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目录：

• 1、漂泊的岁月——我的打工生涯之二十二“背水一战，已经毫无退路”
• 2、一只善良的叫小灰儿的流浪狗妈妈
• 3、胡因梦：启蒙与学习

漂泊的岁月——我的打工生涯之二十二“背水一战，已经毫无退路”

（一）

李的同学小汪及老乡老王回国之后，我便成了山东轮胎工厂在尼日利亚公司的唯一一个员工了。我现在所有的，就是这间十五平米左右昏暗潮湿的房间，房间墙角堆放的那一堆公司宣传画册和几个样品轮胎。

李x明此时也明确了我的工作职责：在这边找到客户后，客户先向国内工厂账户支付百分之三十的货款，工厂开始生产；货物生产完毕，装柜发货之前，客户再支付百分之四十的货款到工厂账户；等货柜发出后，工厂把货运提单寄给我，客户再把余下百分之三十的货款支付给工厂，然后我把货运提单交给客户。

当初去山东工厂参观时，李并没有明确说明这边的生意是怎么运作的，现在提出的这种工作安排，让我一时也感到有些没有头绪，不知到从哪里入手去开始。因为这种订单生意的做法，要求客户每次至少要买一条货柜的产品。按最小的二十尺柜算，一条货柜货值的百分之三十，折合成人民币也需要好几万元人民币。

工厂在这边既没有注册公司，甚至连个和客户谈生意的办公室都没有，凭着几个轮胎样品和工厂的宣传画册，让客户在连货物的影子都没见到的情况下就支付几万元人民币的定金，其难度绝不次于时下电视上正在热播的《挑战不可能》。

李家支付给我工资，必然是想要从我这里见到效益。并且通过李的同学小汪过去不在意的一些谈话，以及最近几次和李x明的电话联系，明显能感觉到李是个非常急功近利的人，如果几个月下来，看我拿不到订单，必然要失去耐心。

用他本人的话说“投入一分钱，就要见到至少是一分多钱的效益。”这也怪不得他们这些做老板的，毕竟公司和企业都不是慈善机构，他们都是要以赢利为目的的。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社会金字塔底层的打工仔来说，为了生存，就要去奔波，去创造效益，之后从中获得我们应得的那一部分。

在这种没有丝毫工作头绪的郁闷之中，想联系一下王大哥那边的小黄，和他聊一聊，减轻一些心理压力。可是电话打过去，接电话的是王大哥，说小黄已经离职回国了。同时告诉我说吕哥那边的生意一直没有好转，其余的两个投资人已经对这边的生意失去了兴趣，打算利用圣诞节这段销售旺季把剩下的库存处理完，之后就撤回国了。这些坏消息使原本低落的情绪更加低落。

想着给吕哥打个电话问候一下，但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我这次来之后，没有和他联系过，他也不知道我又回来了。觉得如果大家再次在拉各斯见面，会不会都感到有些尴尬。

在这种纠结和孤独无助的困惑中，我在这间异国他乡的昏暗小黑屋中度过了2005年的元旦，这也是我在尼日利亚度过的第三个元旦了。

（二）

生活总要继续下去，如果像我的前任小汪和老王那样整天坐在屋内，等着客户从天上掉下来，估计不出两个月，也会落得和他们一样的结果：打道回府。

我开始坐下来，冷静考虑下一步这边的工作安排。在尼日利亚这边之前的两三年中，由于工作的需要，经常外出去看市场和拜访客户，知道很多商品都有特定的销售市场。

例如在拉各斯范围内，纺织品都集中在Oshodi，Yaba，Idumota这几个市场；通讯产品都集中在Computer Village；Saka Tinubu等地方。所以估计轮胎产品应该也有几个比较集中的市场，如果能找到这几个市场，再在这些市场中找那些比较大的批发商，然后在这些批发商中去发展客户，这样的话就应该比较容易一点。

虽说隔行如隔山，过去的两三年中也没有关注过轮胎产品，没有注意过哪里有专门销售轮胎的市场。但是我相信客户开发的规则应该是通用的，自己的“专业市场—批发商—潜在客户”思路应该是正确的。

方案确定之后，就是去脚踏实地地去做了。

凭着过去的一些记忆，先到了几个卖轮胎的地方，向那些卖轮胎的打听他们进货的来源，然后顺藤摸瓜，很快就找到了拉各斯以内主要的轮胎市场以及那些大批发商们店铺的位置。剩下的工作，就是一次一次，像国内推销保险一样，到那些批发商的店里去拜访他们。

万事开头难，每天早上，先计划好需要拜访的客户，然后就从住处出发，一家一家去拜访。公司原来的那台车被小汪他们临走时卖掉了，每天出门打车又很贵，为了省钱，通常就和当地的黑人一样，挤黑人公交，坐“奥卡达”（黑人把摩托车叫Okada）。

一个在国内顶多只能坐下十个人左右的小中巴，被黑人充分改装利用，乘客数量增加一倍不止，挤得是水泄不通。黑人身上都有一种类似狐臭的味道，车内汗臭狐臭口臭各种味道交织在一起，时不时还有几个传教的或推销产品的在大声演讲或叫卖。“奥卡达”司机的驾驶技术更是让坐摩托车的人心惊胆战。

