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目录：

• 1、女同学有狐臭，只有我和她坐一起，后来我俩成婚才知道自己捡了宝
• 2、女同学有狐臭，只有我和她坐一起，后来我俩成婚才知道自己捡了宝
• 3、女同学有狐臭，只有我和她坐一起，后来我俩成婚才知道自己捡了宝

女同学有狐臭，只有我和她坐一起，后来我俩成婚才知道自己捡了宝

特殊气味

＂秀芳同学，你愿意和陈明远同桌吗？＂班主任李老师站在讲台上，教室里顿时一片窃窃私语。

秀芳低着头，我却主动举起了手：＂老师，我愿意和她同桌。＂

教室里顿时安静了几秒，随后爆发出一阵窸窸窣窣的议论声。

那是1977年，高考恢复第一年。

我叫陈明远，家住东北一个工业城市的老厂区，住在砖红色的筒子楼里，和父母挤在不足二十平米的一室一厅。

父亲是钢铁厂的铸造工人，常年在高温车间里忙碌，皮肤黝黑，手掌上的老茧厚得像树皮。

母亲在纺织厂做会计，是厂里为数不多的初中毕业生，每到月末，总要对着算盘噼里啪啦地打到深夜。

我不算出众，但也不差，就是那种在集体照里，站在第二排你都不一定能认出的普通人。

林秀芳，个子不高，脸庞清秀，扎着两条细细的辫子，眼睛大而有神，说话轻声细语，却有一个令同学们避之不及的缺点——狐臭。

每到夏天，教室里风扇呼呼转动的时候，那股异味便成了她的标签，让她总是形单影只。

刚开始坐在一起的时候，我确实有些不适应，那种酸腐味道像是发酵过久的粮食，时浓时淡，但我从没表现出来。

＂你不嫌弃吗？＂有一次下课，她突然问我，眼睛里满是忐忑。

＂嫌弃啥？咱都是同学，学习要紧。＂我故作轻松地答道，心里却在想，这姑娘心思真细腻。

班上同学议论纷纷：＂明远这不是存心找罪受吗？＂＂难道他闻不到那股味道？＂＂可能是鼻子有毛病吧！＂

我却不以为然。

老话说得好，久病成医。

渐渐地，我竟然习惯了秀芳身上的气味，甚至能从那气味的强弱判断她的心情和身体状况。

她紧张时，气味会变得浓烈；她心情好时，气味会减轻许多。

我们同桌三年，她学习刻苦，常常帮我解答难题。

我性格开朗，替她挡住了许多闲言碎语。

高三那年冬天特别冷，教室里的煤火炉子烧得通红，窗户上结了厚厚的冰花。

秀芳有一天突然发起高烧，我二话不说，背着她穿过厚厚的积雪，一路小跑到校医室。

那天，她的辫子搭在我肩上，滚烫的脸颊贴着我的后背，那股淡淡的气味混合着她的体温，在寒冷的空气中显得格外醒目。

校医给她打了针，我在旁边守着，直到她额头不再滚烫。

＂谢谢你，明远。＂她醒来后小声说道，眼睛湿润得像含着露水的花瓣。

＂咱俩是同学嘛，这有啥。＂我挠挠头，不好意思地笑了。

高考后各奔东西，她考入省城的医学院，我被分配到市里的机械厂。

临别那天，她送了我一个手工编织的钱包，里面夹着一张纸条：＂愿你前程似锦，勿忘我。＂

我把钱包一直揣在贴身的口袋里，那股熟悉的气味似乎还萦绕其间，成了我离家闯荡的一点慰藉。

工厂的生活枯燥而忙碌。

早晨六点，收音机里播放《东方红》，我便起床洗漱，骑着二八自行车赶往两公里外的厂区。

车间里机器轰鸣，铁屑四溅，我和几个同批进厂的年轻人跟着老师傅学习操作车床。

＂小陈，你小子手巧，这活儿干得比我当年强。＂老郑师傅常常夸我，手里的烟头明明灭灭的。

＂哪能啊，郑师傅您才是咱厂的＇大能人＇呢！＂我憨笑着回应。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单调却也充实。

五年后的一个冬日，父亲突发心绞痛，我匆忙请假送他去医院。

就是在那个充满消毒水味道的走廊上，我偶遇了秀芳。

她穿着白大褂，手里捧着病历本，清瘦的脸庞比从前成熟了许多，却依然一眼就能认出。

＂秀芳？真的是你！＂我惊喜地叫道。

她转过身，先是一愣，随即绽放出笑容：＂明远？你怎么在这？＂

我告诉她父亲的情况，她立刻放下手中的工作，跟我一起去看诊室。

＂大爷，别担心，我给您看看。＂她轻声安慰着父亲，手法娴熟地检查起来。

父亲被安排住院，我守在病房里，秀芳下班后特地来看望。

那天雪很大，医院食堂的窗户上结着冰花，我们面对面坐着，各自捧着一碗冒着热气的羊肉汤。

窗外白雪皑皑，室内暖气充足，她脱下厚重的棉袄，那若有若无的气味又钻入我的鼻子，却莫名让我感到熟悉和安心。

＂你不嫌弃我吗？＂她突然问，眼里闪着微光。

＂早习惯了，＂我笑道，＂高中三年，你的气味都是我的半径。＂

她低下头，嘴角却微微上扬：＂你还是那么会说话。＂

秀芳告诉我，她毕业后分配到这家医院，主攻中医针灸，跟着一位老中医学习。

＂我这毛病，看过不少医生，都说没法根治，只能减轻。＂她轻声说，＂所以我想，与其一辈子被这困扰，不如研究怎么帮别人解决痛苦。＂

听她这么说，我突然觉得眼前这个姑娘比记忆中更加坚强和明亮。

不久后，父亲的病情突然恶化，西医说需要手术，风险很大。

秀芳主动请缨：＂大爷的情况我了解，不如先试试针灸调理，看能不能避免手术。＂

起初医院里有人反对，但在秀芳的坚持下，终于同意尝试。

那晚，我看着秀芳在父亲病床前忙碌的身影，只见她眉头紧锁，银针在父亲身上游走，一丝不苟。

她的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在灯光下闪烁，神情专注得近乎苛刻。

＂这是＇膻中穴＇，能宽胸理气；这是＇内关穴＇，主治心痛...＂她一边施针，一边轻声解释。

三天后，父亲竟奇迹般地好转，主治医生都感到惊讶。

母亲拉着秀芳的手，眼含热泪：＂秀芳啊，没你就没明远他爹的命啊！你就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

