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目录：

• 1、国外爱吃的马肉为什么中国人很少吃？除了情怀外，还有其它原因
• 2、冯玉祥蒙古见闻记
• 3、元朝时汉人的第一个孩子都会摔死吗？

国外爱吃的马肉为什么中国人很少吃？除了情怀外，还有其它原因

对于中国人来说，只要是动物，都敢尝一尝，有些在国外泛滥成灾，入侵后反而成为我国的美食，比如小龙虾、牛蛙、生蚝、罗非鱼等。可国内外都有的马肉，却很少在餐桌上体现，这是怎么回事？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关于马和马肉的故事。

关于马这个物种

马的祖先出现在5000多万年前的新生代，叫做始（祖）马。起先只有狐狸般大，生活在北美森林，背部弯曲，牙齿结构简单，只能以嫩叶为食，善于跳跃。

在之后的两千万年间，逐渐演变为山羊般大小的渐新马，和现代小马般大小的草原古马。弯曲的背变直了，进化后的牙齿，善于吃干草，四肢也变得健硕有力，由跳跃式变成了奔跑，开始向草原扩充。

随后，上新马、真马相继出现，马掌由3趾结构变为单蹄，骨骼坚实，蹄质更硬，不管是柔软的草地，还是硬质的石面，它们都能急速奔腾。

因奔腾属性，它们的心肺和汗腺十分发达，还自带温控，能耐高温也能抗严寒，又逐渐由真马演变出了森林马、冻原马、鞑靼马和普氏野马。

这四种马就是现代马的祖先，它们靠敏锐的嗅觉和听觉驰骋在大草原上，两个大眼睛可视范围在330~360°（我们所见的马后腿踢人，其实是马看准了才踢的）。不但可视范围广，在夜间时，还能看见百米外的物体。

马虽然是食草动物，比不上食肉动物凶猛，可它依赖于自己的身体条件，躲过了很多动物的攻击。

根据考古发现，最早驯化野马的国家为哈萨克斯坦，大约在五六千年前，人们逐渐驯化，起初是用于充饥，后来发现它特点，又逐渐成为了交通工具和战争武器。

大约五千年前，野马也被中国人驯化，从此以后，马作为一种很神奇的动物，一直相伴人们左右，谱写了很多传奇。

关于马肉

明代的李时珍在其编写的《本草纲目》中，这样描述马肉：食马肉中毒者，饮芦菔汁，食杏仁可解。还有一本《随息居饮食谱》中也说，马肉辛苦冷，有毒，食芦根汁或杏仁解之，其肝，食之杀人。

可见从古时候开始，人们都认为马肉并不适合食用，所以就没有吃马肉的习惯流传下来。真是这样吗？其实不是。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原来这些都是古人们的误解，其实马肉是一种很安全的肉食。它没有猪肉、羊肉和牛肉油腻，所含的不饱和脂肪酸，可以促进人体血液循环和提高免疫力等作用。

在国外，哈萨克斯坦作为驯化野马最早的国家，就对马肉爱不释手。早期，哈萨克斯坦骑着马，带着蒙古包放牧，这种游牧生活也逐渐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习性。在茫茫草原上，羊肉和马肉是他们身体营养的根源。

