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目录：

• 1、从街头小贩到调查记者《无冕之羊》独家连载（之二）
• 2、黄永年：我和唐史以及齐周隋史
• 3、一位超市老板私下透露：他们是这样挑选食品的

从街头小贩到调查记者《无冕之羊》独家连载（之二）

朱长振 著

题记：

我知道，我自己的经历很平凡。但我和我同时代的农村人，却正经历着巨变。我们这代出生在农村的人，经历了告别“乡土中国”，走进“城市中国”，这是中国农村社会几千年来最大的变化。而我个人经历中国的四十多年，其实有可能浓缩了西方社会的几百年。我的儿时，点煤油灯，割草放牛，步行上学，和我的父辈、祖父辈的生活状态并无太大的差异。

考学落榜后，我下过煤矿、卖过农药，而在我进城之后，却经历了中国的“全民经商”，一步步从街头卖羊肉串的小贩走进了报业大厦的豪华办公楼当了一名调查记者，我所使用的交通工具也从自行车到摩托车再到汽车，而通讯工具也从传呼机到大哥大到手机再到互联网。躬逢这样的巨变，我觉得，我应该把自己的经历记录下来，算是见证这个时代变迁的一份文本。

做调查记者十多年来，我，一直在路上。调查真相是我本能的抉择，我以我的报道见证这个时代的生长和变化。现在整理这些作品成册，是想让这些曾经轰动一时的作品，在经历了时间的淬火后，把它们背后的改变和不变呈现出来，让我们一起来咀嚼。

从街头小贩到调查记者《无冕之羊》独家连载

一步步从街头卖羊肉串的小贩走进了报业大厦的豪华办公楼当了一名调查记者

祖传的蒜臼

在搬迁到下生家园之前，我家在伏牛山腹地靠给地主扛长工种地为生。排行老四的我爹上面还有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

我们朱家的祖坟在离下生家园不远的瓦屋乡刘相公庄村上白沟组，那里错落有致的几十座坟莹是我每年农历二月二必回去磕头的地方。

每年上完坟，我都会特意照张全家福，这个习惯我已坚持了十多年

现在的白沟村破败不堪

每年上坟的时候，总会有老人重复着给晚辈们讲解：李闯王时期，河南人被杀死很多，有地无人种，而山西人多。当时有官员透露出消息，只有大槐树下的人不迁，其他地方的人都要迁到河南去。一时间，大槐树下人满为患，可政府一声令下，把大槐树周边一下包围起来，里面的人全部迁到河南，有人传说，从山西迁来河南的人，小脚趾上都有两个指甲，我洗澡的时候经常会看一看，果然是两个。

老祖朱万仓从山西洪洞县逃荒来到河南后，在白沟生育朱祥、朱信两个儿子，我们这门人是朱祥的后代，朱祥的儿子朱子贵，是鲁山以西的大绅士，有地有钱，县里有啥大事儿都离不了他。我们是大门朱子贵的后代。而其他几门都是朱信的后代，他们现在还住在白沟的西坡和东坡。

分家另住后，我爷便拖家带口到离家几十几公里外的汤河、砚花池、对角沟（现在的瓦屋乡境内，地名依然没变）等地给别人扛长工种地，“就没啥家当，一挑就挑走了” 我大伯活着的时候曾告诉我，当时分家，除分得一间草屋和一张两斗桌外，就是一个石头蒜臼（一种捣蒜用的石头器具，至今仍在我家中使用）。当时他们几个都争着想要这个蒜臼，争得面红耳赤，并大有大打出手的意思。分家人一气之下举起蒜臼朝一块大石头上摔去，随着“叭”的一声响，蒜臼被摔烂一个豁口（附图）。见大家都不再争了，当时只有三四岁的我大伯抱起这个烂蒜臼一溜小跑回到家中。我曾多次对我儿子讲，“我家能有这个传家宝，要感谢你大爷”。

当时只有三四岁的我大伯抱起这个烂蒜臼一溜小跑回到家中

大概是1943年，当时我家在汤河给人种完一季地后，挑着家当连夜赶到瓦屋乡上寺村砚花池准备给这里一户姓崔的地主家扛长工。那晚的月色朦朦胧胧，当我爷领着一家老小走到上寺那棵大皂角树（如今依然挺立，前些日子我还特意与弟弟一起在树下合影，附图）下时，一群日本兵正集中在场院中歇息，我大伯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一捆枪放在场中央，他们嘻嘻哈哈地冲我喊，‘小鬼，你的什么的干活？’，我胆子大，就跑过去问他们要吃的，‘逃荒的，饿，有吃的没有？’”。日本兵过来翻翻我爷挑子里的破衣服烂家当后说：“你们的，可以走了”。

1949年，我爷他们在对角沟给老崔家种了一季儿地，第二季还没开始种，就赶上解放了。不识字儿的我爷并不知道，这一年的10月1日，是个值得全世界都记住的日子。这一天，北京天安门城楼发出了震撼世界的最强音，毛泽东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当首都30万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庆祝新中国的诞生时，我爷也开始在伏牛山和乡邻们一起打土豪、分田地。我家种地主老崔家的地都归了我家，住的两间草房也一并成了我家房产。与此同时，因为那时候我爷、我大伯、二伯都能干活了，每天上山开荒，河边也都种上了稻谷，一季下来，粮食就吃不完了。

