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目录：

• 1、一个“边缘专科”医生的天方腋谭 独家专访陈斌
• 2、“莆田系”宗族往事
• 3、腋臭手术的梗（原创）

一个“边缘专科”医生的天方腋谭 独家专访陈斌

4%发病率的腋臭手术，一个不是疾病的疾病，创立医生集团并非小题大做。

文丨Shirley

采访丨严睿 Shirley

从2014年起，在医改大环境的推动下，医生集团开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当时负责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普外科腋臭手术专科的陈斌，察觉到对于从事腋臭手术这一细分领域的专科医生而言，与其在公立体系和莆田系的夹缝间生存，不如自己竖起旗帜，为患者和同行开创一条新路。

这便有了天方腋谭医生集团的前身——“陈大夫AO工作室”。

腋臭手术虽然并不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手术，却因为4%的发病率存在巨大的需求。尤其是16岁到30岁年龄阶段的患者，或因为升学、就业需要，或是为了结婚之后能够拥有关系融洽的生活品质，会选择到医院接受手术治疗。

在全国，能做好规范的腋臭手术的医院里，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以下简称“九院”）规模排名第一，因为大量的患者从远道慕名而来，有些患者的手术甚至要预约到一年以后。

而选择在九院普外科腋臭专科接受治疗的患者里，90%的人都是冲着陈斌的名气而来。

“因为这个手术是从我们九院的整形外科精细化发展过来的，普外科的医生都能做这类手术，但是专做腋臭手术的医生会不断进行各种改良，包括手术切口大小、皮瓣的保护、包扎时间长短，术后康复体验等等，所以比较专业的医生也就是几个人。”天方腋谭医生集团的刘医生向《四百味》解释道。

在这个细分领域里整整做了11年专职医生的陈斌，诊疗过的患者有6000-7000人。作为九院腋臭手术医生里的佼佼者，他却并不觉得高兴。相反，公立医疗体系给腋臭手术医生和患者提供的环境，让他一直觉得苦恼不已。

同病相怜的医患

在大多数患者眼里，公立三甲医院的形象和名气与他们的手术质量是划等号的。对于腋臭患者而言也一样，很多人远道而来在九院挂号就诊，就想获得最佳的手术质量。

可是他们却恰恰忽视了：公立医院承担更多的是急重症手术，腋臭手术在大医院里并不作为学科建设的主要类目，因而通常会被安排在其他手术之后，往往已是夜幕降临。

“我们曾经最晚的手术做到凌晨3点，这些患者是很可怜的，他们从偏远的地方慕名而来，被安排在走廊里、电梯旁，没有专门的床位已经是常态。他们大老远赶来找医生看病，却还要在病房里等上一天才能进手术室。”

陈斌医生告诉《四百味》，这是因为普外科的主治医师，通常要上午陪科室主任开刀，下午陪主管上级开刀，等到晚上别人都下班了，他们才能去施行自己的手术。因为主任们一般不会参与腋臭手术，等到陈斌这类主治医生到手术室时，已经是下午4、5点了。

“很多次卫生员到病区接病人时，发现这些他们都等睡着了，只能喊醒他说：‘到你了，起来做手术吧’，然后就又在手术室里呆上俩小时。”

对于执刀医生来讲，工作到深夜，却不存在可选择的“两班倒”的工作模式，白天依然要回到主治医师的角色上。而腋臭手术给医生们带来的创收却远远低于他们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成本。

“差不多在3、4年前，我们还没有离开九院的时候，一个月要几十台这样的手术，辛辛苦苦两个小时，每做一次劳务报酬却不到150块。” 刘医生直言不讳。

患者漫长的等待，主治医生的无奈，充分暴露了这个细分领域在公立医院里的尴尬位置。可是在名院效应的公立体制内，患者们并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如果不去公立医院还能去哪里？网上搜索一看，九院挂号要一年，等不起就只能选择莆田系医院，因为没有其他医院可以接收，而患者在莆系医院可能的遭遇，早已不言而喻。

“所以我们这些医生就是在这样的中间地带找生存，想着在这两者中间走出一条可以为一大批病人服务的方式，这就诞生了工作室、医生集团。”陈斌说。

市场洗练出的天方腋谭

在搭建医生工作室之前，陈斌曾有过一段时间的“飞刀”经历。

“当时‘医生多点执业’政策还未出台，即便有大多也只面向主任级别的医生。所以会有一些大医生悄悄带我们出去‘飞刀’，但是那种状态是属于游走在灰色地带的。”

2014年，不甘心于“偷偷摸摸飞刀”的陈斌，和五六位医生一起搭建了“陈大夫AO工作室”，因为还在体制内，所以工作室模式很简单，外面合作的医院有手术需求，他们就会出去。但同时囿于公立医院的体制，并不能过于明目张胆。