过去在拉各斯这边工作时，公司都有自己的司机。想去哪里，只要跟司机说一下地名，剩下的就什么也不用管了，所以工作了两三年，对拉各斯的道路仍然非常陌生。现在要坐公交车和“奥卡达”找客户，觉得有些不知所措。为了少走错路，专门买了一张拉各斯的地图，没事就在上面查找。

由于理论结合实际，半年下来，对拉各斯道路的熟悉程度，居然令本地的黑人都感到吃惊。以至于许多年后，我在另一家拉各斯这边的台资公司工作时，这也成了我一个小小的炫耀资本，但其背后的辛酸故事，恐怕他们是永远也体会不到的。

非洲的天气每天都是那么炎热，每次拜访客户，跑不了多久，就是大汗淋漓。一天下来，即使什么也不吃，也不会有丝毫的饥饿感，只是觉得嘴里干得发苦。买一瓶1.5升装的纯净水，一口气喝完，紧跟着汗就哗的从全身涌出来，身上的衣服全湿透了。找个僻静的地方，将衣服脱下，将汗水拧干后再穿上，然后接着去拜访下一家。

许多年前，看到过一个电视纪录片，叫做《在日本留学的日子》，讲了许多以留学的名义去日本打工的中国人在日本的真实生活经历，我当时看得流泪了。人们只知道他们从国外归来时，衣着光鲜，扬眉吐气，却不知道他们在日本打工的艰辛，而纪录片却向人们展示了他们在日本艰辛打拼的另一面。

现在，我真实地感到了他们的艰辛。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之中，我在这种每天汗流浃背的状态下跑遍了拉各斯的每个角落，并且又去了周边的几个城市，在第三个月的时候，终于拿到了第一张订单。

（三）

在拜访拉各斯几个主要轮胎市场的过程中，从那些大批发商的口中得知，位于尼日利亚东部Anambra州的Nnewi是个摩托车，轮胎及配件较大的集散地。于是通过一些关系，电话联系到了几个那边的批发商，为了能和几个批发商进一步沟通，决定亲自去拜访一下他们。

拉各斯位于尼日利亚的西南角上，从拉各斯往东部的大部分地区，贝宁城( Benin City) 和奥尼查（Onitsha）是必经之路。据说这两处都是极为凶险的去处，经常有劫匪出没，大约相当于《水浒》中的黄泥岗。

在当时，为了安全起见，尼日利亚几乎所有的长途大巴，上车之后都必须将手机关机，不允许打电话和接电话，防止车内的混有伪装成乘客的劫匪，通过手机和他们的同伙联系。同时车内还坐着两个持枪的武警，前后各一个。不过据说如果真的遇到劫匪的话，持枪武警也无济于事。

从拉各斯的Yaba汽车站坐上开往Nnewi的长途大巴，车辆驶出拉各斯不久，路两边就开始都是茂密的丛林，奇奇怪怪的热带植物，藤蔓缠着的大树，不时还能看到被撞坏或烧毁的汽车被丢弃在路边的草丛里。尼日利亚的工业极不发达，没有人收购这些废铜烂铁，这些车辆就只能让非洲炎热的气候慢慢将它们腐烂掉。偶尔丛林中也会现出一个小镇，或者路边卖烤玉米和烤香蕉的小贩。

大约四五个小时之后，就到了贝宁城附近。贝宁城是一个古老的城市，这里的特产是青铜工艺品和女巫(witch)。另外据说这里的人还会使用一种叫做“Juju”的东西，据黑人的描述，Juju大约是一种非常厉害的蒙汗药或迷魂药之类的东西。

因为城内交通拥挤，所以长途大巴要从城外绕过。这一段约有几公里长的环城公路，路面全是坑坑洼洼的，汽车只能缓慢地行驶，绕过比较大的坑洼。

坑洼道路的两边，是一个个用树枝和香蕉叶搭起来的，仅能给一个人遮阳的阴凉，每个阴凉的下边都坐着一两个乞丐，这不禁让我想了《动物世界》中的一个画面：火热的沙漠中，每个小草下边都躲着一个乘凉的蚂蚁。

绕过路上坑洼时的车速很慢，这些乞丐就跟着车，将手伸向车窗乞讨。这时，坐在车内前后两端的武警立即大声向所有乘客吆喝：“关闭所有车窗！不允许将手和头探出窗外！”

坐在我旁边的一个乘客告诉我说，他经常往返于这条路上，这段路是被人为地破坏成这样的，目的是让所有经过这里的车都只能慢慢通过，白天便于乞丐在这里乞讨，到了晚上，劫匪就经常埋伏在路的两边，趁着车辆放缓车速，冲过去抢劫。

大约一二十分钟之后，车辆终于通过了那段危险路段，开始提高了车速，正常行驶了。

汽车驶过另一个古城Asaba，前面不远就是尼日尔河，这条河被称为是尼日利亚的母亲河。历史上，这条“Y”字形的河流曾经是贯通尼日利亚南北方的重要水上交通要道，河东岸的城市奥尼查，就是当时极其重要的中转站。