当时我三伯在汤河上小学，只有我爹跟我奶在家：“没多久就买了骡子和马车，一到夏天，咱家门前的河边坐满过路的人，你奶好客，天天做一大锅饭，随便吃，周围都说咱老朱家来对角沟发了”，有点迷信的我爹说，“对角沟咱家住的这地方门前两条河交汇，水为财，而正应着大门的，是一座高山，山为福，这是个“急发财”地，住这儿就发财，但不会长久，因为门口的应着山太近了（这是他听当地看宅子的先生们讲的，房子的门口应着的山应该远一点，这样就长久了）。”

骡马成群

粮食吃不完，骡马成群，仅我家后面的山坡上我爷他们就又开荒地几十亩，那一年风调雨顺，种啥长啥。

吃喝不愁，我爷又在分得老崔家的两间草房边新盖了三间新房。我家住的这个地方，在对角沟的沟底，我后来又多次去看过，门前果然是一座高山，很陡，只有一条小路通往山下，山下两条小河在此交汇，形成一个小小的池塘，我家的房院就坐落在河边，当年的河流依然，石板犹在，池塘里游鱼细石直视无碍，只是屋去人空，徒留几座坟莹在废弃院落旁边，“都绝了，不知道是谁家的坟”，当地人这样回忆，可他们直到现在还称呼这地方为“老朱家老宅”。

这期间，我奶给我二伯收了个童养媳，“一头疮，流鼻涕，看着不咋地”，我爹捂住鼻子一脸嘲笑地回忆说。

养了几年，童养媳渐渐长大，我奶便操办着为我二伯圆了房。只可惜我二伯太挑剔，嫌童养媳身上有狐臭味，天天晚上不回家住，还经常打人家，后来我爷看真过不到一块，就把人家姑娘送回娘家了。

有可能是受此打击，再加上害病，没多久，我奶便去世了。当时我爹可能也就三四岁吧，“留个鳖尾巴（一种前后都有一溜头发，中间一圈头发，而中间用剃头刀剃刮得亮光，看起来象老鳖盖一样，只有家中很娇惯的男孩才留这个。我爹可能是受此影响，我从小就也留这样的发型，一直到小学毕业开始上初中时才剃成平头，打架时经常被人揪，外号‘鳖尾巴’），天天哭，你爷我俩干活也背着他，走一步跟一步”，我大伯经常会这样当着我爹的面说他，眼中充满慈爱，“长兄如父啊”。

1956年有一天，我二伯起早挑一担柴到十几公里外的石坡头公社（现在的石坡头中学所在地，当时公社在这里）去卖，平时他一般都会到下午或傍晚回来，没想到这一天的柴卖完的早，中午就背着扁担回到家中，我三伯当时腿上长疮没下地干活，正端着碗在河边的石头上吃饭，我爷和我大伯干活都还没回来，我爹也在旁边端着碗吃饭。

我二伯一到家便问我三伯，“有茶没有？”他当时可能是又饥又渴，我三伯随口说：“哪有茶，连饭也没做你哩”。没想到他的这句话激恼了二伯，他扔下扁担伸手把三伯正吃饭的碗一把夺下，并狠狠摔到河边。

谁也没想到，二伯的这一举动，竟导致了三伯的离家出走，并最终客死新疆。

三伯离家后，先是在后山转悠，饿了，摘野果充饥，渴了，喝山泉水。我爹曾上山找到过他，弟兄俩抱头痛哭，三伯对我爹说，“我这辈子不混出个人样儿来，决不回来！”我爹说，我三伯虽然只上过高小，相当于现在的初中吧，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自己不仅会拉二胡，还会做二胡，其它家俱他也是只要一看，自己回家就会比胡芦画瓢做出来。画门神画，写对联，还会中医。他从学校毕业后在家也没干过几天农活，我二伯夺他碗的时候，他正因为腿上长疮跟着山里边一个曹先生（老中医）学看病。“曹先生有一匹高头大马，你三伯天天骑着到各村去看病，曹先生不识字，他把完脉了，口述给你三伯让他写处方，走到哪儿都跟一群人看热闹，前呼后拥，排场得很”，我大伯曾这样自豪地给我回忆完后哈哈大笑，继而开始哭泣，“就是性子太直，不拐弯，吃亏就吃在他这犟脾气上”，看得出，他对这个三兄弟同样是疼爱有加。

三天后，我三伯才到另外一户姓郭的邻居家住宿。那时候，他已经与这家一个叫郭腾的小伙儿一起报名去新疆参加“军垦”，我爷和大伯曾多次到郭家叫他回家，可性子直的三伯死也不肯回。就连他啥时开始离家往新疆走，大家也都不知道。我爹只记得，“他走的前几天，经常会站在我上学的路边，看到我过来，就抱住我边哭边说，“好好上学，将来去新疆找我，咱弟兄俩还能见面”，我爹哭着说，“我也跟你一起去，不上学了”，我三伯就哭得更凶，“我自己还顾不住自己，咋带你？等我到那边安顿好了，写信回来，你再去”。

在去新疆的途中，我自带羊肉串炉子在蓝天白云下自己烧烤

2013年3月，当我独自驱车从郑州一路向西数千公里赶到新疆时，三伯当年的出走已化作历史资料张贴在阿拉尔兵团博物馆的墙上：1956年7月，随着第一批4950名河南支边青壮年的到来，全国各地的青壮年和大中院校毕业生，不断踊跃投身塔里木建设，到1960年代未，全师总人口接近20万人，迅速壮大了一师的开发事业。五湖四海的知青年，不仅用祖国各地的思想文化，丰富了兵团底蕴，也在这里闯过了思想关、生活关、劳动关，逐渐成长为现代屯垦戍边事业的主力（未完待续，敬请关注）。

