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曾经长期驻扎在中东的战地记者,周轶君如今探究的最重要议题是——教育。
现代教育制度诞生是普鲁士人于18世纪的发明,「学科」的概念也自此诞生。思想与知识被切割成一块一块的单元,每堂课统一时长,统一教材,统一课程。但普鲁士人的初衷并不是教育出能够独立思考的学生。
这个问题令周轶君困惑,身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周轶君开始思考教育的边界与本质:对于孩子而言,教育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什么教育才是好的教育?
试图寻找答案的她,本能的反应是向世界求教,在不同国家寻找教育的最优解。最终,她走访了五个国家,完成了教育旅行纪录片《他乡的童年》的拍摄,这是一个母亲的私心,也是一个母亲为了解答教育困惑而做出的个体努力。
不同国家的教育也的确令她及中国的观众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在芬兰,三年级的孩子不用经历任何考试,没有科目类别的限制,在课堂里学习「时间,年龄和我」,孩子们也在森林里上课,学习分辨颜色和气味,为一棵树取名大海、或风与浪,「没有正确答案」;在日本,一家幼儿园的草地被故意设计成不平整的样子,校长会悄悄耕种孩子们每天奔跑的这片土地,有时从地里长出花朵,让他们产生好奇;在以色列的著名教育家德隆的家里,孩子们8岁开始就自己管理自己的作息,「她要学习什么对她是好的或者坏的」;印度的一位工程师阿尔温德·库布塔是「废物变玩具」的倡导者,他用一根吸管吹出笛子的七个音符,用一张报纸能折出四种印度人常戴的帽子,孩子们获得乐趣可以是「免费的」;而在以精英教育著称的英国,贵族学校中,最重要的课程是体育和道德。
记录下这些,周轶君并不是为了批判,也没有试图改变制度的野心,她只是希望通过自己作为个体的努力,给更多的在应试教育中被规训的中国观众启发——教育是为了生活,也是为了发现自我。
在豆瓣,中国观众给《他乡的童年》打出了9分的高分,在视频平台上线后,获赞最多的那则短评中,一位年轻人写道:「这类纪录片最大的功德是,告诉高墙之下的人们,教育还可能有哪些形式。」
关于他乡的童年,以及教育到底是什么,以下是周轶君的讲述——
文|涂雨清
编辑|金石
自然与生活感
我们拍摄的第一站是芬兰。芬兰这个国家的森林覆盖面积特别高,所以,对于那里的孩子来说,认识这样的环境就是非常重要的一堂课。但这堂课在芬兰不是固定地说这个叫自然课,而是他们可以在森林里上任何课,可以上数学课,也可以上文学,什么都可以。
在森林里上课,老师会给孩子们发一张色卡,让他们去森林中寻找色卡上的颜色。也可以让孩子们去森林中寻找不同的气味,形容这些气味,有一个女孩就去尝了树皮的味道,他们还可以用自己的想象力给每一棵树取名字,没有正确答案——在芬兰的教育中,培养孩子和自然的关系,特别重要。
这一点,在日本也是一样的。
东京藤幼儿园的孩子们可以在他们生日的时候,骑着一匹叫做小春的小马在幼儿园里兜风,当作一份生日礼物。小春就生活在幼儿园的庭院里,孩子们有时候会带一些树叶和草过来喂她。园长说,如果在幼儿园里面有一些动物的话,能够让他们有更强的生活感。
我问一个日本教育专家,幼儿园里可以养马在日本是不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他说还真不是,如果在东京,土地很少的情况下可能养动物比较少,但是稍微往远一点,只要学校有条件,养大型动物的幼儿园很多,他们认为让孩子接触大型动物是很重要的。
藤幼儿园的门口和办公室前还会放着类似洋葱、昆虫等等各种各样的东西。蔬菜是孩子们自己种的。园长说,这是为了让孩子们能够看到,摸到,然后去感觉,去想,去问,慢慢去体会,甚至是拿起来咬一下,这都是他们体验的过程。他当时说了一句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话,「小的时候要多接触大自然,如果20岁看到洋葱才惊讶的话,就不好了。」
为了让孩子们更好地接触自然,这家幼儿园的草坪也是不平整的,看上去像是没有人打理,其实园长会在上面耕作,每年两到三次,会播种。草坪里会长出不止一种植物,有时还会长出花朵。他们觉得这些不同的植物就应该在那里生长,给孩子带来不方便更好。面对不方便,孩子们会开始思考,形成他们自己的理解。如果草地是平的,孩子们不需要操心,就不会思考任何事情。在这所幼儿园里,没有把完美作为它的设计理念,真实和自然才是。
藤幼儿园的小马——小春和小骏图源《他乡的童年》
这一点令我感触很深,教育其实是生活的全部,所有的事情都是教育,一个孩子在长大的过程中,对外界的体验很重要,这个东西最后也会影响你的心理。
在芬兰一所高中的森林课上,我捡到地上的两个松果,当地老师告诉我,怎么从中看出大自然里正在发生的故事。她问我,你能看出来是什么动物吃的吗?我说不知道,眼睛怎么能看得出来?他说肥一点的、吃了一半的是松鼠吃的。瘦一点的、吃得精光的松果是老鼠吃的,因为老鼠够不到那么高的松果,它们一定是等着松鼠吃剩的松果,掉到地上再吃一遍。我忽然觉得,这个老师的眼睛能看到我看不见的东西。
于是,我把这两个松果带回家给我的孩子们看。松果很直观,我的孩子还小,如果我给他们讲故事,讲道理,也不一定有一颗松果那么容易打动他们,我也希望他们用这种方式去发现一些我们平时看不见的东西。
在森林里上课的芬兰孩子,正在品尝树皮的味道图源《他乡的童年》
竞争与成功
芬兰这一集拍完之后,给我个人的启发非常大,我觉得我整个人,不光是对教育方面,而是重新认知了一个社会、认知了很多新的观念。这给了我很多的力量和信心接着去拍其他国家。
在很多国家,社会中好的资源大多集中在头部,越是各种状况都比较好的人,越能得到更好的资源,但在芬兰,资源集中在底部,你越差,我越给你投入,我越教你,越拉你,投放的资源越多。
芬兰的整个社会都不鼓励竞争。小学三、四年级没有任何考试,他们希望能避免任何形式的竞争。学校唯一评估的,不是他们在学科中学了多少知识,而是他们如何学习,如何搭档学习以小组为单位如何学习,在面对任务时的责任感。
积极教育对全芬兰都很重要,它意味着,哪怕我们中某个孩子不擅长数学或者科学,又不擅长艺术,但他们依然能发现自己的力量,可能是为人公正,有创造力,有雄心,擅长团队合作或者很善良,有毅力、有好奇心,同情心。
这也直接影响了这个国家对于成功的定义。
芬兰孩子眼中的「成功」图源《他乡的童年》
在赫尔辛基,我问一个9岁的小男孩,在芬兰,什么是成功?他的回答是,这里没有成功,如果你有一份工作,有一个妻子,有点钱,你已经算是成功了。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好,没有人是最好的,都是平等的。
