍是一个谜。

香巴拉之谜

香巴拉,又译为“香格里拉”,意为“持安乐”,是佛教所说的神话世界,时轮教法的发源地。关于香巴拉的是否存在人们始终持怀疑态度,而佛学界则认为香巴拉是一个虚构的世外桃源。   

藏文史籍对于香巴拉的记载很详细:香巴拉位于雪山中央的西端,圆形如同莲瓣,周围被雪山环抱,从白雪皑皑的山顶到山脚下的森林,生长着各种鲜花和药草,大小湖泊星罗棋布,青草茂盛,绿树成荫,有许多修行圣地。其中央耸立着富丽堂皇的迦罗波王宫殿,宫殿中央是各种王的寝宫宝座,王们拥有许多大臣和军队,可以乘骑的狮子、大象、骏马无数。这里物产丰富,人民安居乐业,从王臣权贵到庶民百姓都虔信佛法,供奉三宝…… 但香巴拉(即香格里拉)存在与否,至今仍是一个谜。

神秘天铁

西藏一些地区传说天铁是雷电带来的,伴随着震雷,天空中的龙族口中掉落天铁到地面。也有的认为天铁是天上的神“ 赞” 或者龙族搏斗中掉落地下的铠甲和兵器残片,至于战斗,自然就是电闪雷鸣了。总之,天铁和霹雳脱不开关系。

或许,对天铁的崇拜可以看成青藏高原的先民对天的崇拜,因为“ 霹雳” 往往被视为天庭最具攻击力的武器。在希腊神话中的主神宙斯以霹雳为武器,古代印度经典《梨俱佛陀》中的氏族之战中,雷神一族使用的武器也是霹雳。在北方草原地带游牧的各民族都有对天和雷电的崇拜,例如回鹘人就会祭拜被雷电击中过的土地。西藏的先民们崇拜天空、雷电和雷电的产物天铁,也并不是西藏的特例。经研究考证,这些托架大多属于古人类的遗物包括箭镞、小块钢铁及生物化石也有一部分陨石碎片,尤其在边远的西藏农牧区,人们仍很看重神秘的托架,以佩戴托架为荣。

冈仁波齐,至今未解之谜

海拔6656米,雄浑的山体竟然像一座金字塔!二十多年前就有人发出过这样的惊叹。在1998年进行的一次喜马拉雅山考察中,一位印度僧人给科考人员看了一幅位于西藏的冈仁波齐峰的照片,当时队伍中的穆尔达舍夫就惊叫起来说:“这不是山,是一个金字塔!”

俄罗斯眼科医生穆萨舍夫博士提出了一个理论,即西藏的冈仁波齐山实际上是一个古老的人造金字塔,周围环绕着较小的金字塔,并与吉萨和特奥蒂瓦坎的金字塔相连。

冈仁波齐的秘密——时间加速?

如此神秘的山峰少不了追求神秘和刺激的先行者。在冈仁波齐禁攀之前就曾有科考队上山考察,当地喇嘛曾经嘱咐过不要偏离设定的路线,否则会进入密教的活动范围。

19世纪有几个关于俄罗斯登山者的传说。俄罗斯登山者试图爬上这座山然后消失。一位西伯利亚登山者曾告诉人们,一群登山者爬过了某个特定的点,突然衰老了几十年。根据他的故事,他们一年后死于快速的衰老!至于原因至今未解!

冈仁波齐著名的灵异事件,“切莫”之谜。“切莫”出没盛传已久。“切莫“在藏语中是“野人”的意思。 1996 年,中韩登山队攀登冈仁波齐峰,中方总队长在途中发现了一串奇怪的脚印,并拍了照片。那就是切莫了。历史上德国组织了两次进藏,其中第一次是为了探求雅利安人种的起源,这里的雅利安人也许就是所谓的切莫。

鬼湖之谜


在西藏有1300多个湖,但其中有两个湖被称为鬼湖。我们一般站在湖边都会给人一种心神非常开阔的感觉,而,当你来到鬼湖旁边的时候会莫名地有一种孤独和忧伤,甚至绝望的感觉。

在神秘的冈仁波齐峰山脚下,有一个造型像一张人的湖,像一张可怕变形的脸,而旁边的那个湖,像一张完整的人脸是西藏的圣湖,所以人们说这两个壶,一个是圣湖,一个是鬼湖。

1906年,瑞典地理学家在测量完这个圣湖的水深之后,说再测一测旁边这个鬼湖的深度,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测一半就不再测了。

