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部分农村最不科学习俗：最不可思议的歧视，把狐臭视同“门病”
• 2、逐渐消失的婚俗:“打听打听”
• 3、洪纬读《身体的气味》︱“隐疾”给人带来多大伤害？

部分农村最不科学习俗：最不可思议的歧视，把狐臭视同“门病”

在河南农村，婚俗习惯上最不可思议的歧视，把狐臭视同“门病”，曾被如临大敌，严防死守来对待。

我在洛阳附近农村一带长大，对于洛阳农村老百姓对门病的歧视，了解较多，也觉得荒唐。

小时候不知道什么是门病，但看大大人神神秘秘和十分慎重的样子，想必是很严重的疾病吧，心理也对狐臭很害怕，觉得谁要是有了狐臭这是非同一般的耻辱。

在我童年的时代，清楚的记得有很漂亮的姑娘或者很帅的小伙子，因为家里有门病，竟然找不到对象

我家居住的街道，有一家人就有门病，所有路过的人都会紧张兮兮，其实我感觉也就是体味有点大罢了，又不会传染，有什么大惊小怪呢？

在我们家乡那一带，结婚找对象，父母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去对方家庭打听打听。所谓的打听最主要的环节就是要询问一下对方有没有门病？如果有门病，无论如何这门亲事都不能成。

如果打听仅仅问问他家父母有没有门病，那就太小看去打听人的职责了，打听不仅要了解对方家庭的主要成员有没有，还有他的叔叔伯伯以及其他主要亲戚都要一一询问清楚。这是民间最严的“政审”，不仅查一家三代，还要查七姑子八大姨。

小时候我曾参加过我舅舅家孩子的婚礼，两个人十分恩爱，但是后来舅妈发现儿媳有门病，她就铁了心要把他们给拆散。

小两口曾经为妈妈要拆散他们，专门到我家，让我家父母去做做舅妈的工作，但做了几次工作也无济于事。

很遗憾，虽然哥嫂两个人感情很好，但搁不住舅妈每天哭天抹泪，天天找茬，指桑骂槐，硬生生把一对恩爱夫妻拆散。

后来两个人都没有再结婚，这样的悲剧真是难以思议，这件事如果不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简直就难以想象这是真的。

所谓的门病就是狐臭，为什么那时候的农村对狐臭那么歧视呢？

长大了曾经想探寻人们忌讳狐臭的原因，村里有位老者告诉我，人们现在盲目排斥狐臭，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其实和历史传说有关。说元代的时候，蒙古人都有很强的体味，人们以为那就是狐臭，所以有狐臭的人，可能都是和蒙古族结亲的缘故，为了保持汉族血统纯正，所以人们都排斥狐臭，并把狐臭当做“门病'”。

如此说来看来这还是宋朝人反抗统治者的故事，真实与否，都是民间传说，估计和送月饼传纸条的故事一样。

现代医学科达发达，狐臭也只是人体的一种疾病而已，和蒙古族没有任何关系，只是人们反抗统治者而给蒙古族强加的“罪名”。所以找对象真没有必要兴师动众去打听，也没有必要去拆散一对美满的婚姻，这样做真有点小题大做了。

前些日子回的老家又问起现在的婚恋歧视狐臭的问题，时代在变，风俗也在变，是否有狐臭已经不那么重要。原来现在的姑娘在农村十分紧俏，男孩子能找下对象就很不错了，狐臭不狐臭也已经无关紧要了，没有人再去打听狐臭不狐臭的问题了。

看来因为男女人口比例失调也改变了婚俗习惯，这样的改变，也是一种文明的改变。

人们得的病很多，能够遗传的病也很多，譬如高血压等病都会遗传，况且现在医药发达，狐臭也可以治疗，并非什么大不了的疾病。

狐臭歧视，也应该扫进历史垃圾堆，这是一个绝对不文明的行为。

逐渐消失的婚俗:“打听打听”