秀芳不好意思地笑了：＂阿姨别这么说，这是我应该做的。＂

那一刻，我看到她眼里闪烁着坚定和自信的光芒，那是高中时的她所没有的。

从那以后，我经常去医院找秀芳，有时带些家里蒸的花卷、包子，有时就是单纯地想见见她。

＂你这人真怪，单位里那么多漂亮姑娘，你偏往医院跑。＂厂里的老张师傅打趣我。

＂秀芳是我高中同学，人好着呢。＂我腼腆地解释。

＂是不是人好我不知道，但小陈你这眼神，八成是瞧上人家姑娘了！＂老张呵呵笑着，拍拍我的肩膀。

春去秋来，我和秀芳走得越来越近。

每周日，我都骑着自行车，带她去城郊的小树林散步，或是去江边看落日。

秀芳总是戴着一条淡蓝色的围巾，即使在夏天，她说这能减轻气味的扩散。

＂你知道吗，有时候我真羡慕那些普通姑娘，不用整天担心别人的眼光。＂一次，她坐在江边的石头上，望着远处的波光，轻声说道。

＂可你一点都不普通，＂我认真地看着她，＂你救了我父亲的命，你帮助那么多病人减轻痛苦，这些是普通姑娘做不到的。＂

她转过头看我，眼睛里像含着整个夏天的星光。

那年秋天，厂区的梧桐叶子黄了又落，风卷着叶子在空中打转，发出沙沙的响声。

我和秀芳坐在厂区小公园的长椅上，远处的广播里正播放着《今天是你的生日》。

＂秀芳，咱们结婚吧。＂我鼓起勇气，拉起她的手。

她却摇头，眼里闪着泪光：＂明远，我这辈子注定孤独。这气味，我治了多少病人，却治不了自己。你值得更好的姑娘。＂

＂我不在乎，＂我握紧她的手，＂高中时不在乎，现在更不在乎。人活一世，谁没点缺点？你的针灸能救人，这气味算什么？＂

＂可是你父母会同意吗？厂里的同事会怎么看你？＂她担忧地问。

＂我父亲都说了，他这条命是你给的，别说让我娶你，就是让他磕头感谢都行！＂我笑着说，＂再说，你这毛病也不是啥大事，咱们一起想办法慢慢调理。＂

秀芳的眼泪终于落下来，她靠在我肩头，轻声说：＂明远，你真好。＂

八十年代初，我们结了婚。

那时候条件艰苦，婚礼很简朴，几张八仙桌，几盘家常菜，红纸剪的＂喜＂字贴在墙上，一台老式录音机放着《爱的奉献》。

秀芳穿着借来的红旗袍，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光彩，我穿着崭新的的确良衬衫，紧张得手心冒汗。

厂区的邻居们挤满了小院，纷纷送来自家做的馒头、花生米、水果糖，还有各种手工艺品。

＂小陈娶了个好媳妇啊，是个医生呢！＂邻居们交口称赞。

＂可不是嘛，这姑娘救了老陈一命，那医术啊，比医院那些老大夫都强！＂父亲喝得脸红脖子粗，逢人就夸。

母亲则忙前忙后张罗着饭菜，脸上笑得合不拢嘴：＂我家明远有福气，找了个既有本事又贤惠的媳妇！＂

婚后，我们住在单位分的一间小平房里，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却充满了新婚的喜悦。

秀芳依然在医院工作，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先把一天的饭菜准备好，才匆匆赶去上班。

我在厂里的技术越来越熟练，被提拔为小组长，每月能拿到四十多块钱的工资，在当时已经是不错的收入了。

婚后不久，我才知道秀芳的＂缺点＂竟是一种特殊体质的表现。

有一次，我发现她在给一位老人针灸前，总是先闻一闻病人的气息，然后才确定下针的位置。

＂你这是什么诊断方法？＂我好奇地问。

秀芳犹豫了一下，才告诉我这个秘密：＂我能通过气味感知病人的病灶，不同的病会有不同的气息，这是我外婆传下来的＇绝活＇。＂

她解释说，自己身上的气味也是这种特殊体质的表现，体内的阳气太盛，所以会散发出特殊的气味。

＂所以，你这算是捡了宝啊！＂我半开玩笑地说。

她红着脸锤了我肩膀一下：＂净胡说，什么宝不宝的。＂

但事实确实如此，秀芳的诊断能力非常惊人，很多疑难杂症在她手里都能得到缓解。

她的名声渐渐传开，不少人慕名而来，排队等候她的诊治。

医院的领导也注意到了她的特殊能力，专门给她开设了一个中医诊室，让她能更好地发挥所长。

生活渐渐好起来，我们搬进了新分的两居室楼房，添置了收音机、电风扇，还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

每到周末，邻居们都会聚在我家看《西游记》，秀芳端着瓜子、花生招待大家，屋子里满是欢声笑语。

＂林大夫真是个好人啊，看病又准又不多收钱。＂邻居们常这么评价秀芳。

＂那是，我家明远有眼光着呢！＂母亲总是自豪地接话。

1985年，我们的儿子出生了，取名陈志强，意为志向高远，坚强勇敢。

秀芳为了照顾孩子，减少了工作时间，但仍然有不少病人慕名而来。

有时候，她甚至在家里接诊，灶台上煮着药，怀里抱着孩子，手上还在为病人把脉。

＂累不累啊？要不我跟厂里请几天假帮你？＂我心疼地问。

＂不用，我能行。＂她总是这么说，脸上虽然疲惫，却满是坚定。

三年后，我们的女儿也出生了，取名陈雨桐，寓意生机勃勃，如雨后春笋。

家里一下子热闹起来，孩子的笑声，哭声，打闹声，充满了每一个角落。

我在厂里被提拔为车间主任，负责整个车间的生产和管理。

那些年，国家政策越来越开放，工厂的订单也越来越多，我们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九十年代初，单位分房，我们拿到了一套七十平米的新楼房，有三间卧室，还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