在芬兰,国家对教育的投入非常大,但在学校里,老师没有职称,没有考评,每5年有一次加薪,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工作。而作为孩子,长大后你可以去大学,可以去职业学校边学边工作,任何工作都是好工作。我们也采访了「愤怒的小鸟」的创始人,他告诉我们,在芬兰,最好的学校就是离你家最近的那一所。所以,对于芬兰的家长来说,如果你的孩子没有去上大学,你不会觉得是世界末日。
以色列人非常注重教育,这和他们的民族历史有关。在他的历史当中,他的土地随时可以被剥夺,这个国家也随时会没有,但是人们带不走你的脑子,你的头脑始终都能跟着你走,你到哪儿都要快速地适应外部的社会环境,迅速地给自己找出一个立足之地。
「创新」是以色列的教育中的一大特色,但同时,学习失败也是他们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前不久,以色列民间有三个年轻人自发花钱研究登月,最后失败了,但他们瞬间成为了以色列的英雄,出现在以色列的媒体上。
以色列不怕失败的精神体现在教育的许多方面,比如说经常会出现在以色列学校的教育小丑。他们戴着红鼻子,来到学校里,有时捉弄课间休息的孩子,有时堂而皇之走进教室里,打破沉闷的气氛。
教育小丑就是一直告诉孩子们,犯了错误不要紧,没做好作业,考试考得不好不要紧,还有一些孩子,到了一定年龄会有腋臭、汗味等等,他们会变得不自信,怕别人闻到味道什么的,这些教育小丑也会鼓励孩子说没事啊,所有孩子们的害怕情绪,不敢尝试的问题,教育小丑都会想办法去解决。我记得小丑当时就说了,想让孩子们想起上学这个事情就觉得很开心。
教育小丑在课堂上和学生互动图源《他乡的童年》
特拉维夫大学的管理学院主任乌迪阿哈罗尼还告诉我,在以色列,如果你失败并开始第二次创业,你筹集资金的时候,投资人会给你更多,因为你从错误中吸取了教训,你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他们会认为你拥有了更多的经验、你很勇敢。
我知道,对于我们这样一个飞速发展中的国家,舍弃竞争是很难想象的。但或许我们可以拓宽一些对成功的定义,如果我们对成功的定义就是清华北大,好的职业,高的收入,孩子一旦达不到就会有强烈的挫败感,身边的人也会责怪他们,生活会因此变得很难,但如果我们的成功变得多元,生活就会有趣很多。
但这个改变并不是讲几句道理就能完成的,它需要一点一点的训练。比如我以前会跟我女儿说,你不要跟人竞争,没有意义或者怎么样这种,一堆大道理说完,她会跟我说,妈妈,可是我真的想赢。
她的好胜心很强,我说,那我跟你说两个事情,首先你要赢呢,你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你要真的不断练习,不断地去做这些事,你才能赢;第二,你要是没有赢,你失败了,你得要接受它,这个心理准备你有没有。比如说跟她下飞行棋,她一开始的时候输了就哭啊,就闹啊,要偷步啊,要这样那样,我不会让她的,我不让她,我就让她输。慢慢的,她认识了输这件事,就会觉得输也就输了,但她仍然喜欢下棋。我现在也会更多地是让她认识什么是失败,什么是输。
芬兰学校的墙上贴着「正直」「爱」「善良」「创造力」等词汇的卡片图源《他乡的童年》
全人教育
很多人会说,纪录片里面展现的都是其他国家的教育里好的一面,但事实上,不同国家的教育也面临他们的难题。
我每到一个地方,都会聘用当地的摄影团队。其中一位日本的录音师说,大家总是带着一点点玫瑰色去看待日本的集体精神,但他想起来这事就觉得挺厌恶,他记得,自己小时候去上学都得是先从家里走到某一个集合点,然后大家集合起来一起走去学校。看起来似乎很整齐,就像是小河汇聚成江流一样,但是他那时候就觉得,凭什么上个学都要相互等来等去,他觉得很烦。
日本教育里有很多的细节都是为了培养孩子们做事严谨,让他们去学会在意和照顾他人的心情和感受,让他们从小就懂得,不要轻易给别人添麻烦。这种集体精神和完美主义使得很多日本人过于压抑自我,因此日本出现了一个特殊的职业——感泪疗法师。在日本,很多人不会在公共场合表露悲伤,大家一直把「哭」看作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因为这会给他人造成负担,令人不适。而感泪治疗师的工作就是让大家在他的课堂哭出来。
我也去上了一堂眼泪课,是在一间大学的教室。老师给我们播放了一段感人的视频,不是每个人都会因为这个视频受到触动,但还是有一部分人借着这段视频哭出来了。之后我们坐成一个圈,老师会问在这些场景中,你看到哪一幕的时候很感动,想到了自己的什么事情,于是每一个人都开始分享一些他们生命当中悲伤的事情,和让她们觉得情感比较压抑的事情。
其中有个男孩子的故事我印象特别深,他说他幼儿园在参加亲人葬礼的时候,家人告诉他,作为一个男孩子不能在现场哭出来。我觉得太恐怖了。当时有一个牛津大学的学者也在现场做调研,她是一个西班牙人,跟我就分享了她的很多体验跟经历,她说在日本职场里面,女职员如果在工作岗位上被骂了,她一定是要冲去厕所,关起门来哭,她不能在她的公司里面掉眼泪,不然的话会被认为她非常的软弱,她不适合这份工作。她觉得这个事情挺可怕的,所以对眼泪的疗法非常感兴趣,希望能够更多地推广。
我之所以会把这堂课记录下来,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想表达,真正的教育不仅仅在课堂里面,所谓学习课本知识的教育,好的教育一定是全人教育,就是关于整个人的塑造。眼泪老师实际上是在帮助日本的年轻人去塑造他们的性格,而且是针对了他们比较普遍的性格特征,这是非常重要的育人的教育。
眼泪课堂上老师除了会播放相关影片,大家还会围坐在一起分享故事图源《他乡的童年》
贵族学校的精英教育是英国教育的一大特色,但这种教育并不只教给你好的礼仪和谈吐,这些都是装饰性的东西,在英国的教育中,体育是非常重要的。
他们的体育课程非常多,不同的学校一定会有不同的特长项目,体育比赛、体育设施也非常多。12年伦敦奥运会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英国的大街小巷,其实他们的公园设施是非常非常多的,很多人说英国学生有第二层皮肤嘛,他们冬天都不怕冷,这就特别英国的一件事儿,这里暖气也很差,但他们就是,穿得特别少,他们觉得人就是要有这种战天斗地的精神。
体育课在英国也并不只是为了提高精神力。以马术为例,片子中,中国女孩Sarah专门去英国学习马术,在那里,她才认识到个人并不重要,你和马的结合很重要。我们还拍摄了华天,他也说在中国大家恨不得都是私教,一对一的教学来学马术。但是他说他从来没有一对一,他都是上那些几个孩子,十几个孩子在一起的班,那么这群孩子之间的友谊也很重要。
骑手和马随着音乐踩出不同的舞步图源《他乡的童年》
去英国拍摄的时候,我们采访了一个华人,李爽,她在英国很多年,孩子也在英国上学,自己也研究英国教育,我问她你觉得英国教育中最好的部分是什么?她说,除了体育,是道德,我当时吓了一跳,为什么?后来发现道德其实就是对社会的责任感,对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一种良知。