未完待续，敬请关注

黄永年：我和唐史以及齐周隋史

我这个人在学问上兴趣广，史学、古典文学以及版本、碑刻、书法都写过自认为过得去的文字，但较成体系的还在于我国的中古一段。40年代后期开始涉足唐代文史的探讨，进入90年代又上溯到北齐、北周、杨隋。今承邀把个人在这方面的研究实况公开，聊博知好一粲。

一

我开始接触学问，是1938年冬天在沦陷区常州城里地摊上买到吕诚之（思勉）先生的《经子解题》。1941年夏天又买到吕先生的《先秦史》。1942年就读于敌伪管辖所不及的苏州中学常州分校，正式成为吕先生的学生，听了他讲的“国文”、“本国史”、“中国文化史”、“国学概论”四门课。又经吕先生介绍购读了《古史辨》，认识了《古史辨》第七册的编著者童丕绳（书业）先生并成为他的学生，抗战胜利后又成为顾颉刚先生的学生。按理讲我研究中国历史应该研究先秦，1946年上复旦大学开始发表的学术文字如《春秋末吴都江北越都江南考补》、《李斯上书谏逐客事考辨》以及与徐中舒先生商榷“委蛇”是虎抑蛇等便都是考先秦的事物。只是研究唐代文史的兴趣也在这时产生了，引导者即是陈寅恪先生的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这是1946年冬天在上海河南路商务印书馆买到的，同时还买到寅恪先生的另一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不过当时看不懂，看懂且引起兴趣的是这册《述论稿》。

原先我上高中时已看了《通鉴纪事本末》，是当章回小说那样看热闹的，读了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才知道如何读史书、如何做研究的门道。几十年后我从列宁的《论民族自决权》里看到这样的话：“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我想，这不也正是《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寅恪先生其他著作使用的方法吗?这种科学方法把我从《资治通鉴》等以君之明暗、臣之忠奸去解释历史的陈腐观念中彻底解脱出来，我至今仍深深地感谢。

但当初我还没有直接接触唐代政治史，而是先从文化领域下手，这又有个原因。即我在1944年高中毕业、到其时中央大学的南京部分混了半年回常州自学后，曾从吕诚之师处借来《太平广记》通读。《广记》中多数是唐人的杂记小说，使我能利用来解决一些唐代文化上的问题，首先是“魌头”问题。“魌头”者，据《大唐六典》、《唐会要》等本是“方相”一类的东西，《太平广记》记载“方相”变怪之事甚多，从中可知道它是用竹或荆编扎成形在送葬时开路驱邪的，并非埋进墓里的明器，“魌头”自亦如此。因此其时博物馆里把唐三彩中怪兽状的明器按照罗振玉所说标为“魌头”，显然是错误的。1946年冬天我写了文章在上海博物馆主编的《文物周刊》上发表，很快博物馆就去掉“魌头”的标签改标为“镇墓兽”。由此我还写了一系列考证明器的文字。再一次是在1948年初，写了《读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兼论狐与胡之关系》。寅恪先生原作只引用了唐崔令钦《教坊记》和五代何光远《鉴诫录》，我则利用更早的《广记》所引刘宋时刘义庆《幽明录》和刘敬叔《异苑》等文字，并认为“西胡之入中国，本为华人之所歧视，乃缘‘胡’‘狐’读音相近之故，遂以‘狐’称之，借寓鄙弃之意于其中”。文章发表后我剪寄寅恪先生，蒙先生不弃，由其夫人代笔作覆，还附赠刚在《清华学报》发表的《长恨歌笺证》抽印本。我又据以重读《白氏长庆集》，写了几条先生《笺证》所未涉及的札记——《汉皇与明皇》、《骊宫》、《行幸骊山季节》发表，其时已当解放前夕。1951年我购读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初版线装本，知先生在岭南无恙，且喜我的《札记》悉与《稿》中所说暗合，又将札记剪报寄先生，先生复寄赠《岭南学报》上的新作《崔浩与寇谦之》等篇。这是我当年和寅恪先生的一段文字交往。顺便说一下，这种文字上的交往商榷，即使在后学与前辈之间也是很寻常的事情，前辈多不以后学之持异议为忤，后学也初无因之沾沾自喜之意，我至今仍认为是一种良好的风气。

1949年上海解放，1950年7月我从复旦历史系毕业。前此我的文章多在报纸的文史性质副刊上发表，这时此类文章自不合需要了。但我仍写了两篇唐史研究的文字。一篇是《读〈秦妇吟〉札记》，因为当时研究农民起义已成时尚，我也未能免俗，札记对涉及黄巢事迹的韦庄《秦妇吟》作了若干考释，颇有与寅恪先生《读秦妇吟》立异之处，因仍是用文言文写的，没有地方发表，只提供给王大华学姊让她征引进同一题目的毕业论文了。再一篇我当时认为是大文章，即我自己的题为《论唐代河北藩镇及其相关问题》的毕业论文。这个题目是毕业前的寒假里定下来的，是从《唐会要》所说“故事尝以范阳节度使为押奚契丹两蕃使，自至德后藩臣多擅封壤，朝廷优容之，俱务自完，不生边事，故二蕃亦少为寇”受到启发，进而论述了河北藩镇实为遏制奚、契丹而设置，至安史乱后仍有此作用，五代时契丹大肆入寇，乃缘幽州节度赵德钧之降敌而自弃屏障，并考证安史武力之多凭借奚、契丹，而否定了寅恪先生以西域昭武九姓胡为安史主力之说。花了一个多月时间草成此两万多字的论文，由大华姊代为清抄缴卷，当时自亦无问世之可能。