随着他们食用马肉的次数越多，也摸清了马肉的品质，他们把马分为赛马和肉马等不同种类，肉马才是专门供人食用的。

哈萨克人民会挑选优质的不同草料喂养，在此条件下长大的马，肉质鲜美可口，飘香四溢，被奉为上等佳品，只有盛大的家族聚会才会宰杀食用，饭店里是几乎见不到马肉踪迹的。

特别是马身上的脖颈、肋条、肥肠和臀部，被他们称为马身上最好吃的部位。当地最具特色的传统美食，就是马肉制作而成的马肠，是当地公认的招待贵重客人的美味佳肴。

也有营养学家研究表明，马肉相比猪羊牛肉来说，脂肪含量更低，蛋白更高，应该能成为猪肉以外的第二大主流肉食。

但在我国，却不是这样，我国除了猪肉外，鸡鸭鱼肉、羊肉和牛肉才是肉食来源的第二梯队，吃马肉的人少之甚少，这是为何？

中国人很少吃马肉的三个原因

第一：原来遍布全国的战马，因场地和周期原因，导致养马的少了，马肉的市场也随着降低

现在在国内养马的人不多，主要是场地问题，古时候的成片草地，现在建立起了高楼大厦和纵横交错的道路，导致饲养马的空间被不断地压榨。

在我国的东部和南部，除了在个别牧场或草原能看见稍小的养马场外，在其它地方几乎看不见成群的马活动，要想供应市场，不太现实。

就算北边和西边各地的草原上有适合养马的场地，若想靠局部地区供应全国，又面临场地适宜性和养殖周期太长等现实问题。

一个养马场，要同时兼备室内和室外，室内的马舍、食槽、饮水桶、产房、观察室等，所占空间多达几百几千平方米。室外光一个让马匹散步的跑道就需要200米以上，马匹越多，跑道越长，这种条件，只有偌大的草原才能满足马匹的活动要求。

再者，马不是反刍动物，它的身体有缺陷。众所周知，羊、牛属于反刍动物，它们一共有四个胃，羊的四个胃分别为：瘤胃、蜂巢胃、重瓣胃和皱胃。牛的为：瘤胃、网胃、瓣胃和皱胃。即使是骆驼，也有三个胃。

只有一个胃的马，不具备反刍能力

羊、牛和骆驼进食后，前两个胃（骆驼是第一个）将食物与唾液初步混合分解，分解不全的再进入瓣胃之前，再返回到口腔内再咀嚼，这个过程叫“反刍”。对于它们，每天喂养一到三次就能满足生长的需要。

而马的食道狭窄，只有一个胃，属于少吃多餐的动物，一天需要喂养五到八次才能满足。这无疑增加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马对草料的要求很高，稍不注意，就可能引起感染，这是养殖户们不希望的。

马难伺候也行，你多长肉总行了吧？可事实并不如此，马吃进肚子里的草料，一百斤都长不到半斤肉。这就是它一个胃造成的缺陷，虽然盲肠发达，有助于吸收，但比起羊和牛来说，它的营养吸收率实在不够看，好歹羊和牛吃进去百斤食物，能转化出1~2斤肉。

再者，马一年一胎，从小马出生，一般要一年半才有生育能力，母马需要足够的营养，不能太瘦也不能太胖。因疾病、营养、运动等问题，母马的流产率也高，养好的话，前10年都能繁殖，运气好，顶多能生8胎，运气不好，10年间只有4~5胎。

五岁之前的马都属于幼龄马，马的平均寿命30~35岁，就算使役的马，也能达到20岁。试想，后十年里，母马失去了繁殖能力，天天要供着，养殖成本太高。

所以，要想靠马肉达到盈利的目的，就存在付出率高，回报率低的现实问题，这样亏本的生意，养殖户自然不愿意干。养得越少，市场就越小。

当然，各地的小型牧场养的马，主要用于马术运动和运输，个别用于生产乳肉，大面积作为肉马饲养的几乎没有。

第二：在古代，马推动了国家文明的发展，在中国人的眼里，和马之间的感情比较浓厚

我国也是较早驯化野马的国家之一，早些年间，游牧民族驯化后主要用于食用和挤奶。

后来人们发现，马身体匀称，四肢矫健，善于奔跑，无论是草地还是山区，它都能涉足，适应力强。

马的这些特点，是牛无法与之媲美的，人们又逐渐把马发展成了长途运输和赖以生存的主要交通工具。

在农业上，我国从古至今都是农业大国，牛和马分工明确，牛耕地，马驮运，不管是北方游牧民族还是南方农耕文明，马都是家家户户的宝马，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食用马肉的。