随着时代变化，在城市里人们追求的是时尚，可以说，在城市中是"扬弃”我们古老习惯最多的地方。只有农村，总是坚守着古老的习俗，这些习俗，其实有很多的“文化遗传”。

在农村很多婚姻是经过别人介绍的，一般来说，当两个年轻人相处差不多了，大部分家长都会履行一个“秘而不宣”的程序，到对方村子里“打听打听”。打听什么呢？有没有科学依据？

“打听”的无非就是三点：

第一点，家庭经济条件。特别是女方嫁到男方家庭，当然最关注男方的家庭条件，当然，很多女方家庭也没有希望嫁给大富大贵，但是，别嫁给一个“穷的叮当响”，孩子受罪，让家长也不安心。

当然，家庭条件再好，孩子不争气，那也是万万不行的。如果男方家庭条件不好，但小伙子很优秀，那也是可以通融的。有很多父母嫌弃男方家庭穷，但姑娘喜欢小伙子，这样的婚事也很多，过去很多戏剧，《西厢记》《杜十娘》等都是这样的故事套路。

这个话题是电影电视最喜欢的话题，例如《泰坦尼克》、 《罗马假日》 经典老片，还有近来的这样的爱情题材太多了《雪之女王》、《魔女幼熙》、《拜托小姐》、《全民公主》、《少女总裁》等。

在今天社会，穷富不是双方家长最关心的，当然也有很多家长是拜金的，不一而足，可能是有的家长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也就是对风险的把控程度不同。

第二点，家庭成员遗传病史。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那里把“狐臭病”当做“门病”---也就是家门之病，好可怕的。狐臭确实遗传。在夏天，味道确实不好，但也不至于影响结婚吧？现在医学发达了，确实应该打听家中有没有重大“遗传病”是必要的，也是十分科学的。许多疾病都有遗传倾向，像咱们常听说的高血压、乳腺癌、糖尿病、脑血管疾病、冠心病、痛风、哮喘、类风湿关节炎、各种癌症，都和遗传基因有关，但我们那里只关注“狐臭”，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了，是不是古代没有科学仪器，只知道狐臭为遗传？

我有个远房亲戚，儿子结婚父母都欢天喜地，但是一年以后，婆婆发现媳妇有“狐臭”，就必须要求儿子离婚，儿子儿媳感情很好，婆婆又是“上吊”又是“绝食”，最终拆散了儿子的婚姻，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想来也太不应该了。其实，到现在，我们老家那里，一旦发现对方有狐臭，父母总是第一个不同意，这些婚俗在老家很“顽固”有些人，甚至要查祖宗三代，因为狐臭会“隔代传”，在我们那里很多漂亮的姑娘，就因为狐臭没有人娶，多可惜！但“狐臭”在城市里也不是事，没有人上纲上线，有狐臭，上班的时候，多喷点香水遮掩一下就好。

老外据说大部分都有狐臭，他们不叫“狐臭”，叫“体味”。看来这个习俗不科学，应该改改，但是如果打听遗传疾病，如家族中有糖尿病、癌症倒是可以参考一下，不过，这也不容易“打听“啊。

第三点，家庭成员的关系是否和睦，性格是否有什么缺陷。父母的担心不无道理，这几点确实重要。所以多听听长辈的意见也是明智的。过去在农村，确实有些婆婆没有文化，不讲道理、为人自私、撒泼，自己的闺女嫁过去当然是会受罪的，何必去惹这样的麻烦呢。

同样男方也有这样的担心，如果女方父母都是“拎不清”，姑娘小时候还好，到了老年，依旧是“拎不清”的概率大一点，纵然年轻漂亮，到了老年，也同样会让子女受不了，“江山容易，秉性难改”是古话。

如果一个家庭和和睦睦，和周围邻居关系融洽，姑娘嫁过去，当然家庭氛围会好一些，同样，家庭成员如果也是“内斗不断”“天天吵架”，孩子嫁过去，不是水深火热吗？当然农村人更重视人品，如果人品太差，街坊邻居都敬而远之，孩子到这样的家庭，确实也不会多享福。