1950年开始实施大学毕业生统一分配，我被派到交通大学任政治课助教，以后升讲师，除写过一些讲历史知识的通俗小册子外，没有发表过本行的学术性文字。1956年迁校西安。1957年因反对学生闹事，主张深入群众、化解矛盾而被打成右派，1962年安排在校图书馆工作并摘帽。这时想，人活着总得干点有益的事情，不许阿Q革命就弄学问吧!于是利用下班后的剩馀时间重理唐史旧业。

自50年代起，由于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说简单化，认为研究历史必须首先研究经济财政。好吧!我也就在唐代的经济财政上作点研究，看是不是有本领啃得动。当时王仲荦先生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一篇《唐代两税法研究》，虽然在两税法兼包户地税这点是讲对了的，但对两税法之为按地区摊配而无全国统一税额，对两税法之较前加重剥削，对实施两税法是中央要与地方争财权而并非因农民起义作让步等重大事项，或则避而不谈，或则作了错误的讲说。于是我根据实施两税法的第一手文献建中元年正月五日赦文、二月十一日起请条以及《唐会要》上“其月大赦天下”云云的纪事，对上述事项作了明确的解答。我又发现贺昌群先生在《汉唐间封建的国有土地制与均田制》一书里把唐代籍帐上的“常田”误释为永业田，把“部田”误释为“畿外州县的公田”，也撰写长文重事考释。当然，这些考释工作当时是做得比较艰苦的。买不起中华书局新印的《册府元龟》，托人从省图书馆借来，把有用的史料抄满一本笔记本。没有师友可商讨。解放后成为我岳父的童丕绳先生在某些问题上又和我持不同的看法，认为改行两税法只是经济规律所驱使，否认我提出的是中央和地方争财权，并批评我不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到“文革”开始，这些研究工作自然又成为了抗拒思想改造的罪行。

“文革”后期闹“评法批儒”，转使弄古代文史无形中合法化。我曾借此把先前所学包括版本之类传授给个别工农兵学员；同时还计划把旧作整理一下，改写成札记保存下来，想留到后世总有用处。当时共拟了三十多个条目，已完成的条目把那篇讲河北藩镇的毕业论文作了多处充实。

还在“文革”前一两年，郭沫若先生发表了《兰亭序》不是王羲之所书写的文章。我因为上中学时就喜欢玩碑刻拓片，认为郭的结论虽对，考证尚欠精审，就另行写了文章，在“文革”后期整理成《书法源流杂论》，手写油印了若干份。

二

右派分子即使摘了帽子也是很难发表文章的。我当时也本无此发表文章以至重登讲坛的非分之想，真作此想保证要进疯人院的。但托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之福，摘帽右派居然也能重见天日。1978年9月我调入陕西师范大学，先在图书馆编撰了一本《馆藏善本书目》，接着前辈史筱苏（念海）教授邀我协助他招收中国古代史唐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1979年元月右派问题正式改正，恢复了讲师职称，1981年升副教授，1982年升教授。工作单位先在历史系，继在唐史研究所，1983年学校成立古籍整理研究所任副所长，1987年任所长。此外，1983年教育部成立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任我为委员，1992年兼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1988年至1992年还担任过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对这些职务职称，我是这么看待的：职务是叫你做工作，不论当所长、当委员、当代表，总得或多或少地占用教学和科研时间，但这也是一种为人民服务，占了一般没有怨言。至于职称，给了可增加点工资，可扩大点住房，给我自不拒绝，但要认清楚，给了职称并非学问也随之提高，决无昨天是讲师写的文章就差，今天提了副教授、教授文章就突然好起来之理。正经的是要乘此东风把失去的光阴补回来，把教学和科研赶上去。科研是要多出成果为学术大厦添砖加瓦，为自己的国家争光彩；教学是培养青年使后继有人，且能超越前人。至于其他得失荣辱，就都是身外之物了。所以1986年申报博士点被人暗算未获通过后，我除了为学校受到损失而惋惜外，仍一如既往地尽力于教学和科研，顾全大局。

教学上我曾给历史系77级78级讲过唐史专题课，给稍后几届讲过目录学课，更多的是给硕士生讲课。从1979年起招收了多届中国古代史唐史方向硕士生，1982年起还招收多届历史文献学硕士生，其间在1985年还由国家教委核准招过历史文献学硕士生班，合起来总共招过七十多名。可以一说的是所授课程除了外语和政治外，近十门基础课专业课最初都由我一手包揽，没有给一个半个学期的备课时间，统统利用寒暑假写讲义，开学就讲，有的讲义还事先印发。也正因为写的都是自己的东西，个别承用吕诚之师等前辈旧说处为数无几，所以一本讲义写起来不过十天半个月就完工。后来正式出版的《古籍整理概论》、《唐史史料学》，以及即将出版的《古籍版本学》，都是用这种讲义修订而成的。

这里着重讲科研即写学术性文章。其中一部分是把前此的旧稿改写，把当年的毕业论文改写成《唐代河北藩镇与奚契丹》、《〈通典〉论安史之乱的‘二统’说证释》、《“羯胡”“柘羯”“杂种胡”考辨》、《论安史之乱的平定和河北藩镇的重建》四篇发表，讲两税法的改写成《唐两税法杂考》和《论建中元年实施两税法的意图》发表，《读〈秦妇吟〉札记》改写成《〈秦妇吟〉通释》发表，《唐代籍帐中“常田”“部田”诸词试释》则稍作修饰即发表，《书法源流杂论》近年以原稿发表未事改作。