所以鬼湖深度至今还是个迷,而这个鬼湖最奇怪的一点就是在这里包括它周围所有的动物都会避而远之,包括植物,这里几乎是寸草不生。

巫师之谜

在原始宗教观念支配下的藏族先民们认为:无论是在天上、地下或是水中,都有神灵,而且世间万物也都无不听命于这些神灵。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人们不断幻想能控制和影响客观事物以及部分自然现象,于是便产生了祭祀和巫术活动,巫师也随之出现。作为藏族原始宗教祭祀主持人的巫师,据说都是能通神,且能同鬼神通话,以上达民意、下传神旨;可预知吉凶祸福,除灾祛病;还能从事征兆、占卜、施行招魂、驱鬼等巫术。他们是人与神之间的桥梁和媒介,享有十分崇高的威望。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对巫师的各种情况,如名称、传承、服饰、法器、神坛、咒语、巫术、占卜等,几近一无所知。或许在某个偏远的地方,或多或少地保留了一些较为接近于原始宗教巫师的面目,有待我们进一步去考察。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西藏看看,绝对不是你想的那样。他会带给你前所未有的感觉,你可能会感受到西藏那股神秘力量的推动力。

一只妖猫口吐人语,搅动长安城,一部影片之后隐藏了多少故事?

猫妖传

2017年,陈凯歌导演了一部魔幻片《猫妖传》,该片改编自日本魔幻系列小说《沙门空海之大唐鬼宴》,在影片中,一只妖猫可以口吐人语,搅动长安城,诗人白乐天与僧人空海联手,竟然探查出一段被人刻意掩埋的真相。

其实,这部电影我关注好久了。为什么?因为我是中国人,我喜欢大唐盛世,和唐相关的我都喜欢,不过 ,糖尿病除外。

此外,陈凯歌的电影其实都不错,他这人很认真,比如《霸王别姬》,比如众人口中的烂片《无极》,都是很认真的作品。说句良心话,他的导演水平,应当说属于国内一流,但一个人对作品的理解能力终究会限制他的综合审美观,而且众口难调。

单就《猫妖传》而言,别的且不说,单说建一座城,拍一部电影,实景实拍,这种沉甸甸的影像质感,是再厉害的特效都达不到的。它的质感就像匠人纯手工的工艺品,而我爱美术,最喜欢如诗如画的场景,而陈凯歌的电影总会满足我的想象。

我相信,他是个完美主义者,而且会绘画,即使他不会,随笔涂抹,只要我可以买得起,我也会买。

所以,综合各种原因,个人认为,对此类牛人,切不可妄下判断。因此,今天我为猫妖记写的文字纯粹属于我的醉后胡言乱语。

下面,我先来和聊一聊《猫妖传》的故事梗概。

故事背景发生在中唐,从老皇帝莫名死亡开始,然后新皇李诵登基,接着自执金吾(保卫京城和宫城的长官,相当于今天的首都警备司令)陈云樵家始,闹起了猫妖,此后,起居士白乐天(也就是白居易)和日本的一位求学僧人空海一道开始探案,一位至情率真,一位年少老陈,二人相辅相成,最终从阿倍仲麻吕的日记中找到了答案,所谓的猫妖,其实是玄宗年间的一位幻术师白龙,在极乐之宴上他爱上了杨玉环,安史之乱后,杨玉环在马嵬驿无辜被逼而死,所以他附体御猫,开始了他的复仇........

说实在的,这是我多年来很少认真看完的影片之一。

看完后,我竟难得有了感慨。

有了感慨后,竟难得想聊一聊它,而且是在酒后。

看影评,多为差评,差评者都不知道电影到底想说什么,这就叫代沟。

这部电影有大唐背景,这部电影来自于日本的小说,而故事情节则被日本作者加以改造加工。因此,对于不懂得这段历史的观众来说,只能是云遮雾罩,不知所以。

如果您有时间有兴趣,听我便从头说起,慢慢来理清。

剧情

首先,开头那位出场几秒钟的中蛊毒而死的老皇帝,他的名字叫李适,谥号唐德宗。

他是唐玄宗李隆基的曾孙,他的爸爸是唐代宗李豫,他的爷爷是唐肃宗李亨,他的太爷爷是唐玄宗李隆基。

历史上的唐德宗算是个悲剧人物,他生长于开元盛世,可惜又遭遇安史之乱,他的妈妈便是在安史之乱中失散的,即位后便在民间找他妈 ,可惜,只是水中花。从即位伊始,李适就试图恢复开元盛世的荣光,奈何时移世易,国运不彰,几次平定藩镇的战斗都以失败告终,并且招致了叛乱,连国都长安都丢了。