由于受公路交通发展的影响，奥尼查渐渐失去了往日的重要战略地位，但依然是尼日利亚一个重要的商业城市。现在横跨这条大河的，是一条现代化的钢结构大桥，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桥的另一端就是奥尼查。

距大桥大约还有半公里多时，持枪武警又叫了起来，让乘客们警惕，说这里也是劫匪常常出没的地段，抢劫杀人之后，就将尸体抛入河中毁尸灭迹。让人听得不寒而栗。

大约下午四点钟时，到达了Nnewi，虽说一路上心里一直很紧张，但是有惊无险，总算平安到达了。

（四）

Nnewi在尼日利亚算不得是一个大城市，城市的周围都是茂密的原始森林，很多房屋甚至都建在丛林之中，有一种松散，融于自然的感觉。城市内的道路不宽，路两边到处都是树木和其它热带植物，在这些绿色的衬托下，感到呼吸的空气都特别清新。

别看城市不大，这里的市场却很大，过去曾经是整个尼日利亚最大的摩托车集散地，住着许多靠进口倒卖摩托车及相关产品起家的富豪们。

到达Nnewi的当天下午，按计划拜访了几个预先联系好的主要客户，事情的进展也比较顺利。因为之前他们都是通过贸易公司从中国订购产品的，价格比较高，听说我是代表工厂方面来的，他们可以直接拿到出厂价的轮胎产品，所以都很感兴趣。

第二天上午，又到市场内另外几个比较大的批发商的店里去看了看，处理完所有事情，已经是下午的一点多了。为了节省住宿费，想订当天的汽车票返回拉各斯。去车站问了一下，说这里每天只有两班发往拉各斯的长途车：早上七点一班，晚上十点一班。晚上的一班，票价比白天的要便宜许多。

问车站的工作人员，夜班车是否安全，他说：“非常安全，上车前所有的乘客要被搜身，甚至连手机都不允许携带，要交给武警统一保管，到拉各斯之后再交给本人。”听了他的话，我反倒有些更不踏实了，想了想，还是订了第二天早上返回拉各斯的车票。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朱长海，1970年出生，河南南阳人。大学毕业后就职于南阳一家国企，2001年离职外出打工。2002至2018年期间在尼日利亚工作生活。现居南阳方城县。

一只善良的叫小灰儿的流浪狗妈妈

文＆图/王刘瑜

◐

记一只善良的狗妈妈

为母爱的伟大，为生命的无常，为一只流浪的狗妈妈，总想写一点文字，记录一下生命旅程中那些触动心灵的点点滳滴。一直想要记录的是一只狗，后来是母子俩，再后来是母子五个。

前年搬进公租房不久，发现在高楼林立而逼仄的小院里，时常有一只灰色的小狗岀入。因为总是没有人带领，又没有绳子牵拉，因此明眼一看就知道是一只流浪狗，而在这样的小区里，有一只流浪狗的存在确实是少见。

眼看这只灰色的小狗慢慢的长大，按照类别分，它应该归为普通的田园犬，也就是常常说的土狗或家狗。这样一只灰不溜秋的流浪狗，在人来人往的人群中踽踽独行，它小心地尽可能避开人们匆匆的脚步，活得似乎很自在。

因为养过狗，深切体会到他们是人类的忠实朋友，其忠诚度、从一而终的品质令人赞赏，所以就很喜欢它们。因为不专业研究，所以在此就不过多给予狗们赞誉之词。

因为喜欢，只要遇到这只灰狗，我尽可能多看一会儿，而它起初并不敢与我对视，只是轻轻地碰一下目光，然后装着若无其事样子转身离开。

以后，对视的次数多了，它似乎看到我眼中的善，感受到我的友好，于是就慢慢地放松警惕与我熟悉起来。

我先是邀约它走近我，但它起初总是千方百计的与我保持距离，在我邀约的次数多了，它似乎也感觉到我对它没有威胁，甚至有善意，慢慢的打消了顾虑，逐渐的靠近我，而我则轻轻地抬起右手，轻轻地抚摸它的额头。

我慢慢从上到下抚摸它，并且轻声问候它，逐渐得到了它的认可。就这样，我们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成为熟人，成为朋友。

每天早上当我出去散步，它会突然出现在我身旁，使劲摇着尾巴表示对我的友好和欢迎，然后前腿伏地，后腿坐下，抬头让我给它抚摸，而它似乎很享受我的这个动作，有时还眯起眼睛，呈现出完全放松的样子。

有时是在晚上，甚至在很晚的夜晚回到小院时，不知道它是如何知道我回来，也许是气息，也许是脚步声，它总会跑过来享受我的抚爱，而我也享受一个生命对我的信任，我们达成了某种默契，用抚摸额头来交流我们之间的感情。