随着战争的不断爆发，人们又发现，无论是通讯还是征战，马也是最佳选择。

到了春秋时期，马的作用更明显了，那时马还没有钉马蹄铁，很多国家因为这个，贻误战机不说，还导致战斗正酣时，马不动了，或躺下了，或跌倒了，倾斜了很多胜利的天平。

在没有马蹄铁的战争年代，马的马掌由于自身构造（马只有一个趾，属于单蹄，蹄是呈斜斜的梯形，着地部位为趾的侧面和前面（叫蹄壁），以及底部的前端（蹄底）都比较坚厚，而趾底部的后端角质柔软，还有弹性，马蹄只有蹄壁着地接受磨损，其它部位是悬空生长的。），又存在两个致命缺陷。

一是长期磨损的情况下，蹄壁上的角质层会快速脱落，后期又跟不上生长速度，发炎感染，变成瘸腿马。

二是不磨的情况下，角质层又会肆意增长，就像人的脚指甲太长会影响走路一样，马也不例外，摔倒，断腿，组织坏死等情况特别多。

这两个致命缺陷，让每个国家都很苦恼，只能大量饲养战马，做着治标不治本的事情。

到了战国时期，你所见的战车前翻、侧翻，很多都是因为拉车的马脚疼，造成的结果。

由此可见，有好的马匹对一个国家而言是多么重要。

就算到了三国时期，我们所知道的名马，比如曹操的绝影，刘备的的卢，吕布的赤兔马，它们身体强悍，但也扛不住四处奔波。在每次出去后回来，都有人专门给它们保养四肢，那时的脚上也镶有东西。

后来，直到元代的成吉思汗打到欧洲，才从古罗马带回来了马蹄铁的前身，过程经过不断改良，才沿用至今，解决了战马紧缺的问题。

这里也有一个关于马蹄铁亡国的故事，话说英格兰理查三世与亨利伯爵在争夺王权时，本来理查三世总攻在即，眼看胜利就在眼前，没想到胯下战马一个趔趄，就把理查三世摔到地上，身后的士兵还以为理查三世中箭了，一刹那动军心乱阵脚，结果被亨利伯爵反败为胜。

后来才知道，是因为理查三世战马的马蹄跌松动了，马感到不适摔断了腿。

由此可见，以前的战争，没有马根本不行，“汗马功劳”这个成语，就是对战马最高的褒奖。

马的听觉和嗅觉十分灵敏，视觉几乎360°无死角，且记忆力惊人，是一种温情的动物。那时士兵的梦想，就是能拥有一匹与自己高度默契的战马，胯下生风，立战功，扬名立万，报效国家。

综合来说，几千年来，不管是在军事上还是民用上，马都是人们最重要的伙伴，甚至是家人、朋友。从人们的意识上，都没有想要把马当做主要肉食来源的想法。

第三：马肉的卖相不好，价格还很贵

对比猪肉、牛肉和羊肉的鲜嫩来说，马肉透着一股古怪的深红色，生肉看上去毫无食欲，因此才有《本草纲目》和《随息居饮食谱》中说马肉有毒的说法。

再者，马肉虽好，但由于长期运动的缘故，全身肌肉发达是其一，汗腺发达是其二，肌肉的纤维比牛肉还粗，还散发着一股扑鼻的异味（类似狐臭），自然买的人就少，久而久之，商家就把马肉列为弃之不可惜的肉制品。

全身都是肌肉的马匹

当然，也有客户有需求，但由于养马的成本高，再加上运输成本也高，价格相对其它肉制品而言会比较高。

虽说对于有钱人来说，这不算什么，可烹饪技巧繁琐，对烹饪者的要求很高。如果厨师的技术不过关，无论是爆炒还是蒸煮，做出来的马肉又酸、又臭、又硬，是很难下咽的。

技术难倒了众人，随着时间久了，在民间就流传有“驴肉香，马肉臭”的说法，在代代相传之下，自然吃的人就少。

国外为什么吃马肉的人较多？

从最早驯化野马的哈萨克牧民来说，因为他们长期和马生活在一起，对马的研究很透彻。他们祖祖辈辈沉淀下来的经验足，家家都是烹饪高手。

哈萨克人民会把新鲜的马肉切成长条，撒上盐和祖传的调料配方，然后搭在木架上，四周用土块或木板遮挡，再以特殊的松枝，靠松枝的烟气把马肉熏干。

熏干的马肉和马肠是当地十分有名的特色，香味十足，肉质筋道，回味无穷。和哈萨克相邻的俄罗斯、中国新疆、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地区，以及柯尔克孜族、塔塔尔族，也有吃马肉的传统。