更多的时间自然要研究新课题，重点放在唐代政治史上。因为这方面除了陈寅恪先生有若干论说包括《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这本名著外，通行教科书还基本上停留在君之明暗、臣之忠奸的水平上，连寅恪先生正确的东西也不被吸收，有些人主观上想讲唯物主义，今天看来仍不是那么一回事，至于寅恪先生的失误之处自更少有人起来匡正了。因此这唐代政治史实际上多半是有待开垦的园地。正好要我带唐史方向的硕士生，就有计划地从武德贞观时的政治斗争开始，一个课题一个课题地做下去。

首先写了篇《论武德贞观时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和斗争》，着重论证李世民通过平定山东积蓄起来的自外于高祖李渊的势力，在太子建成、齐王元吉反击下已处于劣势，玄武门之变李世民取胜实有极大的偶然性，而凡此均属权力之争无是非可说，并以此规律来解释了太宗朝太子承乾与魏王泰之争。其后又写了《敦煌写本常何墓碑和唐前期宫廷政变中的玄武门》，指出玄武门本身并非如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里所说那么重要，只是因为当初禁军屯营就在玄武门外，致宫廷政变之能动用禁军者必就近突入玄武门而已。至于武德九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军事政变则并未获得禁军的支持，只是率少数死党在玄武门内冒险伏击而侥幸成功，禁军将领常何在政变后未蒙升擢便是铁证。另外又写了《李与山东》，论证山东在唐初之重要，李实以山东军事领袖而致身显要。

接着研究武曌。先撰文驳斥了郭沫若先生的武则天研究。再撰写《说永徽六年废立皇后事真相》，阐明此止是高宗与元老重臣长孙无忌、褚遂良争夺权力的措施，武曌在此斗争取胜后始转而向高宗夺权。又撰写《说李武政权》和《开元天宝时所谓武氏政治势力的剖析》，对寅恪先生《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一文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正。撰写《读唐刘濬墓志》，探索了李唐政权对武曌本人和武周朝所持的不同态度。

对玄宗朝的政治，除将有关安史之乱的毕业论文改写发表外，着重研究了内廷宦官与外朝宰相之争，所撰写《说马嵬驿杨妃之死的真相》实际上阐说了这个政治问题。《〈长恨歌〉新解》也本此立说，并从白居易本人所说论定其为“风情”之作而初不存在今人所说的歌颂爱情或对统治者作讥刺。继此所写《唐肃宗即位前的政治地位和肃代两朝中枢政局》，则对肃代两朝宦官、宰相与皇帝的关系作探讨。

德宗朝的政局除前述两税法诸文外，写了《“泾师之变”发微》，着重指出朔方军之始终不为朝廷所信用，而神策军则系中央拥有的强大野战部队，为唐室所依仗的可靠武力，此所以不敢轻易交付职业军人而必由天子的代理人宦官来统率。

顺宗朝王叔文等执政，今教科书多称之为“永贞革新”。我撰写《所谓“永贞革新”》，指出此止是顺宗周围新贵与德宗旧人间的权力之争。并查考顺宗周围新贵中先世实多士族，其对立面转多庶族，与教科书所谓代表庶族的王叔文诸人与士族作斗争之说适相反背。至于所谓种种革新事迹亦非顺宗朝所独有，如反藩镇则宪宗上台后反得更为彻底。

宪宗朝的政局则写了篇《唐元和后期党争与宪宗之死》，从宪宗妃郭氏之不得立为皇后，论证其所生穆宗虽立为太子地位仍欠稳固，从而与郭氏合谋杀宪宗以正大位。文中并考证元和十四年《赵氏夫人墓志》上“改元永新”之来由，复论定《续玄怪录》“辛公平上仙”条是讲顺宗之见杀，否定了陈寅恪先生认为是讲宪宗之死之说。

此外，我还应《祖国丛书》之邀写了小书《旧唐书与新唐书》和《唐太宗李世民》，应《文史知识》之邀写了文章《唐代的宦官》和《盛世英主唐玄宗》，也都把上述研究成果写进去而不仅作一般的讲述。

唐代的文物和文化方面，我写了《唐天宝宣城郡丁课银铤考释》、《释敦煌写本〈杂钞〉中的“面衣”》，并应西安市家具学会之邀写了《唐代家具探索》，应西安市烹饪学会之邀写了《说饼——唐代长安饮食探索》，还利用《太平广记》的材料写了《佛教为什么能战胜道教》和《说狄仁杰的奏毁淫祠》。又应中华书局之邀点校了自明以来久未版行的元骆天骧《类编长安志》，也是给研究唐长安城和唐史提供了重要的文献。

唐代文学方面，除《〈长恨歌〉新解》和《〈秦妇吟〉通释》外，写了《释敦煌写本王道祭杨筠文兼论有关王梵志的考证》、《“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正义》、《论韩愈》、《论韩愈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纂异记〉和卢仝的生卒年》、《〈三梦记〉辨伪》、《〈东阳夜怪录〉王梦鸥注匡谬补阙》、《李商隐的〈利州江潭作〉究竟在说什么》。

还写了不少文学方面的其他文章和版本碑刻方面的文章。重要的有《述〈注坡词〉》、《记元刻〈新编红白蜘蛛小说〉残页》、《记清康熙刻本〈济颠语录〉》、《〈西洋记〉里金碧峰的本来面目》。还给中华书局点校《西游证道书》并写了长篇前言，对《西游记》的成书经过和版本源流作了比较精确的论述，否定了百回本出于吴承恩之说。因为不属唐代范围，这里就不多讲了。