搬家那天，全家人忙前忙后，累得满头大汗却笑得合不拢嘴。

＂老陈，你想过吗，咱们有朝一日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秀芳站在阳台上，看着远处的城市风景，感慨道。

＂那是，跟着我，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搂着她的肩膀，心里满是自豪。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孩子们渐渐长大，我们也慢慢变老。

秀芳的医术越发精湛，在市里小有名气，经常有人慕名而来求医。

她的那股特殊气味始终如故，却成了我生命中最熟悉的存在，如同空气和阳光，平凡却不可或缺。

有人问我：＂陈主任，你老伴儿那个...那个气味，你不嫌难闻吗？＂

我总是笑着回答：＂习惯了，就跟你每天喝的老碴豆腐脑一样，别人说臭，你却觉得香。＂

二十年代初，我光荣退休，秀芳也从医院离开，但她仍在家里为老街坊们看病。

我们的儿子成了一名工程师，女儿继承了母亲的衣钵，成为一名中医。

每到周末，儿女们都会带着孙子孙女回来看我们，小院子里又充满了欢声笑语。

如今，我们常坐在小区的长椅上晒太阳，看着新一代的孩子们在广场上奔跑。

秀芳的手已不再细腻，满是岁月的痕迹，我的头发已花白大半，却依然精神矍铄。

每当我靠近她，那熟悉的气味依然让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安心和温暖。

＂明远，你后悔吗？＂有一天，她突然问我。

＂后悔什么？＂我有些不解。

＂后悔娶了我这个有狐臭的女人。＂她认真地看着我，眼里满是柔情。

我笑了，握住她的手：＂傻瓜，这么多年了，你还问这个问题。我要是后悔，咱俩能一起走过四十多年？＂

她靠在我肩上，轻声说：＂谢谢你，明远，谢谢你当年坐在我旁边，谢谢你不嫌弃我。＂

我抚摸着她银白的头发，心中满是感慨：＂该谢的是我才对，你治好了我父亲，给了我两个好孩子，陪我走过大半辈子。这世上，我最大的福气就是娶了你。＂

夕阳西下，余晖洒在我们身上，映出两个相依相偎的身影。

人生百态，谁能看透？

当年那个被嫌弃的女孩，成了我一生的依靠；那个令人避之不及的气味，却成了我最温暖的记忆。

世间万物，皆有其存在的道理，关键是遇见懂你的人。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但这些都不是阻碍幸福的理由。

真正的爱情，不是寻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用完整的心去爱一个不完美的人。

就像秀芳身上的气味，在别人眼里是缺陷，在我心中却是她独特的标志，是我们感情的见证。

人这一辈子，能找到一个接纳你全部的人，就是最大的幸福。

女同学有狐臭，只有我和她坐一起，后来我俩成婚才知道自己捡了宝

青梅与橘皮

＂周志国！今天开始，你和李秀兰同桌！＂老赵一声令下，教室里顿时响起窃窃私语，目光齐刷刷地聚焦到我身上。

我坐在那儿，如同被判了无期徒刑。这让我情何以堪？

那是1978年的春天，＂文革＂刚结束不久，全国上下都沉浸在高考恢复的喜悦中。我在沈市第七中学念高三，正是拼命用功的时候。

十七岁的少年心气正旺，谁都想挨着班花坐，可唯独没人愿意和李秀兰挨着。不为别的，就因为她有狐臭，特别是夏天，坐得近了，那股酸涩的气味让人皱眉。

班里男生背后给她起了个绰号叫＂臭姑娘＂，虽说不是当面喊，但想必她心里也清楚。每次有人提起这个外号，教室里总会爆发出一阵哄笑。

李秀兰是个瘦高个儿的姑娘，皮肤白净，眼睛大而明亮，要不是那股气味，准能算个美人坯子。往我身边一坐，她的目光始终盯着桌面，不敢抬头，仿佛桌上有什么要紧事。

我刻意挪开些距离，心想这高三最后一学期可真够难熬的。倒不是嫌弃她这个人，实在是那股味道确实让人难以忍受。

第一节课是语文，我强忍着不适，在笔记本上胡乱记着。老师讲的什么，一个字也没听进去。下课铃响了，我像脱缰的野马般冲出教室，猛吸了几口新鲜空气。

＂老天爷，这日子可怎么过啊？＂我靠在走廊的栏杆上，心里哀叹。

＂志国，对不起。＂身后传来一个轻柔的声音，吓了我一跳。

回头一看，是李秀兰站在那里，手里捏着一条白手帕，眼圈有些发红。

＂啊，没事，没事。＂我尴尬地摆摆手，想说点安慰的话，却又不知从何说起。

＂我知道自己有体味，给你添麻烦了。＂她低着头，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我会尽量少动，也会多用些香皂的。＂

看着她瘦弱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我心里忽然涌起一阵说不出的滋味。那一刻，我意识到她比我想象中更清楚自己的处境，也更懂得别人的感受。

＂你嫌我臭。＂傍晚放学路上，她突然开口，不是疑问句，像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没，没有的事。＂我下意识地否认，尽管这谎撒得实在勉强。

＂志国，我知道自己有体味，我也很难受。＂她的声音很轻，像是怕惊扰了谁，＂但我能保证，我每天都洗澡。＂

她抬起头来，眼里有泪光闪动，却倔强地不让它落下。

不知怎的，看着她略带哀伤的眼神，我鬼使神差地说：＂没事，咱们好好学习，争取考上大学。＂

说完这话，我自己都愣住了。这是我第一次正面回应她，而不是敷衍或躲闪。

她笑了，那笑容像春日里第一朵绽放的山花，纯净而美好。＂嗯，我们一起加油！＂

那时候的沈阳，春天来得晚，走得也快。不知不觉间，教室里已经热得让人受不了。窗外的法国梧桐长出了茂密的枝叶，蝉鸣声此起彼伏。

那时的教室没有电风扇，更别说空调了。夏日的闷热像块大石头压在每个人身上，汗水浸透了发际和衣背。

课间十分钟，同学们纷纷跑到走廊上去乘凉，只有我和李秀兰留在教室里。她小心翼翼地保持着距离，生怕给我添麻烦。

一天中午，教室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我正低头做着数学题，突然一阵风从窗外吹来，带着清新的气息。

