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目录：

• 1、岳父家有5个女儿，二女儿有狐臭没人愿意娶她，后来竟被我捡了漏
• 2、心理科主任：一线城市的“路怒症”，跟通勤时间太长有关
• 3、央视记者调查报告：索命麻醉-你不知道的关于一线医生的真相

岳父家有5个女儿，二女儿有狐臭没人愿意娶她，后来竟被我捡了漏

夏天的尾巴似乎总是挥之不去，空气中弥漫着闷热，就连风也懒得轻抚城市的面庞。李涛站在大学北门的集合点，眼前是熙熙攘攘的人群，老校友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兴奋地交谈着各自的近况。大学十年同学会，仿佛是一个时光机，把大家带回了那些青春洋溢的日子。

李涛拍了拍自己的西装，虽然不常穿戴这般正式，但今天这个场合似乎非常合适。他的目光在人群中搜寻着，直到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王涛。王涛看起来比记忆中多了几分成熟稳重，头发边际线稍微后撤，笑容依旧热情。

“李涛！真是太久没见了！”王涛拍了拍李涛的肩膀，笑着说。

“是啊，一转眼都十年了。听说你结婚了？”李涛笑着回应，随即递上了自己精心挑选的礼物。

“对啊，下个月就结婚了。你一定要来啊，不仅是我，家里人也都很想见见你。”王涛一边说，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红色的请柬。

“当然，我一定到。”李涛接过请柬，心里暗自期待这场久违的聚会。

一个月后，李涛提着行李站在了王涛的家乡小镇的车站。小镇的空气中带着泥土的芬芳，和城市的喧嚣相比，这里的宁静让人心情舒畅。王涛早已在车站外等候，见到李涛下车，迎了上来。

“这么多年没回来，找得到路吗？”王涛笑着问。

“还真得靠你带路。”李涛笑回。

两人一路聊天，走进王涛家中。家里布置得非常温馨，客厅的墙上挂着王涛婚礼的照片，而一旁则是一张家庭合照。

“这是我的妹妹，王丽娜。”王涛指着合照中一个笑容甜美的女孩。

李涛望向照片，点了点头，“看起来很亲切。”

“丽娜！”王涛回头朝楼上喊，不一会儿，一个女孩缓缓走下楼梯。她有着一头乌黑的长发，面带羞涩的笑容。

“这是李涛，我大学的好友。”王涛介绍道。

“你好，李涛。”丽娜的声音细软，带着几分青涩。

“你好，丽娜。”李涛微笑回应，心中不禁对这个有着天使面庞的女孩多了几分好奇。

接下来的几天，李涛和王涛的家人一起忙碌着准备婚礼，丽娜也总是帮忙在一旁。每当李涛尝试帮忙时，他都会发现丽娜早已为他准备好了工具或是食材。

“谢谢你，丽娜，你真细心。”李涛边接过她递来的茶水，边赞扬道。

“不客气，客人来家里要好好招待嘛。”丽娜低头笑着，声音里带着些许羞涩。

通过这些简单的互动，李涛逐渐发现，丽娜虽然不多言，但每一句话都透露着她的善良和细腻。他开始对这位王家的二小姐产生了深深的好奇和不解的感情。随着时间的推移，李涛在王家的停留越发感受到丽娜的不同之处。尽管村里的人对她有所偏见，丽娜的善良和智慧却一次次地打动了李涛。

一天午后，两人一同帮忙准备村里的庆典活动。李涛看着丽娜细心地装饰着节日的彩带，不禁开口问道：“丽娜，你不介意别人那样看你吗？”

丽娜停下手中的活计，微笑着回答：“习惯了。我只希望能用自己的方式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些。”

李涛被她的话深深触动，他们的目光在空中相遇，彼此都能看到对方眼中的欣赏。

接下来的几天里，李涛和丽娜共同参与了更多的活动，包括村里的清洁运动和老人关怀活动。在这些共同的经历中，李涛发现，丽娜总是能细心观察到别人忽视的细节，无论是一杯热茶递给辛苦工作的村民，还是耐心听老人讲述旧事。

“丽娜，你真是个奇女子。”一次收工后，李涛在路上对丽娜说。

丽娜轻轻一笑，“谢谢你这么看我，李涛。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只是有时候需要别人来发现。”

然而，不是每个人都能像李涛那样看待丽娜。一次，村里的几个人在井边闲聊，谈话的内容不幸落入了两人耳中。

“那个王家的二小姐啊，听说有病，谁敢娶啊？”一位阿姨挑着眉说。

“是啊，这病听着就让人难受。谁愿意每天忍受那个味道？”另一个声音附和。

李涛感到一阵愤怒，却见丽娜只是淡淡一笑，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悲伤。

“你不生气吗？”李涛忍不住问。

“生气有什么用呢？我更愿意用行动来改变他们的看法。”丽娜的态度让李涛更加敬佩。

随着时间的推进，李涛发现自己对丽娜的感情越来越深。他们在村里的小路上散步，谈论未来的梦想。

“丽娜，如果有一天，我能做你的依靠，你愿意接受吗？”李涛有些紧张地问道。

丽娜停下脚步，看着李涛的眼睛，温柔地说：“李涛，能遇到你，是我的幸运。但我不想因为我的问题，成为你的负担。”

“你从来不会是负担，丽娜。你的存在，对我而言，是一种礼物。”李涛真诚地说。

两人的感情在这样的对话中逐渐加深。虽然丽娜的问题仍然存在，但李涛的态度让她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和被接纳。在相互理解和支持中，他们的关系悄然生根发芽。决心已定的李涛带着一颗紧张而坚定的心回到了城市，准备向丽娜求婚。然而，当这个消息传到他父母耳中时，家里的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一天晚餐时，李涛的父亲李刚首先开口：“涛子，你这是做什么傻事？你知不知道这件事会怎样影响你，影响我们家？”

母亲王敏也皱着眉头，担忧地说：“我们听说那个女孩有病，你怎么能不考虑清楚就做决定呢？”

李涛看着父母，深吸一口气，缓缓说道：“爸、妈，我知道你们担心什么。但我爱丽娜，她的问题我都知道，这不能阻止我爱她。”

“但是这种事情会影响你一生，影响你将来的孩子。”李刚不满地说。

“爸，我已经考虑过了，丽娜是个非常优秀的人。她的状况我不认为是什么大问题，现在医学这么发达，总有办法的。” 李涛试图说服父母。

母亲则更多的是担忧：“涛子，你现在是冲动，将来会后悔的。”