天方腋谭前身“陈大夫AO工作室”创始医生团队

2016年10月份，为了全身心投入到工作室上，陈斌从九院离开。今年8月份，“陈大夫AO工作室”正式更名为“天方腋谭医生集团”。

刚从体制内出来创业的陈斌，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团队的搭建。

在陈斌看来，带团队是创业中最困难的事情，甚至比获客还难。大家既然选择了共同的发展道路，就要统一价值观，要风雨同舟、抱团取暖。

所以天方腋谭医生集团目前虽然仅有10个人左右的规模，也经历过人事变迁的风风雨雨才趋于稳定，并且现在的团队架构相对简单，不存在和公立医院一样的架构。

“我们不想回到公立那种‘科主任领导几位主任和副主任，然后再搭配主治医师，最小是住院医师’这样等级森严的体制。不论职称和身份，在医生集团里重大的决策肯定要大家一起商量后才能做决定。”

另一方面，因为医生集团并非医疗机构，医生集团的办公场所并不是被官方批准的行医场所，所以医生集团还是要和医疗机构合作开展工作。

“这方面我们会参照张强医生提的PHP模式，跟医院形成合作关系，我们提供技术，医院提供场所、设备等。经过这两年的积累，目前我们与合作机构、患者的关系已经逐步趋向稳定。”

很多医生出走创业首先苦恼的就是个人品牌塑造的问题，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客户来源，也就是创业者要生存下去的经济来源。陈斌却似乎并没有被这一问题难倒。

“离开体制很重要的当然是个人品牌，像宋冬雷教授，因为是脑科领域的佼佼者，会有很多医院、医生向他转诊疑难病例。和宋教授相比，我们称不上大咖，但比较幸运的是，恰好踏准了互联网医疗的发展节奏，像很多新疆、内蒙古的患者通过互联网找到了我们。”

目前天方腋谭70%-80%的客源来自线上渠道，剩下的一部分病人都是病人转介绍，还有一部分是陈斌以前的同事介绍过来的。

渗透基层的小目标

在医生集团逐渐步入正轨以后，陈斌真正要考虑的难题是如何将天方腋谭医生集团的影响力扩散到更大的范围。

“我们希望至少未来2、3年，江浙沪一带的患者，看这个病时会首先想到有我们这个医生集团。”

医生离开公立医院以后，头顶上的名院光环会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逐渐淡化，名医的光环加上IP炒作方式不断曝光或许会维持久一些，但总有一天会弱化掉。如果到那个时候医生集团依然没有被广大老百姓接受，或者说非公立医疗机构依然不被老百姓认可，这条路就会变得很难走。

对于已经功成名就的退休老专家们而言或许影响不大，但是对于像陈斌一样不到40岁、还处于奋斗上升期的医生，这个问题却变得十分重要。所以不管是陈斌，还是天方腋谭里的其他成员，都反对画地为牢做法。

“如果我们离开体制却还是在原地等病人的状态，几年以后可能也会像在九院时一样，病人预约手术要排到一年以后，那么我们又会回到公立医院的感觉，个人也会开始膨胀，那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所谓的志同道合，是大家一起把这件事情做好，除了实现个人价值以外，是实现团队的价值。”

陈斌所谓的团队价值，是他不断奔波在二三线城市找合作机构，让天方腋谭的品牌落地，甚至飞往西部偏远地区去为当地患者执行手术。“哪怕是公益的”，陈斌说。

2017年第二届医生集团联盟大会上，天方腋谭医生集团宣布加入中国医生集团联盟

在陈斌看来，国家不断出台医改政策，鼓励三甲医院的优质医生资源流动起来，并不是为了让医生从名医院出来，在名医院旁边另起炉灶。而是希望这些优质资源能往基层下沉，到更多的二三线城市里去。

“这段时间我们主要在杭州、成都找合作机构，昨天也遇到一些山西下面的地市级医院，他们当地的患者需求量很大，却鲜有相关的专科医生。所以那也是我们要往外走的动力。”

好在腋臭手术对硬件的要求并不算太高，所以对于天方腋谭医生集团而言，把优质技术下沉到基层医院的渠道会顺畅些。

对话陈斌：“患者无贵贱，医者无高低”

四百味：你是普外科医生，为什么会选择做腋臭手术这个冷门专业呢？

陈斌：患者无贵贱，医者无高低，医疗应该是完整的，缺哪科都不行，总得有人去做，这个事情如果我们不做，也许就真的没有人去做了。

四百味：为何没有沿用“陈大夫”这个已经有积累的名字，而用了天方腋谭来命名你们的医生集团？

陈斌：一方面是为了拥抱医生集团联盟组织，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管理、运营、品牌宣传人员的加入，我们的商业模有了变化，不再只是一个工作室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品牌的提升。而且天方腋谭这个名字比较简单好记，正好把中间的夜字改成腋窝的腋。