在英国的精英教育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去理解贵族好的部分到底是什么,一些个人能为社会做什么,个人的社会责任感,包括我采访的一位贵族,他就说作为一个有头衔的贵族,你要意识到你有多么幸运,你能为这个社会做什么。
所以,我们认为的精英教育有时候是那种,你眼睛只看你最终的目标,周围的东西你都不看,我一门心思要追求卓越,做那个最好的我。但英国的精英教育则是说,你要不断地看你和周围的人,周围的动物,周围的世界发生了这种关联。
这就是全人教育,不是只传授知识点,也不止停留在课堂上,更不以成绩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而是塑造一个完整的人。
个体的努力
拍摄这部纪录片,我也不是想马上能改变大环境的,我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我觉得我能做的就是通过这部片子让更多人有所思考,关于教育,个体能做怎样的努力和改变。
关于这一点,印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印度的公立教育体系并不好,政府投入远远赶不上中国,但是当中有很多令人敬佩的个体的努力。
比如做《月经百科全书》的那对夫妇,就是非常典型的个体的努力。印度曾经有一个获得奥斯卡奖的纪录短片,就是讲月经的,印度女孩会因为月经的事情休学,给生活带来很大的困扰。所以这对夫妇做了这套书,帮助更多的印度女孩去认识月经,在社会中普及这件事。我特别惊讶的是他们做了很多的国际版本,不仅是印度,在中国,在俄罗斯,在很多国家,这本书的需求特别大,节目播出后,我在微博上也收到很多私信,问我怎么找这本书的中文版——这不仅是个体的努力,也是一种生活教育,而不是课本教育。
《月经百科全书》成为印度女孩的月经启蒙图源《他乡的童年》
还有印度「废物变玩具」的倡导者阿尔温德·库布塔,用最简单、成本最小的方法把很多「废物」变成了玩具,以此告诉孩子们,没有什么快乐是大过于双手创造的快乐。我回来以后,教孩子用库布塔的方法边吹边剪一根吸管,可以吹出do re mi fa so七个音阶,孩子们试起来特别快,当我女儿发现真的能吹出来的时候,我真的能看到她眼睛里的光,真的特别特别神奇。
「废物变玩具」的倡导者阿尔温德·库布塔图源《他乡的童年》
每个人的童年,都是有无限丰富的可能性的,但如果教育的功能有时候甚至是把一个人教成无趣的人,这是很可怕。
在芬兰拍摄的间隙,我跟芬兰中学的华裔老师葛云讨论,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她说,在芬兰,更多的是educating(教育),把孩子培养成一个独立思考,有着丰富精神世界的人。而我们过去传统的做法,侧重的可能是training(训练),把孩子培养成一个工匠,让他可以答满分的卷子。
芬兰的「现象教育」课很有名,这是一门基于生活真实话题,同时融合各学科知识的课程,本质上就是一个帮助你理解生活的课。我去了首都赫尔辛基的syk小学,听了两堂现象教育课,这节课的主题是「时间、年龄和我」。老师在这门课里会结合数学、艺术、生物、芬兰语言文学等方面的学科,对同一个主题进行讲解。这堂课也不一定要在教室里,老师还会带着学生们一起去老年人康复服务中心,孩子们和老人们坐在一起,相互认识,并且画出对方的样子。让他们在老人的身上理解年龄和时间。
我不太会画画,就用铅笔描出了我眼前一个9岁男孩的脸部轮廓。坐在同桌的一位老人画得很好,我问她是不是学过画画,她说没学过,只是从小就喜欢,而这是我第一次画一张肖像画。
这也让我想到了一件事。有一次我带女儿去香港的一个画室,其实就是给你提供一个场地,你自己随便画,没有人教你的。我发现她就是不加思索地开始画一个东西,好像画了一个冰淇淋走过公园。而我是画了一会儿,觉得不好不好,涂掉涂掉,然后再画一个什么,再涂掉再涂掉。后来画室的人跟我说,你知道你跟你女儿的区别在于什么吗?她不害怕画画,你害怕画画。
我们经常会用结果的好或不好去评价一件事,很多兴趣也会因此被打压。我小时候一唱歌就被他们打压,说我唱歌不行,跟背书似的,记得有一回,舅舅甚至说过「我唱歌要用打气筒」。从此我再也不敢在人面前唱歌,也从来不去卡拉OK。
但在芬兰这堂课上,我忽然明白过来,你画得好不好,如果没有这个概念的话,你可以一直去画,你又不想做一个画家,画画对你来说是有乐趣的。当你的人生中有一项爱好,你永远不会孤单,不会绝望,这真的很宝贵,现在我开始明白,学习是为了生活。
第一次画肖像画的周轶君被深深触动图源《他乡的童年》
芬兰教育里训练的东西不是没有,有些东西还是要记,但他们更多的强调一种知识获取的能力,我觉得他们学习的目的,他们自己讲是为了生活,就我们生而为人,在这个世界上这一遭,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什么是幸福的,怎么样才能让自己更幸福,这其实是一种终极追问——这也是在芬兰的教育体系中我觉得最感人的事情,你对于知识的态度,忽然间就会变得不太一样了,你是真心的认为我想理解它,我想认知它,我会在这个过程中很享受,我很开心。
我在圆桌派讲过一个事情,我说90到千禧是me generation,他们经常自拍,秀自己,是自我意识非常强的一代,但是另外一点,这个me是很像的,无论是穿着喜好,还是在社交网络上形成的一个潮流,那个「我」也不是真正的我。我在工作当中有时候会碰到蛮多例子,就是年轻人会来找我谈,说他们很迷茫,不知道要做什么样的工作,他觉得现在的工作他不满意,但要怎么做呢,他也不知道。那我说好啊,如果你想我帮助你,那请告诉我你喜欢什么?你想要什么样的人生?哪怕你喜欢什么?他们很难回答他们想要什么,我喜欢什么这件事情。
我不敢肯定这跟我们的教育是不是一定相关。在我们的教育中,一切都是社会赋予的意义,而不是一个真实自我,你想要什么,所以这种教育对人的影响是会非常深远的。最重要的是要让孩子知道用双手去获取知识,并且这个知识是内心想要的。
《他乡的童年》最后一集,我回到了国内,和爱好书法的作家张大春讨论育儿,我问张大春,教孩子写字是不是他和孩子们情感沟通的方式?但事实上孩子们和张大春一起练习毛笔字的时间极少,十几年来没有超过5个小时。他说,「我从来没有试着把他们教养成一个跟我有相同志趣,或者是有相同文化负担的人,他们的自我就像那个猫,想要冲出纱门之外。」
图源《他乡的童年》
作为曾经长期驻扎在中东的战地记者,周轶君如今探究的最重要议题是——教育。
现代教育制度诞生是普鲁士人于18世纪的发明,「学科」的概念也自此诞生。思想与知识被切割成一块一块的单元,每堂课统一时长,统一教材,统一课程。但普鲁士人的初衷并不是教育出能够独立思考的学生。
这个问题令周轶君困惑,身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周轶君开始思考教育的边界与本质:对于孩子而言,教育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什么教育才是好的教育?