“我不会后悔的，妈。我和丽娜在一起很幸福。”李涛坚定地回答。

对话之后，尽管家里的氛围依然紧张，李涛决定回到小镇，向丽娜表明自己的心意。当他满怀期待地出现在王家门前时，丽娜的表情却异常复杂。

“丽娜，我回来了。我想说的是——”李涛刚要开口，却被丽娜打断。

“李涛，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我不能让你为我承担这么多。”丽娜的声音有些哽咽。

“丽娜，我不在乎那些。我只在乎我们能在一起。”李涛温柔地说。

“但我在乎，我不想你的家人因为我而不高兴。我不想成为你的负担。”丽娜的眼中含着泪水。

李涛走近，握住丽娜的手：“丽娜，你永远不会是我的负担。我希望你是我的伴侣，和我一起面对生活的一切。”

丽娜看着李涛坚定的眼神，心中的冰层开始融化。她想到了李涛在村里的那些日子，他是如何一次次站在她这边，如何用实际行动表明他的支持和爱。

“真的可以吗？”丽娜的声音颤抖，“即使全世界都不理解？”

“即使全世界都不理解，我也会站在你这边。”李涛的声音坚定，充满了承诺。

那一刻，两个心灵深处的冰壁终于崩塌，他们紧紧拥抱在一起，决心共同面对未来的一切挑战和困难。福和支持，有了你们的祝福，我们的婚姻生活会更加甜蜜。”李涛一边向来宾敬酒，一边温和地说道。

“丽娜，看看你们，这一切都如此完美。”丽娜的母亲眼眶含泪，情感激动。

丽娜握住母亲的手，“妈，没有您们的理解和支持，今天的一切都不会这么顺利。我爱你们。”

宴会的气氛温馨而愉快，笑声和欢谈声此起彼伏。孩子们在草坪上追逐玩耍，大人们则围坐一起，享受着久违的团聚时光。

李涛的父亲此刻也显得格外高兴，他拉着李涛的手说：“涛子，看到你这么幸福，作为父亲的我也放心了。”

李涛感激地看着父亲，“爸，谢谢你最终理解和支持我。我会用我的方式让丽娜幸福的。”

婚礼的高潮部分，新郎和新娘在众人的注视下进行了传统的掷花球仪式。丽娜转身，深吸一口气，将花球高高扔向空中。花球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最终落入了一位少女的怀抱中，引来一片欢笑和掌声。

“看来你会是下一个幸运的新娘哦！”丽娜向接住花球的女孩笑着说。

晚风轻拂，夜色渐浓，宾客们逐渐散去，留下李涛和丽娜站在清冷的月光下。

“丽娜，今天真的像是个梦。”李涛深情地说。

丽娜依偎在他的怀里，轻声回答：“是的，一个美丽的梦。但更重要的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一起走过现实中的每一个梦。”

两人相视而笑，月光下的他们，脸上洋溢着未来的希望和对生活的美好期待。这一天，不仅是他们爱情的见证，也是对传统观念挑战的胜利，展示了真爱的力量，以及在理解和接纳中找到的幸福。

心理科主任：一线城市的“路怒症”，跟通勤时间太长有关

凌晨一点刚到家，清晨五点在路上。这是许多中国上班族的常态，也是无数奋斗在北上广一线城市青年男女的血泪史。

据《2018年中国城市通勤研究报告》显示，北京、上海、重庆、广州四地成中国通勤路程最长的四个城市。其中，北京的通勤路程最长，达到13.2公里；上海通勤路程排名第二，达12.4公里；重庆通勤路程为12.2公里，排名第三；即便前四中最短的广州，平均通勤路程也达到了8.8公里。

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这不仅是上班一族路上消耗的时间，更是健康流逝的时间。长时间的通勤让无数上班族患上了路怒症、睡眠不足、失眠、消化不良、甚至心梗等疾病。

但你根本无暇顾及这些「小病」，你需要日复一日追赶这样的生活：每天早上，你匆忙在便利店买到一份冰冷的早餐；每到下班前，领导都会准时召集开例会；你一天又一天地忘记吃晚饭，你看着KPI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你要应对各种推陈出新的甩锅撕逼……万家灯火之际，奄奄一息的你终于奄奄一息地挤进最后一班地铁的车厢，却突然有股浓烈的狐臭味扑面而来！

通勤路上被踩了无数遍的鞋子。｜摄影：39深呼吸

通勤，成了压垮「职场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通勤，成了白领们最严重的职业病。

89公里，2小时，路怒症

王敏是定居在江苏苏州的一名上海游戏设计师，每周一到周五，从自己位于苏州吴中区的家开车到位于上海漕河泾开发区的办公室，需要整整89公里的路程。

为了避开早高峰，王敏每天都得提前一个小时出门。6点的闹钟一响，王敏就仿佛被上了发条一般，忍着睡意，挣扎着爬起来，麻利地披上前一天准备好的衣服，抓起餐桌上硬邦邦的面包，边啃边关上家门。一切动作总能完成得又干净、又利落。

在谈及选择这条路的原因时，王敏说，2013年，刚入职时，他也想在公司附近找一个便宜的房子，过上租房族的生活，但了解下来发现实在不划算。

「如果扣除房租，我可能会只剩下三分之一的钱，扣除伙食费，又会只剩四分之一，再扣除社交、生活开支，我就会成为名副其实的月光族。对比下来，还不如从苏州往返上海。」

当时，王敏还没有能力买车，每天，他都得拿着前一天预先买好的高铁票，先从家坐半个小时的地铁到苏州火车站，再从苏州火车站坐半个小时的高铁到达上海火车站，再从上海火车站坐1个半小时的地铁到达公司。

这样的日子坚持了3年，2016年，高铁终于换成了私家车。

苏州火车站，京沪铁路、沪宁城际铁路上重要的中间站。｜图：quanjing.com

但长时间的开车并没有给王敏带来丝毫轻松感。许多次，王敏为赶时间会将车开成脱缰的野马一样，遇到慢悠悠挡住自己的司机，王敏都会破口大骂。

久而久之，这一情绪失控成为常态。但凡开车在路上，王敏就陷入极度暴躁、愤怒、失控的状态。

「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状态，我也不想大吼大叫，但是忍不住啊，只要一上路就遇到被别人变道或者超车，我就情绪失控。其实我也很痛苦。」过去，王敏一直是谦逊讲理从不说粗话的人，但如今，他觉得自己跟粗鄙的流氓毫无区别。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解放军第89医院医学心理科主任、央视特邀心理嘉宾图南老师告诉39深呼吸，长时间的开车上班已经对王敏的心理造成了影响。一般情况下，对于这种动怒，医学界称之为「路怒症」，归类为阵发型暴怒障碍，指多重的怒火爆发出来，猛烈程度叫人大感意外。路怒症发作的人经常会口出威胁、动粗甚至毁损他人财物，也就是攻击性驾驶。