刘医生：还有一个原因我帮陈医生补充一下，因为他在腋臭手术专业领域全国排名第一，影响力非常大，90%的患者是冲着他来的，所以他不希望其他医生加入这个医生集团以后，自己的努力都被他的光芒掩盖住，所以就取了一个比较中性的名字。

四百味：获客来源与你在公立时是否有关系？

陈斌：关于客源方面，虽然我在体制内就成立了工作室，但是张强医生曾经强调过的契约精神，不管是在公立还是私立，这一点对于我们来讲也很重要，把公立医院的资源导流到外面，说难听点就是吃里扒外，我们以前、现在不会这么做，将来也不会。

四百味：天方腋谭有没有融资计划？

刘医生：暂时还不接受，因为听了一些前辈的经验建议，觉得还是谨慎点好。我们现在也不急需要很多钱，目前主要就是招兵买马和培训人才，技术比较纯熟，不需要投入太多费用，目前也没有重资产购入的需求。

“莆田系”宗族往事

一、

1950年12月，海风微凉，一个叫陈德良的男孩，在福建莆田秀屿区东庄镇出生。

当时这里很穷。陈德良家更穷，孩子多养不起，他很小就被送给人当童养“婿”。多亏后来有了人民公社，大家都吃大锅饭，勉强可以混个温饱。

1964年，一个叫詹国团的少年，也在莆田呱呱坠地。多年后，他将成为陈德良的得意弟子。

14岁的陈德良，这一年则进了生产队，算半个劳力挣工分，主要工作是养兔子和养羊。后来长成了青年，陈德良就承担起养家的重担。

陈德良没什么特长，但有一个优点，喜欢拜师。他拜了不少师傅，学了不少手艺，像磨剪刀、补锅、配钥匙……都能鼓捣几下，于是在手艺加持下，生活逐渐得到改善。

1976年的一个夜晚，陈德良26岁时，东庄镇来了一位广东来的“耍把戏”师傅。

师傅外号“洪蝴蝶”，长相不详，只见他点了个电灯，接着变魔术，打拳，耍猴子，村民们聚拢围观，他便趁机兜售些治跌打损伤的膏药。

陈德良也在围观人群中，他眼看着洪师傅把一沓沓的零钱钞票装进了口袋，心想这特么比磨剪刀补锅什么的赚钱多了，不行，我要学这个。

于是拜师。

三年后，29岁的陈德良，跟着洪师傅耍猴卖艺卖膏药，已经走了许多地方，本事学到不少，钱却没赚下几个。因为钱都进师傅口袋了，自己跟着只能喝点汤。

陈德良便决定自立门户。

没想到他刚单干不久，忽然就迎来了一个机遇。

当时有一种叫“疥疮”的传染病，全国频发。特别是在福建等沿海湿热地带，得这种病的人很多，症状是剧烈痛痒，越挠越痒，即使擦了药水依然很快复发，患者苦不堪言。

陈德良灵机一动，用每瓶一两毛钱的成本，自创偏方：“用500毫升水兑5毫升水银，再加一点硝酸”，药膏制成后，每瓶卖一两块。

就这样歪打正着，患者使用后纷纷叫好，很快一传十、十传百，找他治病的人越来越多。

陈德良名声越来越大，每天净赚三四百，有时一天的收入，比一个科级干部一年都赚得多。于是他干脆利索地，成了东庄镇“从医致富第一人”。

二、

好像没费什么劲，陈德良就发财了。一些亲朋故旧看了眼馋，纷纷找上门来：师傅，收我！

这里边，就有前面提到的詹国团。此时他年纪最小，日后却是“莆田系”崛起的重要人物。

詹国团据说是陈德良的侄子，但是两人姓却不同，到底是怎么一种关系的侄子，不得而知。

1979年，詹国团刚15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他只好放弃学业，过早承担起家庭重担，为了填饱肚子，几乎什么都干。当他看到陈德良这么轻松就能发财时，就下定决心要跟他混。