其实，有很多习俗，并不是完全没有科学道理的，几千年传下来，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这套婚俗到了城市就不好使了，对门都还不认识，你想打听一个人，百分百是要吃闭门羹的。

前些日子回老家一趟，谈到婚嫁习俗问题，才知道农村的女孩要么考大学留在城市，要么到城市打工，现在农村姑娘少，小伙子不好找对象，“除了家庭条件好的，还能打听打听，现在能娶一个媳妇都不错了，还打听什么？”

现在农村小伙子不好找对象是真的，女方条件是越来越高，“家中有车、城中有房”据说是一个硬条件了。

我希望社会应该观众农村青年“光棍多”的社会问题，也真心希望农村小伙都有自己美满的婚姻。

洪纬读《身体的气味》︱“隐疾”给人带来多大伤害？

洪纬

《身体的气味：隐疾的文化史》，陈桂权著，四川大学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184页，36.00元

封城的日子里，你最希望做的却无法立刻实现的事情是什么？我的愿望是能够和朋友们线下聚聚会，去图书馆翻翻书，看看博物馆，逛逛水族馆……总之，就是走出方寸之间，回到大千世界。我想，这也是大部分人的愿望。而一旦进入人群，我们便难免遇到形形色色的人——闻到千奇百怪的体味。

关于人体散发出的气味，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在他著名的个人哲学思考录——《沉思录》中向读者发问：

遇到患有狐臭的人，你会生气吗？

遇到患有口臭的人，你会生气吗？

你怎么善待这样的麻烦？

这位皇帝认为这些气味是很自然的东西，人类应该理性对待。但是，在现实世界里，要对这个问题做到理性，谈何容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在与人的交往过程中不知不觉会充分调动全身的感官系统探知对方，包括嗅觉、触觉、听觉、视觉乃至味觉。大家对汗臭和脚臭都不陌生，它们给我们的嗅觉感官带来强烈的刺激，令人相当不快。倘若遇到有严重狐臭或口臭的人，这种刺激感可能会更加强烈。

俗语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狐臭和口臭并不引发疼痛，仅仅是给交往对象带来一些感官上的“麻烦”，它们是否能被归为“病”类呢？在《身体的气味》中，作者陈桂权博士将它们归为被称为“隐疾”的一类疾病。在现代习惯用语中，隐疾多指性病，事实上，在古代它所指的内容相当广泛，但凡涉及隐私或者难言之隐的病症都可计入其中，而那些表征不明显的病症和问题也可用隐疾来指代。陈博士在《身体的气味》中着重讨论了几个当下比较敏感的主题：狐臭、口臭、性病和脚气病。

作为一位非医学史从业研究人员，作者没有囿于医学史的内史范畴，而是将关注点放在了文化层面，吸纳了众多明清笔记小说、当代小说和逸闻轶事，畅其旨趣。阅读该书时，浓郁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隐疾给当事人生活造成的巨大负面影响展露无疑。用这些史料来探讨隐疾文化史最为恰当不过，也是书写一部大众史学读物的巧妙之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引发狐臭的原因认识不清，认为它可能是一种传染病，抑或是一种遗传性疾病。譬如，唐代医家孙思邈便认为得狐臭有天生与传染两种途径。这些传统观念或曰医学理论直接影响了人们对伴侣的选择。四川省凉山诺苏人认为狐臭具有遗传性，与这些“病患”联姻被视为大忌。在成都市，相亲过程还有这么一个阶段：男方托人到女方家中去看门户，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把待嫁女子叫到身边来坐，闻闻有无狐臭。

在婚姻不自由的年代，女子只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男子则享有相当不同的待遇，婆家对媳妇不满意，要么休妻要么纳妾。其实在古人的现实生活中，休妻、纳妾并不是由着男人的性子来。晚清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便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浪荡子龙光因妻子有狐臭想纳妾，妻子同意，可惜老爹不允，龙光便与妻舅串谋，害死了亲爹。