片刻之后，我会对它说，好了，我要回去了。它听后，就心满意足地转身离开。

从此，我把这只无名的流浪狗起名为小灰儿。

我知道，这些年的我真的成为华为先生，每日里看似匆匆忙忙，其实碌碌无为，每天漫无目标地消耗着时光和生命。

伴随时光在不知不觉中流失，听说小灰儿下了狗仔做了母亲。

于是乎，在小院子里再见到小灰儿时，它身边多了一条纯黑的小狗，身材硕长，毛发发亮，气质高雅，活泼可爱，它在狗妈妈面前上窜下跳，一点都不安生。

小灰儿虽是妈妈却依旧沉稳闲静，见到我后，总是照样行使我们之间相互默契的礼仪，然后迎上来，安静地抬起头，让我给它的脑门子做抚摸。

然而，黑色小狗仔却成为第三者，它总是跳起来按着妈妈的头干扰着，不让我抚摸，而狗妈妈不急不躁，任凭儿子在它头上胡乱骚扰。

而当我想摸摸黑狗时，这个灵动的小家伙立马躲得很远，表现出对我的不信任。

每当看到小黑狗朝气蓬勃，上蹿下跳，一刻都不停下来的状态，我总是想到了生命的神奇，不论是高级动物还是低级动物，当他们年轻时总是血气方刚，不知疲倦，活力四射，意气风发，似乎总有使不完的劲儿。而到了老年，生命的活力燃烧殆尽，就显得力不存心，少动多静。

记得我年青的时候在方城县工会工作时，正是二十五六岁的青春年华，一位同事看我上楼的样子，总是说刘瑜真是年轻有劲儿，一步三个台阶，像个小老虎。可惜，那个时光应该再也回不来喽。

不知不觉中，小黑狗疯长起来，很快就比狗妈妈小灰儿显得高大健硕，而且机灵活泼，但有个大毛病，河南土话叫狐臭脸，也就是爱蹬鼻子上脸，自持身材高大，年幼无知，爱无事找事，看到谁的小孩子，它会猛窜过去，吓得大人小孩不知所指，看到弱小的动物，它也会冲上去，耀武扬威，造成一种威猛的形象。

常言道，天狂有雨，人狂有灾，那狗狂就要命啊！渐渐地，小院里的人们对小黑狗产生了厌恶情绪，特别是有小孩子的家庭，他们开始投诉，甚至不停的加强投诉力度，督促政府出面解决流浪狗的问题。

当时真的没有考虑到事情的严重程度，我也只是心怀善念，单纯地生发出对流浪狗的怜悯和关怀，没有考虑到如何创造一个自然和谐的氛围。

初夏的一个早晨，我要出差，手提行李箱肩背双肩包走出楼门，突然看到右侧的绿荫小道里，人们用大网把路给围起来了，还看到另外几个人手里拿着带绳套的长棍，有的拎着木棒或网套，我下意识的问这些人：干啥呢？

他们似乎不愿意正面回答我，迟疑了一会儿，若无其事的说，两只狗太扰民，给他们换个地方。

说话间隙，我看到小灰儿惊慌失措的从绿植丛中窜出来，拼命逃窜。紧接着，那只黑狗也突然冲出来，慌慌张张地躲过抓捕人的人和网。他们暂时没有轻松捕到母子两只狗！

当时，两只狗的命运一下子冲击着我的思绪，我得救它们。于是，我真诚的对捕狗的人们说，请你们一定要善待他俩，千万不要弄死他们，换个地方可以，真的要留给他们一条狗命啊！

说实话，我是眼含热泪走出这个楼院的，我真的为这对既珍贵又脆弱的母子狗命担忧！这是两个鲜活的生命呀，而且与我们朝夕相处两年多，小灰儿是个非常听话、安静、懂人性、解人意的狗，怎么舍得被人为地抹杀呢？

其实看到这对狗的命运，自然也想到了自己的人生，甚至想到了更多的生如蝼蚁的黎民百姓，弱者的生命其实也不过如此，在暴力之下，在强权之下，在无法抗拒的自然灾害和重大疾病面前，生命虽然宝贵，但却若不禁风，从风而靡，危若累卵，不堪一击。

整个出差期间，我时常为两只流浪狗祈祷，希望善良的人们能够给他们留个活口，或者送到集中训养的地方，或许我们有时机会去看望它们。

出差归来，回到住处，我迫不及待地向人们询问两只狗的下落，得到的答案不甚相同，有人说送走了，有人说没有抓到，有人说打死了。

最后的真实结果是，那只活泼聪明，但令人没有安全感的黑狗在那天上午被人用狗夹夹住头给夹死了，狗龄不足一岁或一岁多点，就被更高级的动物人类给无情地扼杀了。

我的情绪一下子降到了冰点，既责怪自己没有能力没有条件收养它们，也没有全力以赴想办法救救他们，同时也对人们粗暴之行为感到愤慨。

次日晚上，我来到昏暗的电动车棚停车，突然狗妈妈小灰儿来到我的面前，没有了往日的活泼，没有了往日的亲昵，象一位突然苍老的老人用浑浊的双眼望着我，表情痛苦不堪。

看到狗妈妈小灰儿的模样，我既心疼又欣慰，知到小灰儿暂时躲过一劫，没有象儿子一样被打死。我顺手摸向它的额头，依旧象往常一样给它爱抚。

我下意识用手摸了摸他的脖子，一下子就摸到了一根筷子粗细的钢丝绳，牢牢地套在它的脖子上。我知道这是那帮人用狗套套着了小灰儿的脖子，而它却拼命挣断了钢丝绳的接口，在地狱的门口晃了一下，依靠对生命的渴望而顽强地挣脱了狗套。