陈德良一共收徒8人，年纪小的除了詹国团，还有邻居陈金秀、朋友之子林志忠。其余五人则和陈德良差不多大，都是已有家室，迫于生计才拜他为师，随他闯荡。

“陈家班”组建后跑到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号角响彻中华大地，机遇再次袭来。

那个时代，医疗事业还很落后，医学人才尤其匮乏，当地卫生部门为了救急，就响应国家政策办了个函授班。

陈德良是人精，听到消息立马报名，很快拿到了结业证书。有了结业证书，又趁势拿到了《莆田爱国卫生学会许可证》。有了这个证，以后在当地行医，便是合法合规的了。

于是摇身一变，“狗皮膏药”经过包装，成了“国字号良药”。陈德良鸟枪换炮，江湖地位节节高升，从此便不卖艺只卖药，不耍猴子只坐诊。

几年时间，南至海南岛，北到哈尔滨，“陈家班”几乎跑遍了全中国。

每到一地，便在火车站附近的旅馆租两间房，一间坐诊，一间开药。安顿好后，全体出发，去周围的电线杆上贴小广告。

火车站人流量大，当时全国得疥疮的人也多，陈德良凭借那个“偏方”赚了不少，名气渐大。

后来，连一些听都没听过的皮肤病，也来找陈德良治，但他一窍不通，可是又不想放弃送上门来的“生意”，便先虚与委蛇，让患者照常使用疥疮“偏方”。

暗中却派人去新华书店查医书，按照医书所载配方，到公立医院抓药，加价，转手再卖给患者。为了见效快，陈德良还会在书中的配方基础上，多加药量。

这种不懂装懂，临时抱佛脚，中间商赚差价，拿患者当小白鼠的做法，很可耻，还耽误病情。

更可耻的是，有了这种伎俩，陈德良自以为得计，此后依法炮制，甚至打出了“包治百病”的小广告。

结果往往是，患者把钱花完了，病却没治好，当家属愤怒地去找他们理论时，陈德良早已带着鼓鼓的钱包，转战下一站去了。

自此，陈德良行医以忽悠为主，制药为辅，多次叮嘱徒弟们在他坐诊时，务必认真观察，好好学习“忽悠大法”。

在那个时候，年龄最小的詹国团，便在8位师兄弟中表现突出，深得师傅真传。

三、

不久之后，詹国团也如陈德良一般，翅膀一硬，就自立门户，拉起了一支自己的游医队伍。

最开始，他模式照搬，还是火车站附近，租旅馆，电线杆贴广告……这时还遇上了刘永好。刘当时也在火车站卖饲料，两帮人经常会碰上，冥冥之中，为以后的跨界合作埋下了伏笔。

然而很快，詹国团发现情况不对。

时代变了，信息发达了，受骗的人多了，老一套行不通了。

有一天，詹国团在小饭店吃饭，偶然发现电视上，电视剧里也开始插播广告，他眼睛一亮，差点咬掉舌头。

詹国团判断，师傅陈德良贴电线杆广告那一套，已经过时了。新的时代，要想有新的发展，必须拓展新的平台，他认为，这平台就是电视。

电视那时在中国方兴未艾，老百姓信任度高，因此价格也不便宜，一条广告要价上千，相当于詹国团半个月收入。而且电视台收了钱，还不保证效果，一般人都不敢随便投放。

但詹国团初生牛犊不畏虎，别人不敢投，我敢。

于是，詹国团的第一支电视广告，便在连云港电视台播出了。事实证明，效果好得不得了，原本稀稀拉拉的看病队伍，很快排起了长龙，看都看不过来。

尝到甜头的詹国团决定扩大规模，招兵买马组建了好几支游医队伍，业务也扩展到更多疑难杂症，比如什么鼻炎、狐臭、风湿……广告又是“包治百病”。

此外，詹国团还把手伸到了“梅毒”“淋病”“尖锐湿疣”之类性病领域。他认为这类患者，一般不好意思去正规医院，只要打出“祖传秘方”的牌子，价格再低一点，保准蜂拥而至。

心理分析倒是不错，然而这群游医，既不懂医，也不懂药，怎么治？

办法还是那套，只要有人上门，一律诊断为“有病”，然后先卖“祖传秘方”，再去书店查书，照书上的配方抓药再卖，差不多的病症都用一种药方。

这些药物多是按斤买的，一斤几毛或几块都有，卖到患者手上则从几十到几百不等。如此暴利，很快吸引了大批莆田老乡加入。

于是，陈德良的弟子们也开始收徒，“亲戚带朋友，师傅带徒弟”的“莆田系”游医队伍，逐渐在全国开枝散叶。

然而这个时候，行医执照虽可用钱搞定，卫生许可证却不好办。没有卫生许可证就是游医，不合法，被当地部门驱逐是家常便饭。

于是“打一枪换一地”成为常见游击战术，这样治不好的病人也不用负责了，一举多得。

这样的游医经历，虽不光彩，但对莆田人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为他们完成了原始积累。其次，客观上也使得这些人，对全国各地的医疗状况摸了个底，为将来形成规模庞大的“莆田系”打下了基础。