抬头一看，李秀兰站在窗边，手里拿着一把蒲扇，正轻轻地给我扇风。

＂你......＂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天太热了，你做题辛苦。＂她轻声说，眼里满是真诚。

那一瞬间，我忽然觉得，她身上的气味似乎没那么难闻了。或许是习惯了，又或许是因为那份感动冲淡了不适。

我渐渐发现，李秀兰比我想象的要坚强。数学课上，她的解题思路常常出人意料；语文课上，她对《红楼梦》的解读连张老师都连连点头。

＂你这丫头，悟性不错啊！＂张老师常这么夸她，惹得班里女生羡慕不已。

我开始对这个同桌另眼相看，甚至有时候忘了那股气味。

六月的闷热里，我们埋头复习，准备迎接人生中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高考。那时候的学习条件简陋，没有辅导班，没有参考书，全靠老师讲课和自己死记硬背。

李秀兰常常帮我整理笔记，她的字迹工整漂亮，像印刷体一般清晰。而我则在数学上给她一些指点，久而久之，我们形成了互帮互助的默契。

＂志国，你说咱们能考上大学吗？＂临考前的一个傍晚，我们走在回家的小路上，她忽然这么问我。

＂肯定能！＂我信心满满地说，＂你语文那么好，我数学不赖，咱俩还怕啥？＂

她笑了，眼里闪烁着希望的光芒。＂考上大学，就能去别的城市了。到时候，没人认识我，我就可以重新开始。＂

听她这么说，我忽然意识到，她比我想象中更在意自己的处境。那一刻，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揪了一下。

高考那两天，沈阳的天气出奇地好，蓝天白云，微风拂面。考场外，家长们紧张地等候，有的甚至带着搪瓷缸子，装着凉白开，怕孩子考场上渴了。

我爸是厂里的车间主任，平日里大大咧咧的一个人，那天竟也紧张得直搓手。＂考好了，志国！爸等你好消息！＂他拍着我的肩膀，声音有些颤抖。

考场上，李秀兰坐在我前面两排，我能看见她专注答题的背影。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的衬衫，黑发用一根红皮筋扎成马尾，在阳光下泛着光泽。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她很美，是那种内在的、质朴的美。

考完最后一科，我们一群同学在校门口相约去游乐园玩。李秀兰婉拒了，说家里还有事。我看她转身离去的背影，心里竟有些失落。

高考成绩公布那天，学校门口挤满了人，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紧张和期待。榜单贴出来了，我挤到前面，手指颤抖着寻找自己的名字。

＂378分......＂我的心沉了下去。那年沈阳地区本科线是420分，我差了整整42分。

正当我沮丧地准备离开时，忽然听见有人喊李秀兰的名字。＂李秀兰，417分！差三分就上线了，真可惜啊！＂

我一愣，没想到她考得这么好。环顾四周，没看见她的身影。或许，她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分数，不想面对大家吧。

那一年，我们班40多个人，只有3个考上了大学。高考落榜的滋味不好受，尤其是在那个＂知识改变命运＂的年代，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意味着要直接步入社会。

高考那年，我们谁也没考上大学。那时的沈阳，一考不中，就得进厂当工人。我和李秀兰被分到沈钢一车间，成了同事。

沈钢是沈阳最大的国营企业之一，能进去算是不错的出路了。当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百废待兴，工业生产如火如荼。

我被分在机修班，负责修理机床；李秀兰在检验科，负责产品质量检验。虽说不在一个班组，但午饭时间常能碰面。

那时候的工厂食堂，油大水少，菜里净是土豆白菜，荤腥少得可怜。我这个大小伙子总是吃不饱，常常饿得肚子咕咕叫。

＂志国，给你带了饭。＂一天工间休息，她递来一个搪瓷饭盒，里面是热腾腾的土豆炖排骨，油亮亮的，冒着香气。

＂这，这太破费了......＂我有些不好意思。

＂没事，我娘做多了。＂她笑着说，＂你吃吧，别客气。＂

往后的日子，她常这样，说是她娘做多了。我知道那不是实话，车间里谁不知道李秀兰家境寻常，哪来多余的肉食。

工厂的生活简单而规律，早晨六点半上班，下午四点半下班。每天穿着蓝色工作服，戴着安全帽，在机器轰鸣声中度过一天。

李秀兰在厂里很受欢迎，因为她做事认真，对人热情。检验科的姑娘们都喜欢跟她在一起，有什么心事也愿意跟她说。

只有我知道，她每到夏天就格外辛苦。为了不让体味影响同事，她每天换两次衣服，总带着香皂和毛巾，一有空就去洗手间简单清洗。

＂秀兰，我听说城里医院有治疗方法。＂一天下班后，我小心翼翼地提起。从街道医生那打听来的消息，说是有种特殊体质的人，用某种药浴能缓解症状。

她抬起头，眼里闪过一丝希望，又很快黯淡下去：＂那得多少钱啊？＂

那时候的工资低，我月薪才四十多块，她可能更少。医药费是笔不小的开销。

＂我陪你去看看。＂说这话时，我自己都愣了一下。不知从何时起，我已经把她当成了重要的人，愿意为她付出些什么。

从此，我和秀兰奔波于各个医院。先是街道诊所，后来是区医院，最后辗转到了沈阳医学院附属医院。

那段日子里，她几次哭着说不值当，说自己花了我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志国，算了吧。这病我认了，别再浪费时间了。＂她这么劝我。