「当今社会生存压力巨大，尤其是奋斗和生活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年轻人，长时间、长距离的通勤使得他们的神经一直处于高度紧绷的状态。工作、生活、房贷、教育等诸多因素，又容易破坏他们的好心情，心灵也越来越敏感，可能一个小摩擦就会引起内心压力的爆发。」在谈及路怒症的原因时，图南老师说。

统计显示，每年有10%-20%的车祸事故都因车主「路怒症」作怪，与其他车辆相互斗气所致。｜图：Originoo.com

事实上，有此痛苦的人并非王敏一人。据《城市拥堵与司机驾驶焦虑调研》显示，在远距离通勤的这条路上，35%的人都会容易动怒。其中，因堵车和路况不佳导致动怒的有48.1%；因看到别人违章，影响到自己行车动怒的有39.8%；因周边车辆加塞或者超车动怒的为29.7%；还有别人违章，即使没有影响到自己也动怒的有26.6%；因新手开车不懂规则动怒的有22.9%。

「他们下意识里认为可以完全按照自己设定的方式和时间从甲地开到乙地，没有任何意外事项应该阻挡他们。有时候即使完全没有必要赶时间，仍会给自己设定一个预期时间，规定自己在多少时间内到达目的地。所以当开车路上遭遇一些，堵车，或者有人加塞，不按照交规行驶时，就容易产生路怒。」图南老师说道。

王敏清楚地知道，这样的动怒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但是，吼出来好像会舒服一点。他希望，日子会一天比一天好，总有一天，他会存够钱，在上海买一套房，从此告别在路上的生活，远离焦躁的情绪。

2小时地铁式「渡劫」 1小时私人空间

有人选择远距离通勤是抱有坚定的信念，认为未来可期；有人选择远距离通勤是想逃离舒适圈，希望活出最想要的风采。但无论出于怎样的原因，他们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与王敏不同，2018年2月，李海辞去老家云南的工作，只身来到北京，并成功在这座城市的知名商业圈中关村谋得一份理想的工作。但在了解到公司附近的房价后，李海也崩溃了，这样的价格根本就不是自己这样的普通人能负担得起的。

「距离公司1公里以内的房价，一室一厅整租需要近8000元一个月，与别人合租一个2居室需要5000多元一个月。我每个月到手工资只有5000元。付了房租我只能喝西北风了。」为了能找到合适的房子，李海整整花费了一个礼拜，将方圆5公里范围的房子都跑了个遍，最终发现，再便宜的2居室合租价格也得4000元。无奈之下，李海只能将目光转向据公司40公里外的通州区。

搬去通州区后，李海每天要转三趟地铁才能到公司，单程大概要花两个小时。自此，李海明显感觉生活变得好紧张，一天下来，时间莫名其妙就结束了。

李海曾经计算，除去在公司的九个小时，睡觉八个小时，上下班路上的四个小时，洗漱一个小时，做饭一个小时，每天只剩下一个小时的私人时间。

「我每天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公众号的小红点在变多，但完全没有时间查看。每天起床的时候一想到早上挤地铁要过两三趟才能挤上去，简直生无可恋，仿佛下一秒就要死去。」

李海忍不住抱怨起来，长距离的通勤已经使得她身心俱疲。许多次，结束一天的工作刚走进家门，李海都会直接躺在自己出租屋的床上，盯着天花板半个小时，一动不动。有时候，看着看着，李海会忍不住留下眼泪：这样的日子实在太累了，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

2018年9月，为了让自己轻松些，李海也尝试过搬到离公司稍微近一点的角门西，但效果实在是不理想，四号线的角门西早高峰拥挤到让李海怀疑人生。每周一，地铁人流量大到队伍已经排到地铁站门口，过个安检可能要花费20分钟，过完安检也并不意味着能上车，有一次，李海等了7趟地铁才挤上去。

「角门西站还稍微好一点，会有人下车，接下来的几个站的乘客就越发可怜了，完全挤不上来。每次挤地铁我都觉得在人间渡劫。」

拥挤的上班路让李海身心俱疲，很多时候，李海都被挤到心脏疼，有时候差点吐出来，有时候，李海差点昏厥过去。「地铁内的空间太小，每个人都前胸贴后背，好不容易出站，还得站在外面缓一分钟，呼吸新鲜空气。」

每次看到「25岁男子心脏病突发猝死地铁站」、「34岁媒体人在地铁里猝死 如何预防心脏病猝死？」、「一26岁男子，地铁中猝死！好惋惜：一定要注意身体啊！」等类似报道时，李海都怕，下一个会不会轮到自己。

对于奋斗在京城的数百万上班族来说，早晚高峰时段「坐地铁天天是春运！」｜图：Originoo.com

的确，近些年，心脏病的发病呈年轻化，因急性心脏疾病而死亡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公交车、高铁、地铁等地出现心脏病死亡的事件更是屡见不鲜。而针对这一现象，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心内科陈桢玥教授告诉39深呼吸，长时间的乘坐地铁、高铁、公交车，久坐会对心脏造成一定影响，例如，增加血栓风险的形成。

研究表明，血液中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升高，会损伤血管，在血管壁上形成脂质斑块（即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逐渐增大，将导致血管狭窄，从而引发冠心病和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更危险的是，不稳定的斑块破裂或血栓脱落，会在短时间内堵塞血管，导致急性心肌梗死或脑梗死，危及生命。

「血管里的斑块好比定时炸弹，一旦破裂并形成血栓就可能堵塞血管，导致心梗的发生。如果救治不及时，有可能会导致死亡。」陈桢玥教授介绍。

数据也显示了这一点。据《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7》显示，我国心血管病现患人数2.9亿，其中高血压患者2.7亿，冠心病占1100万。进一步数据显示，2002-2015年急性心梗死亡率总体呈上升态势。每年新增心梗患者有200万例，死亡率在三成以上。

「目前心梗的发病呈年轻化态势，冠心病再也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有不少30-40岁的青壮年也发生心梗、而且血管的病变很重。」陈桢玥教授称。