自此,唐德宗心灰意冷,晚年为了加强皇权,用宦官组建内朝,形成制度,并且大肆聚敛,日益成为孤家寡人,与影片中的凄凉形象有些相似。

而白居易所写的《卖炭翁》便是批判类似抢劫的宫市,啥为宫市,说白了,就是一折购买的意思。当然,这和今天的商场打折不太一样。今天是商家主动打折。而德宗时期,是买家打折购买,不卖不行。

聊完老皇帝,再聊新皇帝。

新皇帝叫李诵,也就是猫妖要复仇的另一个主要对象。其实,历史上,李诵不要它复仇,他只不过当了八个月的皇帝,最可悲的是,他是被儿子逼迫下台的,而且,不久就死去了。最可能的真相是,他是被儿子李纯——历史上的唐宪宗默许杀害的。

之所以如此,和猫妖无关,而是和他的身体有关。在他即位的前一年,也就是贞元二十年(804)九月,顺宗突然中风,失去了言语功能。先天如此孱弱,偏偏又风风火火地进行改革,也就是所谓的永贞革新,这害了自己,更害苦了跟着他混的一批人——二王八司马。

八司马中最著名的两个年轻人,当属柳宗元和刘禹锡。

这两位,性格不同,此后的命运也不同。刘禹锡名为诗豪,名不虚传,个性豪放豁达,天动地动我不动,活了71。可惜,这次革新害苦了柳宗元,被发配到了柳州,写下了景美而情伤的《小石潭记》,可怜的他此后悲悲戚戚,一会儿在《扑蛇者说》中说“余闻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一会儿在《江雪》中说“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最终早亡,年仅47岁。

江雪

下面再聊聊这部电影的主角之一白居易。这位是黄轩主演,黄轩是我喜欢的男演员,因为《芳华》。不过,本部电影里他演的角色并不讨我喜欢,因为,他,在电影里太正经,不够装。算起来,白居易是大唐诗人中最能装的一个主。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的表里不一。

读他的文,我们会感觉他很草根很简朴。

其实不是,第一,他出身不低,他他的爷爷白煌17岁明经及第,他的父亲和他的爷爷一样都是明经出身,否则他也不会年纪轻轻就会得到当时的文坛盟主顾况的推荐。

其二,白居易典型的老不正经。他是中国历史上极有名气的大文豪,他对后世的影响堪称极大,诸如《赋得古草原送别》《钱塘江春行》《卖炭翁》,尤其是《长恨歌》,《琵琶行》堪称绝响。其实,他也是一位品行轻薄的男人。这一点,《猫妖传》中倒是没隐瞒,但是还是含蓄了点。

诸如白居易人到晚年,蓄养的家伎就有上百人,拜他的诗歌流传之赐,白居易的家姬非常有名,樊素和小蛮都是白居易的家伎。

她们俩之所以出名,皆因白居易曾经写过著名的诗句“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不仅如此,白居易似乎还很喜新厌旧,在他67岁那年写了一首诗,名为《追欢偶作》,诗中写道:“十载春啼变莺舌,三嫌老丑换蛾眉。”十年换一次新鲜血液,白老确实老当益壮。

当然,不能用现代的标准去生硬地评判一千多年前的古人,在那个时代,白居易的行为不论在法律上还是道德上,都没有什么不妥。不过,以白居易当时的年龄,怎么说也不够自重。

琵琶行

好了,聊完白居易再聊李白和白居易的关系。在大唐,三大诗人的排名为李白、杜甫、白居易,而且论起辈分,也是李白高,因为李白死后十年白居易才出生。李白为盛唐风流的代表人物,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无需我多说。不过,李太白虽然在自己的诗里大呼“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但也并非自我吹嘘的那样不食人间烟火。他写给韩朝宗的《与韩荆州书》,献给玉真公主的《玉真仙人词》,献给唐玄宗的《大猎赋》,都不乏理想对现实的妥协。不过,这也是人之常情,情怀虽然要有,但也要先填饱肚子呀。

