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时期有一人,他在诗歌方面的贡献巨大,其诗甚至被人恭维 “乃仙人所作”。可令此人成名的,除了诗歌外,还有样东西,跟味道有关,一般人至多只拥有一个,可他却极为罕见的拥有两个。这种味道不是别的,乃是“臭”,此人所拥有的是“口臭”和“心臭”,靠着它们,他得以享“臭”千年。
好了,不卖关子了,这个人不是别人,他的名字是宋之问。
宋之问,小时候被誉为“神童”,长大后在文学、诗歌方面造诣惊人,早早就入朝做了官,可他并不满足,还想继续朝上爬。
武则天执政时期,为了分宰相的权力,特地让自己的一些笔头子特别好的亲信从北门出入朝廷,参与朝廷机要,这些人被成为“北门学士”。别人看着还到罢了,可有一人却受不了了,他就是宋之问,他想:论文笔,我比这些人强多了,可为什么偏偏没有我呢?
宋之问千方百计托关系求为“北门学士”,可得到的回复只有两个字:不许!
宋之问急得跳墙,憋出了一首诗,诗中道出了自己的心声:“明河可望不可亲,愿得浮槎(chá)一问津。“翻译过来就是:“天上的银河啊,你是那么的可望而不可亲近,我老宋多么想乘着木筏,飞到你中间畅游一番啊!”把诗工工整整誊好,交给一个叫崔融的“北门学士”,让他捧给武则天看。
武则天看着宋之问的“天河”诗,频频点头,看完后对崔融说:“我并不是不知道宋之问有才情,只是实在受不了他的口臭,所以才不让他做北门学士啊!”原来武则天本身有狐臭,总是千方百计遮掩,同时又对各种臭极为敏感。她经常要跟一帮子“北门学士”做近身交流,你想啊,如果宋之问也是其中一员的话,那两“臭”碰在一处,谁受得了啊?!
崔融回去跟宋之问一说,宋之问又羞又怒,一连几天,都没有怎么吃饭。这天,他正在生闷气的时候,他的外甥刘希夷来了。他是想请舅父大人指正一首新作的,宋之问观看。“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当宋之问看到这两句时,脑袋“嗡”的乍了,他实在想不通,自己的外甥竟然能写出这么惊世骇俗的语句来。
一股强烈无比的贪念钻进了宋之问的脑海中,他立刻就想把此诗据为己有。于是跟刘希夷商量:能不能把此诗让给他?
刘希夷听后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说什么“一句十年得,一吟双泪流”之类的话,坚决拒绝了。宋之问恶向胆边生,他不动声色地请外甥到一间小屋小坐,等他思忖此诗该如何改。
刘希夷正在小屋中等待,几个恶仆进来,把他掀翻在地,重如泰山的土囊压向了他……
刘希夷死后不久,一首署名为宋之问的诗“代悲白头翁”发表了,立刻引起了轰动。武则天并没有因为宋的这首新作而改变主意,她继续因为其口臭而不用他为北门学士;而宋的抄袭行为,也被世人得知。似乎是为了讽刺他,在《全唐诗》中,竟然收录了两首一模一样的“代悲白头翁”,一篇记在刘希夷名下,一篇记在宋之问名下,不知口臭而心臭的宋之问,羞也不羞?!
钱锺书、陈寅恪喜谈秽亵事。这个判断,凡熟悉钱陈的人都大体认可。《围城》里方鸿渐海外归来,到中学演讲,开口即是鸦片梅毒,钱锺书《容安馆札记》涉此类事极多。陈寅恪也有这个趣味。记得有则学林掌故说,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朱延丰参加毕业考试后,陈寅恪问朱延丰考得如何,延丰以为还不错,陈笑曰:“恐不一定。当时还准备一题,后觉恐较难,故未问,即中古时老僧大解后如何洁身。”延丰未作声,另一学生邵循正回答:“据律藏,用布拭净。老僧用后之布,小僧为之洗涤。”陈初闻未语,后深表赞许。虽属学林掌故,但此类事放在陈寅恪身上一般不错。其它如“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也是陈寅恪专门谈过的问题。陈寅恪《论再生缘》起始即说自己少喜读小说,“虽至鄙陋者亦取寓目”。钱锺书和陈寅恪均是中国大学者中喜读小说之人,而小说叙述最不忌繁杂芜秽,他们共同的趣味可能由此产生。
《容安馆札记》
狐臭的雅称“愠羝”,钱锺书、陈寅恪都专门谈过此事。《围城》里有个细节:
唐小姐坐在苏小姐和沈先生坐位中间的一个绣垫上,鸿渐孤零零地近太太坐了。一坐下去,他后悔无及,因为沈太太身上有一股味道,文言里的雅称跟古罗马成语都借羊来比喻:“愠羝。”这暖烘烘的味道,搀了脂粉香和花香,熏得方鸿渐泛胃,又不好意思抽烟解秽。心里想这真是从法国新回来的女人,把巴黎大菜场的“臭味交响曲”都带到中国来了,可见巴黎大而天下小。(《围城》第6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
钱锺书后来在《容安馆札记》中又多提此事,并引述了许多西文资料。他读马提亚尔(Martial)讽刺诗提到形容薇图斯蒂拉(Vetustilla)丑状时说:“气味类母羊之夫”,并引陶宗仪《辍耕录》卷十七《腋气》条考“狐臭”当作“胡臭”,即《北里志》所谓“愠羝”。还指出胡侍《真珠船》卷六袭之,认为“吾国古人正亦以羝羊为比”。然后引梁山舟《频罗庵遗集》卷十四《直语补证‧狐骚》条,标出《山海经‧北山经》中曾说:“食之不骄”后的注认为:“或作骚,臭也。”并说梁玉绳《瞥记》卷七也有同样的说法。钱锺书同时又引《杂阿含经》卷四十天帝释败阿修罗一段中异仙人所说偈言:“今此诸牟尼,出家来日久。腋下流汗臭,莫顺坐风下。千眼可移坐,此臭不可堪。”钱锺书还提到《别译》卷三中有:“我身久出家,腋下有臭气。风吹向汝去,移避就南坐。如此诸臭气,诸天所不堪。”钱锺书同时指出《春渚纪闻》卷一中说黄山谷曾患腋气,还说钱饮光《藏山阁诗存》卷十二《南海竹枝词‧之五》有个自注:“粤女多腋气,谓之‘袖儿香’,媒氏以罗巾拭腋送客,验其有无”,同时引俞蛟《潮嘉风月记》说:“纽儿儿肤发光腻,眉目韶秀,惜有腋气。遇燕集酒酣,辄熏满坐,往往有掩鼻去者。独周海庐与昵。余拈《黄金缕》调之曰:‘百合香浓熏莫透,知君爱嗅狐骚臭。’海庐大惭。”钱锺书认为,汗臭最难忍,他再引孔平仲《谈苑》史料:“余靖不修饰,尝盛暑有谏,上入内云:‘被一汗臭汉熏杀,喷唾在吾面上。’”钱锺书最后抄出希腊诗人关于腋气的史料。(本段借用“视昔犹今”新浪博客《容安馆札记》释读文字。此君将《容安馆札记》全部释读并公之于众,功莫大焉!)
《寒柳堂集》
1937年,陈寅恪有一篇幅名文《狐臭与胡臭》。陈寅恪认为,腋气本由西胡种人得名,“迨西胡人种与华夏民族血统混淆既久之后,即在华人之中亦间有此臭者,倘仍以胡为名,自宜有人疑为不合,因其复似野狐之气,遂改‘胡’为‘狐’矣。若所推测者不谬。”(《寒柳堂集》第14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陈寅恪最后结论是“胡臭”一名较之“狐臭”更早且正确。他同时指出,考论我国中古时代西胡人种者,止以高鼻深目多须为特征是不够的,还应当注意腋气。
陈寅恪此文一个明显特点是不引常见书中的史料,而专引中国医书,如巢元方《诸病源候总论》、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杨士瀛《仁斋直指方》和李时珍《本草纲目》。另外涉及崔令钦《教坊记》、何光远《鉴诫录》。
《狐臭与胡臭》初刊于1937年,钱锺书1938年由法国归来,按常理推测,钱锺书应该读过陈寅恪此文。《围城》1947年在上海初版,书中提到“愠羝”,后《容安馆札记》中又搜罗相关史料,但没有提到陈寅恪的文章,凡陈文引过的书,钱锺书一概不提,似乎是有意扩充陈文的史料,同时特别指出《辍耕录》卷十七《腋气》条已考“狐臭”当作“胡臭”,此论与陈寅恪看法相同。这个顺手的史料中可能暗含一点对陈文灵感和原创性的评价。
1、苏轼梦前生
苏轼——赤壁怀古
苏轼相信他前生曾住在杭州。这种想法曾记在他的诗里,在他同时代的笔记中也有记载。有一天他去寿星院,一进门,便觉得所见景物十分熟悉,他便告诉同游者走九十二级便到向忏堂。结果证明,他所言无误。更神奇的是,他还可以把寺院后面的建筑、树木、庭院、山石向同行人一一描述。于是,他便相信自己前世定然就住在人间天堂——杭州。
杭州西湖
2、黄庭坚治狐臭
大诗人、大书法家,同时也是苏轼的弟子兼好友的黄庭坚的左夹肢窝有狐臭。他曾向人说到,他前世是一个女子。他在四川涪州做太守的时候,曾梦见一个女子对他说:“我是你的前身,现在埋在某处。我的棺木已经腐朽,棺木的左侧有一个蚂蚁洞。把那个蚂蚁洞移开。”黄庭坚照办之后,他左夹肢窝的狐臭就好了。
黄庭坚书法——松风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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