下一站，梦想？

除了路怒症及心血管，每天早出晚归的通勤一族，还会出现更多的健康风险。例如，由于无法按时吃饭而导致的胃肠道问题；长时间久坐而带来的肥胖问题；长时间的疲累出现的女性生理期紊乱问题；长时间的久坐还会导致肌肉疼痛问题等。

而据公开资料显示，英国国家统计办公室的相关通勤报告曾经从四方面因素分析了通勤时间对个人健康的消极影响，其中包括，生活满意度、与社会关联及生活意义感、幸福指数，还有自觉焦虑感。根据报告，通勤时间越长，通勤者的生活满意度、社会关联感及意义感、幸福指数就会成反比下降，自觉焦虑感倒是成正向增加。

英国一项调查结果显示，通勤时间增加20分钟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如同降薪19％。｜图：Originoo.com

英国剑桥大学的研究发现，单程通勤在１小时以上的人，抑郁几率高出平均水平33%。德国研究发现，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也随着单程通勤时间的增加而降低。

美国公共卫生科学部的研究发现，代谢性疾病的风险随着通勤距离的增加而增加。通勤距离超过25km的人的肥胖风险提高了45%，高血压风险更是提升了35%。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研究发现，近距离通勤可降低45%的癌症风险、46%的心脏病风险，从而降低了41%的早死风险。

实在受不了远距离通勤的压力及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北京上班的江西姑娘刘梓妍决定，如果两年后，自己还是无法完成自己扎根的梦想，在走遍北京这座文化古都后，她将回老家度过这一生。

「有时候想想，北京人真可怜，要是每天都要将大量的时间花费在上班路上，如此活一生，我宁愿回老家。」在刘梓妍看来，北上广这些一线城市房价太高、地铁太挤、空气质量不高，实在不适合人居住。相比之下，老家的工作距离家近，上班时间十分钟，生活得既安逸又幸福。

虽然嘴上这么说，但刘梓妍内心还是不想放弃北京的生活。老家的安逸让她感到恐慌，在她看来，自己当下的年龄还需要继续成长。

想当初，刘梓妍曾经考虑过很多城市，但最终还是被北京的文化所吸引。「这是一座集文化和奋斗于一身的城市，每周末我都会骑车出去溜达，公园、寺庙、贝勒府……很多在老家不敢想象的东西在北京就会变得触手可及，例如，国庆节只要买个票就可以看到偶像德约科维奇，只要去国家大剧院随时都能看到澳大利亚的芭蕾舞剧。」

接下来，刘梓妍打算买一辆小型摩托车，戴上安全帽，穿行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如此不仅可以避开地铁的人潮，还能将整座城市的底蕴尽收眼底。

将近一个小时的路程，她坚信，一定不会累。

通往梦想的路有很多条，但总是既遥远又艰难。当下，究竟有多少人能不惜牺牲一切换取最终的成功，又有多少人会不堪折磨最终半途而废？唯有时间能证明这一切。

（应受访者要求，本文除专家姓名外均为化名）

丨本文指导专家：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心内科 陈桢玥教授

中国心理学会军事心理学专委会青年委员、央视特邀心理嘉宾 图南

央视记者调查报告：索命麻醉-你不知道的关于一线医生的真相

前言

医学界，藏有许多精英。我喜欢在协和那历史悠久的大院儿，找个长凳安静坐着，看那些气质优雅的医学精英穿着白大褂翩翩来去，男的英俊女的漂亮，十分养眼。

但是，一位医生却给我转述了这样一句医学圈的玩笑话：“二十年后，就等着隔壁的二傻子给你看病吧。”如果环境还不改变，好的医生，怕是慢慢都要离开这支队伍。真不希望某天推开诊室的门，看见"隔壁二傻子"坐诊。我希望医生们都心情舒展身体健康，所得与付出匹配，然后心平气和尽职尽责面对病人；天底下所有像我母亲那样为病所苦的人，都如沐春风。因为这朴素的想法和种种现实，作为调查记者的我，近半年一直在跟踪一个并不惹人注意、甚至一直被漠视的群体——麻醉医生。

所了解的，让我深深不安。

电影《索命麻醉》剧照

一、外科医生治病，麻醉医生保命

2014年4月22日，武汉协和医院的手术室，紧急转运来一位一岁半的小病人。孩子送来时缺氧状态严重、呼吸衰竭，非常危险。家长怀疑他把什么东西，呛到气管里了。

麻醉医生桂平迅速给药，孩子很快进入全麻状态，外科医生随即开始取异物。但是，突然出现的声门痉挛，使得氧气无法顺利给进。

儿童病情变化快，给他们做麻醉风险很大。有数据表明，儿童麻醉死亡率远高于成人，处于急救状态下的小病人，留给麻醉医生的时间更少。对于这个小宝宝来说，如果氧气不能快速给进，几十秒内就有可能发生心脏骤停，即便保住生命，也有可能带来严重的后遗症。

"吭哧吭哧"，麻醉医生桂平赶紧加压给氧。由于操作迅速，孩子的声门终于打开，大约二十秒钟后，呼吸道畅通，氧气顺利给了进去！危及生命的紧急情况一共出现了两次，桂平都在十几秒中内迅速处理完毕。一个小时后，呛到孩子气管里的半粒花生，终于被成功取出。这个不起眼的可以被轻轻捏碎的小东西，竟然差点要了一个娃的命。

在这种手术中，麻醉非常关键。武汉协和医院外科医生刘隽炜说，"麻醉医生对于我们外科医生来说非常重要，病情变化第一个观察和作出及时处理的，都是麻醉医生。麻醉医生是外科医生的前哨，没有他们保驾护航，手术不可能安全顺利地做下来。"

手术中，打麻药，仅是麻醉医生工作的第一步。此外，药品剂量的调整等许多琐碎细节，都需要他们时刻兼顾。在手术意外和并发症的预防处理中，麻醉医生起着关键作用；急救状况下以及手术高风险阶段，他们还必须分秒必争地调整好病人的心跳、血压和呼吸状况，以保证生命安全。

麻醉界有句行话叫：外科医生治病，麻醉医生保命。因为，麻醉医生不仅要提供"无痛"技术，更重要的是，守护病人的生命安全。很多一线麻醉医生常用"只有小手术，没有小麻醉"来警示自己。