就算是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也要吃马肉，他们制作的马肉肉质干柴、嚼劲十足，如果没有一口好牙的话，就要准备一把牙签剔牙。

再比如，广西桂林也有吃熏干马肉的传统，味道也不错。

除了传统的烹饪方法外，在日本还有一道十分有名的菜，名叫樱肉，也就是马肉刺身。

说起日本的熊本洲，熊本熊和马肉刺身被称为当地颇负盛名的乡土料理之一，也是名扬各地的特色名菜。在当地的各寿司店，都能找见它们的身影，一份上等的马肉刺身，能卖到几千块一盘。有时想吃，还需要排队预定，火爆程度令人咋舌。

其次法国的部分地区也对马肉情有独钟，不管是刺身还是熟食，都吃得津津有味。他们认为马肉营养丰富且有弹性，吃起来嚼劲十足，如果再用上等的秘制调料来中和酸味的话，和情侣一起吃，这将是一份十分浪漫的人间美味。

综上所述，外国人喜欢食用马肉，更多是当地的文化传承和精神信仰。他们吃马肉就像我们吃猪肉一般轻松写意，应该报以尊重和理解。据统计，每年大约有470万匹马用于食用，可见马肉并不难吃。

总的来说

在我国，马具有很高的灵性，有着极高的地位象征，它勇猛俊逸、刚毅昂扬，代表自强不息，勇往直前。它独立不羁，寄托自由精神。它神采风扬，象征着心生向往的龙马精神。

从马演化出的成语，比如千军万马、厉兵秣马、汗马功劳、马首是瞻、马到成功、天马行空、戎马生涯等等，每一个都代表了划时代的意义。

在我们中国人的骨子里，马推进了现代文明的发展，它是我们的伙伴，是朋友，是一种高贵的动物，因此，很少人把它当做美食享用。

我也梦想有一天，能骑上四蹄生风的骏马，奔腾在茫茫草原上，耳边响起“嗒嗒嗒＂的蹄声，这生活才美妙！

文 迷恋幸福色

冯玉祥蒙古见闻记

在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关押总统曹锟，驱逐逊帝溥仪。然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冯玉祥又支持郭松龄“倒奉”，终于导致了直、奉两军的联合。1926年1月，直、奉两派联合攻击驻扎察哈尔的国民军，冯玉祥被迫下野。

1925年，冯玉祥就任西北边防督办时，与于右任、陈友仁等国民党员有密切来往，并结识了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鲍罗廷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其部队中也很早就配备了三十多名苏军顾问。由于冯玉祥的驻军地张家口接近外蒙古，故与外蒙古方面也常有来往，蒙古人民党中央主席丹巴道尔吉和外蒙古陆军部长都曾拜访过冯玉祥。于是，在此番危急之时，冯玉祥定下了取道蒙古、出国考察的决心。

《申报》对冯玉祥下野赴蒙的报道

旅蒙考察期间，冯玉祥亲眼目睹了外蒙古在经历改造后的崭新面貌，并与共产国际和国民党人士进行了密切会晤，在外蒙古，他终于加入了国民党，随后登上北去苏联的列车。冯玉祥考察期间的见闻影响了其此后的政治判断，也对日后的北伐战争产生了重大影响。