四、

80年代中期，随着受骗群众增加，游医引起了国家注意，监管严厉，于是如何解决合法化的问题，成了第一要务。

此时又是詹国团，抓住公立医院改革契机，跑回莆田注册公司，通过中间人牵线，以公司名义跟医院签合同，率先搞起了“科室承包”的合作。

所谓“科室承包”，就是詹国团用公立医院的牌子、场地和设备，但科室独立运作，医生薪水由詹国团付，每月他还向医院交纳一笔管理费。

詹国团开始承包的是皮肤科。因为这科不赚钱，公立医院正急于甩掉这“包袱”，詹国团呢，这是他老本行，轻车熟路，治疗简单，无须动手术，不需高科技设备，没什么风险。

医院为了扭亏为赢，詹国团图的是金字招牌，双方一拍即合，皆大欢喜。

接手以后，詹国团完全把这“院中院”的科室做成了一门生意。

他先找电视台、报社等各种媒体，大打广告：公立医院，从北京请来了某某著名专家、教授，从国外进口了某某先进设备……

然后要求所有医生都背KPI，看病时夸大病情，吓唬患者，力推名目繁多、费用昂贵的康复理疗，甚至请医托唱双簧，无所不用其极，目的就是为了让患者乖乖掏钱。

有部分医生良心未泯，不愿配合的，都被扣发奖金、开除走人了。

后来，逐渐有患者发现上当，从此便不再来。然而，中国人这么多，韭菜是割不完的。

1990年代，随着社会进一步开放，“失足妇女”多起来，性病市场急剧扩大，詹国团便把性病、妇科等也以承包制的形式盘了下来。

还是那一套，能不能治不管，先把广告打出去，反正这种病是隐私，治不好也少有人对外说。詹国团正是这样，抓住人性弱点，从中大赚特赚。

詹国团的成功，很快被复制，全国各地都陆续出现了，以“莆田系”游医为主力的“院中院”承包合作。

此后，詹国团发现公立医院经费有限，CT、彩超等非常短缺，于是又跟医院搞起了设备合作。他出钱买设备，订8年合同，前4年二八分成，后4年四六分成，8年以后设备归医院。

很快，成本就收回了。

1990年，26岁的詹国团索性跟中科院合作，联合开发医疗设备，一部分拿到医院投资，一部分卖给外面。一台成本三五万的设备，市场价可以卖到二十几万，詹国团赚得盆满钵满。

同年，40岁的“祖师爷”陈德良却遭遇了一场车祸，不得不回东山镇养伤。后来他再复出时，江湖已不是那个江湖。

陈德良的徒子徒孙们，遍地开花，但早已不再卖膏药，他们直接进军公立医院搞承包、卖设备，依托“传、帮、带”的宗族枢纽，逐渐形成了从业人数与财富累积，都呈几何式增长的“莆田系”民营医疗势力。

而他的开山弟子陈金秀、林志忠都发展得不错，侄子詹国团则更是以千万身家成为“莆田系”代表人物。就连年纪尚轻的徒孙辈，也出了个叫黄德峰的狠角色。

五、

1990年，黄德峰在北京卖设备。

他卖的是一款号称能粉碎结石的微波治疗仪，利润可观，但不好销。最后卯足了劲，终于卖了两台，赚了好几十万。

从此黄德峰开始搞事业，在“莆田系”前辈指点下，先从科室承包入手，关系加钱，攻克了北京多家医院。

等科室承包搞大以后，黄德峰也和此时许多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莆田系”们一样，进一步玩起了“蛇吞象”的操作，直接把整个医院都承包下来，升级到“医院托管”。

那时候，有些地方医院员工少、病床少、经营差，但又承担着当地百姓最基础的医疗保障任务，不能倒闭，急于甩包袱。“莆田系”们便会看准机会，将医院托管至麾下。

一般每年上交5%-10%不等的营业收入给医院，重点发展利润高的科室，砍掉技术要求高、医疗风险大的科室。如果做成了就扩展运营，如果搞砸了，就换个医院再搞。

借着公立医院的遮羞布，“莆田系”们开始了疯狂攫金的进程，通过医托掌握病人的收入情况，看人下菜单，制定收费方案，一时间，就医状况乱象丛生。

比如，青霉素被包装成顶级进口药物，以几千倍利润卖出。

比如，“发明”某种“微创手术”，拿器械刀一划一缝，告诉患者病灶已除，其实啥都没做。

比如，明知治不了的病人，也让先住院，“设法消灭掉”几千元押金后，再找理由让病人出院。

……

鸠占鹊巢的医院托管制，导致一些眼科、内科等高风险科室，投入停滞，几近名存实亡。但这些社会问题，都未能阻止“莆田系”不断伸长的魔爪。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詹国团一人在全国“托管”的公立医院，已有近百家。他还把总部迁到上海，并在香港设立了海外总部（可以通过它抵税），扩张步伐非常强势。