不过，在歌手迈克尔-杰克逊，因注射麻醉药异丙酚过量导致死亡的案件和电影《夺命手术》中，麻醉药却成了索命杀手。

近年来，我国也频频爆出麻醉致死事件：重庆内江麻醉事件，哈尔滨人流植物人事件，湖北麻城市长植物人事件，武汉超女王贝死亡事件，广州26岁女子做狐臭手术打麻醉丧命---（注：本段内容来自武汉协和医院学术报告）

麻醉，可以保命，也可以夺命。在手术过程中，用什么麻醉药、用多大量、怎么用，完全掌控在麻醉医生手中。一次手术，生死之间，麻醉医生责任重大。

有数据表明，在影响麻醉安全的各种因素中，最主要的就是麻醉医生的疲劳麻醉。在台湾，麻醉医生总人数只有区区900多人(有消息称目前已有200人改行)，过量的工作，使得留下来坚守的麻醉医生个体疲于奔命，麻醉致死率居高不下。根据台北荣民总医院副院长何善台等人发表在台湾麻醉医学会期刊上的文章：2002-2008年，台湾的麻醉相关致死率约为十万分之十二，这是是日本的12倍、英国的21倍。

中国大陆目前还没有对麻醉致死率的研究数据。按照目前规定，我国大陆三级甲等医院，麻醉相关死亡的合格标准是1/5000，即：五千人中有一人因麻醉失误死亡属于正常。这等同于美国20多年前的标准。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麻醉相关死亡率，早已经从上世纪80年代的1/5000，降低到目前的1/20万。

疲劳麻醉跟疲劳驾车一样，害己害人，要命。我国大陆的一线麻醉医生，到底处于一种怎样的工作状态呢？

二、一线麻醉医生猝死事件频发

坐在我面前接受采访的这个80后姑娘，是安徽省某市的前数学教师徐慧。

四年前，徐慧与麻醉医生吴辉相恋并结婚，日子过得平静幸福。2014年1月18日晚上7点，当徐慧从娘家赶回来和丈夫团聚时，却看到这样让她心痛的一幕："他在床上歪着，牙咬着，上半身冰凉，冻得有点发紫，我刺激他，他也没反应。"徐慧急了，赶紧拨打120，急救人员赶来后，吴辉被确认死亡。

32岁的吴辉是安徽某医院麻醉科的骨干医生。他出生于普通农民家庭，是家里唯一的读书人，为了供他上学，母亲常年在街边上卖韭菜盒子，兄弟姐妹全都辍学打工。多年来，全家人把积蓄和精力，全部花在了吴辉一个人身上。他去世时，大女儿两岁，小女儿刚满两个月。如今，徐慧一个人，全天候地照顾两个孩子。

除了血脂有点高之外，吴辉生前没有任何疾病。一个身体健康的人，为何突然死亡？由于当时未做尸解，我们无法分析直接致死的原因。来自吴辉所在医院的工作量统计表显示：2014年1月17日晚至18日早晨的夜班里，他做了9台手术麻醉；而在此前一天的夜班里，做了15台。

正常情况下，吴辉的工作时间安排应该是：周一二三四上白班，星期五上夜班，星期六上急诊白班。但是1月16号下夜班之后，17号他又接着上了一个夜班。无论上白班还是上夜班，每天做七八台手术，对吴辉来说都是家常便饭。

徐慧回忆，"吴辉在家待的时间很少。除了上班做手术，就是回家补觉。睡醒了，床边放一本书，翻两眼，累了再睡，基本没有时间陪孩子。当住院总的时候，基本上一个星期不回家。孩子想爸爸，我就带她去医院看爸爸。在一起四五年了，他从来没有请过假，结婚的时候就请了两天。生孩子的时候，就陪了我一夜。我生完后，他都没来得及把我从产房里推出来。还是我自己走回来的。"

有时候累得厉害，吴辉会跟徐慧发脾气："有一次跟我抱怨，这个工作确实没法干了！人家跑长途的四个小时还要休息一下，你看我们没明没夜连轴转---"

吴辉是所在医院的第一个研究生，也是第一个博士生，科室对他比较重视，排给他的也是高危手术居多。做这种手术，麻醉医生的心理压力非常大。

徐慧认为，长期过劳、心理压力大，是导致丈夫吴辉死亡的主要原因。

"还有，他从小的梦想就是穿个白大褂，很有职业荣誉感。但是麻醉医生是在幕后，在幕后穿个绿色衣服，还天天把脸蒙着。他觉得不像个医生，还怀疑是不是选错行了---"职业成就感低，价值感不足，似乎是很多麻醉医生都要面临的问题。

吴辉，并不是唯一一个猝死的麻醉医生。

来自中国医师协会麻醉医师分会的数据显示：从2012年11月到2014年4月近一年半时间里，全国范围内，共爆出7起麻醉医生猝死事件（注：网上有11起、13起之说，此处数字为核实过的与过劳直接相关的死亡病例），死者的年龄段和吴辉一样，都在30岁左右，这引起了麻醉医学界的普遍关注。2014年10月24日，阜外医院麻醉科医生昌克勤，也倒在了工作岗位上。

麻醉医生分会现任副会长、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李天佐说，相较于全国8万麻醉从业人员的总数，猝死者比例也许不算很高，但在如此集中的时间段里，频繁发生猝死事件且死者都年纪轻轻，以前还没有过。

麻醉医师分会第三任会长姚尚龙说，这些事情让他觉得非常震撼："是否还有没报出来的猝死案例？确实我们不敢说；是不是基层还有哪些人员？也不好说。像麻醉科这种高强度工作，实际上是慢性死亡的过程。它对人的生理心理一些疾病的诱发，都会起到促发的作用。"

猝死事件的主角们，年龄大多在三十岁左右。他们正是成家立业有追求有发展的时候，也因此既有工作负担，也有生活负担，压力大于常人。麻醉医生周祥勇和《医学界》出品人陈奇锐在和记者聊天中，把这种三十岁左右的麻醉医生猝死频发的现象，叫做麻醉医生的"三十岁现象"。

三、猝死缘何频频发生--一线麻醉医生生存状况调查

早晨七点半，武汉协和医院，麻醉科今天负责做手术麻醉的医生，已全部进入手术室。

21号手术室即将展开的是一台，心脏杂交手术。在这里当班的麻醉医生，是教授张诗海、主治医师薛飞、住院医生冯颖露。在外科手术大夫到来前，她们要把包括急救药在内的药品，全部准备好。备药、机器质检结束，已经是四十分钟后。