社会风貌

1926年3月，冯玉祥“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即将西北边防督办和甘肃督军之职分交张之江、李鸣钟署理，毅然发出主和息争的下野通电，抱着满怀痛楚惆怅的心情，由平地泉取道外蒙古，悄然赴俄去了”。平地泉为察哈尔集宁，在今内蒙古卢兰察布，至今仍是中国通往外蒙古、俄罗斯的交通枢纽。在这里，冯玉祥办好出国手续，准备妥帖，动身之际，友人纷纷前来送行。

前来送行的石敬亭（石筱山）等故交均对冯玉祥的出走表示不理解。冯玉祥在回忆录中极力隐饰自己此时的困境，希望将自己被迫出走矫饰为“避免内战、贯彻和平主张”，但在奉、皖两系军阀的联合进攻下，此时冯玉祥的困窘已罄露无疑。

冯玉祥在平地泉乘汽车出发，走张家口到库伦（乌兰巴托）的平坦大路，一路起伏不大，即使在没有路的地方“也一般的平坦康庄”。塞外风景与内地殊异，“途中未遇一条河，也少见一颗小树，三千里路全是一望无际、黄沙漠漠的辽阔平原”。戈壁上，“活泼肥大”的野羊“万千成群，往往和汽车赛跑。牛群马群亦最常见，还是逐水草而居的遗风”。

汽车行至将近库伦几十里处，“即遇蒙古国民党（按：即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委员长丹巴多尔基（按：即策伦奥齐尔·丹巴道尔吉，时任人民党中央主席）和蒙古军官学校的许多人员前来欢迎”，冯玉祥下车一一握手道谢，同行进入城内。

蒙古人民党中央主席丹巴道尔吉

冯在外蒙古共住三十多天，自称“于研究党义和学习俄文之余，对蒙古政治社会各方面情形也作了一个大略的考察”。冯玉祥对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印象不错，认为“他们都生气勃勃，努力于政治工作，很有一种新兴的朝气”。冯玉祥特地记述了他受邀参加的一次党政两方举行联席会议：

“会场是小小的一座屋子，只可容三十余人，结果到会的却有六十多人，于是有的坐椅，有的坐凳，有的坐在凳衬子和椅凳背上。会议从上午八点开到下午四点，讨论的问题很多，发言者很是踊跃。在这八个钟头中间，大家只用了一次饭，每人两片黑面包和一杯红茶而已。据说他们日常生活都是如此简朴。问他们何以这样，回答说：‘因为我们正在建设时期，民力有限，惟有努力撙节，始可成功。’”

撙节是节制、节约之意，典出《礼记·曲礼上》。冯玉祥感慨“这种精神在今日的我国尚缺乏得很，我们应当惭愧的”。然而，冯玉祥笔下的外蒙古喇嘛教领袖哲布尊丹巴之形象却颇为恶劣。因此，他对外蒙古政府的社会改革颇为认同，认为其“颇有一种大刀阔斧的革命精神”。外蒙古政府勒令大批喇嘛还俗，冯玉祥由此认为，“新政府对于破除迷信的工作极是努力，初时当然颇遇阻力，但政府不顾一切，经过一时期快刀斩乱麻的干法，收效已大有可观”。

军事制度

作为行伍出身的军人，冯玉祥对外蒙古军事制度尤为留意，仔细记录了外蒙古军队的兵力与面貌。冯玉祥拳拳服膺与苏军顾问带入蒙军的政治教育，“士兵教育很注重历史知识的灌输与民族精神的发扬。成吉思汗、忽必烈等的丰功伟绩，使在每个士兵头脑里打入深刻印象。所唱军歌音调迟缓雄壮，歌词亦皆系对于民族英烈的颂扬”。他与住所外的哨兵攀谈后，觉得他们的知识水准颇高。在俄蒙边界的恰克图，冯玉祥发现当地驻军军营内“每一连设有一座列宁室”，认为“这完全是为灌输主义及对士兵施行政治教育的地方”。冯玉祥饶有兴趣地询问一个士兵关于中国革命的事迹，如孙中山、张作霖、吴佩孚等人事迹，该士兵都能对答如流，极为熟悉。他感慨道“可见他们对士兵政治训练多么注重”。