试图寻找答案的她,本能的反应是向世界求教,在不同国家寻找教育的最优解。最终,她走访了五个国家,完成了教育旅行纪录片《他乡的童年》的拍摄,这是一个母亲的私心,也是一个母亲为了解答教育困惑而做出的个体努力。
不同国家的教育也的确令她及中国的观众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在芬兰,三年级的孩子不用经历任何考试,没有科目类别的限制,在课堂里学习「时间,年龄和我」,孩子们也在森林里上课,学习分辨颜色和气味,为一棵树取名大海、或风与浪,「没有正确答案」;在日本,一家幼儿园的草地被故意设计成不平整的样子,校长会悄悄耕种孩子们每天奔跑的这片土地,有时从地里长出花朵,让他们产生好奇;在以色列的著名教育家德隆的家里,孩子们8岁开始就自己管理自己的作息,「她要学习什么对她是好的或者坏的」;印度的一位工程师阿尔温德·库布塔是「废物变玩具」的倡导者,他用一根吸管吹出笛子的七个音符,用一张报纸能折出四种印度人常戴的帽子,孩子们获得乐趣可以是「免费的」;而在以精英教育著称的英国,贵族学校中,最重要的课程是体育和道德。
记录下这些,周轶君并不是为了批判,也没有试图改变制度的野心,她只是希望通过自己作为个体的努力,给更多的在应试教育中被规训的中国观众启发——教育是为了生活,也是为了发现自我。
在豆瓣,中国观众给《他乡的童年》打出了9分的高分,在视频平台上线后,获赞最多的那则短评中,一位年轻人写道:「这类纪录片最大的功德是,告诉高墙之下的人们,教育还可能有哪些形式。」
关于他乡的童年,以及教育到底是什么,以下是周轶君的讲述——
文|涂雨清
编辑|金石
自然与生活感
我们拍摄的第一站是芬兰。芬兰这个国家的森林覆盖面积特别高,所以,对于那里的孩子来说,认识这样的环境就是非常重要的一堂课。但这堂课在芬兰不是固定地说这个叫自然课,而是他们可以在森林里上任何课,可以上数学课,也可以上文学,什么都可以。
在森林里上课,老师会给孩子们发一张色卡,让他们去森林中寻找色卡上的颜色。也可以让孩子们去森林中寻找不同的气味,形容这些气味,有一个女孩就去尝了树皮的味道,他们还可以用自己的想象力给每一棵树取名字,没有正确答案——在芬兰的教育中,培养孩子和自然的关系,特别重要。
这一点,在日本也是一样的。
东京藤幼儿园的孩子们可以在他们生日的时候,骑着一匹叫做小春的小马在幼儿园里兜风,当作一份生日礼物。小春就生活在幼儿园的庭院里,孩子们有时候会带一些树叶和草过来喂她。园长说,如果在幼儿园里面有一些动物的话,能够让他们有更强的生活感。
我问一个日本教育专家,幼儿园里可以养马在日本是不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他说还真不是,如果在东京,土地很少的情况下可能养动物比较少,但是稍微往远一点,只要学校有条件,养大型动物的幼儿园很多,他们认为让孩子接触大型动物是很重要的。
藤幼儿园的门口和办公室前还会放着类似洋葱、昆虫等等各种各样的东西。蔬菜是孩子们自己种的。园长说,这是为了让孩子们能够看到,摸到,然后去感觉,去想,去问,慢慢去体会,甚至是拿起来咬一下,这都是他们体验的过程。他当时说了一句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话,「小的时候要多接触大自然,如果20岁看到洋葱才惊讶的话,就不好了。」
为了让孩子们更好地接触自然,这家幼儿园的草坪也是不平整的,看上去像是没有人打理,其实园长会在上面耕作,每年两到三次,会播种。草坪里会长出不止一种植物,有时还会长出花朵。他们觉得这些不同的植物就应该在那里生长,给孩子带来不方便更好。面对不方便,孩子们会开始思考,形成他们自己的理解。如果草地是平的,孩子们不需要操心,就不会思考任何事情。在这所幼儿园里,没有把完美作为它的设计理念,真实和自然才是。
藤幼儿园的小马——小春和小骏 图源《他乡的童年》
这一点令我感触很深,教育其实是生活的全部,所有的事情都是教育,一个孩子在长大的过程中,对外界的体验很重要,这个东西最后也会影响你的心理。
在芬兰一所高中的森林课上,我捡到地上的两个松果,当地老师告诉我,怎么从中看出大自然里正在发生的故事。她问我,你能看出来是什么动物吃的吗?我说不知道,眼睛怎么能看得出来?他说肥一点的、吃了一半的是松鼠吃的。瘦一点的、吃得精光的松果是老鼠吃的,因为老鼠够不到那么高的松果,它们一定是等着松鼠吃剩的松果,掉到地上再吃一遍。我忽然觉得,这个老师的眼睛能看到我看不见的东西。
于是,我把这两个松果带回家给我的孩子们看。松果很直观,我的孩子还小,如果我给他们讲故事,讲道理,也不一定有一颗松果那么容易打动他们,我也希望他们用这种方式去发现一些我们平时看不见的东西。
在森林里上课的芬兰孩子,正在品尝树皮的味道 图源《他乡的童年》
竞争与成功
芬兰这一集拍完之后,给我个人的启发非常大,我觉得我整个人,不光是对教育方面,而是重新认知了一个社会、认知了很多新的观念。这给了我很多的力量和信心接着去拍其他国家。
在很多国家,社会中好的资源大多集中在头部,越是各种状况都比较好的人,越能得到更好的资源,但在芬兰,资源集中在底部,你越差,我越给你投入,我越教你,越拉你,投放的资源越多。
芬兰的整个社会都不鼓励竞争。小学三、四年级没有任何考试,他们希望能避免任何形式的竞争。学校唯一评估的,不是他们在学科中学了多少知识,而是他们如何学习,如何搭档学习以小组为单位如何学习,在面对任务时的责任感。
积极教育对全芬兰都很重要,它意味着,哪怕我们中某个孩子不擅长数学或者科学,又不擅长艺术,但他们依然能发现自己的力量,可能是为人公正,有创造力,有雄心,擅长团队合作或者很善良,有毅力、有好奇心,同情心。
这也直接影响了这个国家对于成功的定义。
芬兰孩子眼中的「成功」 图源《他乡的童年》
在赫尔辛基,我问一个9岁的小男孩,在芬兰,什么是成功?他的回答是,这里没有成功,如果你有一份工作,有一个妻子,有点钱,你已经算是成功了。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好,没有人是最好的,都是平等的。
在芬兰,国家对教育的投入非常大,但在学校里,老师没有职称,没有考评,每5年有一次加薪,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工作。而作为孩子,长大后你可以去大学,可以去职业学校边学边工作,任何工作都是好工作。我们也采访了「愤怒的小鸟」的创始人,他告诉我们,在芬兰,最好的学校就是离你家最近的那一所。所以,对于芬兰的家长来说,如果你的孩子没有去上大学,你不会觉得是世界末日。
以色列人非常注重教育,这和他们的民族历史有关。在他的历史当中,他的土地随时可以被剥夺,这个国家也随时会没有,但是人们带不走你的脑子,你的头脑始终都能跟着你走,你到哪儿都要快速地适应外部的社会环境,迅速地给自己找出一个立足之地。
「创新」是以色列的教育中的一大特色,但同时,学习失败也是他们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前不久,以色列民间有三个年轻人自发花钱研究登月,最后失败了,但他们瞬间成为了以色列的英雄,出现在以色列的媒体上。