我对它安慰说，受罪了，受惊了，我帮你解掉这钢丝绳。受到巨大惊吓的狗妈妈没有过多停留，痛苦地拖着一只受伤的后腿踽踽独行向狗窝走去，它似乎知道这里不安全，不能久留。

第二天我拿了一把钳子来到电动车棚，狗妈妈小灰儿悄悄的走出来，趴在我脚前，让我抚摸它的额头，我趁势拿岀钳子准备把钢丝绳剪断。刚刚接触到钢丝绳，可能是拉得紧了，碰到了小灰儿的伤处，弄疼了它，宅立马嗷嗷嚎叫起来，并旦立马躲开了。第一次没有成功的剪断他脖子上的钢丝绳。

到了晚上，我们又相见，我再次小心翼翼地拿出钳子，左手扶住小灰儿的脖子，右手快速的夹着钢丝绳，一使劲，钢丝绳绳应声被剪断，这个几乎要了它的狗命的钢丝绳彻底从它脖子上消失了。

这时我分明看到小灰儿双眼流露出温柔而感激的目光，它望了我一会儿，就又一瘸一拐的回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处。

那刻，我并不知道当时的小灰儿已经怀孕，如果当时被打死的话，死的不止它一个，而且是更多的生命，当然这是后话。

这以后，我在车棚附近发现了至少三处好心人为这只死里逃生的狗妈妈小灰儿设置的投食处、喝水处，他们有的买来火腿肠或狗粮，有的送来剩饭剩菜，放在小灰儿经常出没的地方，说明了善良的人还是很多的，大家都知道狗是人类朋友。

隔壁邻居一家三口也非常关心这只狗的命运，被抓的初期，他们也在四处寻找打听两只狗下落，希望找到收养它们的地方，一定要会去看看它们。知道狗妈妈小灰儿存活以后，他们更是全心关注关爱。男主人不断地喂食送水，女儿在单位工作时总要搜集一些单位食堂剩下的高端食材，打包回来给狗妈妈吃。

而我个人虽然有善待它们之心，却没有身体力行、想到做到之能力，除了隔三差五的给它们打包回来一些食材外，最多的只能是言语的安抚和短暂的爱抚。

这只行单影之的狗妈妈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依然没有离开这个暴力又有关爱的地方，它真的是很懂事又通人事的。

以前，他常常在早上或者晚间带着他的小狗，在人群里晃来晃去，寻找人间的欢愉。但经历过心惊肉跳、生离死别的抓捕后，它也知道保护自己。自次很少能在大白天见到它，而多在晚间或凌晨时在特定车棚里见到她孤单的身影。

因为狗妈妈小灰儿在坚强的活着，我只在形式上关心关心而已，依然忙活自己的人生。后来听院子里人们说狗妈妈小灰儿又生育了，但详情不知。

有一次狗妈妈又悄无声息的来到了我的面前，双腿优在地上，似是行了一个礼节，然后趋到我跟前，让我抚摸它的额头。不一会儿，它转身而去，走得很慢，并且回过头来望望我，我当时不理解狗意，现在明白它是想让我去看看它的狗宝宝，想向我宣告它又当妈妈了。

这对我是一个好消息，我知道了，狗妈妈小灰儿又在努力的照看着哺育着它的孩子们，希望那曾经的噩梦渐渐地忘却悼。

又是一个多月过去了，我依然匆匆忙忙又碌碌无为的奔波着。一天早上，我刚到车棚，狗妈妈就听到我的脚步声，或许嗅到我的信息，轻轻来到我跟前，让我吃惊的是四只非常健壮的狗宝宝发出奶声奶气的叫声也一下子涌了过来，其中三个灰色的，一个黑色的，个个都是胖墩墩的可爱极了。在不知不觉中，狗妈妈小灰儿已经把四个狗宝宝养大，而且正在茁壮成长。

狗妈妈小灰儿的眼神依旧是阴郁的，行动小心谨慎，而这几只狗宝宝却显得天真无邪、活泼可爱，充满了对世界的新鲜和好奇，旁若无人地相互间不停地戏耍打斗，完全不知道今后路途的险恶和即将面临的挑战。

狗妈妈小灰看在眼里，似乎有些安慰，它宽容地允许狗仔们的放肆。片刻之后，狗妈妈起身回到了相对安静的绿植丛后，几个小家伙们紧随其后，把狗妈妈小灰儿围起来，尽情的吮吸乳头，享受狗妈妈的温暖怀抱。

