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庚子杂说——理性最好？感性最棒？
• 2、“臭味相投”说
• 3、从“胡”字说来自主流文化圈的心理优越感

庚子杂说——理性最好？感性最棒？

人作为有灵性的动物，似乎在吃饱了之后，都会不断地在探究自己的内在，以追寻对终极命题的解答。当然，这似乎注定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目标，但人们确实在追寻的道路上，建立了很多特有的、也十分有趣的、甚至也可能有用的学科和理论。

特别是现代我们的学科划分的十分清晰和细密，其中很多划分的框架也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并且作为自己衡量自己的重要参照系。其中，“理性”和“感性”就是一对很有意思的词语，值得拿来琢磨一番。

首先，“理性”和“感性”这两个词语，在当前的普遍认知中，内在具有一定的对立性，就像评价一个人十分理性的同时，潜台词就是这个人不够感性。

但是又有一点十分特殊的是，“理性”和“感性”这两个词又都是较为明显的褒义词，用在别人身上，只要不加过于极端的词语做前缀，就都是夸奖。用在自己身上，自我标榜时用，自然是褒义，甚至略作自嘲、或是承认错误时拿来说，其实也都是“明贬实赞”，还是自夸。

不信举例来说，例如一个男子赞美女神，可以说“你真感性，和别的女人不一样”，也可以说“你真理性，和别的女人不一样”，感觉效果肯定都不错。换个场景，男人和女人吵架，男人最后妥协时说“对不起，我太过理性。没能理解你的感受。”这是自我批评吗？还是自我表扬。或者指责对方“你太理性了，社会不是这样子的。”这是批评吗？可能是，但听起来似乎还是表扬不是？

但是人有个特点，对于具有相对性的事物，总喜欢“站队”，这一对词也不例外。由于这组词都是正面的词，所以人们往往很自然的，并且理直气壮的给自己贴一个标签，我很理性或者我很感性，同时还以此对别人加以评定。但是随着行为边界的拓展，人们常常就会进入一个充满矛盾的话题了，到底“理性”和“感性”中哪个更重要，或者直观一点说，对于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人们到底是应该理性一点更好，还是感性一点才对？

这真的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毕竟绝大多数人都是具有分别心的，对于和自己“属性”不同的人，自然还是想在理论和事实上占据一点高地，形成一定的优势的。这是本能。

当然这个问题实在太大，我自然也没有能力给出一个完美的解答，只能把个人的思考略作说明。

首先，从当前社会的情况来看，大致的应该说是理性思维更加受到推崇一些。毕竟追求确定性和逻辑，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本能。人从出生之后，就在认识这个世界，从环境中汲取资源之外，还不断的吸收信息，最终塑造自己的三观。

但是这个世界上又有很多的东西，是超出人的认知能力范围的，然后人作为一个动物，为了不在没有实际现实影响的思考活动上，投入过多的能量，进而削弱自己在其他方面的竞争力，就会自己给自己制造一个简单的解释，方便自己可以简单的理解这个世界上的未解。这也就是那个所谓的“意义之网”。

例如精灵、神灵和一些所谓的“神”，其实都是如此，但是当我们人类具有一定的能力之后，对这些简单的解释就不能满足了，我们需要了解真相，需要了解哪些隐藏在或者说蕴含在“神”之内的东西，也就是“道”、“天机”、“无言之法”等等。并且事实上确实随着社会的进步，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知确实有了一些进步，至于有多辉煌，倒也不好直接判断，但确实是很多过去我们不理解的事情，现在得到了较为清晰的理论，并且还能得到事实的验证，确实是实践检验了的真理。

并且，我们当前社会的基石，基本上都在强调理性，甚至不能量化和具象化的，就认为是虚假的。特别是一个直观的例子，我们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些年也确实在经济上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我们的生活质量在不断提高，这几代中国人都享受到了我们老祖先所从未体验过，甚至也无法想象的现代生活。这当然是受益于改革开放后我们中国政府的执政理念和政策核心，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同时现代经济的基础，经济学中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理性人”假设，即每个人在做出决定的时候，都是客观理性的，追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当然这个假设也挺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和中国人的传统理念略有不同，但确确实实得到了社会实践的验证。大家似乎就是在追逐自身的利益，那些把别人利益置于自己之上的人，确实越发的少见，直到此次疫情，才又如此震撼的展现在国人面前，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但是过分追逐或强调理性的作用，似乎对感性又十分的不公平。因为我们经常会遇到非理性的事情，例如一个人类文学艺术等永恒的主题，爱情。