今天先谈起白居易,再谈李白,确实有点唐突。但是,希望诗仙不要怨我,要怨您就去怨日本人。因为直至今日,日本人绝大多数是白居易的粉丝,而非李白。

而《猫妖传》中的白居易,则是诗仙李白的小迷弟。

其实,历史中的白居易对李白不太以为然,虽然到了中唐,李白已经成为许多诗人的偶像,但其中并不包括白居易。

因为,白居易有了偶像,他就是杜甫。因为白居易走的是现实主义路线,主张“文章合为时而作,歌诗合为事而作”,与李白的浪漫主义创作实践并不合拍。白居易曾在写给元稹的信中说: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

不过,白居易的诗浅显易懂,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在日本流传极广。诗这种文学体裁,别的国家隔着文字的鸿沟,毕竟难以体会到十分精妙之处,所以大诗人之中白居易这种比较浅显的在日本就备受欢迎,影响力远在李白、杜甫、王维、李商隐之上。

日本平安时期,大江唯时的《千载佳句》收诗千余首,白居易一人就占了五百多首,《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则在小说中引用白居易诗100多首,日本大文豪菅原道真也特别推崇白居易。

以白居易与日本的渊源,更有写了长恨歌的原因,以主角的身份力压配角李白出现在影片中是十分合适的。不过,影片中的李白形象太过龌龊,且不说那色眯眯的眼神,单说那猥琐的外形就够得上人吐上几日的。

李白

下面我们再来聊那两位日本人,也就是阿倍仲麻吕和空海。这两位对于咱中国人来说,仅是两位仰慕大唐文化的遣唐使,而在日本,那可以算是鼎鼎大名的神仙级别的人物。

先来聊聊阿倍仲麻吕,他汉名为晁衡,日本孝元天皇之后裔,他的汉学水平确实高,入唐后又在国子监深造,最终凭着卓越的文才和出色的见识,竟然考取了科举中最难考的进士科,先后出仕唐玄宗、肃宗、代宗三朝。在日本人中能顺利通过进士考试的,阿倍仲麻吕是唯一的一个。

他经历了755年的安史之乱,在766年,阿倍仲麻吕被唐代宗李豫任命为安南节度使,770年1月,阿倍仲麻吕在长安病逝。晁衡亦是文采风流之士,与李白、王维、储光羲等诗人颇有交往,感情深厚。而他的出名,是沾了李白的光,最著名的是李白听到晁衡在回国途中遇海难而死的传闻,伤心而作的《哭晁卿衡》: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关于阿倍仲麻吕的诗,在镇江北固山上有块《望月望乡》诗碑,此诗已收入《全唐诗》,在日本家喻户晓,广为传颂:翘首望东天,神驰奈良边。三笠山顶上,想又皎月圆。

而空海则是晁衡的后辈,与晁衡在政治上的显赫不同,空海大师在文化上取得了耀眼的成就。

空海大师原名佐伯真鱼,出身于日本四国岛东北部的赞岐国。空海在入唐之前已经出家为僧,来唐朝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求法。经过一番选择,空海最终拜入密宗青龙寺惠果法师门下,学习无上密法,得到真传之后,回日本开创真言宗,亦称东密,与最澄所传的台密并为日本密宗的两大宗派。通俗一点说,他是对于日本佛教的意义相当于达摩对于中国佛教。

除了在佛法上开宗立派,空海大师还发明了日本字母的平假名,他又是日本的大书法家,他学中国王羲之的书法,与嵯峨天皇、橘逸势并称三笔。但以上这一切都还不足以说明其文化地位,因为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遍照金刚。

遍照金刚是惠果赠给空海的法号,空海以遍照金刚为名,撰写了《文镜秘府论》,这是中古时代一部杰出的文学评论巨著,后世中国宋元明清的文学评论家说明问题时,都常引用此书内容,可见其影响之大。空海大师身为日本人,却能写出一部影响古代中国人的巨著,不愧是震古铄今的文化巨擘。

空海

下面再聊一聊安史之乱,这可以称为本部电影隐在的线索。关于安史之乱的真实历史,在这部电影里涉及了四位人物,即唐玄宗李隆基、贵妃杨玉环、陈玄礼(陈云樵的爷爷)、高力士。其中杨玉环是受害者,而其他三位是施害者。

玄宗被叛徒安禄山所迫,由长安狼狈逃亡四川,跟从的卫士只有龙武军、内飞龙兵各一两千人。龙武军由陈玄礼统帅,内飞龙兵则由太子李亨率领断后。而途中御林军总管陈玄礼发动兵变,力逼唐玄宗杀掉杨玉环。唐玄宗被迫令杨玉环自缢,而高力士则是执行者。