8点10分，第一针麻药被推进病人体内，病人很快进入全麻状态，手术正式开始。

就在半个小时前，我还问病人："今天要做一个重大心脏手术，要搭桥，要放支架，还要做介入，你怕不怕？"这位兄台爽朗地笑笑说："不怕"。看到此刻他无声无息躺在那里，我忽然想：病人上手术台被麻倒后，真是弱势啊---这一幕，上帝看了都心痛啊。如果他自己和亲人看到这一幕，恐怕心都要碎掉。病人手术中的生命安全、术后恢复情况，以后的生活质量，都在医生们手里捏着呢。所谓人命关天，不过如此。

好在此刻，病人处于全麻状态，无知无觉。在麻醉发明之前，手术如同酷刑，患者必须忍受巨大痛苦，医生和护士必须紧紧将患者牢牢捆在床上，在患者撕心裂肺的哭喊中完成手术。1842年，麻醉学诞生了，它颠覆了人们"疼痛在手术中不可避免"的传统认识，成功使得患者在无痛状态下完成手术。20世纪末期，现代麻醉学，更是一举跃居改变人类命运的最伟大发明榜，排名第四。

手术间墙上挂着的表提醒我，手术已进行两个多小时了。而在这两个小时里，麻醉医生薛飞、冯颖露，始终站在手术床头，一刻也不停地盯着。

武卿："你必须得时刻盯在那？"

薛飞："对，随时最接近病人，观察他的各种情况---有人说麻醉医生的注意力很分散，是的。因为我需要关注的东西太多了，我们的药品，病人的监护仪，医生手术进程操作的情况，或者他遇到的困难我要想办法配合。另外，所有的管道，像呼吸管道、静脉输液管道、给药管道，都需要保持通畅。这些小细节太多，单个问题出现不要紧，累积起来可能会犯大错。任何事情都应该预计在先，要不停地巡视自己这一片领地，保证它不出任何错误。所以，我们在精神上，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

精神高度紧张--采访中遇到的所有麻醉医生，都这么说。只不过，这种紧张，轻易从表面看不出来。能看出来的，只有医生眼神里的疲惫。早晨刚进入手术室时，他们往往神采奕奕，彼此间偶尔还开开玩笑。两三个小时后，略显疲惫。站个五六小时后，人很明显就憔悴了。

21号手术室的心脏杂交手术，下午四点钟才结束。下午四点半，病人被送往ICU，他依然处于麻醉状态中。在ICU又忙乎了半小时，安顿好病人后，主刀大夫刘隽炜、柳祎去吃午饭。连着做了八个小时手术，他们累得似乎连话都不想说。

这个时候，好些刚下手术的医生，正靠着衣柜在外面歇着呢，他们有坐的有半躺的，一脸疲惫。过去在网上，看过不少医生结束手术后四仰八叉躺在地上休息的图片，今天看了现场版。

网上流传的一线医生下手术后席地而躺的照片

麻醉医生薛飞、小冯苗条的背影，一闪就从楼道里消失了。离开ICU，接下来可能还有别的手术在等着她们。按照医院目前的规定，麻醉医生两个人盯一间手术室，该手术室里所有手术的麻醉，都由这两个人来做，手术全部结束后，才能下班。

薛飞："每天早晨七点半之前就要到，跟今天的手术量，一直要做到这个手术间的手术全部结束为止。有时自己的手术做完，还要去支援别人，七八点钟能够下班，就算比较早了。很多时候会上到十点钟，甚12点钟以后。"

"超过十二点钟以后，第二天就可以休息，但是有的时候人手不够，可能上午休息，下午还是会被叫来帮忙。"

武汉协和麻醉科有将近90个人，这90人里，只有十几个人有资格在凌晨下班后休息全天，绝大多数住院医生，不管当天多晚下班，第二天还得照常工作，甚至连教授们也不例外。教授张诗海，在4月18日做了15台手术，凌晨2点一刻下班。第二天早晨七点半，他依然得准时出现在手术室里。主治医师薛飞，在今年3月份，共加班超过一百个小时，薛飞把她们的工作叫做"车轮战"，意思是，外科医生不停地换人到这个手术室，来跟她们俩作战。"可能我们的身体已经到了极限---"薛飞喃喃地说。

半年前，薛飞的同事、32岁的桂平在腹泻的情况下带病上班时，忽然发生心跳骤停。由于昏倒的地方是手术室，同事们得以马上对桂平进行抢救。昏迷一天一夜后，大家挽回了他的生命。接受我的采访时，桂平的声音一直颤抖："醒来之后，听同事们一说自己的情况，真的是泪如泉涌，真正有种死力逃生的感觉。在国内，发生心跳骤停能够抢救过来、基本上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的，不超过千分之一吧。现在想起来，如果万一发生在家里的话，必死无疑---"桂平的另外一位同事说，别说是在家里倒下，就是倒在办公室都不见得能抢救过来。倒在手术台上，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唉，死活都是因为那张手术台。

薛飞一直都在现场含泪抢救桂平，她心里觉得悲凉，"我生怕这次，他就过不来了---我们都觉得自己没事儿，身体还可以，但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发生在身边，大家忽然都觉得，每个人实际上都处在危险状况中。说不定下一个就是我---在我们这个三甲医院，不单麻醉科医生累，外科医生、护士都一样。所以---每次听说杀医什么的，我都觉得---"薛飞的眼睛忽然红了，眼泪在镜片后闪光。

"这些事，对我们刺激非常大---我们过去那种积极向上的面貌，受到这些负面能量冲击非常厉害。"

对于造成这种工作强度的原因，副院长姚尚龙解释说："这两年医疗市场发展很快，医院就医人力增加，工作量剧增，我们2012年的工作量，跟现在的工作量相比，几乎翻了50%以上，这样导致我们医生的压力太大。协和医院现在每天都要做300多台手术，一年365天几乎天天如此。"

采访期间，我心里充满忧虑：调查一个群体的生存状态，这根本自己做的常规选题，这种节目安静、没新闻性。我的采访路径，也不是常规路数，拍摄时间拍摄量，都是常规节目的数倍---最初都没有医院愿意跟我聊，他们不愿意趟这个浑水暴露自家麻醉科存在的问题。

好在，姚尚龙和北京同仁医院的李天佐、通州潞河医院的吴迪不同。他们说，如果能因为记者的调查、剖析，使得麻醉人员为社会了解、理解，使得那种群体性的疲于奔命让人心忧的状况有丁点改变，他们都愿意让自家医院的麻醉科暴露在公众面前。