史学家黄永年说，中国人有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喜欢把异族骂为畜生。出于对异族的偏见与歧视，汉文化将腋气与“胡臭”联系起来，进而再将“胡臭”变成“狐臭”。这种叫法延续至今，根蒂是歧视异类的文化隐疾。古代志怪小说也有描述人与狐狸精发生情愫，并最终染上狐臭的故事，从中更能直观体会汉文化对“狐臭”的偏见。在河南省某些地区，狐臭又被称为“门病”，被认为是门第不清所致。

现代医学已经证明狐臭不具有传染性，全因个体腋下大汗腺过于发达所致，只是它具备遗传性。经过一定的治疗，狐臭可以得以消除或者减轻。

至于口臭，对身体健康的人来说，重点是需要保持良好的口腔清洁习惯。在《身体的气味》中，作者对口腔清洁史做了一番清晰的梳理。大概最晚在东晋时期，人们已经知道用盐末揩齿来清洁牙齿。后来人们又发明出了劳牙散、揩牙散之类的牙粉，以指点药，揩在齿上。宋代佛门弟子在日常起居中也很重视洗漱、揩牙。宋代《禅院清规》规定早晨起来盥洗漱口，步骤如下：“使用齿药时，右手点一次，揩左边，左手点一次，揩右边。不得两手再蘸。恐有牙宣（笔者注：牙龈出血，严重化脓）口气过人。” 《红楼梦》中大观园内的公子小姐们在漱口之前都会先用青盐擦一遍牙齿。青盐常被做成棱柱形状，方便使用。除了用手指揩牙，古人还会用揩齿布，我国大约在晚唐时期就有揩齿布了。

虽然洁牙剂可以追溯至古代，但是，西方牙粉和牙膏被引进中国时，还是经过了一番曲折的。在十九世纪末，洋货牙粉和牙膏在中国的主要使用者是学生、公务人员、社会名流、名妓等，刷牙成为“文明人”的象征之一。对新生事物，人们需要一段接受过程，担心用毛刷长久地刷牙，牙齿会坏掉。1876年的《格致汇编》就说：“有人喜欢用牙粉刷牙，此质虽能令牙齿变白，但久用之，则外壳消磨净尽，而牙易坏。” 其实这种担心也不无道理，我于硕士期间做口腔微生物学研究时，一位在国际知名公司负责口腔护理产品研发的专业人士便告知，有些品牌的牙膏里添加了一些磨损牙釉质的物质，期望达到美白牙齿的效果。尽管过程曲折，在1915年，汉口民生化学制药公司已经开始制造国产牙膏。

关于上述各种洁齿方式在社会上的普及度，我们不可过于乐观。历史上，莫说程序复杂的揩齿，就连能够做到简单漱口的人也不多。2004年，一项调查显示，现代中国人的刷牙率虽然猛然上升，但至少还有三亿人不刷牙，而且大部分坚持每天刷牙的人都没有掌握正确的刷牙方式。

1880年代的布朗牙粉广告（来源于Ebay网站）

口臭给人们的工作和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比如，东汉典故“刁存含香”讲的便是老臣子刁存口臭的故事。据称，在商讨政务时，刁存的口臭让汉桓帝实在有些受不了，但又碍于老臣身份不便明言。一日，朝务完毕，皇帝赐刁存一片丁香，令其含在口中。刁存口含丁香，却不知何故，只觉得口中辛辣、刺舌，又不敢咀嚼。他以为自己犯了大错，皇帝赐他与毒药。回到家中，他抱定必死之心，与家人诀别，经朋友家人鉴定所含之物是丁香后，方才恍然大悟。

到了民国阶段，女子争取到了更多的权利，男女婚姻恋爱也主张自由。1939年，在上海发行的一个期刊《五云日升楼》里讲了一位宁波女子因丈夫口臭提出离婚的故事。该女子时年二十五岁，受过一定教育，在1935年奉父母之命嫁给了当地同样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富二代大学生。二人结婚四年，却从未同房，最终女方聘请律师向法院提出调解离婚。