其实陈玄礼在马嵬驿发动兵变纯属迫不得已。为什么?士兵发难了。

之所以大家背井离乡流亡异地,还不是因为贵妃的哥哥杨国忠?如果不是杨国忠,就不会逼反安禄山。如果不是杨国忠,就不会逼着哥舒翰进攻叛军,丢了潼关。如果不是丢了潼关,长安就不会被攻破,大家就不会国破家亡。于是,士兵发难,杀了杨国忠,为了除后患,逼着陈玄礼杀了杨玉环。而且,这次兵变幕后的真正主使是太子李亨的也就是后来的唐肃宗。

平心而论,对于安史之乱,杨贵妃并没有什么过错,杨国忠不是她要李隆基用的,是李隆基为了推行恩幸政治才重用和纵容杨国忠。可以说李隆基利用了杨国忠,也利用了杨贵妃,但到头来下至兵卒上至皇帝,却把责任推到杨贵妃头上。毫无责任的杨贵妃用生命给李隆基买了单,故作姿态的李隆基却被视为天子中的情圣。于是,杨玉环,就不得不死了。

安史之乱

而影片至始至终都是以杨玉环的美来贯穿全剧的,因此,剧中的男人无论现实还是穿越,诸如唐玄宗、安禄山、阿倍仲麻吕、李白、白居易都拜在了杨玉环的石榴裙下。这纯粹属于小说家的妄谈。

至于杨玉环的美,应当无可置疑,否则,何以被评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否则,怎么会令玄宗“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李白被召为翰林学士时,身为玄宗近臣,为求明皇赏识,确实多有溜须拍马之诗,而其中的《清平调三首.之一》便成了《猫妖传》中喋喋不休的台词:“云想衣裳花想容, 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 会向瑶台月下逢。”译为今文如下:贵妃,您实在太美!云,想做您的舞衣,牡丹,想扮您的粉脸,春风拂栏,牡丹凝露,这不就是您,美丽的贵妃吗?贵妃,像您这天仙般的人,其实只有在玉山、瑶台仙境中才可以见到的啊!

然而,杨玉环是否真的美得无可挑剔?有野史记载,杨玉环有狐臭,所以杨贵妃喜欢花粉浴和泡温泉。白居易便在长恨歌中云:“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形容的就是杨贵妃特别喜欢泡温泉,泡完温泉之后就容光焕发、香气袭人。此外,有杨贵妃体型偏胖,并不符合今日的审美观。

因为今天的审美观往往以瘦为美,故此,当今常有许多肥胖的美女经常慨叹,我要生在唐朝就好了。其实这又走向了一个极端。

因为,唐代的以胖为美,标准在于丰腴,而不是肥胖,有人考证杨玉环为1米64的身高,135的体重,就是如此,玄宗还是以赵飞燕可做掌上舞来戏讽她的肥胖。

为何玄宗如此迷恋于她呢?是情人眼中出西施,是她的天生丽质,肌肤白皙如“凝脂”,是她的“回眸一笑百媚生”的迷人媚态? 容颜的美丽毕竟是短暂的,而杨玉环应当有她过人的聪颖,善解人意,更善于掌握男人的心理!试想一下,她即使在被赐死时也毫无怨言,这又怎能不使玄宗皇帝日后此恨绵绵无绝期,直至抑郁而死呢!

此外,我们常常说“时势造英雄”,殊不知时势也能造美女。作为被历史记载的美人,并不是仅仅因为她们的容貌,更重要的是她们都与当时的政治有关。

话说回来,虽然陈凯歌说,他要拍属于他自己的《猫妖传》,所以他对原小说进行了许多改编,诸如将主角由空海改为了白居易,然而,终究摆脱不了原小说的内涵和架构。而日本虽然科技发达,然而在文史方面终究比较流于肤浅,诸如陈舜臣的《十八史略》、朴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但或多或少,在日本人心中都有份大唐情结,毕竟无论古今,中国的大唐对日本的社会影响太深。

因此,虽然《猫妖传》所涉及的唐史都以翻案作为噱头,剧情确实有点让人无语,但那深厚的背景、那场“极乐之宴”还是部分呈现了盛大的大唐气象,那种开放、自信的心态让人有一种久违之感。

剧情

冯玉祥蒙古见闻记

在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关押总统曹锟,驱逐逊帝溥仪。然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冯玉祥又支持郭松龄“倒奉”,终于导致了直、奉两军的联合。1926年1月,直、奉两派联合攻击驻扎察哈尔的国民军,冯玉祥被迫下野。