我顺手掏出手机，抓拍了几张它们吃奶的镜头，依然看到了狗妈妈善良的眼睛和奉献的担当精神。它在努力的践行一个母亲的职责，释放着母爱的温情。

这是一只可爱可敬的狗妈妈！

自然，我又要为它和它的孩子们担忧，因为他们生长的环境依然恶劣，高级动物的人依然会时刻对它们施以暴政，用极端的手段剥夺他们的生存生话权利。

因为这个社会还不是一个相对文明的社会，特别是对动物的社会救济制度不健全，没有一个合适的部门去帮助它们更好的生存。

可以说，它们虽然选择了生命，但不能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

其实，有时人类也不过如此。在所谓自诩的文明社会，有些人的命运也不过如此。

我对此感同身受！

真心的祈祷这几个小狗在善良的狗妈妈小灰儿的呵护下健康成长，祈祷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都能够得到尊重！

尤其是人类，既需要相互尊重，又要尊重别的生命。这样才能和谐，也才是和谐。

*作者︱王刘瑜：河南省方城县人，法名:行瑜居士，河南省作协会员，资深媒体人。「青眼有加qyyjtcq」专栏作者。

胡因梦：启蒙与学习

启蒙与学习

除了一些属于创伤儿童的记忆之外，学习与成长仍然充满着兴味。

中师附小在当时算是明星学校，里面的外省子弟人数较多，老师、校长大多受过日式教育。附小以音乐、美育著称，刚好这两项我都稍有天才。

一年级的音乐导师萧碧珠是台中著名的钢琴家，她当时判定我为绝对音感，因为每回听音考试我总是拿一百分。另外几位具有绝对音感的同学日后都成了杰出的小提琴家和钢琴家，虽然我没有步上此道，但音乐一直是我的狂喜与至乐。音乐的能量是属灵的，它勾起了我最深的表达欲望，而这些欲望通常是透过舞蹈的形式展现的。

说起舞蹈，我真的差一点成了芭蕾舞娘。台中当时有一位以严格教学闻名全省的舞蹈家──辜雅琴。六岁时母亲把我送到她那里学习，我的瓜子脸和瘦长的体形非常得到她的偏爱。

她对我寄予厚望，但教育的形式却是体罚。我如果跳得不合乎她的标准，她就拿出一根绑着铁丝的细藤条在我的手心抽打三下。那三下打得相当重，我的手总是一阵麻痹，好一会儿才能恢复正常。我禁不住对体罚的恐惧从此不肯再去学舞。辜老师后来很诚恳地写了一封信给我，希望我能持续下去，但我就是死也不肯了。日后想想因缘的来龙去脉，成为芭蕾舞者其实违反了我的心性，那种专注苦修的途径绝不是爱自由、爱多元化发展的我所能承担与满足的。

对我而言，绘画是另一项表达自我的方式。我的画时常被选出来参展，但总是得不到第一，不是第三，就是第四。我不习惯大胆用色，下意识地喜欢把颜色调混，画出来的风景或静物总是灰蒙蒙的。评分老师喜欢孩子们以明朗鲜艳的色调表现童趣，所以我无法拔群。这项对混合色的爱好，长大后也表现在我对服装的品味上。

我爱月牙白、秋香绿、墨绿、靛蓝、酒红、中国红、灰紫、栗子色、青磁色，还有各种的黑──黑中掺任何颜色都比纯黑悦眼。这项对绘画的嗜好一直延续到中学、大学，当了演员之后便完全中断了（2004 年我又开始探索油画技巧）。

附小合唱团当时被誉为台湾的维也纳儿童合唱团，上一年级时我被级任导师廖先生介绍到团里，成为年纪最小的团员。我人长得瘦，但嗓门特别大，声音可以高得震耳欲聋，于是外号“雷婆”的我自然被编入了高音部。当时负责指挥的老师名叫陈烟梯──这个名字的意境还真有点费解──他有一对招风耳，一个红彤彤的酒糟鼻，还有两道开阔而深刻的法令纹。他的态度非常认真，教学甚为严谨，口音里带着浓重的日本腔，脚上总是穿着一双纯白皮鞋。他上台指挥时表情严肃，如果有同学声音过大、过高或唱得荒腔走板，他就睁大眼睛狠狠地瞪你一下，嘴里还嘟哝着：“险累哦！”（注：险累：闽南话，意为“赏你一计耳光”。）手里的指挥棒差点没成了打人棒。

我小时候有一种奇特的反应，每当大人的表情过于严肃或场面过于紧张时，我就忍不住地笑个不停，有时甚至歇斯底里到流眼泪的程度。上台北参加全省性的比赛如果我控制不住笑了起来，可想而知会是什么场面了，所幸一次也没发生过，因为我被选为高音部的独唱，荣誉感令我收拾起了玩心，一本正经地专注于歌唱。

1963 年我们的参赛歌是《老乌鸦》，我独唱其中小乌鸦的那一段。我们在台北中山堂表演的时候，我自认为把小乌鸦唱成了黄莺出谷，陈老师也因此而顺着烟梯步上了青云──我们得了全省冠军。第二年再接再厉，我们勤练高难度的《哈里路亚》，我仍旧担任其中一段的独唱。