以上这些文章，除了唐代政治部分是有计划地研究撰写，还有一些是应人之邀而写外，都是看书时有所发现才动笔。其中又包括两种情况：一是人家没有讲过的我来讲，当然必须是事关紧要的有用的，不能写“邻猫生子”式的文章。再是人家讲错了的我来纠正，其中有些是纠正通行教科书的，而和陈寅恪先生异同处就更多。但从方法来讲，如前所说仍是受了寅恪先生的启发。而且撰写文章不依靠孤本秘笈而用人所习见之书，要从习见书中看出人家看不出的问题这一点，也是继承了寅恪先生以及顾颉刚师等老一辈学人的做法。习见书如纪传体正史中未被发掘未见利用的实在太多了，再利用上几辈子也用不完。不此之图，光坐等孤本秘笈的出现包括考古掘得新东西，岂非有点“守株待兔”的意味。

三

早在1982年，也就是我改正复出，开始发表了一些文章而其中与陈寅恪先生有异同之时，某学术团体在成都开会，会上有位比我年长的教授私底下警告我说：“你再也不要写和陈寅恪先生有不同看法的文章了!”当时我着实吃惊，对毛泽东同志都不“两个凡是”了，难道对寅恪先生倒不能稍持异议要来“两个凡是”?于是我严肃地回敬了一句：“对不起，这种文章我还要写下去!”事实上我就是这么做的。上述研究唐史时是如此，从1990年起进入北朝齐周和杨隋的研究后还是如此。而且由于牵涉到“关陇集团”等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因而异同好像更为显著。

这里还得说一下我的研究为什么不从中唐以后往下推而倒过来上溯齐周杨隋，自然是考虑到有些唐代的事情不上溯弄不清楚。但还有个偶然的因素，即其时我所在的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组织人员编写一套《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我建议“二十四史”也都得今译，结果《北齐书》、《周书》落到我的头上。这两书我只翻过，没有认真读过，既要选译，就得认真读一遍。谁知一读就读出了问题，促使我把兴趣和精力上移到这齐周杨隋上面。

最早发现的是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财政”章有问题。寅恪先生认为“和籴之法乃由西北地方制度一变而成中央财政制度”，但我发现《北齐书·神武纪》有高欢“于白沟虏船不听向洛，诸州和籴粟运入邺城”之说，说明和籴以济京师之法早已在中原实施。又查了《唐会要》“仓及常平仓”和《册府元龟》“常平”“平籴”等文献，更发现即在开元前期已多次颁行在关内、河南诸道和籴的诏敕，如何能说迟至开元二十五年方缘西北诸州之启发而在中原和籴?于是写了《和籴以济京师事初不始于盛唐》，又增补为《元魏李唐和籴以济京师事考释》，先后发表对此问题作匡正。

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的“兵制”章也有问题。寅恪先生认为宇文泰身为柱国大将军后，更以此职分授李弼、赵贵等六人及实无职守的西魏宗室元欣以凑成八柱国者，乃“摹拟鲜卑旧时八国即八部之制”以满足李、赵等六人的权欲。我发现这与《周书》的记载有矛盾。因为从《周书》看，潼关、沙苑二役时此六人所分掌的兵力均不到千人，且绝无联合起来对付宇文泰的痕迹，则宇文泰何所惧而必满足彼等的权欲?再看分任此六人为柱国大将军，是在宇文泰东征河桥、邙山二役战败，深感降附的乌合之众不足用而亟需整训之时。因而任命李、赵等为柱国大将军者，实是叫他们负责整训，看李、赵等六人之任柱国大将军均有先后而非同时便是明证。因而写了纠正寅恪先生旧说的《宇文泰所以建立八柱国制的一种推测》。

再往下写的是《论北齐的文化》。从西魏破灭江陵萧氏政权“虏其百官及士民以归，没为奴婢者十馀万”的措施之野蛮，以及颜之推被虏后要“经砥柱之险”，“具船将妻子来奔”北齐，且以北齐为本朝，以北齐见灭于北周为亡国，来说明其时北齐之文化实远高于北周而为文士所向慕。这就从另一角度论证了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所说北齐及江左梁陈制度之为隋唐所承袭而西魏北周影响实微的正确。并进而据《隋书·地理志》推测北周文化之所以远逊北齐，乃缘所管领的雍州“华戎错杂”，即仍有大量与汉人杂居而尚未融合之氐、羌和其他杂夷，加上雍、梁二州边境的山胡、獠户，自影响其经济水准以至文化水准。这就给寅恪先生所指出的制度继承现象作了合理的解说。

对北齐的政治我也作了研究，发现缪彦威（钺）先生当年撰写的《东魏北齐政治上汉人与鲜卑之冲突》而为王仲荦先生《魏晋南北朝史》所承袭之说殊难成立。于是写了《论北齐的政治斗争》长篇文章，历数东魏北齐的几次政治斗争只是文人与勋贵之争、文人参预帝位之争和文武之争。且发现北齐的中枢政柄常由文人执掌，后主时设置文林馆由颜之推等主持，更显示文人政治地位之优越，即使大宦官邓长颙、陈德信以及西胡何洪珍诸人也和他们往来勾结。最后这点在我后来撰写的《〈北史·恩幸传〉记齐宦者仓头胡人乐工事杂说》一文中曾作了论述。

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里指出宇文泰实行“关中本位政策”鸠合关陇集团这点，自是完全正确的。但认为宇文泰建立的府兵制是由于武曌要破坏此“关中本位政策”而被破坏，则殊非事实。事实上是隋文帝平陈混一宇内，下诏“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以后，获得土地自耕的府兵不再甘愿背井离乡从事远征。隋炀帝远征高丽之所以失败即缘府兵大量逃亡，因而不得已重行招募由国家供养的专业化军人骁果以事补救。对此我写了《说隋末的骁果》和《对府兵制所以败坏的再认识》，后者还附带驳斥了某些教科书认为府兵制建立在均田之上，均田破坏府兵随之败坏的妄说。