1925年,冯玉祥就任西北边防督办时,与于右任、陈友仁等国民党员有密切来往,并结识了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鲍罗廷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其部队中也很早就配备了三十多名苏军顾问。由于冯玉祥的驻军地张家口接近外蒙古,故与外蒙古方面也常有来往,蒙古人民党中央主席丹巴道尔吉和外蒙古陆军部长都曾拜访过冯玉祥。于是,在此番危急之时,冯玉祥定下了取道蒙古、出国考察的决心。

《申报》对冯玉祥下野赴蒙的报道

旅蒙考察期间,冯玉祥亲眼目睹了外蒙古在经历改造后的崭新面貌,并与共产国际和国民党人士进行了密切会晤,在外蒙古,他终于加入了国民党,随后登上北去苏联的列车。冯玉祥考察期间的见闻影响了其此后的政治判断,也对日后的北伐战争产生了重大影响。

社会风貌

1926年3月,冯玉祥“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即将西北边防督办和甘肃督军之职分交张之江、李鸣钟署理,毅然发出主和息争的下野通电,抱着满怀痛楚惆怅的心情,由平地泉取道外蒙古,悄然赴俄去了”。平地泉为察哈尔集宁,在今内蒙古卢兰察布,至今仍是中国通往外蒙古、俄罗斯的交通枢纽。在这里,冯玉祥办好出国手续,准备妥帖,动身之际,友人纷纷前来送行。

前来送行的石敬亭(石筱山)等故交均对冯玉祥的出走表示不理解。冯玉祥在回忆录中极力隐饰自己此时的困境,希望将自己被迫出走矫饰为“避免内战、贯彻和平主张”,但在奉、皖两系军阀的联合进攻下,此时冯玉祥的困窘已罄露无疑。

冯玉祥在平地泉乘汽车出发,走张家口到库伦(乌兰巴托)的平坦大路,一路起伏不大,即使在没有路的地方“也一般的平坦康庄”。塞外风景与内地殊异,“途中未遇一条河,也少见一颗小树,三千里路全是一望无际、黄沙漠漠的辽阔平原”。戈壁上,“活泼肥大”的野羊“万千成群,往往和汽车赛跑。牛群马群亦最常见,还是逐水草而居的遗风”。

汽车行至将近库伦几十里处,“即遇蒙古国民党(按:即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委员长丹巴多尔基(按:即策伦奥齐尔·丹巴道尔吉,时任人民党中央主席)和蒙古军官学校的许多人员前来欢迎”,冯玉祥下车一一握手道谢,同行进入城内。

蒙古人民党中央主席丹巴道尔吉

冯在外蒙古共住三十多天,自称“于研究党义和学习俄文之余,对蒙古政治社会各方面情形也作了一个大略的考察”。冯玉祥对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印象不错,认为“他们都生气勃勃,努力于政治工作,很有一种新兴的朝气”。冯玉祥特地记述了他受邀参加的一次党政两方举行联席会议:

“会场是小小的一座屋子,只可容三十余人,结果到会的却有六十多人,于是有的坐椅,有的坐凳,有的坐在凳衬子和椅凳背上。会议从上午八点开到下午四点,讨论的问题很多,发言者很是踊跃。在这八个钟头中间,大家只用了一次饭,每人两片黑面包和一杯红茶而已。据说他们日常生活都是如此简朴。问他们何以这样,回答说:‘因为我们正在建设时期,民力有限,惟有努力撙节,始可成功。’”

撙节是节制、节约之意,典出《礼记·曲礼上》。冯玉祥感慨“这种精神在今日的我国尚缺乏得很,我们应当惭愧的”。然而,冯玉祥笔下的外蒙古喇嘛教领袖哲布尊丹巴之形象却颇为恶劣。因此,他对外蒙古政府的社会改革颇为认同,认为其“颇有一种大刀阔斧的革命精神”。外蒙古政府勒令大批喇嘛还俗,冯玉祥由此认为,“新政府对于破除迷信的工作极是努力,初时当然颇遇阻力,但政府不顾一切,经过一时期快刀斩乱麻的干法,收效已大有可观”。