冯玉祥还参观了驻扎在库伦的俄国骑兵操练，对俄国骑兵的骑术赞不绝口：“所谓哥萨克骑兵甲于天下，真是名不虚传！”随后他进入兵营，只见“营房的地板擦得很干净，一切内务也大致不坏”，但“只是室中有一种特殊的臭味”。这种臭味冯玉祥似曾相识，“我想是俄人特有的狐臭气”。在苏军营房里，冯玉祥看见一个酣睡的士兵，没叫人把他惊醒，只请另一个士兵把放在他靴子里的裹脚布取来查看，俄国士兵因穿着皮靴之故，不用袜子，单用裹脚布。冯玉祥注意到，包脚步很脏，而脚趾甲极长。他细细端详裹脚布的样子惹得同行者笑了起来，但他却认为士兵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可以使军队免遭疾病侵袭，这既是对士兵的爱护，也有助于保持部队的战斗力。

蒙古风俗

冯玉祥此前未曾在蒙地久居，对蒙古风俗颇感新奇。他特别详细地记录了蒙古人煮手抓肉的情形，并提到外蒙古士兵每人每日发二三十两肉，直接把肉当主食，“而把一二两面包当咸菜吃”。饭后，蒙古人习惯痛饮浓茶消食，甚至连茶叶一并吃掉。冯玉祥注意到，当地售卖的都是产自汉口、九江等地制成的茶砖，以火车运往北方。他认为，“内地茶在蒙古是笔很好的生意”。在观及外蒙古人喜爱中国绸缎情景时，冯玉祥也有关于复兴国货的思考。

进入寻常百姓的蒙古包，冯玉祥注意到“室中多设炕桌，亦坐亦卧”。由于日本人也习惯席地而卧，遂借此声称日本人与蒙古人是同胞弟兄，他斥此说为“造谣”。蒙古民歌声调悠扬缓慢，日本人也说此与日本民歌相同，冯玉祥表示，“我听着倒有点像我们中国的秧歌”。

当时外蒙古一些百姓尚有草原风俗遗留，也让冯玉祥颇感不适应。如他曾在“蒙古街上看见朋友相遇，一边谈着话，一边就蹲下大便，无论男女都是如此。虽然他们都穿着长袍，蹲在地上解手，别人看不出来，但总不雅观”。他认为“这种习惯，怕即是野外生活所养成，因为野外是找不到厕所的”。他还对当地饮用水的水质也颇多抱怨。最为骇人的当属此地獒犬，大概因藏传佛教缘故，当地习惯“把死尸抛在野地里，让野狗去吃。若野狗不肯吃那死尸，他们就认为极不名誉的事，即须念经求签，不是说他本人不好，便是说他祖宗有损阴德”，由此导致外蒙古獒犬极为凶恶，“若人醉卧在地，必有被野狗吃掉的危险”。冯玉祥听到苏联朋友亲口告诉他，“曾有两俄人酒醉后回家，为时已晚，走至野外遇野狗，即被扑倒吃掉。这种野狗到处多是，皆吃人肉的专家。因为他们平常吃人肉吃出味儿来了”。外蒙古独立后，曾在苏俄要求下展开打狗运动。

革命气息

在当时，库伦已更名乌兰巴托，即蒙古语“红色英雄”之意，城市中弥漫着革命的气息，成为了“被压迫民族的聚会处所”，聚集了多国的革命领袖。冯玉祥参加了一次革命者的联谊，令他感触颇深：