没想到比赛前一天我感冒倒嗓，同学们建议我服华达丸，结果情况更糟，糟到连《哈里路亚》也感动不了上帝。我的演出活像个倒嗓的老乌鸦，陈老师气得七窍生烟，险些没从梯子上摔下来──我们得了全省第四名。从此我开始变音，歌唱生涯告一段落，平日里只能在家中高唱《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全套黄梅调，或者趁着老“立委”们出巡考察时在他们面前展露一下歌喉，以聊表自己的演唱才华。

回忆起另一段历史可就不那么有趣了，不但不有趣，简直是噩梦一场。到目前为止我读过许多人对数学的观感，其中只有《荣格自传》深得我心。他在自传里有段精彩的辩白，所有痛恨数学的人都应该一读为快：

老师说代数是很自然的，应该把它看成天经地义的事，我却不知道数字到底是什么东西。它们不是鲜花，不是动物，不是化石，不是可以被想象出来的事物，而是计算出来的量。令我大惑不解的是这些量是用字母代表的，而字母又意味着声音，因此是可以被听见的。……其中最令我恼怒的是下述的定理：A ＝ B，B ＝ C，A ＝ C。根据定义，A 与B 的意思应该是两码子事，既然完全不同，那么A 就不能等于B，更甭说与C 相等了。若是要成为一个等式，就该说A ＝ A，B ＝ B， 如果说A 等于B，在我看来就是个不折不扣的谎言和骗局。

但荣格的遭遇比我要强得多，至少他还能替自己辩白一番，而且辩得如此高明。我碰到数学完全是转世老僧入了顽空定，脑子里一片虚空，怎么也起不了作用了。母亲发现自己的女儿竟然是个数学智障，真不知有多么忧心了。不论在当年或今日，数学永远是家长及学子们最紧张的科目，于是她特地为我请了一名家教到府恶补。这位家教使出浑身解数，企图让我明白鸡兔同笼、植树问题与流水问题的窍门，可他左解析右解析，我还是断电。最后没辙了，他只好把咱们家里所有的跳棋、象棋全摆在桌上，一颗颗地排好，为我具象地讲解起来，然而令我大惑不解的仍然是公式形成之前的问题── 鸡兔为什么要同笼？后来母亲又请宋玉表哥找来他最好的朋友郭先生替我补习，情况终于改善了许多，但考起试来我还是无法及格。

数学不及格是要体罚的，我记得五年级的级任导师当时也是我们的数学老师，他长得有点像阿兰· 德龙，许多女生私下都暗恋着他。他的小拇指上留着长长的指甲，除了抠痒之外还可以用来体罚数学不及格的学生。有一回我被他叫上讲台示众，因为数学只有三十分。他用那长长的指甲在我的头顶像啄木鸟般开始重重地啄，我被啄得脑浆都晃荡了，可仍然力持镇定，默默地从头数到尾，一共数了一百零一下。回家之后我立刻向爸爸告状，爸爸第二天就到学校向校长抗议，从此这位老师体罚人的次数减少了许多，而我则成了班上的英雄人物。数学不及格已经是学生最大的恐惧与梦魇，还要加上体罚的羞辱，成绩更不可能好了。考数学缴白卷的恐慌与窘迫直到二十七岁时都还出现在我的梦境里。

标准影迷

看电影一直是母亲和我转移烦恼的快乐时光。从四岁开始她就带着我去看外国片，我们总是从三民路一直走到中正路附近的戏院，看完电影后再坐三轮车回家。她时常买两串莲雾或是一包菱角什么的，母女二人一路走一路吃。她说我小时候没人喜欢带我上戏院，因为片子一开演戏院里一片漆黑，我趁着大人看不清一溜烟就不见了，快散场时才冒出头来，领我去的人吓坏了，以为把个小孩儿给丢了。其实大人不知道我只是去探险一下，看看有没有吸引我的东西，譬如剧照啦，戏院里卖的零食啦，等等。

七岁时妈妈为我买了一辆脚踏车，从那时起我就不常和她看电影了，一来她的方城之战打得紧密，二来我可以骑车自己去看，通常都是下学之后、吃晚饭前的那段时间。

日后我会成为演员，其中的因素之一可能和我小时候是个标准影迷有关。我搜集了一沓的明星照片，像奥黛丽· 赫本、伊丽莎白· 泰勒、乔治· 查克里斯（George Chakiris ）、阿兰· 德龙等，但其中最令我着迷的，却是小女孩不可能感兴趣的肖恩· 康纳利（Sean Connery ）。从第一集的《007 》开始，我就无法自拔地迷上了他，日后只要有他的电影我一定骑着脚踏车去报到，而且每部都要看三遍以上。其中有部戏是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 ）导演的，由肖恩和蒂皮· 赫德林（Tippi Hedren ）主演，取名为《艳贼》。故事里的主角是一名金发碧眼细致得如同天人般的强迫性窃贼，她的母亲则是个仇视男性毫无爱心的妓女。她小时候曾目睹某嫖客伤害到自己的母亲，因此拿铁棍打死了那名水手，以至于长大后产生心理障碍变成了性冷淡。这出探讨变态心理的悬疑剧勾起了我极大的好奇，我一共看了七遍，每遍都像首映一般新鲜。男女主角复杂而缠绵的情感互动我似乎都看懂了。