就在此时，詹国团却被一个狠人盯上了。

六、

这个狠人就是王海，90年代名噪一时的“打假英雄”。

90年代末，性病诊所兴起。其中鱼龙混杂，过度治疗，天价治疗，没病当有病，有病当重病的多不胜举。经常有些常规药物，还被黑心诊所换个包装，就当成“祖传秘方”来卖。

这样的事情多了，民众投诉也多，不但有关部门整治，王海也盯上了。

1998年，王海调查发现，当时中国多数性病游医均来自同一个地方：莆田东庄镇。

经过“打假英雄”的推波助澜，1999年，莆田东庄镇终于引发媒体关注，报道如潮。

暴富的莆田游医们，长年闯荡江湖，很在意“荣归故里”，村里豪宅林立，从三四层到十几层的都有。每到春节，老板们还会开着豪车，带着原配或二奶衣锦还乡，拜见父母亲人。

富裕的东庄镇和大量游医外出，形成的对比鲜明诡谲，令人震惊。

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些游医无知无畏，竟然寄匿名信威胁媒体，扬言要“炸毁报社大楼”。如此猖獗，换来的只能是更深入的调查。

国家介入，很快，“莆田系”代表詹国团家族浮出水面，其与公立医院的“承包、托管”合作乱象，民众忍了好久，终于可以有仇的报仇，有冤的伸冤……

2000年，卫生部发布意见：政府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不得与其他组织合作营利性的“科室”“病区”“项目”……于是民营资本撤离，詹国团也带着亿万财产，全家移民到了新加坡。

如果就此打住，也就罢了，然而神通广大的“莆田系”们，很快又寻找到了“新的乐园”。

卫生部只管普通公立医院，军队医院、武警医院、消防医院等，则归解放军总后勤部直接管理。于是“莆田系”又钻空子转战武警医院，为多年后一场震惊全国的悲剧埋下了祸根。

七、

2002年，为缓解医疗配套短缺，卫生部开放民营医院牌照。

然而这件医疗机构改革的大好事，却又被“莆田系”钻了空子，他们控制的民营医院，因为有了正规牌照的加持，迎来了空前的爆发期。

2002年，“莆田系”二代林玉明，在太原创立了“全国第一家女性专科医院”——山西现代女子医院，拉开了“莆田系”主攻专科医院的序幕。

2003年，39岁的詹国团，在新加坡注册“中屿集团”后，以华侨身份回国，在浙江嘉兴投资创建浙江新安国际医院。

这是一家由卫生部批准的“三甲国际医院”，耗工5年，投资10亿，顾问、名誉院长都大有来头，是詹国团旗下投资规模最大的民营医院，一举奠定了其行业大哥的地位。

此后，韩剧热播，韩流引领时尚，整容业在中国兴起，连五十岁的大妈都开始割双眼皮。嗅觉敏锐的“莆田系”再次出手，医疗生意从“下半身”做到了“上半身”。

一般套路是这样：先从韩国请来“专家”，开办专科整形医院，再砸钱请美女明星站台，狂打广告，猛吹牛逼，先抢占市场再说。

至于效果嘛，以丰胸为例，采用一种来自乌克兰的英捷尔法勒隆胸注射液（奥美定），成本约1.6元，一次手术费用则要收3万元左右。

暴利也就罢了，关键后遗症还很可怕，会导致溃烂、精神混乱……几年时间，超过30万女性受害，终于在2006年被药监局禁售。

但禁售无法让“莆田系”收敛，因为市场太大了。

2009年，全国整形美容市场规模是200万人次，增速100%，对于“莆田系”来说，人为财死，为了抢蛋糕，哪还顾得了其他啊。

在整形美容领域，“莆田系”最成功的当属陈金秀，行业内品牌最响的“美莱整形”“华美整形”，都在其家族势力之下。

逐渐地，“莆田系”民营医院遍布全国。王海和媒体们绝不会想到，昔日的“莆田系”不仅没有因为曝光而完蛋，反而发展得更好了。

尤其是互联网爆发以后，借助网络推广，“莆田系”迅速抢占市场。以百度为例，当年搜索任何一个疾病，首页永远都有“莆田系”旗下的民营医院。

然而崛起的背后，却是从“祖师爷”时期娘胎里就带着的原罪：虚假广告，过度医疗，无证行医……这些关键词，几乎成了“莆田系”的代名词，很快引起执法部门关注介入。

2006年，杭州江干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虚假广告罪”，逮捕了“莆田系”杨国坤、杨文秀、杨元其等三人。

2008年，百度上“莆田系”的医药广告被央视点名批评，百度股票应声下跌25%，之后一个月狂跌50%，百度被迫移除当季医药广告。

2009年，“新医改”出台，允许社会资本进入医疗行业，包括参与公立医院改制重组，也就是所谓的医疗产业化。

财大气粗的“莆田系”再次迎来转机，动辄直接买下整个医院，或转为民营机构，或与公立医院共建新的民营机构，于是诞生了很多公立医院的附属医院。

2010年后，“莆田系”又把魔爪伸向了数量庞大的大学生群体，开拓了新的项目：割包皮、无痛人流。

他们通过学生会或赞助活动，明目张胆地在校园内做广告，以低廉价格诱导学生走上手术台，做到一半凶相毕露，突然说有多个隐形收费项目，学生此时无路可退，只能任人宰割。

至此，“莆田系”医疗帝国日趋庞大，将包括妇科、男科、泌尿、整形、皮肤、儿科、中医、肛肠等多种病症科室，全都纳入了版图。

八、

2013年，国家发布《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次年又提出“放开非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价格”。