相较于女性，在古代，男性享有更多的特权，他们对色的追求也从来没有半点隐晦。中国娼妓业的长期合法化经营，文人骚客对青楼妓院的情有独钟，便是例证。性话题属于中国文化中隐的部分，在现代习惯用语中，“隐疾”亦逐步演化为单指“性病”。中国传统文化关于性学方面的知识也是相当丰富的。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对中国古人在性方面的文化与风俗有比较全面的考察，代表性著作有《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在儒释道三家中，道教的学说与实践对中国古代的性文化贡献最多。“长生”是道教修行的宗旨之一，在南方道教中别有一支专攻房中术，持采阴补阳的理论，企图以男女交合的方式实现延年益寿或治疗疾病的目的。

男子对妓女的追求使他们付出了严重的健康代价，在寻花问柳中身染疾病，“花柳病”的名称便由此而来。明代至民国期间，梅毒一直是危害中国人健康的主要杀手之一。据现在主流观点，梅毒是十五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美洲新世界反馈给旧世界的瘟神。在远航海员与当地娼妓的共同作用下，梅毒辗转传到了东南亚、东亚地区。美国作家德博拉·海登在《天才、狂人的梅毒之谜》一书中提到，贝多芬、舒伯特、舒曼、林肯、福楼拜、莫泊桑、尼采、王尔德等多名国外历史名人都身患梅毒。据传，在中国历史上，明代正德皇帝十分好色，生活荒淫，三十一岁便短命呜呼，且无子嗣。有人说他死于天花，有人说他死于梅毒，但是梅毒说似乎得到了更多的认同。

对普通人，隐疾给个人的正常社会交往、家庭婚姻关系以及心理健康造成了严重伤害。民国时期，上海报纸上关于男子身患隐疾，不敢与妻同床的故事屡见不鲜。例如，在1932年，上海一家服务于现代都市女性的杂志，《玲珑》刊登了一则“新婚夜不敢同床，原来丈夫患隐疾”的故事，讲的便是男子婚前与妓女有染，导致严重性病，以至于心感愧欠，不敢面对新婚妻子。

随着全球化的加剧，病毒、细菌、真菌横扫世界的脚步也在逐步加快。最后，陈博士还触碰了一个富有争议性的话题，即“脚气”和“脚气病”。在现代社会里，“脚气”通常是指一种由真菌引起的足部疾病，俗称香港脚。患者奇痒难耐，严重者甚至引发恶臭。该病给当事人的日常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虽然不及上述几类隐疾，但是在群居之处，传染性极强，患者也不愿意大大方方地讨论。说“脚气”主题具有争议性，主要还是源自疾病的名称。在中国历史上，“脚气病”被广泛记录，宋代车若水著有《脚气集》，题为疾病名称，但内容非也。著《脚气集》时，车若水身患脚气病，据考据，这是一种非真菌引发的疾病。《身体的气味》是一本史学著作，陈博士将重点放在了史学方面，他并未对真菌引发的脚气这一现代病置于过多的笔墨。他重点将古代“脚气病”的文化史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梳理，指出我国古代所指的脚气病可能是一种维生素B1缺乏症，也可能是由于士人长期服食丹药造成的重金属慢性中毒而引发的一种疾病。

综上所述， 隐疾不仅给当事人带来身体上的煎熬，也带来了羞耻感。部分隐疾还给个人造成沉重的心理压力，甚至影响了治疗，严重时还会引发厌世或自杀行为。另一方面，通过《身体的气味》，我们可以看到，隐疾的概念从最初的“身体被衣服遮蔽处的疾患”这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慢慢缩小为特指的某些疾病，比如腋气、口气和性病，直到今天成为性病的代名词。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对“隐疾”持有的态度是逐步趋向开明的。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人除了需要满足基本生存，还需要参与到社会活动当中。因此，我们有必要树立这样一个疾病观：患者及时就医；旁人给予精神支持。这应该也是陈桂权博士书写《身体的气味》时最希望表达的一个愿望吧。

责任编辑：于淑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