＂啥浪费不浪费的，大不了咱俩一辈子做朋友。＂我半开玩笑地说，心里却早有了别的想法。

也许是药起了作用，也许是我已习惯，渐渐地，她身上的气味在我感知中变得不那么刺鼻了。有时候，甚至带着一丝淡淡的果香，像是熟透的橘子皮。

1980年的春天，沈阳突然下了一场大雪，把刚发芽的柳树都压弯了腰。那天我值夜班，凌晨四点多下班，厂门口竟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

＂秀兰？你怎么在这儿？＂我惊讶地问，心疼地看着她被冻得通红的脸。

＂我，我担心你。＂她低着头，声音颤抖，＂听说夜班的师傅回家路上摔伤了。我怕你......＂

她没说完，我的心却一下子热了起来。那一刻，什么气味、什么狐臭，全都不重要了。我看到的只是一个关心我、牵挂我的姑娘。

回家的路上，雪越下越大，我把自己的毛料围巾解下来，轻轻围在她脖子上。

＂志国，你干嘛？＂她愣住了，脸上泛起红晕。

＂你冷。＂我简单地回答，心里却翻江倒海。

那一夜，我辗转难眠，脑海里全是她站在雪中等我的身影。第二天清早，我鼓起勇气，敲开了李家的门。

李秀兰的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工人，母亲在纺织厂当挡车工。我磕磕巴巴地表明了来意，说想和秀兰处对象。

老两口面面相觑，最后李父严肃地问我：＂小周，你确定不是一时冲动？秀兰她有那个......＂他没说完，但我明白他的意思。

＂叔叔，我认识秀兰三年多了，什么都清楚。＂我坚定地回答，＂我就喜欢她这个人，别的都不重要。＂

得到父母首肯后，我和秀兰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工厂里传开了，有人祝福，也有人在背后嘀咕：＂周志国是不是鼻子有问题啊？竟然能忍受那个味道。＂

我懒得理会这些闲言碎语，只专心和秀兰一起规划未来。我们的约会很简单，不是看场电影，就是去公园散步。偶尔去一趟中央大街，在友谊商店门口看看橱窗里的舶来品，也算是一种奢侈的享受了。

那会儿沈阳的冬天特别冷，俗话说＂东北三大火炕，热了脚炕睡不着＂。我和秀兰常常坐在人民公园的长椅上，看雪花飘落，谁也不说话，却都觉得心里暖烘烘的。

＂志国，真的不后悔吗？＂有一次，她突然问我。

＂后悔啥？娶个漂亮媳妇儿？＂我笑着反问。

她红了脸，轻轻锤了我一下：＂讨厌，谁，谁说要嫁给你了！＂

看着她害羞的样子，我心里乐开了花。那一刻，我确信自己的选择没错。

1982年春节前夕，厂领导分了两套筒子楼的房子，我和秀兰的名字并列其中。车间里都说我们是郎才女貌，都忘了曾经的嘲笑。

筒子楼的条件当然谈不上好，十几平米的小屋，公用厨房和卫生间，冬天烧炉子，夏天靠扇子。但对于刚成家的年轻人来说，已经是莫大的幸福了。

婚礼办得很简单，在厂里食堂摆了十几桌，请了亲友和同事。我穿着新买的的确良西装，秀兰穿着红色的确良旗袍，头上别着塑料花，手上戴着那枚我攒了三个月工资买的银戒指。

那天，李秀兰美得让人移不开眼，连厂长都说：＂这闺女，嫁得值！＂

婚后的日子简单而充实。我们一起上班，一起吃饭，一起做家务。秀兰是个勤快的人，每天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拖地擦桌子，不管多累都不马虎。

我也学着干些家务活，虽然笨手笨脚，但看着她欣慰的笑容，心里美滋滋的。

＂老周，你媳妇儿可真好，样样都行。＂车间里的师傅们常这么夸，我就乐呵呵地点头：＂那可不，我有眼光着呢！＂

婚后，秀兰的体味问题依然存在，但已经不那么明显了。我们养成了习惯，每晚睡前都要洗澡，床单被罩也是三天一换。

她还特意从市场上买了许多橘子皮，晒干后放在衣柜里和枕头下，说是能压一压味道。我不知道有没有效果，但看她那么用心，心里满是感动。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说是有位从北京来的老中医，专治各种疑难杂症。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拉着秀兰去看了。

老中医是个七十多岁的老人，须发皆白，但眼神炯炯有神。他仔细询问了秀兰的症状，又闻了闻她的腋下，然后出人意料地笑了起来。

＂小同志啊，你这不是病，是福气呢！＂老人家捋着胡子说。

我和秀兰面面相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这哪是什么狐臭，是体内橘皮素特别旺盛。这种体质百万人中难得一见，能驱虫避蚊，还能预防多种疾病呢！＂老中医解释道，＂古代宫廷里头，就特意选这种体质的姑娘做药引子呢！＂

听到这话，秀兰扑在我怀里哭得像个孩子。而我只是紧紧地抱着她，心中涌起一股暖流。

＂志国，谢谢你......＂她在我耳边轻声说，＂如果不是你，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知道这个秘密。＂

回家的路上，我们手牵着手，一路无言。天空飘着细雪，落在我们的肩头，却融化不了心中的温暖。

那一刻，我明白了：人这一生，走过的路很长，遇见的人很多，唯有那个不计外表、懂得坚守的人，才是值得托付一生的伴侣。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和秀兰的生活越来越好。八十年代中期，工厂效益上去了，工资也涨了。我们买了电视机和缝纫机，还添置了一套八仙桌椅，终于可以请亲友来家里做客了。