以色列不怕失败的精神体现在教育的许多方面,比如说经常会出现在以色列学校的教育小丑。他们戴着红鼻子,来到学校里,有时捉弄课间休息的孩子,有时堂而皇之走进教室里,打破沉闷的气氛。
教育小丑就是一直告诉孩子们,犯了错误不要紧,没做好作业,考试考得不好不要紧,还有一些孩子,到了一定年龄会有腋臭、汗味等等,他们会变得不自信,怕别人闻到味道什么的,这些教育小丑也会鼓励孩子说没事啊,所有孩子们的害怕情绪,不敢尝试的问题,教育小丑都会想办法去解决。我记得小丑当时就说了,想让孩子们想起上学这个事情就觉得很开心。
教育小丑在课堂上和学生互动 图源《他乡的童年》
特拉维夫大学的管理学院主任乌迪阿哈罗尼还告诉我,在以色列,如果你失败并开始第二次创业,你筹集资金的时候,投资人会给你更多,因为你从错误中吸取了教训,你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他们会认为你拥有了更多的经验、你很勇敢。
我知道,对于我们这样一个飞速发展中的国家,舍弃竞争是很难想象的。但或许我们可以拓宽一些对成功的定义,如果我们对成功的定义就是清华北大,好的职业,高的收入,孩子一旦达不到就会有强烈的挫败感,身边的人也会责怪他们,生活会因此变得很难,但如果我们的成功变得多元,生活就会有趣很多。
但这个改变并不是讲几句道理就能完成的,它需要一点一点的训练。比如我以前会跟我女儿说,你不要跟人竞争,没有意义或者怎么样这种,一堆大道理说完,她会跟我说,妈妈,可是我真的想赢。
她的好胜心很强,我说,那我跟你说两个事情,首先你要赢呢,你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你要真的不断练习,不断地去做这些事,你才能赢;第二,你要是没有赢,你失败了,你得要接受它,这个心理准备你有没有。比如说跟她下飞行棋,她一开始的时候输了就哭啊,就闹啊,要偷步啊,要这样那样,我不会让她的,我不让她,我就让她输。慢慢的,她认识了输这件事,就会觉得输也就输了,但她仍然喜欢下棋。我现在也会更多地是让她认识什么是失败,什么是输。
芬兰学校墙上贴着「正直」「爱」「善良」「创造力」等词汇的卡片 图源 《他乡的童年》
全人教育
很多人会说,纪录片里面展现的都是其他国家的教育里好的一面,但事实上,不同国家的教育也面临他们的难题。
我每到一个地方,都会聘用当地的摄影团队。其中一位日本的录音师说,大家总是带着一点点玫瑰色去看待日本的集体精神,但他想起来这事就觉得挺厌恶,他记得,自己小时候去上学都得是先从家里走到某一个集合点,然后大家集合起来一起走去学校。看起来似乎很整齐,就像是小河汇聚成江流一样,但是他那时候就觉得,凭什么上个学都要相互等来等去,他觉得很烦。
日本教育里有很多的细节都是为了培养孩子们做事严谨,让他们去学会在意和照顾他人的心情和感受,让他们从小就懂得,不要轻易给别人添麻烦。这种集体精神和完美主义使得很多日本人过于压抑自我,因此日本出现了一个特殊的职业——感泪疗法师。在日本,很多人不会在公共场合表露悲伤,大家一直把「哭」看作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因为这会给他人造成负担,令人不适。而感泪治疗师的工作就是让大家在他的课堂哭出来。
我也去上了一堂眼泪课,是在一间大学的教室。老师给我们播放了一段感人的视频,不是每个人都会因为这个视频受到触动,但还是有一部分人借着这段视频哭出来了。之后我们坐成一个圈,老师会问在这些场景中,你看到哪一幕的时候很感动,想到了自己的什么事情,于是每一个人都开始分享一些他们生命当中悲伤的事情,和让她们觉得情感比较压抑的事情。
其中有个男孩子的故事我印象特别深,他说他幼儿园在参加亲人葬礼的时候,家人告诉他,作为一个男孩子不能在现场哭出来。我觉得太恐怖了。当时有一个牛津大学的学者也在现场做调研,她是一个西班牙人,跟我就分享了她的很多体验跟经历,她说在日本职场里面,女职员如果在工作岗位上被骂了,她一定是要冲去厕所,关起门来哭,她不能在她的公司里面掉眼泪,不然的话会被认为她非常的软弱,她不适合这份工作。她觉得这个事情挺可怕的,所以对眼泪的疗法非常感兴趣,希望能够更多地推广。
我之所以会把这堂课记录下来,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想表达,真正的教育不仅仅在课堂里面,所谓学习课本知识的教育,好的教育一定是全人教育,就是关于整个人的塑造。眼泪老师实际上是在帮助日本的年轻人去塑造他们的性格,而且是针对了他们比较普遍的性格特征,这是非常重要的育人的教育。
眼泪课堂上老师除了会播放相关影片,大家还会围坐在一起分享故事 图源《他乡的童年》
贵族学校的精英教育是英国教育的一大特色,但这种教育并不只教给你好的礼仪和谈吐,这些都是装饰性的东西,在英国的教育中,体育是非常重要的。
他们的体育课程非常多,不同的学校一定会有不同的特长项目,体育比赛、体育设施也非常多。12年伦敦奥运会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英国的大街小巷,其实他们的公园设施是非常非常多的,很多人说英国学生有第二层皮肤嘛,他们冬天都不怕冷,这就特别英国的一件事儿,这里暖气也很差,但他们就是,穿得特别少,他们觉得人就是要有这种战天斗地的精神。
体育课在英国也并不只是为了提高精神力。以马术为例,片子中,中国女孩Sarah专门去英国学习马术,在那里,她才认识到个人并不重要,你和马的结合很重要。我们还拍摄了华天,他也说在中国大家恨不得都是私教,一对一的教学来学马术。但是他说他从来没有一对一,他都是上那些几个孩子,十几个孩子在一起的班,那么这群孩子之间的友谊也很重要。
骑手和马随着音乐踩出不同的舞步 图源《他乡的童年》
去英国拍摄的时候,我们采访了一个华人,李爽,她在英国很多年,孩子也在英国上学,自己也研究英国教育,我问她你觉得英国教育中最好的部分是什么?她说,除了体育,是道德,我当时吓了一跳,为什么?后来发现道德其实就是对社会的责任感,对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一种良知。
在英国的精英教育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去理解贵族好的部分到底是什么,一些个人能为社会做什么,个人的社会责任感,包括我采访的一位贵族,他就说作为一个有头衔的贵族,你要意识到你有多么幸运,你能为这个社会做什么。
所以,我们认为的精英教育有时候是那种,你眼睛只看你最终的目标,周围的东西你都不看,我一门心思要追求卓越,做那个最好的我。但英国的精英教育则是说,你要不断地看你和周围的人,周围的动物,周围的世界发生了这种关联。
这就是全人教育,不是只传授知识点,也不止停留在课堂上,更不以成绩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而是塑造一个完整的人。
个体的努力
拍摄这部纪录片,我也不是想马上能改变大环境的,我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我觉得我能做的就是通过这部片子让更多人有所思考,关于教育,个体能做怎样的努力和改变。