为什么拿爱情做例子，其实感性是什么，个人认为感性与否，其实就是说一个人可以感受到其他个体的感情，并且能与自身的感觉联系和同化起来，也可以说是一种共情的能力。例如说一个女人非常感性，其实就是说她能很敏感的感受到身边人的情绪和态度，甚至能够做出自然的良好互动。而处于爱情之中的人，这种能力往往是最强大的时候。

谁敢否认爱情是和理性相对立的？如果单纯以理性的思考，那么人类的延续就会发生问题。毕竟如果一个人要对爱情这件事情进行计算的话，无疑就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眼前这个人是我“真命天子”或者说最合适的那个人的概率，到底有多高？在全世界，由于人类并不具有生殖隔离，所以所有的异性都是潜在的对象，那么他或她真的是我最好的选择吗？如果我妥协了，认同了，下一秒就出现了更合适的人，又该怎么办？所以爱情强调的就是感觉，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凄美的爱情故事了。

爱情之所以美丽，其实它是和人生命的延续联系在了一起，当然随着西方文化的堕落，以及避孕手段的发明和完善，爱情和生命延续脱了钩，却和身体的欢愉挂上了钩。当然这也是题外话了。

没办法。如果一个人看到一个异性，在有了朦胧的第一感觉之后，顿时要分析其家庭背景、经济实力、性格、年龄，甚至有没有狐臭、打不打呼噜，然后进行一番科学的估算概率，那么估计没有人的爱情能真的走到最后延续生命的那个阶段。

当然还必须把婚姻和爱情的概念区分开。爱情是非理性的，更强调感性，而现实的婚姻中，却是十分理性的，有很多的成本计算，因为婚姻其实真的只是一个财产关系而已。举个很真实的例子，一部《婚姻法》几乎没有什么地方讲感情，唯一讲感情的地方还是说夫妻双方“感情破裂”，整篇其实都是在说离婚该怎么分割财产。还有中国古代讲的“门当户对”，还有印度现在还在起效的所谓女方出嫁妆的制度等等，都是现实的例子。

但是强大与否，认同度高低并不能真的确定谁更加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用。

因为物极必反，人如果追求理性到了尽头，当然是不是会变成感性，我不知道，但尽头肯定是一个悲剧，甚至是闹剧。

举一个例子加以说明，道格拉斯·亚当斯的《银河系漫游指南》系列科幻小说中，有一个绝妙而有趣的情节，讲的是：人类的祖先，并不是什么原始的非洲来的智人，而是一群从一个文明高度发展的外星球“发配到”宇宙中的难民。这群人原本的故乡，由于人口过剩，资源有限，然后经过星球政府的决定，把其中的一部分人，其实也就是那些看起来似乎对社会完全没有益处的人，以母星要爆炸、需要移民外星逃生的名义给用飞船发射到茫茫宇宙之中了，这些人中包含很多特殊的职业，其中一个是“电话机消毒员”，他们在母星的原本工作就是给电话机消毒的，至于消什么毒、为什么消毒，其实也不知道，但是这个职业在社会分工极度细化的情况下，出现也很正常。但是由于他们这个职业的人别的什么也不会，似乎也不创造价值，就果断被理性的聪明的政府给发配出来了。但是比较奇葩的事就出现了，在这些“电话机消毒员”几乎注定要在无限的宇宙漫游中归于消亡之前，他们的母星社会竟然在一场不知名的通过电话机传播的新病毒爆发中，彻底崩溃灭绝了。

这个故事虽然是幻想，但其实却有现实的影子。人们有了足够的技术后，就自然会产生追求完美的想法，特别是在人的发展上，我们在“奥运会”追求更高更强更快，那么对于我们的后代，我们自然会想通过基因工程技术，进行控制，去掉不好的、致病的基因，强化甚至加入优秀表现的基因，然后塑造完美的人类。

之前那个所谓的敲掉某个致病基因片段的婴儿的新闻，不是引起过轩然大波吗？但这就是人的本能。人追求漂亮健康强壮有钱的对象，其实也是在确保后代的生存，基因的延续。至于采用基因技术控制还是人工博运气，本质上也没什么区别。