1988年，我们的儿子出生了，全家人欢天喜地。我给他取名叫周橙，纪念那个改变我们命运的橘皮素。

＂志国，你上学那会儿就老坐我旁边，是不是早就看上我了？＂某个夜晚，儿子睡着后，秀兰突然问我。

＂哪儿啊，那会儿还不是被逼的？＂我脱口而出，随即意识到说错了话。

她的眼圈一下子红了：＂那......现在也是被逼的？＂

我连忙搂住她：＂傻丫头，命运让我坐你旁边，是在给我机会呢。要不然，我可能一辈子都发现不了，世界上竟有这么好的一个人。＂

她破涕为笑，在我脸上亲了一口：＂油嘴滑舌！＂

如今，我们的儿子已经上了小学，调皮捣蛋的，整天闹得家里鸡飞狗跳。秀兰也从检验科调到了宣传科，负责编厂报，终于可以发挥她语文好的优势了。

我依然在机修班当我的钳工，但已经是高级工了，徒弟都带了好几个。日子过得踏踏实实，平平淡淡，却也幸福美满。

有时候，我会想起高中那个被迫和＂臭姑娘＂同桌的少年，想起他当初的不情愿和嫌弃。再看看如今枕边人安静的睡颜，我就忍不住感慨：人生啊，真是妙不可言。

那些我们以为的不幸和困难，往往蕴含着上天的馈赠。而那些我们看不起的人和事，或许正是最珍贵的宝藏。

我的秀兰，就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宝藏，一个因缘际会而得到的珍宝。从青梅初识到白发苍苍，我愿与她携手走完这一生。

因为我知道，这世间最美好的风景，不是看得见的繁华，而是用心感受到的真情。

女同学有狐臭，只有我和她坐一起，后来我俩成婚才知道自己捡了宝

无言的芬芳

＂怎么又是你跟林小芳坐一起？＂班主任皱着眉头看着我，手指敲打着桌面。

我低着头，没吭声，心里却暗自嘀咕：有啥不行的？

那是1982年的初夏，教室的窗户大开着，老旧的纱窗上积满了煤灰。

蝉鸣声透过窗子钻进来，和着操场上体育课的哨音，还有隔壁工厂的机器轰鸣。

高三（2）班的教室里闷热异常，两台老式吊扇吱吱呀呀地转着，却搅不动那粘稠的空气。

每到这时，同学们就会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教室后排那个孤零零的女孩——林小芳。

林小芳是个瘦弱的姑娘，扎着两条细细的辫子，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眼睛却大而清澈。

可惜，这姑娘生了狐臭，在那个连雪花膏都算奢侈品的年代，这个＂毛病＂几乎让她成了班级里的＂隐形人＂。

没人愿意跟她说话，更没人愿意和她同桌。

每次分座位，都会有人故意咳嗽，夸张地捂鼻子，还有人背地里叫她＂臭丫头＂。

唯独我，钟大勇，倒是无所谓。

＂我鼻子不好使，闻不太出来，＂我总这么解释，＂再说了，咱们都是为高考拼命的同学，讲什么矫情。＂

其实，我从小在染料厂大院长大，爹妈都是染料车间的工人，鼻子早就对各种气味不敏感了。

只是这话，我没对任何人说过，连我自己都没太在意过这事。

彼时的高中生活，充斥着黑板报、广播操和厚厚的参考书。

每天早上六点半，校园广播准时响起《运动员进行曲》，伴着刺耳的电流杂音，催促着我们起床。

林小芳总是来得最早，安安静静地坐在座位上，翻着泛黄的课本。

没人跟她说话，她也不主动找人说话，就像教室里的一株无人浇灌的植物。

＂钟大勇，人家都说你傻，跟个臭丫头坐一起，以后娶不到媳妇咋办？＂王铁生拍着我的肩膀，一脸坏笑。

我踢了他一脚：＂少胡说八道，学习要紧，再说了，小芳挺好的。＂

高考那年，我和林小芳都被省城的红星纺织厂录取。

报到那天，厂里派了一辆破旧的解放牌卡车到车站接我们。

车厢里挤满了新工人，坐在颠簸的木板上，我们像是一群怀揣梦想的候鸟。

宿舍里的师傅们见我们是老乡、又是同学，直夸我们有缘分。

＂哟，小钟和小林是同学啊？老天爷的安排，这叫缘分！＂老李师傅咧着一口黄牙笑道。

林小芳低着头，脸红得像宿舍门口那个洗衣服用的大红塑料盆。

厂里的生活单调而忙碌，每天清晨五点，大喇叭里的《东方红》准时响起。

工人们排着队刷卡进厂，像一条长长的毛毛虫，慢慢爬进厂区那扇漆着＂为人民服务＂几个大字的铁门。

车间里机器轰鸣，棉絮漫天飞舞，像是永不消散的雪花。

女工们头戴白色的工作帽，脸上蒙着口罩，只露出一双疲惫而明亮的眼睛。

林小芳被分到了质检班，我则在纺纱车间当了一名机修工。

每天，我们在厂门口的公告栏前擦肩而过，除了点头微笑，几乎没有更多交流。

工友们都说我闷，我也不反驳，毕竟心里明白，我这人就是不善言辞。

就在那年冬天，厂里一台刚从外国进口的纺纱机突然出现异常，可检修了好几遍都没发现问题。

老师傅们围着机器，像是大夫会诊一样，各抒己见却毫无头绪。

车间主任急得满头大汗，用袖子擦着额头：＂这可怎么办？明天就要完成任务了，坏在这节骨眼上！＂

正当大家一筹莫展时，来送样的林小芳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下，小声说了句：＂这台机器的皮带有问题。＂

＂你说啥？＂车间主任一愣，大家都转头看着这个瘦弱的姑娘。

＂我...我闻到了一股焦味，是皮带摩擦过度的味道，不是普通的机油味。＂她声音颤抖，却很坚定。

＂去去去，小姑娘懂啥？别在这儿添乱！＂老王师傅不耐烦地摆手。

＂等等，＂我走上前，＂让她再闻闻，没准真有发现。＂

主任狐疑地看着林小芳，最终点了点头：＂那你再仔细闻闻，到底是哪出问题了？＂

林小芳闭上眼睛，沿着机器慢慢移动，忽然在一个角落停下：＂是这里，传动皮带处。＂

果然，拆开检查后发现传动皮带已经磨损严重，再运转下去可能会引发火灾。

这一下，全车间的人都惊呆了，就连那些刚才还不屑一顾的老师傅们也啧啧称奇。

＂小同志，你鼻子真灵啊！＂老厂长拍着林小芳的肩膀，语气里满是赞叹，＂这要不是你发现得及时，损失可就大了！＂

林小芳不好意思地低着头，脸涨得通红，手指不停地搓着工作服的边角。

从那以后，但凡车间里有什么异常情况，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去叫林小芳来闻闻！＂