对于“莆田系”来说，这是天赐良机，迅速开始以品牌化、高端化、联盟化来为自己洗白。

2013年11月，华夏医疗的翁国亮，和刘永好、冯仑，联合成立“中国医疗健康产业发展策略联盟”，刘永好任名誉主席，冯仑任主席，翁国亮任执行主席。

成立大会上，刘永好再次见到了老朋友詹国团，并认识了也到现场的新朋友黄德峰。

而刘永好担任名誉主席的这个联盟，共有14家创始成员企业，其中11家就来自“莆田系”，旗下拥有医疗机构和医院超过1000家。

随后，“莆田系”医疗机构迎来了鼎晖、建银、红杉等的注资。向来低调神秘的“莆田系”医院走向前台，玩起了多元化的产业链，涉足土地、地产、传媒、金融、医药，等等。

而“莆田系”内部，也加快了洗牌兼并的步伐，最终形成了以詹国团、林志忠、陈金秀、黄德峰为首的“四大家族”。

詹国团家族以上海为基地，通过土地跟医院结合的模式发展，旗下的三甲医院已经遍布全国，成为“莆田系”民营医疗的代表人物。国内几乎所有的“玛丽医院”“玛利亚妇产医院”都是其家族集团控股。

陈金秀的西红柿医疗集团，以长三角为重点区域，打造特色专科，控股了所有的“美莱”“华美”整形医院，还发展了“华夏”“华康”“华东”等医院。

黄德峰的家族，通过妇科这个切入口迅速扩张，以“五洲”“现代女子医院”为主的妇科医院，开了一家又一家。

林志忠则把最难啃的眼科、内科攻下阵，“博爱”“曙光”“远大心胸”相继打响名头。

“莆田系”合力，控制了全国八成的民营医院。2013年时，莆田市常年在外从事医疗行业的人员就已超过6万人，年营业额2600多亿元，超过了西部某些省份一年的GDP。

九、

然而，无论创造再多的财富，都无法告慰那些在“莆田系”医院中逝去的生命。

2014年7月，新东方一名女员工入住“莆田系”旗下的云南玛利亚医院，分娩时意外死亡。随后，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发微博炮轰，事件引发网民对民营医院黑幕的声讨。

很快，医院背后的“詹氏”被媒体寻根溯源揪了出来，成为众矢之的。

作为“莆田系”医院主要网络推广平台，百度官方也明确表态：不会动摇“高门槛、严审核”决心，将加大整治以“莆田系”为代表的违规医疗推广。

2016年4月，陕西大学生魏则西，因通过百度广告找到北京武警总队第二医院，在花费20多万医疗费后，被告知该疗法在美国早已宣布无效，病情耽误，肿瘤扩散，在咸阳家中去世。

这个北京武警总队第二医院“肿瘤生物中心”，是康新公司通过承包科室的方式成立的。而康新公司，正是“莆田系”陈金秀家族的产业。

舆论之下，“莆田系”原罪深重，百度和武警二院也成了“帮凶”，遭到全网讨伐。

2019年7月，大连一名32岁女子在隆胸时心跳骤停，不幸去世。

实施“夺命隆胸手术”的正是医美时尚连锁品牌“Yestar艺星”旗下整形医院，又是一家“莆田系”医院。

这家宣传自己是“大连唯一一家卫生局批准的具有医疗美容专科医院资质”的整容机构，早在几年前就已犯下多重违法行为，包括“虚假宣传”“不正当有奖销售”“不正当竞争行为”，更因商用明星照片，牵涉了77宗肖像侵权和名誉纠纷案。

这些畸形的商业操作背后，沾满无数人的鲜血和泪水，改变了医者仁心的初衷。

把治病救人的医疗保障机构，改造成了道德泯灭的赚钱机器，“病人进去，死人出来。富人进去，穷人出来”，失去民心是迟早的事。

十、

名声臭了，但是“莆田系”还在。

只是在后续的商业操作中，他们不再那么高调，竭力想要去掉身上“莆田系”的标签。

已经有一批新生代的莆田人，继承衣钵，正在谋求“突围”之道。这批社交活跃的新一代，建立多个社交群交流想法。

有人提出一个挑战性的难题：如果医疗事故死了人怎么处理？

在“搞定卫生部门、搞定媒体、用钱砸平安”等泛泛而谈的方案中，有一个方案被一致认可：

1、人死了尸体一定不能留在医院，能回家的一定要让他回家，不能回家的也要让他到殡仪馆去，由医生去说，这个时机大概1~2小时，趁家属根本没反应过来时搞定。

2、医生跟病人家属解释后，要让家属签字是自动要求出院或回家的。

3、以上搞定后就可以感情公关了，死人这种事千万不要想坏事变好，这种事只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才能保证医院正常营业下去。