关于这一点,印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印度的公立教育体系并不好,政府投入远远赶不上中国,但是当中有很多令人敬佩的个体的努力。
比如做《月经百科全书》的那对夫妇,就是非常典型的个体的努力。印度曾经有一个获得奥斯卡奖的纪录短片,就是讲月经的,印度女孩会因为月经的事情休学,给生活带来很大的困扰。所以这对夫妇做了这套书,帮助更多的印度女孩去认识月经,在社会中普及这件事。我特别惊讶的是他们做了很多的国际版本,不仅是印度,在中国,在俄罗斯,在很多国家,这本书的需求特别大,节目播出后,我在微博上也收到很多私信,问我怎么找这本书的中文版——这不仅是个体的努力,也是一种生活教育,而不是课本教育。
《月经百科全书》成为印度女孩的月经启蒙 图源《他乡的童年》
还有印度「废物变玩具」的倡导者阿尔温德·库布塔,用最简单、成本最小的方法把很多「废物」变成了玩具,以此告诉孩子们,没有什么快乐是大过于双手创造的快乐。我回来以后,教孩子用库布塔的方法边吹边剪一根吸管,可以吹出do re mi fa so七个音阶,孩子们试起来特别快,当我女儿发现真的能吹出来的时候,我真的能看到她眼睛里的光,真的特别特别神奇。
「废物变玩具」的倡导者阿尔温德·库布塔 图源《他乡的童年》
每个人的童年,都是有无限丰富的可能性的,但如果教育的功能有时候甚至是把一个人教成无趣的人,这是很可怕。
在芬兰拍摄的间隙,我跟芬兰中学的华裔老师葛云讨论,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她说,在芬兰,更多的是educating(教育),把孩子培养成一个独立思考,有着丰富精神世界的人。而我们过去传统的做法,侧重的可能是training(训练),把孩子培养成一个工匠,让他可以答满分的卷子。
芬兰的「现象教育」课很有名,这是一门基于生活真实话题,同时融合各学科知识的课程,本质上就是一个帮助你理解生活的课。我去了首都赫尔辛基的syk小学,听了两堂现象教育课,这节课的主题是「时间、年龄和我」。老师在这门课里会结合数学、艺术、生物、芬兰语言文学等方面的学科,对同一个主题进行讲解。这堂课也不一定要在教室里,老师还会带着学生们一起去老年人康复服务中心,孩子们和老人们坐在一起,相互认识,并且画出对方的样子。让他们在老人的身上理解年龄和时间。
我不太会画画,就用铅笔描出了我眼前一个9岁男孩的脸部轮廓。坐在同桌的一位老人画得很好,我问她是不是学过画画,她说没学过,只是从小就喜欢,而这是我第一次画一张肖像画。
这也让我想到了一件事。有一次我带女儿去香港的一个画室,其实就是给你提供一个场地,你自己随便画,没有人教你的。我发现她就是不加思索地开始画一个东西,好像画了一个冰淇淋走过公园。而我是画了一会儿,觉得不好不好,涂掉涂掉,然后再画一个什么,再涂掉再涂掉。后来画室的人跟我说,你知道你跟你女儿的区别在于什么吗?她不害怕画画,你害怕画画。
我们经常会用结果的好或不好去评价一件事,很多兴趣也会因此被打压。我小时候一唱歌就被他们打压,说我唱歌不行,跟背书似的,记得有一回,舅舅甚至说过「我唱歌要用打气筒」。从此我再也不敢在人面前唱歌,也从来不去卡拉OK。
但在芬兰这堂课上,我忽然明白过来,你画得好不好,如果没有这个概念的话,你可以一直去画,你又不想做一个画家,画画对你来说是有乐趣的。当你的人生中有一项爱好,你永远不会孤单,不会绝望,这真的很宝贵,现在我开始明白,学习是为了生活。
第一次画肖像画的周轶君被深深触动 图源《他乡的童年》
芬兰教育里训练的东西不是没有,有些东西还是要记,但他们更多的强调一种知识获取的能力,我觉得他们学习的目的,他们自己讲是为了生活,就我们生而为人,在这个世界上这一遭,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什么是幸福的,怎么样才能让自己更幸福,这其实是一种终极追问——这也是在芬兰的教育体系中我觉得最感人的事情,你对于知识的态度,忽然间就会变得不太一样了,你是真心的认为我想理解它,我想认知它,我会在这个过程中很享受,我很开心。
我在圆桌派讲过一个事情,我说90到千禧是me generation,他们经常自拍,秀自己,是自我意识非常强的一代,但是另外一点,这个me是很像的,无论是穿着喜好,还是在社交网络上形成的一个潮流,那个「我」也不是真正的我。我在工作当中有时候会碰到蛮多例子,就是年轻人会来找我谈,说他们很迷茫,不知道要做什么样的工作,他觉得现在的工作他不满意,但要怎么做呢,他也不知道。那我说好啊,如果你想我帮助你,那请告诉我你喜欢什么?你想要什么样的人生?哪怕你喜欢什么?他们很难回答他们想要什么,我喜欢什么这件事情。
我不敢肯定这跟我们的教育是不是一定相关。在我们的教育中,一切都是社会赋予的意义,而不是一个真实自我,你想要什么,所以这种教育对人的影响是会非常深远的。最重要的是要让孩子知道用双手去获取知识,并且这个知识是内心想要的。
《他乡的童年》最后一集,我回到了国内,和爱好书法的作家张大春讨论育儿,我问张大春,教孩子写字是不是他和孩子们情感沟通的方式?但事实上孩子们和张大春一起练习毛笔字的时间极少,十几年来没有超过5个小时。他说,「我从来没有试着把他们教养成一个跟我有相同志趣,或者是有相同文化负担的人,他们的自我就像那个猫,想要冲出纱门之外。」
图源《他乡的童年》
王年花相亲
□李军
一九九〇年除夕,王年花相亲,是出试卷书面考试,考对象是真假高中毕业生。
一、落榜
一九八九年五月,全国高考江苏淮阴还有预选,王年花没有通过高考预选,没有机会参加高考。那就算高中毕业了。明年还读不读呢?高考预选比真高考还难,大多数人都没有通过预选,胡集镇中学高三七个班级刷下来四个班级人,只剩理科两个班,文科一个班。在宿舍互相帮助着,整理捆扎好各类讲义,加毕业照和同学赠送的一沓二寸黑白小照,三年各类课本,罩子灯,蜡烛,被子,细席子,饭盒子,一小袋米,还有没有喝完的一大瓶维磷补汁,捆绑在自行车上,准备拖回家。
王年花自己家还在张刘乡,张刘乡街明天逢集,上午不能路过集镇,遇到熟人不好解释,怎么现在就来家了呢?下午回去,路上人少。宿舍里有同学直接说暂时不去家,在附近同学的亲戚家复习,住到高考结束再回家,假装参加过高考了。之前一九八八年是七月份高考,听说有男同学五月份没有通过预选,还买窝小炕鸡在学校附近同学家喂养,两个月后,在街上卖掉小鸡再回家。
王年花第二天傍晚到家,她没有通过高考预考的消息,庄子上就没有人不知道了。她歪歪斜斜推着自行车路过庄头的时候,正好撞见自己家二娘,外号“机枪嘴”,问她怎么现在放假,王年花说“没考上”,二娘当时表示惋惜。
来家就是社会人了,时间上不叫放假,王年花像所有没有通过预选的人一样,先闭门睡几天。一是确实累,二是不想看见庄子上人,人家都知道她没考上。
三四天过后,王年花开始认真地做活,不断地干活,减少对书本的回忆,减少对校园生活的遐想,弥补三年读高中少做农活对家庭的亏欠。一两周之后,庄上人就不见怪了,不议论了。
凡农村人,尤其是女孩,一般都有割草的经历。割草又分两种,一种是割猪草,用于喂猪,需要鲜嫩的草和野菜;一种是牛草,用于喂牛或晒成荒草喂牛,可以粗糙些。一般是早晨割草,带着露水,湿重,需要不怕脏累。