在武汉协和医院存在的麻醉医生长期过劳现象，在李天佐和吴迪的医院同样存在。

李天佐所在的同仁医院（注：李目前已调往北京世纪坛医院担任院长），是北京市的一家三甲医院。这家医院的麻醉科，有正式员工62人，覆盖的业务范围有手术室，有三个麻醉和恢复室，两处全日制麻醉科门诊，一个疼痛门诊，另外还有手术室以外的麻醉，包括妇产科、无痛胃肠镜、导管室、眼科门诊手术室。以上所有科室的任务量加起来，全部由这62个人承担。除了临床麻醉，他们还承担着教学任务、住院医培养、对外交流等。在这种情况下，医生们加班非常频繁。2012年，同仁医院麻醉科一共加班283天。作为副院长和部门负责人的李天佐，对科室里的这种长期超负荷运转状况，非常忧虑。

他说，"我们非常缺人，非常缺。但是人员增加的速度，第一，匹配不了手术学科这种业务的发展增加，第二，满足不了麻醉科本身发展的需求。其实麻醉科在医院的舒适化医疗，在医院，是起主导作用的，现在已经渗透到内科领域了。"

北京通州潞河医院，是通州区最大的医院，这里的病人除本地人外，还包含有河北廊坊等地涌入的大量病人。潞河医院麻醉科的吴迪主任介绍，他们科每天能盯手术的也就十七八个人，手术量平均每天都会有四五十台，最多的时候七十台："如果晚上12点以后手术还没完，第二天可以休息一天。但是如果你是做到11点下班的，第二天还得正常来上班。心理压力大，身体疲惫，在我们这里普遍存在。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问题，手术室里面全是日光灯，没有自然光。在里面待上一天，又疲惫，又憋闷，心情很不好。我们自己老说，什么是幸福啊？把病人都送走后能洗个澡的时候，就最幸福了。"

李天佐说，麻醉医生长期过劳，在全国各大城市的三甲医院是有共性的。在美国，麻醉科主治医生，每年承接的麻醉量是600到800例，而在我们国家大医院主治级以上的麻醉科医生，每年的工作量都会过千。

李的说法，印证了我的调查。在新青年麻醉论坛负责人周祥勇帮助下，我挑选来自全国各地30多家不同级别医院的麻醉医生，通过微信群进行调查发现：三甲医院麻醉医生的长期过劳，确属普遍现象。此外，这种现象在二乙至三乙级别的医院也普遍存在，只不过程度略有差别。

县级以下医院麻醉科医生的工作状况，并不比大医院好。首先，他们每天的麻醉例数和紧张程度和三甲医院比，可能要弱些。但是医生个体的辛劳程度，不比三甲医院差，因为人员少。第二，基层医院麻醉科的工作环境差，抢救条件、处理病人能力更差，一旦出事往往无法应对，一出事直接面对的就是医护人员自己，没有其他人可以帮忙，他们的压力大。而在大医院，往往会有一个小团队来负责。第三，相比大医院来说，基层医院麻醉人员的职业认同度更低，很多基层医院的院长，都不会把麻醉科真正当做临床学科对待，只是把它当做医技科室。这些内容，是一线麻醉医生和麻醉医师协会的共识。

当我把以上自己调查到的事实，讲给曾经上过手术台的朋友们时，他们都很惊讶，表示从来没有听说过麻醉医生是这么个工作法。随后，他们都表示出不同程度的紧张："搞麻醉的如果老处于这种过劳状况中，那我们如果去做手术打麻药，是不是很危险啊？"我只能老实作答，是的。

几天前，国家卫计委机关报、国家麻醉质控中心、新青年麻醉论坛等机构，联合发起了《中国麻醉医生职业现状网络调查》，参与此次调查的近13000名麻醉医生，占大陆地区麻醉医生总人数约16%，在"压力来自哪方面"的问题上，排在第一位的是手术中的安全风险，排在第二位的就是劳动时间过长。

过度疲劳，对医生健康的影响不言而喻，这也正是短短一年半时间里，前后发生七起麻醉医生猝死事件的原因；疲劳麻醉，对手术病人来说，也潜藏着很大的安全隐患，这是造成麻醉致死事件的重要因素。

四、深层次原因？

台湾可怕的高麻醉致死率，原因主要是，麻醉人员奇缺。大陆麻醉医学界也认为，影响手术中麻醉安全的第一要素就是缺人--医院发展提速，手术量井喷，人员严重紧缺，在我国已经是普遍现象。

登陆专为医药领域提供人才招聘服务的丁香网，我看到，用人单位对麻醉医生的需求量，是对外科等其它科医生需求量的数倍之多。这种全国性紧缺，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武汉协和医院副院长姚尚龙："首先，现在招人有困难，早期我们希望招一些高层次的人员，博士硕士，现在连本科生招人都难。此外，就医环境不好，再加上麻醉科社会认同度低，所以很多人读了麻醉，最后都不选择麻醉。还有，我们自己培养的研究生来院里工作，看到压力大，都离开了---"北京市通州区潞河医院麻醉科主任吴迪介绍，2014年，他们科的进人指标有1-2个，但是最后连一个人都没招进来。

不过，姚尚龙认为目前最大的问题可不是没人愿意来，而是没有编制导致的没法招人。"没有编制，导致各个医院长期招不着人，长期累积，欠得帐越来越多，麻醉医生紧缺现象越来越明显。"说到这里，姚尚龙的声调明显高了起来："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规定有点淡漠。哈佛医院有八百张床位，他的医生总数，是两万一千多人。而我们国家最大的一个医院，将近八千张床位，工作人员也就是一万人。像我们医院这个规模，每天手术量是三百台，再加上外面还有疼痛和ICU，应该有150名到200的麻醉大夫。但现在就九十个来人，缺口至少七八十名。"

同仁医院副院长李天佐认为，编制已经超出了一个医疗机构所能够把控的层面，现在全国麻醉界都在热议的一件事，就是--麻醉科医生到底怎么测算编制。

1989年，我国把麻醉学科定为临床二级学科，但是并没有真正按照二级学科要求，给出规范的建制。有相当一部分医院，并不重视麻醉科，依然把它看做辅助科室、医技科室，麻醉医生的编制如何测算，至今也没有具体规定。大部分医院目前都是，按照二十几年前的标准--即一个手术台配1.5-2名麻醉医生的办法在招人。按照手术台，而非手术量来配备麻醉人员，在手术量井喷的今天，这就使得麻醉医生的紧缺现象，越来越凸显，麻醉医生个体不堪重负。同仁医院麻醉科每年都要人，但是每年都招不够，原因就是没有和现实情况匹配的进京指标。