但是这种所谓的理性之下，反而可能会导致一个可怕的结果，其实人类是在经历着大自然的不断筛选的，今天的人是昨天自然选择的结果，而那些看似无用，甚至有害的基因，某个时候可能就是我们抵御自然选择和淘汰的工具和依靠。我们追求完美的人类之下，就是一个重大的潜在危机，就是牺牲掉基因的多样性。

就像今年的新冠疫情，对于人类来说，是种全新的病毒，但对于大自然来说，这只是很普通的一个事物。我们今后注定还会遇到，甚至更多。截至目前，我们还有发现哪个人类个体，自然就拥有对病毒的抗体，但我相信很大概率上会有，只要人还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还有多样化的基础，就一定会进化出适应这种病毒，以及今后可能遇到的各种病毒的防御机制或是抗体等。

说不定哪天的研究，就会告诉我们，原来尿酸高的人，或者是具有遗传的乳腺癌基因的人，因为体内的特殊蛋白质等，就能自然免疫这种会致命的病毒。

说不定再过几百年，人类社会中会再次遇到更加猛烈的外星病毒侵袭，而唯一能幸免的人，竟然是拥有47条染色体的人。这一切都有可能。

理性的追求，有时却存在着巨大的危机。人在追求完美的路上，走的越远，面临的风险其实也就越大。

“理性”和“感性”的区别有多大？其实不太好说，那么最终能否像辩证法里讲的那样统一起来？也不太好说。

但其实它们应该都是我们复杂人性的一个维度，正是由于这些复杂性，我们这些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每个个体，才会拥有如此多彩而多变的人生。而不是像电脑游戏的NPC（非玩家角色）那样，只会站在固定的位置上，走着固定的路线，说固定的话，做固定的事。或许这种不确定反而就是人生中最确定的东西吧。

无常反而似乎是有常的。

“臭味相投”说

成语“臭味相投”，据说源出于冯梦龙的《醒世恒言、薛录事鱼服争仙》一文。文中有这样一段描写：“这二位官人，为官也都清正，因此臭味相投，每遇公事之暇，或谈诗、或奕棋，或在花前竹下开樽小饮，彼来此往，十分款洽”。

很显然，，此中的“臭味相投”之“臭”，应读作（xiu、去声），取“香气”意，是一个十足的褒义词。

有“香味”相合，便有“臭（chOu）味”相投，如同有黑就有白，有高便有下一样。《吕氏春秋》中就讲了这样一个“臭（chOu）味相投”的故事。

说是有一个人身上有狐臭，他的父母、兄弟、妻妾、朋友都不愿和他在一块儿，这人很苦恼，就一个人跑到海上（僻远的地方）去住了下来。他本想远离人群的，可海上这地方竟有人非常喜欢他身上的这股子臭味，不仅白天随在他身边，就连晚上也都不愿离开他。

当然，这只是一则寓言，但其寓意还是值得深思的。

俗语云：“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志趣不同，自是不相为伍，喜好不一，类属也当有别。“香味”为人所喜；“臭味”为蝇所逐。清正自守之人，自有洁者相伴；贪秽纳垢之辈，亦有逐臭之人相怜。君子能“周”，小人可“比”。“周”者融合万物；“比”者祸国殃民。但有君子就会有小人，有清洁自守之人，也必有贪婪污秽之辈，世界本就是这样，就像有白天就有黑夜一样自然。正因如此，便需要我们去改造自己，也去改造这世界，让“香味”更“香”些，使“臭气”别再那么“臭”，这是人类共同的责任，为了这世界，也为了我们自己。

从“胡”字说来自主流文化圈的心理优越感

胡人，是对非中原的周边民族的通称（主要指北方以及西方的游牧民族，如贾谊《过秦论》提到"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与外国人的泛称（《太平广记》以"胡"称印度人）。根据现存史料，先秦时期华夏族将北方游牧民族称为北狄（其时有四夷：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秦汉以后才称其为"胡人"，如《战国策·赵策二》记载"今吾（赵武灵王）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后汉书•五行志》记载"汉灵帝好胡服，胡账，胡床，胡坐，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竟为之"。

近代中国称外国人为"洋人"，称外来物都要在其名前冠上一个"洋"字，如"洋火""洋车""洋油灯"等。顾名思义，因中国是一个以大陆为主的国家，而外国人、物基本上是从大洋乘船而来。那胡人又为什么姓胡呢？"胡"的称谓到底从何而来？