夏天,或者秋天空闲时候,割草是一件正事、常事。有的是下午,特别是夏末,找到一处水稻田,田埂上草多,一阵猛割,有的直接放到田头晒干后运回去。
除草是去除农田中的杂草。田里庄稼活泼,草也疯狂生长,甚至超出庄稼,所以要不断除草。
山芋地、豆子地、水稻田、玉米地,都要除草。有的是用锄头锄,有的用手薅。农事依据天时,不能让田地太旱,也不能等田地太烂,否则草不好拔除。
七月开始打金针菜。采摘金针菜为“打”,金针菜简称“针菜”。打针菜是苦活。金针菜盛产期是在七八两月份,正是暑假,所以各家小孩雷打不动的一件事就是打金针菜。人们喜欢种植的原因是否同“廉价”劳动力有关?不到中午正热的时候不能去打,太早了。中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应该是最佳收获期,打太早了,还没有长成,打太迟了,就要开花了。这正是一天最热的时刻。
每人腰间扎一针菜篓子,穿行在两行金针菜间。先是慢,后来快,要有速度,又不能碰坏正在生长的小芽,动作有点像江南人采茶的风范。刚学的用一只手,后来是两只手打。
打下的金针菜还会生长,还能开花,所以要蒸半熟。
午饭后,家庭主妇要熘金针菜,盛在筐中,放在锅上,盖上,温火烧熘。不能烧大了,烧大了要“死”,晒出来质量不好。
各家都有高粱杆扎的帘子,卷放自如,专门用于晾晒针菜。七八点钟,在晒场上,支起一根根棍,放上帘子,均匀撒上针菜,一片金黄,辣辣的太阳升起来,农家人的脸上一片喜气。
今天晒昨天的,还要晒前天的,还要晾晾大前天的。晴天,暴太阳,三天能晒好。
阴雨天就糟了,主要原因不是不好打,关键是没法晾晒。有限的狭窄的屋子里到处是金针菜,连阴雨就坑了,有的就要发霉长毛烂掉。
这时候可能要吃吃金针菜,怕坏掉,大人极力怂恿,孩子都怕吃,无味。打“碰头”,就是金针菜最多的一天,又累人又喜人。
八月末,有同学逗王年花去胡集镇中学复习。以前复习是常态,头一年考上的很少,复习二年三年四年的不在少数。
王年花说不复习,一直身体不好,读书太受罪,在家帮大人学做活了。九月十月,收豆子,收稻子,平车拉,小车推,还用到牛;种麦子,用桶锹挖排水沟。冬天,与姐姐用化肥锥子给麦子追肥。
收到一封考上大学的女同学的来信,于是向往远方。
大哥说成对象快结婚,大姐也说成对象了。
“机枪嘴”二娘说王年花也能找了,早说早嫁,女大不中留。
二、提亲
腊月二十四祭灶后,就忙年了。逢集,王大用召集庄上壮劳力逮猪,卖猪;第二集卖米、卖大白菜,卖萝卜。买红纸,买鞭炮,买五香八角,买卤膏做豆腐;劈柴,蒸馒头,炸圆子。
腊月二十八,突然有人来王年花家提亲了。
迁移到新疆的张大春一家人回来探亲,走亲戚,会老友,这家请,那家带,非常热闹。
王年花家隔壁就是张家表兄弟王树军家,家族里人。那天王树军带张家人在王年花家院子里蹲。王树军家四五个孩子,家庭情况跟王年花家差不多,他家二孩子与王年花年龄差不多。
一九五九年,全国动员青壮年支援边疆建设。县里一千个名额,大队干部、生产队长挨家挨户动员,路途遥远,背井离乡,愿意去的青壮年不多,每个大队三五个人,全县集中起来一千零两人。县里补助路费,新疆那边有安家费,打防疫针,统一发新服装,出发的时候,披红挂花,当做先进典型,大汽车来接,锣鼓喧天,到新疆那边有人对接安排。王树军家表兄弟张大春就在列。
张大春兄弟一人,中农成份家庭,在庄上姓张的又很少,孤门小姓,受人排挤,所以他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
在新疆参加当地生产,后人家介绍,与河南女人结婚,种棉花,种瓜,种葡萄,快三十年了,大儿子在新疆成家,大女儿也嫁在那里,也都不错。小儿子张卫东二十一岁了,张大春带他回来,想在老家找媳妇,带去新疆。
这是张大春的心事。与老家三十年阻隔,联系越来越少了,但是对老家的思念却越来越重,自己是河南人女婿,与新疆那边的两个亲家处得也行,他们也是一起过去的内地人,一个是河南新乡的,一个是江苏徐州的。能给小儿子张卫东在江苏老家找个媳妇带到新疆,觉得亲切,接续与江苏的情缘;按照当地政策,如果是高中毕业文凭,儿媳妇会被优先安排正式工作,这也是对他们一个吸引。
张大春写信来,托老家几个关系户打听,物色。
表兄弟王树军提供消息,邻居王年花就是刚高中毕业,品行端正,人也勤快,长得也不错,不知道人家能不能看上张卫东,愿不愿意去新疆。张大春带来不少新疆大枣葡萄干给王树军家。王树军就带着张大春与张卫东溜门,以非正式相亲名义到王年花家蹲蹲,探探口风。也算提亲。
王年花父亲王大用以前是大队文艺宣传队的,家里墙上挂着一把二胡。听说了这个条件,动了心。孩子没有考上大学,能嫁出去,安排了工作,也了心思。男孩子还能当兵,另走一条路,农村户口女孩当不了兵。
王年花麦地追肥回来,见院子里蹲着几个人,温和地朝她望,父母也讨好地望着她。她也瞥见了那个年轻人,衣着整齐,长羽绒服,棉皮鞋,本地城里人气质。
他们走后,父母把王年花叫到堂屋坐下来,认真地谈说新疆的条件:老家都是这边的,新疆生活比这边好,去能安排工作。
原来是相亲的,王年花才知道,父母希望她嫁出去了。一般没有男方直接到家里来相亲的,都是到中间人指定的地方相看,女方先看男方。他们是新疆回来的,年前年后时间有限,直接到女方家来探看,门旁二面的也能理解。
相亲故事太多。以前还要“察听”——就是私下去打听对方情况,隐藏身份,侧面了解对方真实情况,看是否隐瞒关键信息,是否有疾病、是否大袖子(狐臭)、作风是否正派等。
婚姻成功的,于是感恩媒人,常往来;也有婚姻不如意的,吵架就要骂媒人。
民间约定俗成,男方悔亲,彩礼一律不退;女方悔亲,彩礼要算清退还。
很早前有换亲。一些偏远、贫困的地区,因为穷,很多人娶不上媳妇。为了传宗接代以续香火,有女儿的人家,就以女儿嫁给对方兄弟作条件,为儿子换回一房媳妇以繁衍后代。婚礼可以从简,因多为穷苦之家。这种习俗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个别地区还有。两家互换姐妹成亲为姑换嫂。由于互换成亲,婚后夫妻感情多不融洽。
还有三家转亲的,就是由条件大致相当的三家兄妹或姐弟转着相互娶嫁,淡化了亲戚关系,关联程度少了,比换亲体面。而家里实在太穷且又无姐妹换亲的就只有打光棍的份了。
王年花问:他什么文化?
王大用这才想起里去问王树军。王树军又去问张大春。回复说“高中毕业”。
三、考试
八十年代,一个农村女孩,能读高中毕业,是不容易的,一个村没有多少人。先是小学毕业的多,八十年代开始,能读到初中毕业的不少,但是能考上高中的不多。
一九八二年开始有初三,那时时兴考师范,考中技;考小中专,转城镇户口,跳出农门。一个乡每年考上个位数,五七个人,全乡闻名,家长被人羡慕。考上与没有考上,天地之差。
家长有一点战略眼光的,家庭条件尚好的,孩子成绩又优秀的,考上县城中学读书,留将来三年后考大学。一般家庭哪里等上三年,还有考不上的呢!中师中技毕业,能有衣饭碗就不得了了。每个乡每年也是个位数,五七个人,因为县中高一也就五六个班。
还有一些人考上胡集镇高中,县城北的唯一高中,招生人数也不多,五六个班。每个乡每年十几二十几个人。
剩下来的想读书的学生就只有反复读初三,有读三四个初三的,读两个正常。
张卫东是新疆长大的,从那边来的,高中毕业是真是假?