寅恪先生主张“关中本位政策”到武曌时才不复执行，关陇集团至此始不复存在，也是大成问题的。先生曾正确地指出此集团成员有两个特征或条件：即（1）是关陇人，此集团是“融合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2）他们“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但前者不是宇文泰不用山东、江左人而是山东、江左人不为其所用，迨宇内混一后此局面自即改观；后者之文武合一本为一种落后的政治现象，经济文化优于关陇的山东北齐、江左梁陈其时已进入文武分途，关陇亦必继而向文武分途趋同。为此我查考隋文帝时的“四贵”，其中已有一贵不符合寅恪先生提出的关陇集团成员的条件，炀帝时的“五贵”中则仅有一贵符合，炀帝所安排的东都“总留台事”六人中也仅三人符合，就据以撰写了《从杨隋中枢政权看关陇集团的开始解体》。又查考了唐高祖的元谋功臣十七人中符合此条件者仅三人，唐高祖的宰相十二人中符合者仅七人，唐太宗时获得实封的功臣四十三人中符合者仅八人，凌烟阁图像二十四人中符合者仅五人，唐太宗的宰相二十九人中符合者仅七人，因而又撰写《关陇集团到唐初是否继续存在》，断定入唐后此集团已不复存在，当初的“关中本位政策”不再被承用。

此外我还附带撰写了与此时期有关的《邺城与三台》和《从文献记载看六世纪中期到七世纪初年的洛阳》，都是属于历史地理方面的，不必在此细说。

由于我这一段的研究和陈寅恪先生异同处甚多，引起了北京某大学研究生们的议论。大意是：“黄永年先生的文章逻辑性极强，更像搞自然科学的，缺乏一种人文精神。大凡陈寅恪先生写什么，黄先生必有相同文章，题目都一样，而内容正相反，不知陈先生要建立的是整个文化体系，又何必拘于细处!”这说得自有些过头，并非寅恪先生有什么文章我必写相同文章与之立异，而且有的文章还很支持寅恪先生之说，如《论北齐的文化》。至于说我的文章逻辑性强像搞自然科学的，自是对我极大的夸奖。但认为建立整个文化体系就不必拘于细处，则仍可商榷。因为我所立异并非细处而多关涉大局，如这些地方成问题，则所建立的体系岂不有连带动摇的危险。

以上所说发表过的论文中，1989年以前关涉唐代的已承执教美国的汪荣祖教授编成《唐代史事考释》，今年年初在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1990年以来考释齐周隋史事以及研究古典文学、版本、碑刻等文字，尚待再行结集。

一位超市老板私下透露：他们是这样挑选食品的

#实话实说#前几天，朋友们看了我的《这样的面米油肉，我们还敢再买吗？ 》，就在评论区留言问我：照你这么说，现在市场上根本就买不到放心食品了？我的回答是否定的，那么怎样才能买到安全的食品？一家经营大型超市几十年的老板私下里透露：必须掌握以下四招：

第一招、不买“七无”食品和转基因食品，不要从网上购买，现用现买，不囤积。安全食品，必须具有以下七个内容：中文厂名，中文厂址、电话、许可证号、产品标志、生产日期、中文产品说明书（如有必要时还需要有限定性或提示性说明等等），如果没有或任缺一项千万别买。尽量购买非转基因食品。

第二招、充分掌握鉴别真假食品知识，购买放心食品。

掌握一定的食品安全知识，是每个消费者能够买到安全食品的保证。作为食品管理部门，应该加大宣传力度，普及食品安全知识，努力避免消费者在购买时买到不安全的食品。具体来说：

1.面粉

大家在购买面粉的时候一定不要只图便宜，要买新国标的。最好去大型超市购买袋装的面粉。为了不买到有问题的面粉，必须做到三步：第一步，看颜色。好面粉颜色比较自然，多为微黄色或淡白色，掺假面粉大多比较白，且白得很不自然。第二步，闻气味，真面粉带有自然的麦香味，没有其它异味，掺假面粉大多带有霉味、酸味或化学药品味。第三步，搓手感，真面粉搓起来自然柔软，没有结块情况，用力捏，放手后成团状；掺假面粉搓起来要么十分光滑，不粘手，要么涩感过重，用力捏，放手后不能成团状。

2.大米

购买大米，一是要注意，千万不要购买含镉的大米。关于这一点没有具体的鉴别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关注媒体报道，凡是媒体已经曝光的镉大米的生产厂家和产品批号一定要记住，一定不要买这样的大米。二是不要购买已经变质的陈大米。怎样分辨是不是陈大米？要做到一看二尝三闻。一看，新米颗粒均匀，呈乳白色或淡黄色，有光泽感，无灰尘。陈米颜色较深，大多呈灰粉状或有白沟纹，灰粉、白沟纹越多越陈旧。二尝。​新米比陈米的硬度要大，新米口感劲道，唇齿留香。陈米硬度低，一咬就碎，味道欠佳。三闻。取少量米粒，用手来回搓热。然后闻其气味。新米有股清淡自然的米香味，好闻不刺鼻。而陈米清香味很少甚至没有，特别是存放一年以上的陈米，闻起来只有一股米糠味，完全没有清香的味道。