军事制度

作为行伍出身的军人,冯玉祥对外蒙古军事制度尤为留意,仔细记录了外蒙古军队的兵力与面貌。冯玉祥拳拳服膺与苏军顾问带入蒙军的政治教育,“士兵教育很注重历史知识的灌输与民族精神的发扬。成吉思汗、忽必烈等的丰功伟绩,使在每个士兵头脑里打入深刻印象。所唱军歌音调迟缓雄壮,歌词亦皆系对于民族英烈的颂扬”。他与住所外的哨兵攀谈后,觉得他们的知识水准颇高。在俄蒙边界的恰克图,冯玉祥发现当地驻军军营内“每一连设有一座列宁室”,认为“这完全是为灌输主义及对士兵施行政治教育的地方”。冯玉祥饶有兴趣地询问一个士兵关于中国革命的事迹,如孙中山、张作霖、吴佩孚等人事迹,该士兵都能对答如流,极为熟悉。他感慨道“可见他们对士兵政治训练多么注重”。

冯玉祥还参观了驻扎在库伦的俄国骑兵操练,对俄国骑兵的骑术赞不绝口:“所谓哥萨克骑兵甲于天下,真是名不虚传!”随后他进入兵营,只见“营房的地板擦得很干净,一切内务也大致不坏”,但“只是室中有一种特殊的臭味”。这种臭味冯玉祥似曾相识,“我想是俄人特有的狐臭气”。在苏军营房里,冯玉祥看见一个酣睡的士兵,没叫人把他惊醒,只请另一个士兵把放在他靴子里的裹脚布取来查看,俄国士兵因穿着皮靴之故,不用袜子,单用裹脚布。冯玉祥注意到,包脚步很脏,而脚趾甲极长。他细细端详裹脚布的样子惹得同行者笑了起来,但他却认为士兵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可以使军队免遭疾病侵袭,这既是对士兵的爱护,也有助于保持部队的战斗力。

蒙古风俗

冯玉祥此前未曾在蒙地久居,对蒙古风俗颇感新奇。他特别详细地记录了蒙古人煮手抓肉的情形,并提到外蒙古士兵每人每日发二三十两肉,直接把肉当主食,“而把一二两面包当咸菜吃”。饭后,蒙古人习惯痛饮浓茶消食,甚至连茶叶一并吃掉。冯玉祥注意到,当地售卖的都是产自汉口、九江等地制成的茶砖,以火车运往北方。他认为,“内地茶在蒙古是笔很好的生意”。在观及外蒙古人喜爱中国绸缎情景时,冯玉祥也有关于复兴国货的思考。

进入寻常百姓的蒙古包,冯玉祥注意到“室中多设炕桌,亦坐亦卧”。由于日本人也习惯席地而卧,遂借此声称日本人与蒙古人是同胞弟兄,他斥此说为“造谣”。蒙古民歌声调悠扬缓慢,日本人也说此与日本民歌相同,冯玉祥表示,“我听着倒有点像我们中国的秧歌”。

当时外蒙古一些百姓尚有草原风俗遗留,也让冯玉祥颇感不适应。如他曾在“蒙古街上看见朋友相遇,一边谈着话,一边就蹲下大便,无论男女都是如此。虽然他们都穿着长袍,蹲在地上解手,别人看不出来,但总不雅观”。他认为“这种习惯,怕即是野外生活所养成,因为野外是找不到厕所的”。他还对当地饮用水的水质也颇多抱怨。最为骇人的当属此地獒犬,大概因藏传佛教缘故,当地习惯“把死尸抛在野地里,让野狗去吃。若野狗不肯吃那死尸,他们就认为极不名誉的事,即须念经求签,不是说他本人不好,便是说他祖宗有损阴德”,由此导致外蒙古獒犬极为凶恶,“若人醉卧在地,必有被野狗吃掉的危险”。冯玉祥听到苏联朋友亲口告诉他,“曾有两俄人酒醉后回家,为时已晚,走至野外遇野狗,即被扑倒吃掉。这种野狗到处多是,皆吃人肉的专家。因为他们平常吃人肉吃出味儿来了”。外蒙古独立后,曾在苏俄要求下展开打狗运动。

革命气息

在当时,库伦已更名乌兰巴托,即蒙古语“红色英雄”之意,城市中弥漫着革命的气息,成为了“被压迫民族的聚会处所”,聚集了多国的革命领袖。冯玉祥参加了一次革命者的联谊,令他感触颇深:

“在会场演了一出叫做《第三国际之夜》的新剧,我看了很受感动,觉得富有教育的意味。那次联欢会上游艺项目很多,歌唱、跳舞、各式各样都有。出演者包括了东方每个民族,有安南、缅甸、新疆、西藏、阿尔泰、内蒙古、印度、高丽、台湾等处人。他们以其本乡本土的技艺,在那里大显身手。故每个节目都富有地方色彩,我从未见过听过。有两位阿尔泰女子,都只二十岁左右,表演舞蹈,腰部左右扭动,活跃之极,种种姿态,都足可活泼血脉,健强身体,与我们国术的用意是相同的。会场之外有一大房间,出卖茶点,饮食洁净,招待周到,各民族人民熙熙攘攘,一团和气。可是没有一个人不对帝国主义者摩拳擦掌,每一谈及,则咬牙切齿。帝国主义者张牙舞爪,高高居上,在其脚下的被压迫者则无时无刻不谋打倒之,推翻之,以争取自由与人的幸福;今日不成待明日,此地不成到那地;他们不把吃人者打倒,是死也不会甘心的。想到这夜的经过,的确是一个充满快乐与希望的民族联欢会。”

可见,冯玉祥此时已对左翼思想颇有好感。在乌兰巴托,冯玉祥先后拜访了的驻蒙古的苏联公使及“另一位住在库伦专门帮助中国革命政府输送军火的苏联朋友”,不过他对于二人家中儿媳妇穿着好过老母亲的情况颇为不满,总觉得这事不合理。在与第三国际驻乌兰巴托的代表阿母加会谈中,冯玉祥收获颇丰。阿母加为他一连讲了两个星期,“从第一国际一直谈到第三国际的成立及其发展的历史,详尽深到,娓娓动人”。这个共产国际代表极力向他陈述,“英雄的时代于今完全过去了,革命事业不是一两个人所可做成的,必须有群众,必须有主义,必须有组织,否则必不成功”。冯玉祥被完全打动了,听到最后,感到“左讲右讲,阐发无遗,我觉得句句都是针对我说的,我听了之后,很是敬佩”。

1926年,冯玉祥在蒙古库伦。左起依次为陈友仁、邵力子、冯玉祥、鲍罗廷、徐谦

在乌兰巴托还有一件对冯玉祥的政治倾向颇有影响的事件,那就是此时“许多国民党朋友从北平取道海参崴到广东去,经过库伦”,这群人中有共产国际派往国民党的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参与领导了关税自主运动、首都革命、三一八反对段祺瑞政府等政治活动的北大教授陈豹隐(陈启修);孙中山的外事顾问、英文秘书,后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陈友仁以及著名的法学专家徐谦(徐季龙),不少是冯玉祥的故交。在与他们的交谈中,冯玉祥这才知道北京的“三•一八”惨案和“中山舰事件”。

不久,鲍罗廷等人动身,徐谦则选择留下,决心和冯玉祥同赴莫斯科。徐谦是当时有名的国民党左翼友俄人士,担任过中俄庚款委员会主席和国立北京中俄大学校长,后者是左翼人士在北京的重要活动机关。他在1926年担任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主任,与李大钊携手发动了“三一八”示威,惨案发生后,徐谦为躲避通缉躲入苏联驻华使馆,此后秘密离京,得以在库伦与冯玉祥会合。当时国民党“以俄为师”,颇有列宁式政党的气象。徐谦告知冯玉祥,国民党是“有组织,有主义,有纪律的一种政党。是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前提”。听了徐谦的介绍,冯玉祥当即加入国民党,徐谦成为冯玉祥的入党介绍人。二人准备妥善,即乘汽车由乌兰巴托出发,取道乌金斯克,搭火车去莫斯科。在苏蒙边界城市恰克图,冯玉祥“参观了工人住宅,也看了农人的各种活动”。冯玉祥感慨道:“那儿整个是农工的世界,坐享其成的有闲阶级,以及对劳动大众压迫剥削的种种黑暗现象,都是看不见的了。”

徐谦

冯玉祥在蒙古停留三十多天,受到蒙古方面礼遇。苏联、蒙古方面显然事先策划好了冯玉祥的参观路线,他所探访的营房、民宅几乎无不窗明几净,所见的当地百姓也几乎无不饱含觉悟,连普通士兵都能对中国的军阀战局了如指掌,就连观看的文艺演出也充斥着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热情。在这种氛围渲染下,冯玉祥在蒙古期间显得颇为动心,在回忆录中自觉地使用革命、进步的标准打量、评判着当地的风物人情,并不时对中国的保守局面提出批判。日后冯玉祥由苏、蒙回国,迅速起兵誓师于五原,投身“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北伐战争,其思想转变在旅蒙期间已经发端。

参考文献

冯玉祥:《我的生活》,上海教育书店,1947

樊明方:《中国北部边疆史若干问题研究》,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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