在婚姻中,瞒骗对方的,什么时代都有。
王年花渴望读大学。初三也是读两个才考上高中,高中三年,忙碌而充实,把对大学的憧憬作为动力,三更灯火五更鸡,用蜡烛照亮前方。高二分科,选择理科,她梦想学医。周围亲戚有考上医学院的,单是“医学院”这三个字就足以让人生出许多梦想。
或许是身体的原因,高中女生不占优势,男生进步快。特别是年龄偏大的女生,凭吃苦凭多花时间远不及那些头脑聪明的男生。男生下棋打球,并不花多少时间,人家考试就好。女生孜孜矻矻,学得披头散发,成绩就是不好。“几何头,代数尾,物理化学追命鬼!”课上听不明白,作业糊里糊涂,考试云里雾里。
神经衰弱。头疼,失眠,发困,那时都概括为“神经衰弱”。一个班级,十个八个,男生女生都有。时兴一种补脑汁,叫“维磷补汁”,浓稠一点的红糖水,镇上小药店土医生喜欢推荐学生喝,算是营养品,也是心理安慰。
一直糊弄到高三,高考预考前。
大多数人是通不过预考的,预考就是毕业考试。所以毕业照是在五月初,同学之间的合影三三两两地就开始了。周日是做讲义,没有老师上课,好事的同学就约照相。原初中一个班级的,原初中一个学校的,现在几个走得近的,各种关系相互约。男同学组织,指定时间地点,一般是在照相馆背景幕布前,背景时尚;有的是在学校附近楼顶,视野开阔;有的是在学校门口。组织女同学照相,男同学分摊费用,女同学不出钱。所以被邀约,女同学碍于男同学面子,需要出场。
三年同学,互相见证悲欢,共同经历成长,大食堂一个锅上的蒸笼,一个校园环境的熏染,所以直到今天,比起大学、初中,高中同学的情感纽带更紧致。
王年花对新疆生活有了向往,这种感情是小时候从原大队文艺宣传队父亲王大用二胡锯《我们新疆好地方》开始的。
王年花也被优先安排工作这一政策吸引。
王年花很看重高中毕业文凭,如果能结合,找一个与自己文化相当的人,很要紧;如果是高中文化,受文化约束,人品行就不会坏到哪里去。她吞吞吐吐对父母表达了愿意再正式见一次面的想法。
张大春那边很高兴,愿意组织见面,如果定下来,过年后就能一起去新疆,办手续,那边开始报名安排工作。
见面安排在隔壁王树军家里,大年三十,除夕下午。十里不同俗,江苏农村过年主要指中午这顿饭,东北过年主要是晚上的团圆饭;城里过年是指大年初一,春节中午这顿饭。所以农村除夕下午没有事,多数大人赌钱,掷骰子,推十点半。
王年花找出课本,找出语数外理化生讲义,准备出一张综合试卷,让张卫东考试。张卫东新疆出生新疆长大,只有他自己家人说张卫东是高中毕业,即使他带来一张高中毕业证书,哪个能证明是真的?王树军也是听张大春家人讲的,也不知道他真假高中毕业。
讲义里有空白的白纸,漏印的。王年花开始誊抄题目,寻找能代表高中毕业的试题,又不至于太难,弄人家难看。听说是去年高中理科毕业,也听说新疆那边教育水平比内地要求低。
语文题,《琵琶行》里诗句上下句填空四句;默写杜甫《登高》;复述莫泊桑小说《项链》故事,二百字内。
数学题,写出椭圆面积公式;排列组合题:四名学生报名参加数理化竞赛,每人限报一科,有多少种不同的报名方法。
物理题,他至少应该知道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公式,请写出来;写出电场公式;写出玻尔模型。
化学题,写两个离子方程式。
生物题,解释“单糖”“二糖”。容易望文生义,不是高中生,说不出来。
外语题,英语作文《我们新疆好地方》,一百个单词。
政治题,名词解释“剩余价值”。
七门试题一张纸囊括。张卫东红了脸,接过王树军表叔递过来的试卷和钢笔,坐在屋里梳头桌上写。
同去的父母、王树军一家人、王大用一家人都很紧张,用试卷相亲考试还第一次见到呢。
四十分钟后,张卫东红着脸把试卷递给王树军,王树军紧张地递给一直在堂屋蹲着算是“监考”的王年花。张卫东新疆长大的,用普通话向着王树军也是说给王年花听:英语单词忘了,不会了。
王年花微笑,扫视一眼试卷,看到流畅的字迹,稍一看两眼内容,断定他是真高中毕业了。英语题白卷,不会,可以理解。
王年花望着大家,自己的脸红了,说“还不错”。大家也都笑了,知道考试通过了。
年三十晚上,还有人家在炒花生,炒葵花籽;多数人家买现成的了。一庄子人在张大春给王树军家新买的黑白电视机前看春晚,王大用帮王树军一起晃动竹竿天线,让电视信号增强。
初一,王大用起早拾粪——“钩金拾银”;王年花大哥在茅厕边上放几个鞭炮,祈福新年。
初二,走新亲。王大用家请张卫东来家吃饭,请庄上平辈几个和村书记来陪客。大儿子也去走新亲,被对象家请去了,礼物年前就买好,四条糕、四斤红糖、四斤白糖、整箱方便面、整桶色拉油、一箱酒。备足香烟,到人家门口,看见人就要散烟,妇女小孩都要央央,接不接烟是人家的事,散不散烟是你的事。
大女儿对象也被请来的,对象带来的礼物与大儿子送老丈人家的相当。
张卫东也带来糕果烟酒、葡萄干、大红枣。张卫东坐上席,不住散烟。“机枪嘴”二娘在锅屋帮厨,门口围一圈小孩,来看新疆人,张卫东散喜糖。庄上人三十晚上就听二娘扫了一梭子:小年花到新疆就是城镇户口,就成正式工。
初三,“机枪嘴”二娘家请张卫东和王年花,家族平辈陪客,陪客胳肢窝都夹两条大糕带着,寓意“高升”。
初五过小年,王树军一家请喝年酒,张大春一家加王年花,庄上近亲平辈陪客。
初六,张卫东陪王年花骑自行车到张刘街,一起坐柴油三轮车去县城买衣服,大家自行车悬挂在三轮车后,到县城再骑自行车逛街。一大早去,中午看了场电影。傍晚骑自行车回到王树军家,王年花穿新红羽绒服。
初七,王年花随着张大春一家去新疆,带着胡集镇中学高中毕业证书。
一九九〇年五一节,他们结婚,之前办好了结婚证明,江苏的户口迁移证也寄过来了,王年花被安排在镇上一所中学做正式老师。
新疆是个好地方。当年王年花参加成人高考,三年函授大专,毕业后又考了本科,二〇一〇年被评为高级教师职称。
去新疆的火车上,张卫东说你相亲试卷吓人,考试考一身汗,到新疆我也准备出一张试卷考考你,报复你,我也没看见你念高中,我知道你真假的?
又问她:你为什么起这个名字?
王年花大笑:大年三十,除夕出生的,是过年一朵小花,爷爷起的名字。
火车飞驰,红羽绒服映红了他们的幸福的脸。
李军,一九六九年生,男,江苏泗阳人,中国第四届“百名网络正能量榜样人物”提名、中国首届平遥“清风正气”原创微电影奖获得者、江苏省统战部第九第十期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重庆大学培训班学员、盐城师范学院宿迁校友会副会长、宿迁唐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江苏省“中学生与社会”作文大赛优秀指导教师,江苏省高中生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指导教师、“优秀指导教师”,江苏省高中语文实验教材使用先进个人,江苏省网络读书竞赛优秀指导教师。二〇〇〇年获得全国教育院报报告文学奖;二〇一二年获得全国《小说选刊》奖。二〇一三年有文集《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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