《汉书·匈奴传》记载，单于遣使遗汉书云："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自烦。""胡"在匈奴人眼里是天之骄子的意思，可比之中原之天子。由此，中原人可能是根据其自称而称其为"胡"的。后来"胡"的意义范围逐渐扩大了，演变为对北方和西方外族的泛称。这是站在"胡人"的视角上分析的，若是站在中原的立场，情况则大有不同。

胡，古字本做"鬍"，指嘴周围和连着鬓角长的须毛。大概因游牧民族都长着大胡子，故而以貌取人，称其为"胡人"。汉朝骠骑将军霍去病墓石刻"马踏匈奴"中被马踩在脚下的匈奴就是个大胡子形象。对于胡人的相貌，史书没有过多描述，但可以从画像砖、壁画、雕刻等图像记录中得到印证。

胡，从肉，古声。"古"是声旁，为拟声词"咕"的省略（"咕咕"响）；月即肉，代表喉咙。故"胡"的本义为拟声词，指喉咙里发出的含混不清的声音。大概因西北部少数民族说话"咕咕"叫，就像是"胡说八道"，中原人听不懂，所以称其为胡人。一说，与孟子讥讽楚人许行是南蛮鴃舌之人一样，游牧民族之言行不合孔孟之道，其频频袭扰中原地区，抢掠成性，简直是"胡作非为""胡来""胡闹""胡搅蛮缠"，故称其为"胡人"。

有人认为，"胡"作野蛮、落后之意，指不文明，未开化之民，是中原人对北方游牧民族的蔑称。自先秦以来，中原地区的农耕文明总是领先于北方游牧民族，这种处于主流文化圈的地域优势带来的心理优越感以及文化正统的观念，使得中原人对周边的少数民族产生了蔑视，尤其是其地理上的偏居，语言、习尚的短陋，气候的恶劣等方面。西晋江统在《徙戎论》提到的"戎狄志态，不与华同"即是此意。

陈寅恪先生在《狐臭与胡臭》一文中，引隋巢元方《诸病源候总论》"人有血气不和，腋下有如野狐之气，谓之狐臭"和唐孙思邈《千金方》"有天生胡臭者，为人所染胡臭者。天生胡臭者难治，为人染者易治"等史料，猜测"胡"与"狐"有很大关系，其说曰："疑此腋气本由西胡种人得名，迨西胡人种与华夏民族血统混淆既久之后，即在华人之中亦间有此臭者，倘仍以胡为名，自宜有人疑为不合，因其复似野狐之气，遂改"胡"为"狐"矣。"其要义大略是：腋下之臭，起于胡人，传入华夏，故称"胡臭"，后因民族融合加剧，才改口"狐臭"。其后黄永年先生在《读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兼论狐与胡之关系》一文中指出了陈寅恪先生猜测的合理性与存在的问题。

首先，陈寅恪先生所引仅限于隋唐史料，并根据两则文献作者时代先后便断定"狐臭"早于"胡臭"（这里黄先生似乎会错意了，因陈先生原文是"若所推测者不谬，则'胡臭'一名较之'狐臭'实为原始且正确欤？"）有些武断，因至迟在刘宋时代，已成立"胡臭"与"狐臭"的观念（可参考先生原文或晋葛洪《肘后急备方》，《太平广记》等，此处不再赘述），无法断言二者孰先孰后。其次，除"狐臭"将"胡"与"狐"二字建立联系外，黄先生还举了几个能透露两者关系的例子，如：狐多姓"胡"，狐多化形为僧佛菩萨，而佛又为"胡神"，僧为"胡道人"等。再次，黄先生分析了二词产生如此关系的原因。其原文："窃谓以兽类称异族，实吾华夏古代之陋习。颇疑西胡之入中国，本为华人之所歧视；乃缘'胡'、'狐'读音相近之故，遂以'狐'称之，借寓唾弃之意于其中。此犹清代以'俄'、'鹅'音近，遂以'鹅鬼'称俄人之例也。"案，民间亦有因游牧民族狡猾，故以"狐"称之的说法，后以其谐音"胡"来代替。

不论"胡"是褒义抑或贬义，其由来如何，在民族大融合的时代，"胡人"的称谓早已消失，但也有一些事物保留了其地域特色，如胡萝卜、胡琴、胡椒等。中国古老的姓氏"胡"出自舜帝后裔胡公满的早期封地胡襄城或谥号。对于他，同姓的读者想必很熟悉，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