“在会场演了一出叫做《第三国际之夜》的新剧，我看了很受感动，觉得富有教育的意味。那次联欢会上游艺项目很多，歌唱、跳舞、各式各样都有。出演者包括了东方每个民族，有安南、缅甸、新疆、西藏、阿尔泰、内蒙古、印度、高丽、台湾等处人。他们以其本乡本土的技艺，在那里大显身手。故每个节目都富有地方色彩，我从未见过听过。有两位阿尔泰女子，都只二十岁左右，表演舞蹈，腰部左右扭动，活跃之极，种种姿态，都足可活泼血脉，健强身体，与我们国术的用意是相同的。会场之外有一大房间，出卖茶点，饮食洁净，招待周到，各民族人民熙熙攘攘，一团和气。可是没有一个人不对帝国主义者摩拳擦掌，每一谈及，则咬牙切齿。帝国主义者张牙舞爪，高高居上，在其脚下的被压迫者则无时无刻不谋打倒之，推翻之，以争取自由与人的幸福；今日不成待明日，此地不成到那地；他们不把吃人者打倒，是死也不会甘心的。想到这夜的经过，的确是一个充满快乐与希望的民族联欢会。”

可见，冯玉祥此时已对左翼思想颇有好感。在乌兰巴托，冯玉祥先后拜访了的驻蒙古的苏联公使及“另一位住在库伦专门帮助中国革命政府输送军火的苏联朋友”，不过他对于二人家中儿媳妇穿着好过老母亲的情况颇为不满，总觉得这事不合理。在与第三国际驻乌兰巴托的代表阿母加会谈中，冯玉祥收获颇丰。阿母加为他一连讲了两个星期，“从第一国际一直谈到第三国际的成立及其发展的历史，详尽深到，娓娓动人”。这个共产国际代表极力向他陈述，“英雄的时代于今完全过去了，革命事业不是一两个人所可做成的，必须有群众，必须有主义，必须有组织，否则必不成功”。冯玉祥被完全打动了，听到最后，感到“左讲右讲，阐发无遗，我觉得句句都是针对我说的，我听了之后，很是敬佩”。

1926年，冯玉祥在蒙古库伦。左起依次为陈友仁、邵力子、冯玉祥、鲍罗廷、徐谦

在乌兰巴托还有一件对冯玉祥的政治倾向颇有影响的事件，那就是此时“许多国民党朋友从北平取道海参崴到广东去，经过库伦”，这群人中有共产国际派往国民党的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参与领导了关税自主运动、首都革命、三一八反对段祺瑞政府等政治活动的北大教授陈豹隐（陈启修）；孙中山的外事顾问、英文秘书，后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陈友仁以及著名的法学专家徐谦（徐季龙），不少是冯玉祥的故交。在与他们的交谈中，冯玉祥这才知道北京的“三•一八”惨案和“中山舰事件”。

不久，鲍罗廷等人动身，徐谦则选择留下，决心和冯玉祥同赴莫斯科。徐谦是当时有名的国民党左翼友俄人士，担任过中俄庚款委员会主席和国立北京中俄大学校长，后者是左翼人士在北京的重要活动机关。他在1926年担任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主任，与李大钊携手发动了“三一八”示威，惨案发生后，徐谦为躲避通缉躲入苏联驻华使馆，此后秘密离京，得以在库伦与冯玉祥会合。当时国民党“以俄为师”，颇有列宁式政党的气象。徐谦告知冯玉祥，国民党是“有组织，有主义，有纪律的一种政党。是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前提”。听了徐谦的介绍，冯玉祥当即加入国民党，徐谦成为冯玉祥的入党介绍人。二人准备妥善，即乘汽车由乌兰巴托出发，取道乌金斯克，搭火车去莫斯科。在苏蒙边界城市恰克图，冯玉祥“参观了工人住宅，也看了农人的各种活动”。冯玉祥感慨道：“那儿整个是农工的世界，坐享其成的有闲阶级，以及对劳动大众压迫剥削的种种黑暗现象，都是看不见的了。”