久而久之，她那曾经被人嫌弃的＂毛病＂，反倒成了厂里的＂法宝＂。

渐渐地，我和林小芳走得更近了。

每到周末，我们会结伴去厂里的图书馆借书。

她喜欢读《青年文摘》和琼瑶的小说，我则对《十万个为什么》和《科学画报》情有独钟。

有次下班，宿舍楼下正在放露天电影，我鼓起勇气约她一起去看。

＂去...去看电影？＂她犹豫了一下，轻轻点了点头。

夏夜的风带着淡淡的桂花香，从不远处的厂区小花园飘来。

电影是《牧马人》，放映机的嗡嗡声和断断续续的画面，构成了那个年代特有的娱乐方式。

坐在简陋的马扎上，我却记不清电影的情节，只记得她安静的侧脸和时不时飘过来的淡淡体味。

在我心里，那早已不是难闻的气息，而是一种熟悉的、安心的存在。

＂小钟，＂收工的路上，老李师傅神秘兮兮地拉住我，＂我看你跟那个林小姑娘挺要好，是不是有意思啊？＂

我挠挠头，不好意思地笑了：＂就是同学嘛，一起吃个饭看个电影怎么了。＂

＂哎哟，别不好意思啊！＂老李哈哈大笑，＂你们这些年轻人，有情况就大胆追求嘛！不过...＂他压低声音，＂她那个...那个味道，你不介意啊？＂

＂有啥介意不介意的，＂我把扳手往工具袋里一放，＂人家人好，技术好，脾气好，比那些整天抹口红搔首弄姿的强多了。＂

老李拍了拍我的肩膀：＂好小子，有魄力！现在的年轻人啊，就是不一样。＂

1985年秋天，厂里分房，按政策我们这些单身青年可以住集体宿舍，结了婚的工人则有机会分到独立的小套间。

那天晚上，我鼓足勇气，约林小芳在厂区的小花园见面。

初秋的晚风带着一丝凉意，花园里的水泥座椅早已褪色，上面还有小孩用粉笔画的跳房子格子。

＂小芳，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了...＂我结结巴巴地开口，手心全是汗。

＂嗯。＂她低着头，看着自己的布鞋尖，像是在数鞋面上的线头。

＂我想...我想娶你当媳妇！＂我一咬牙，把憋了大半年的话说了出来。

林小芳猛地抬起头，眼睛瞪得大大的，隔着眼镜都能看到她的不可思议：＂你...你说真的？＂

＂当然是真的！＂我挺直腰板，＂我钟大勇什么时候说过假话？＂

＂可是...＂她咬着嘴唇，眼圈红了，＂你不嫌弃我吗？我这个...这个毛病...＂

＂有什么好嫌弃的，＂我握住她的手，＂我鼻子不好使，你鼻子灵敏，咱俩正好互补，这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吗？＂

她低下头，肩膀微微颤抖，我感到手心里有温热的泪水滴落。

婚事一出，惹来不少议论。

厂里的老嫂子们背地里嚼舌根：＂这钟大勇是不是鼻子有毛病啊？好好的小伙子，怎么找了个有狐臭的媳妇？＂

＂可不是嘛，厂里多少姑娘排队等着他挑呢，偏偏选了个林小芳，这不是自找罪受吗？＂

我妈更是气得差点晕过去，从老家坐了六个小时的绿皮火车赶来，一进门就开始数落我。

＂儿啊，你这是何苦啊！＂她坐在宿舍的板凳上，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厂里那么多姑娘，你怎么偏偏看上个有狐臭的！以后生活多不便啊！＂

＂妈，您别这样，＂我蹲下身，握住她的手，＂小芳人好，心眼好，会过日子，您见了肯定喜欢。＂

＂可是那味道...＂

＂我都说了，我闻不出来，＂我笑着安慰她，＂再说了，谁还没点毛病啊？我这人大大咧咧，记性还差，不也一样过日子。＂

母亲擦着眼泪，半信半疑：＂你呀，从小倔脾气，认准了就不回头。行吧，既然你决定了，那我和你爸就不拦着了。＂

我只是笑，没解释太多。

婚后的生活平淡而温馨。我们分到了厂区东侧的一套小房子，一室一厅，虽然简陋，却是我们的小天地。

林小芳是个勤快人，每天起得最早，把房子收拾得一尘不染。

晚上回家，总能闻到饭菜的香味，看到一桌热腾腾的家常菜。

＂今天加了肉票，给你炖了块肉，＂她盛饭的时候总是先给我，＂多吃点，修机器可费力气了。＂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平淡如水却温暖如春。

直到有一天，厂里来了一批新棉料，据说是上好的新疆长绒棉，价格不菲。

质检科刚做完常规检测，厂长就急着要把它们投入生产。

林小芳例行查看样品时，却突然皱起眉头：＂这批棉花不对劲。＂

＂怎么不对劲了？＂厂长有些不耐烦，＂化验室都检测过了，各项指标都合格。＂

＂我闻着像是掺了回收棉，＂她坚持道，＂至少有三成不是新棉。＂

厂长将信将疑，最终决定送去省纺织研究所做进一步检测。

一周后，检测结果出来了：这批所谓的＂上等新疆棉＂，确实掺了至少三成的回收棉。

那天的厂务会议上，厂长当着全体中层干部的面表扬了林小芳：＂要不是林同志的鼻子灵，咱们厂就要被供货商坑了，这批棉若是做成产品，不仅质量过不了关，恐怕还要赔上一大笔钱！＂

从此，林小芳被调到质检科，专门负责原材料把关。

一年后，她被破格提拔为质检科副科长，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还被评为市级＂三八红旗手＂。