同时也要注意，很多外包装的五常大米，盘锦大米，其实都是普通大米。挑大米主要看执行标准:普通大米1354，五常大米19266，盘锦大米18824。　

3.食油

左为浸出、转基因，右为压榨、非转基因

对于植物油的选择，一定要在细节上多加注意，一看生产工艺，选择压榨，不选择浸出。买非转基因，不买转基因（具体标识看上图）。买油看执行标准: 调和油2716，好油3248，1534、19111。不要长期食用同一种植物油，可以每隔一段时间更换一个品种，保证营养均衡。

4.猪肉

购买猪肉时要注意：第一，看颜色。在自然光下，如果猪肉表面是红色的，有时特别红，切开后里面却是灰白的，那是有问题的。安全的瘦猪肉在自然光下是淡红的，肥肉是雪白的。第二，闻味道。闻起来有很大的碱味儿或者有狐臭味、刺激味的是有问题的，安全的猪肉闻起来有一股淡淡的血腥味儿。第三，去触摸。好猪肉用手按压后会马上恢复原状，表面稍微干燥或者稍微湿润，不沾手；用手指轻轻触摸肉质，如果表面粘手甚至拉丝手指，按压后的凹陷恢复慢或不能完全恢复，弹性很差，就说明有问题。

5.粉条

购买粉条的时候要格外注意先看，一般合成的粉条颜色会发亮，从表面上看也非常的规整，一眼就可以看出这种红薯粉是合成的。正儿八经的红薯粉条在颜色上都是发黄发青的。再泡，备一碗热水将粉条泡进去，正宗的粉条不会很快发软，很筋道，有光泽，水清，提起来不会断掉；而合成的粉条很快就会发软，提起来就会断掉，水浊。

6.羊肉卷

购买羊肉卷要注意，人工合成羊肉卷在纹路上比较少，摸起来又软又黏，下锅时颜色会发黑，用筷子夹很快就会散开。

7.牛排

按压一下牛排，还原不起来的很有可能是人工合成的，不要买。

8.豆芽

购买豆芽有两个辨别方法：一是闻，毒豆芽是用药水泡出来的，所以有一股药水的味道。二是看，好豆芽不好看，长得比较小，根须很长。药水泡出来的毒豆芽根须很短，没有根，白白胖胖的。

9.牛奶.

购买牛奶要看配料表，主要成分是生牛乳的，是好牛奶，复原乳是用奶粉冲的，添加剂也多，不要买。牛奶有三个执行标准:GB25190、GB25191、GB19645，GB19645代表的是巴氏灭菌乳，需低温保存，保质期一般为21天，可选。GB25190代表的是全脂灭菌乳，营养和巴氏灭菌乳差不多，可选。GB25191代表的是调制乳，营养价值较低，不建议选择。

10.黄瓜、番茄、茄子、胡萝卜等

买蔬菜要注意两点：一是正常季节的蔬菜，特别是番茄、茄子、黄瓜和胡萝卜等，在购买时要注意看色泽和形状，色泽不是非常均匀，一面的颜色深另一面的颜色浅的，在形状上七扭八歪的是没有加任何催生剂和生长激素的好蔬菜；否则色泽纯正单一，形状浑圆笔直的就是有催生剂的或者加了其他生长激素的问题蔬菜。

激素韭菜叶子又宽又厚，颜色较浅，水分大，易烂；正常韭菜通常长得较矮壮，叶子颜色深绿且光泽度较好，叶片比较细。其次，可以通过嗅觉进行判断。正常韭菜有独特的香气，而激素韭菜味道较淡。

二是反季节蔬菜，最好不要买，特别是大棚蔬菜，基本上都打了过重的农药和催熟剂的。

11.水果

现在的果农和黑心商家特别多，尤其在水果上，生长过程中都不同程度打了农药，大多数都注射了催熟剂。那么怎样才能买到放心的水果呢？

1.尽量不买反季节水果。因为水果的保质期一般都比较短，大多数反季节水果都是使用了一定防腐剂进行处理的。

2.看颜色和形状。放心的水果一般颜色都不太均匀，一面是深色的，另一面相对比较淡。从形状上来说，不是十分规则，有的有斑点或果锈。

3.尝。绝大多数的水果都是甜中带酸的，如果品尝时觉得特别的甜，这就是注射了甜蜜素的，不要买；如果它的味道又特别的淡，没有一点酸甜味儿，那是没有成熟时就采摘的，销售时给里面注射了催熟剂，也不要买。

此外，千万不能赶抢疯潮。人们常说最热闹的地方也就是最危险的地方。有些超市为了处理过期的食品和食材，往往打着打折、限量购买的幌子，你稍不注意，一旦贪图占便宜，就跳进了商家早已设计好的陷阱。

第三招、监督从我开始，不能仅靠政府或媒体来曝光。

我们千万要注意，无论在超市里购买什么食品和食材，都要索具票据，并妥善保存，一旦发现购买了不安全食品，要及时向当地的食品安全管理部门举报，也可以通过自己的智能手机进行网上曝光。全社会只要形成一个监督的天罗地网，不安全食品就没有生存的空间。绝不能将食品安全的监督完全推卸给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新闻媒体。

第四招、管住自己的嘴，拒绝不安全食品。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一定要注意，最好不要饮用工业酒精勾兑的白酒；不要食用人工合成的食品；尽量不要饮用碳酸饮料，尤其是孩子；尽量不要食用和饮用含防腐剂、增鲜剂过多的食品或者饮料；尽量少用一些对人体有害的味精、鸡精、蚝油等调味品。

食品安关乎到每个人的身体健康。只有全体消费者与食品监管部门联合起来，时时处处进行有效监督，我们才能买到放心的安全的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