徐谦

冯玉祥在蒙古停留三十多天，受到蒙古方面礼遇。苏联、蒙古方面显然事先策划好了冯玉祥的参观路线，他所探访的营房、民宅几乎无不窗明几净，所见的当地百姓也几乎无不饱含觉悟，连普通士兵都能对中国的军阀战局了如指掌，就连观看的文艺演出也充斥着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热情。在这种氛围渲染下，冯玉祥在蒙古期间显得颇为动心，在回忆录中自觉地使用革命、进步的标准打量、评判着当地的风物人情，并不时对中国的保守局面提出批判。日后冯玉祥由苏、蒙回国，迅速起兵誓师于五原，投身“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北伐战争，其思想转变在旅蒙期间已经发端。

参考文献

冯玉祥：《我的生活》，上海教育书店，1947

樊明方：《中国北部边疆史若干问题研究》，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

元朝时汉人的第一个孩子都会摔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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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专家来说吧，初夜权是夸张了，但蒙古人随意占有奸淫汉人妇女是客观存在的。

蒙古的制度是人分为四等，一等蒙古人，二等色目人，三等汉人（北方汉人），四等南人（南方汉人，迟于北方几十年才被征服）。

三等汉人和四等的南人，在蒙古人眼中猪狗不如，打死一个南人只要赔几个钱而已。

蒙古王公曾经建议，为了防止汉人反叛，杀光张、王、李、赵四大姓汉人。好在当时元代朝廷也有少数汉官，拼死反对，解释“汉人可以给你们做牛做马”，这才没有被屠杀。

人的性命尚且没了，何谈女人的贞操。

当时蒙古采用的是保甲制度，10户一保，保长是蒙古人或者色目人（阿拉伯人）。

这些保长可以任意拿走汉人的财物，当然也可以抢走妇女。

其实，对于蒙古人来说，至少元代初期的蒙古人，压根没有贞操观念。

以成吉思汗为例，他的第一个老婆就是他抢来的，后来又被人抢去强奸导致怀孕。

但成吉思汗将怀孕的老婆抢回来以后，不但没有把孩子弄死，还让他生下来当做自己儿子抚养，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术赤，钦察汗国的大汉。

在蒙古人看来，汉人既然是奴隶，霸占他们的女人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当然，蒙古人也没有到把每一个汉人少女贞操都抢走的地步，毕竟做事不能做太绝。

但保里面漂亮的汉人少女，肯定优先由蒙古人或者色目人享用。

这不是野史，有着众多历史记载。

比如临县简史就明确记载了一些汉人少女初夜被蒙古保长霸占的事情。

其实这也不是孤立的现象。在俄罗斯的历史中，也记录了蒙古人抢走俄国少女贞操的惯例，当地人敢怒而不敢言。

还是以山西临县为例，因为蒙古人的暴行，导致出现两种风俗。

第一叫做摔头胎。

主要是新娘子嫁人前后，被蒙古保长糟蹋。男方家不能确认孩子是不是自己的，当年又没有DNA技术，只能将孩子摔死，以保证血统。

第二叫做查门户。

摔头胎在元代后期就很少见了，但查门户直到今天还有。

所谓查门户，就是查看这家人有没有狐臭。如果这家人有狐臭，普通汉人家庭会对他们敬而远之，不让他们承担重要职务（村长），不让他们参加重要祭祀，更不会和他们通婚。

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有可能是汉族妇女婚后，被蒙古保长糟蹋以后剩下的后代。

众所周知，汉人几乎是没有体味的，更不会有什么狐臭。

但草原上的蒙古人就不同，大部分都有浓重体味甚至狐臭。

而狐臭是会遗传的，这就成为当年没文化的汉人识别蒙古人后代的一种方法。

其实即便是蒙古人也没什么，关键在于这家汉族妇女是被蒙古人糟蹋以后的结果，性质就不同，会被认为是杂种（话糙理不糙）。

大家如果不相信萨沙说的话，自己去翻翻看山西临县县志。

其实这种狐臭不通婚的风俗，并不仅仅是在山西西部，还有陕西北部、河南西北部、宁夏南部、青海东北以及内蒙古河套地区也是曾经存在的。

现在淡化民族历史问题，当年蒙古人的恶行都不给说了。

其实历史就是历史，存在就是存在，遮遮掩掩又有什么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