那天下班回家，林小芳红着脸对我说：＂大勇，多亏了你不嫌弃我，要不然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我笑着摇头：＂我这是捡了宝了，谁能想到你这个＇毛病＇竟成了咱们厂的＇法宝＇。以前那些笑话你的人，现在可都羡慕死我了！＂

我抱着她，嗅着她颈间那股熟悉的气息，心里满是踏实。

这气味，在别人眼里是缺陷，在我心里，却是最熟悉的家的味道。

让我意外的是，林小芳每月都会拿出一部分工资寄往老家。

起初我以为是寄给她父母的，直到有次我无意中看到她的存折和一沓信件，才知道她这些年一直在资助几个贫困学生。

信封上稚嫩的字迹写着：＂林阿姨收＂，看得出是小学生的笔迹。

＂这是...？＂我疑惑地问她。

她有些不好意思：＂就是老家村里几个上不起学的孩子，我每月给他们寄点学费和生活费。＂

＂为啥不告诉我？＂

＂没啥好说的，＂她轻轻摆手，整理着那些信件，＂我知道被人另眼相看的滋味，不想让那些孩子也这样。＂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鼻子有些酸，把她紧紧搂在怀里。

这个外表平凡的女人，内心却藏着如此柔软的光芒。

1987年夏天，工厂扩建，招收了一批新工人。

那天，我正在机修班修理设备，老李师傅探头进来：＂小钟，你猜来了谁？你们高中同学，叫张什么来着？＂

＂张卫国？＂我一愣，想起那个总爱取笑林小芳的家伙。

＂对对对，就是他！现在在人事科办手续呢，听说想进咱们厂。＂

我放下扳手，擦了擦手上的机油，快步走向人事科。

果然，在走廊上遇到了张卫国和另外两个老同学。

五年不见，张卫国瘦了许多，眼神中少了当年的傲气，多了几分拘谨。

＂大勇！＂他看到我，勉强挤出一丝笑容，＂真巧啊，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

＂嗯，听说你们要进厂？＂我点点头。

＂是啊，家乡那边的集体企业不景气，听说你们厂效益好，就来碰碰运气。＂张卫国搓着手，＂对了，听说你和林小芳...结婚了？＂

我笑了笑：＂是啊，都快两年了。她现在是咱们厂质检科的副科长。＂

张卫国脸上闪过一丝尴尬：＂那...挺好的，挺好的。＂

恰在此时，林小芳从办公室出来，手里拿着一叠文件。

看到我们站在一起，她愣了一下，随即平静地打招呼：＂张卫国，好久不见。＂

张卫国更加局促了，脸涨得通红：＂小...林科长好。＂

气氛一时有些尴尬，毕竟当年在学校里，张卫国没少在背后嘲笑林小芳。

＂是来应聘的吧？＂林小芳公事公办的语气，＂现在厂里确实缺人手，特别是纺纱二车间刚扩建，需要不少技术工人。＂

＂是...是的。＂

林小芳转向人事科的李科长：＂李科长，这几位是我和钟大勇的老同学，都是高中毕业，文化程度不错，要不先安排去新车间试试？＂

就这样，张卫国他们被安排进了条件最好的新车间，还享受了技术岗位的待遇。

＂你咋这么大度？＂回家路上，我忍不住问她，＂当年他可没少说你坏话。＂

＂前尘往事，何必记挂，＂她微笑着说，＂人这一生，能遇到真心相待的人不容易，我遇到了你，已经很幸运了。再说了，他们大老远来求职，咱们能帮就帮一把。＂

我握紧她的手，心里满是敬佩和爱意。

临近八十年代末，国企改革的风潮席卷全国，我们厂也不例外。

原本热闹的工厂大院逐渐安静下来，一些车间开始限产停产。

然而，质检科的工作却越来越重要，林小芳的特殊技能也越发受到重视。

她不仅能闻出棉花的品质，还能鉴别各种化纤面料的成分比例，这在当时的仪器设备条件下，简直是无价之宝。

1989年，厂里成立了技术创新小组，林小芳被任命为组长，负责研发新型混纺面料。

那段时间，她经常加班到深夜，回家时总是疲惫不堪，却依然坚持亲手做饭。

有次我劝她休息，她却说：＂大勇，咱们厂要是转型不成功，将来可能会很艰难。我得多出些力，咱们不能眼看着厂子垮掉。＂

我心疼地看着她布满血丝的眼睛，却也明白她的担忧。

那是一个大变革的年代，很多原本稳定的＂铁饭碗＂开始松动，职工们人心惶惶。

功夫不负有心人，林小芳带领的小组研发出了一种新型的棉涤混纺面料，不仅成本低，还特别耐磨，很快获得了市场青睐。

厂里专门为这种面料申请了专利，还给它起了个好听的名字——＂芳绒＂。

＂这名字是给你的荣誉，＂厂长在全厂大会上说，＂林小芳同志用她特殊的天赋为厂里作出了贡献，证明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

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我在人群中注视着台上的妻子，心中满是骄傲。

那个曾经因狐臭被人嘲笑的女孩，如今成了全厂的骄傲。

夜色渐深，路灯下，我看着妻子平凡而温柔的脸庞，恍然大悟。

生活如同一匹布，乍看平淡无奇，细看却是千丝万缕交织而成的图案。

真正的珍宝，往往被表象所掩盖，唯有真心以待，才能发现那无言的芬芳。

＂想什么呢？＂林小芳轻轻拉了拉我的袖子，打断了我的思绪。

＂我在想啊，＂我笑着握住她的手，＂当年要不是我鼻子不好使，可能就错过你这个宝贝了。＂

＂去你的，＂她红着脸，轻轻捶了我一下，＂什么宝不宝的，咱们就是普通人，过普通日子。＂

＂那可不，＂我故意逗她，＂谁家的普通媳妇能有一种面料以她命名啊？我钟大勇真是前世烧了高香！＂

她笑着摇头，眼角的细纹里盛满了岁月的温柔。

我们肩并肩走在回家的路上，影子在路灯下拉得老长，就像我们相伴的岁月，绵长而踏实。

那年，我三十岁，她二十九岁，而我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