不但他的影片令我耽溺，连主题曲我也每首都会背。譬如第一集的主题曲描述的是男女主角在岛上相遇的浪漫情景，当时我哪懂得英文歌词的含意，反正不管三七二十一非把它背起来不可，然后逢人就唱，唱得人一头雾水。上高中的彭姊姊听完了还怀疑这首歌的原声带是用牙买加土语唱的。至于为什么会迷上他，当时我自己也不明白，可能是一种直觉，直觉地感受到了这个男人的某些特质。

长大后我再以比较理性的心情重温前几集的《007 》，仍然觉得他的诠释无人可比，对我而言仍然有股巨大的吸引力──他游刃有余的智力、略带黑色的幽默感、豹子般优美而矫健的身手，还有那股既洒脱又温柔的酷劲，真是令我彻底倾倒。可我长大后交往的男友之中没一个是他这种类型的，我感到非常好奇，于是开始研究起两性关系心理学。

我认识到，我们理想中的异性特质其实是对自己的阳性面向的期许──我期许自己是酷的、游刃有余的、任何危机都能处理的，然而我真实的状态却是脆弱易感的、犹豫不决的、危机来了想要逃跑的，因此我虽然希望碰到007 ，吸引来的却是像父亲一样的孤臣孽子。

我对性能量的探索大约也在这个阶段展开。其实早在四岁时我就发现碰触到陰蒂时会有快感。七岁时有一天我坐在地板上听妈妈讲话，我的手无意识地触摸了一下自己的“圣处”，妈妈发现时的反应好像我犯了什么滔天大罪似的，令我十分疑惑和抗拒。性在上一代的眼里是个搬不上台面、无法坦然讨论而又人人有兴趣得紧的事。有一回爸爸在看报纸，我坐在他对面歪着头跟着看。我发现报纸上有包皮、狐臭、花柳病之类的字眼，便好奇地问爸爸这些字是什么意思，爸爸一脸不悦地说：“小孩子怎么可以问这种问题！”我的感觉仍然是“为什么不可以”。

既然大人都不肯谈，那我就自己去发现吧！刚好台中那时流行放映《世界夜总会》、《巴黎夜总会》之类的异色电影，我一个人骑着脚踏车到清一色全是男性观众的戏院去探个究竟。我记得当时银幕上放映的都是一些平常看不到的画面，譬如隆乳的手术过程，夜总会里的大腿舞，或是某个肌肤粉团、缺少运动的外国脱衣舞娘半遮半掩地扭动着自己的身体，最后终于露出了一对下垂的乳房和臀部。当我在看脱衣舞时，我注意到自己竟然有兴奋的反应，转头看了一眼后排的那些老兵和中年男子，脸上也都有一股浑浑噩噩的表情。回到家我赶忙跑去问光夏表哥的太太陈姊姊：“为什么我看到脱衣舞会有满脸通红的兴奋反应？”陈姊姊是个坦然而平和的人，她笑了一笑说道：“因因，你真早熟！”等到我自己有女儿之后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早熟──小洁生两岁就爱上了《泰坦尼克号》的主角，不过并不是莱昂纳多而是那位英籍女明星。回想一下当时一个人去看异色电影还真是有点冒险，那些一脸浑噩的男人是很可能会对戏院里唯一的小女孩性騷扰的。

人性中的无感

五年级的时候有一天老李吃坏了东西晚上起来拉肚子，一共拉了二十几回。第二天一大早妈妈就跟我和爸爸抱怨，说他把外面的水泥地都给搞脏了，爸爸听了赶紧送他到医院，不久他就过世了。他过世后我伤心得如丧考妣，我写了一篇作文悼念他，文字中披露出对母亲的无情的强烈不满。

同一年爸爸到彭伯伯家里打麻将，打到一半时他去上厕所，三十多分钟都没出来，那位戴着千度近视眼镜的杨委员不耐烦了，要我进去看一看。我走进浴室发现爸爸倒在地上，身旁有一大摊血，眼镜掉落在地面，镜片全都碎了。我惊恐地跑出来告诉那些三缺一的委员们：“爸爸吐血了！爸爸吐血了！”

大伙儿赶忙叫救护车，抬了担架准备送父亲去医院，正在慌乱的时候，杨委员的眯眯眼透过厚厚的镜片瞄了我一下，十分不耐烦地说：“赶紧把他弄走吧！我们还要打牌呢！”我当时听了不禁在心底暗自发誓长大后一定要脱离这个圈子，而且永远不碰麻将这个鬼东西。老李过世后我每天放学回家再也没人为我做饭了，只好到母亲打牌的高家，坐在牌桌底下等饭吃。晚上我一个人不敢待在家里，总要等到十一二点母亲打完牌后再一道回家睡觉。

小学毕业后参加初中联考，因为数理成绩太差一个学校也没考上。爸爸只好带我到台北，动用了所有关系，希望能帮我挤进一所私立中学。没想到卫理女中招考时的数学题目我竟然都能解答，其他科目也都答得不错，故而顺利进入了这所以生活教育著称的基督教住宿女校。

选自《死亡与童女之舞：胡因梦自传》（胡因梦著，圆神出版社，1999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