编制是个原因，但根本的原因在于--整个医疗界对麻醉专业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造成其资源分配比例不合理。麻醉医生个体的健康被牺牲，受到严重损害的还有学科的发展。"麻醉这个学科承接培养着住院医、培养研究生的职能，有科研有教学，真正立体化发展了才能为今后的可持续化发展奠定基础。但这些目前都受制于临床压力，都让步给临床了。二三十年后，现在这批年轻人起来以后是什么样子？这支队伍将来会是什么样子？"同仁医院副院长李天佐非常忧虑地说。在针对全国近20%的编制内麻醉医生做的调查中，有超过一半的人表示，对这个职业不满意、如果有机会将不再从事麻醉行业。这些都会伤害麻醉这一重要学科的生命力。更重要的问题是，它时刻都会威胁手术病人的生命安全。我在前面介绍过，中国大陆目前，还没有麻醉相关致死率的统计数据，我们的标准，是美国二十年前的标准。

你也许会说，在中国的大医院里，人员紧缺的现象不独麻醉科有啊，超负荷运转的医护人员到处可见。确实，这非常危险。要解决这个问题，非精心做顶层设计不可。这不是一朝一夕可解决的，但也绝对不是无法解决的。

在武汉协和医院采访间歇，麻醉医生薛飞跟我转述了他们医生间传的一句玩笑话："我们常说，二十年后就等着隔壁的二傻子给你看病吧！---如果环境不改变，好的医生怕是都要离开这支队伍了。"

附：接受群访的部分医生给记者的回复：

王敏（化名），女，32，哈尔滨市某三甲医院麻醉科主治医师：我最不满意的事情是工作时间特长，身体和精神都特疲劳。其它科同事对我们麻醉科，也不是特别理解。社会基本还是认为，麻醉就是打一针，不理解麻醉的重要性。工作中的压力主要来自：麻醉是一门多学科的综合学科，可以说是外科中的内科，需要学习掌握的知识很多很杂。但是我们工作太忙，没时间整理临床遇见的问题，更别说查资料做科研了！如果医疗环境更差的话，我可能要想转行。最想说的话是：作为一名医学生，五年本科，三年硕士，三年博士，最青春时身边有的只是一本本医学书！看了电影"致青春"后我最大的感受时是，拍得太夸张了！我根本没有青春过！

仁心良朋，男，33岁，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麻醉科主治医师，从业9年：我一般大白班下班时间为19~21点，运气差的时候会更晚。如果晚上需要给住院医师上课，则会在21点以后下班。每天平均工作时间约12~13小时，没有午休，午饭10分钟解决。平均每天完成10台左右手术。对目前工作最不满意的方面：临床工作太繁重，休息、看书学习、科研时间太少；职称晋升压力大；劳动付出、承担风险和收入不匹配。此外，社会对麻醉医师认同感太差，多数人认为麻醉医师工作轻松，打一针就ok，还有红包拿。在此声明，本人从未拿过病人一次红包。最想说的话：A.希望有媒体朋友跟我上一周班，体验一下一个三甲教学医院麻醉医师的生活节奏和工作强度，以旁观者的角度客观如实地写出医生的生活；B.希望那些整天嚷嚷"看病难、看病贵"的媒体朋友，去米国看一次病，再评论什么叫做"看病难、看病贵"；C.国家应该对医疗暴力行为进行严惩，对故意损害医患关系、唯恐天下不乱的媒体和记者进行严惩D.国家应该提高医生的诊疗技术费，体现医生的价值。E.取消公费医疗、取消干部病房，减少过度医疗，消除医疗资源分配不公。F.想说的太多，最想说的就是以上的A和B。

上海麻生，男，48岁，三甲，麻醉主任医师：我的手机一直开启工作闹钟，工作日永远在早5：50响起。当然，大部分的日子我是在此前醒的，因为生物钟几乎不会出问题，我夫人为了我能吃上早餐，也把闹钟定在在5：30，所以我的闹钟就成了确保能及时起床的双保险；我一般总是科里第一个上班的（因为我是主任），也几乎是医院车库里除了值班以外最后一个离开医院的，如果我能回家赶上看7：30的《新闻联播》，那一定算回家早的；我不喜欢在外面吃饭，因为中午医院的饭我把它称之为"减肥餐"，只是扒几口起到不饿的目标，一般不会超过5分钟就结束，但当我晚上回到家吃饭的时候，常常8点钟左右，吃完倒在沙发上就睡了；因为我是主任，科里的工作所有都需要负责，首先是要确保每天80-100台的麻醉顺利完成，只有每天手术基本结束我回家，才安心；对目前工作状态的看法：谈不上满意，但我已是这个年龄，即使不满意也只能接受；最不满意的，在于目前国内的管理机制，作为一个科主任，权没多少，追责的事件件少不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我们这里是因为医院领导对麻醉科不重视，当然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国内的医院管理机制；国内外科界大都把麻醉作为他们的附属科室和医疗事故的替罪羊，虽然他们知道自己离不了麻醉，但并不愿意承认；由于外科与病人的接触机会更多，加上外科往往在医院的话语权更大，所以外科对麻醉的不真实宣传，造成了病人对麻醉一样不理解。工作中的压力：主要是病人的安全，麻醉作为一个高危职业，直接和病人的生死相关，所谓"麻醉不出事则已，出就是大事"，加上一旦有事后医院外科的推诿，所以长期会处于高度警惕状态；未来：希望私立医院冲击公立医院，让机制变活，让公平竞争和合理薪酬在麻醉医生队伍中体现，当然，这很遥远。8、最想说的话是：希望麻醉这样一个和病人生死打交道的专业及其从业者得到公平对待（这可能有很多话题，无论是医院内部还是社会）

麻水，男，38岁，江苏某乡镇卫生院，麻醉兼职内科，工作17年：我们医院一年六七百台手术，全部由我一个人做。由于一个人做麻醉，不分白天和黑夜，初一到三十，随叫随到，青春已经都给医院了。对目前工作最不满意的是一个人干麻醉，时间奉献就不谈了。医院领导对麻醉科重视一般，其它科同事对麻醉医生一般，遇到紧急情况时连个商量人都没有，压力太大！我都想改行！

（原文标题：央视记者调查报告：索命麻醉—你不知道的关于一线医生的真相）转发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