4、以上几事最好在一天之内搞定。

由此看来，原罪也是可以遗传的。“莆田系”新一代处理医疗事故的手法，堪称老练，只是唯独少了一样东西——人性。

80年代至今，“莆田系”从无到有40年，由开始的散兵游医到现在的医疗帝国，积累了巨量财富的同时，也留下了难以洗刷的污名。

而“莆田系”的“祖师爷”陈德良，今年已71岁。

3年之前，陈德良因视力不好驾车撞死了人，被判刑，但因年老监外执行，每周四须去镇政府报到一次。

据说他现在只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善终”。

参考资料：

1.钛媒体：起底“莆田系”：四大家族詹陈林黄，规模遍布全国

2.AI财经社：艺星9万8夺命隆胸背后：医院来自“莆田系”

3.凤凰网：“莆田系”祖师爷陈德良和他创立的行医江湖

4.网易新闻：“莆田系”起底：詹国团自述30年创业路

5.瞭望东方周刊：“莆田系”民营医院：洗不清的原罪

6.新浪财经：“莆田系”民营医院曾经半年就可回本

7.新商报：“带头大哥”詹国团口述莆田系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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腋臭手术的梗（原创）

腋臭手术，之所以有那么多医生在做，因为大家都觉得其技术含量不高，学习曲线不长，但腋臭手术同样有那么多的医生不再做，并不是因为其让外科大夫感觉不到价值，而是因为遭遇了太多的梗！有些梗不是那么轻易就可以迈过去的，更现实的情况是，有些梗会让外科医生丢失兴趣、丢失信心，谁愿意让自己的一生清誉毁在一个“不起眼”的“小手术”上呢？所以，没参透腋臭手术的梗，请不要对病人夸下你能治愈腋臭的海口，因为很多时候你输不起。第一梗，复发。
如果谁能把手术的成功率，这里仅指的是异味彻底清除概率，做到99%，那就已经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专科大夫了。通常情况下，标准腋臭手术清除干净的概率大概在80%-95%之间，可以看到中间落差很大，而且还不要忽略我用了“标准”二字，言下之意，非标准、不规范、匆匆上手自信满满的少经验者更会落入复发陷阱，而复发与否恰恰又是患者最为在乎的疗效，即便很多时候我们称之为残留，也无法抚平患者对于手术“失败”的失望情绪。再啰嗦一句，腋臭手术的复发不是短期内看得到结果的，不像其他外科手术病灶切掉了病理证实了一了百了了，患者通常会在数月后、半年后、甚至一年后反馈给你一个坏消息，也许你届时连这位患者是谁都想不起来了，几次三番下来，你对腋臭手术已经索然无味。不是你没有尽力，是你以为已经尽力了。
第二梗，血肿。
凡做过腋臭手术的医生，都会珍藏几张大片皮肤坏死溃烂的经典照片，都会有过漫漫数月创面换药的痛苦回忆，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因为这一切是你一手造成的，人家不过来做一个小小腋臭手术，据说十几分钟就可以做好的，怎么我女儿三个月了还有一个大洞烂在那里呢？血肿，这个任何外科医生都唯恐避之不及的罪魁祸首，导演了上述的全部。教科书上很简单，规避风险的措施在于仔细操作、严密止血，试问怎么做？如何止？腋下细如发丝的毛细血管网你靠什么确定能够严密止血？从单极电凝到双级电凝，从止血粉到凝血酶，再到目前的可视镜下光纤高温热凝，技术的进步掩盖不了出血依旧困扰外科医生的无奈现状。不是我不小心，只是出血难以抗拒；不是我存心故意，只因无法防备自己。
第三梗，腋臭治疗到底哪家强？
手术还是微创还是无创？好像什么都会，其实又什么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个性化治疗概念的缺失严重阻碍了行业的健康发展，加上莆田系的搅局，更令市场乱象丛生，各路军阀混战，硝烟四起却又罕见能扛起大旗的，且不谈一统天下，能拿下半壁江山的技术标准都是纸上谈兵，谁都可以拿它往脸上贴金，谁也都可以在撞得灰头土脸之后全身而退，唯有消费者蒙在鼓里，为韩国NM技术德国GX技术欢呼，为知名专家为我手术叫好，殊不知你们都是试验品、垫脚石，一将功成万骨枯，用在这一行当一点不为过。今日有感而发，先写到这里，唏嘘行业一片混乱，唯有执子之手，不忘初心，方可水到渠成，与子偕老！栉风沐雨，砥砺前行！2016年11月5日 书于西安作者信息：陈大夫AO工作室创始人，原上海第九人民医院普外科腋臭手术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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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释义：Axillary Odour,腋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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