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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人有狐臭(苏联有人感染吗)

时间:2024-05-02 17:43:08       点击: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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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苏维埃黑人代表:美国人罗伯特.罗宾森

之前在网络上流传着一个苏联笑话,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美国人训练了一个超级特工潜伏苏联,地道的俄语发音,地道的俄式穿着和思维方式,连狐臭和酒瘾都和俄国人一样。

特工在酒馆请人喝酒,别人问,你们美国人也喝伏特加?

特工大惊,不知道破绽在哪里。

此人说:我们苏联没有黑人。

然而很遗憾的是,这个笑话是错的:

罗伯特.罗宾森(英Robert Robinson,俄Роберт Робинсон),1906-1994, 美国·苏联籍工人、工程师&机械师。

同时他也是第一名(可能也是唯一一名?)当选莫斯科市苏维埃代表的黑人。

苏维埃代表:相当于其他国家的议会议员。

罗伯特.罗宾森1906年出生在大英帝国治下的牙买加,后来其家庭移居古巴,他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由于特殊的成长环境,他同时通晓英语、西班牙语和法语。

罗宾森到达美国后在底特律落脚,成为福特工厂的一名工人,由于他是福特厂唯一的一名黑人,罗宾森便时常遭遇周围白人做出的侮辱与殴打。

1929年,福特公司与苏联政府达成协议在高尔基市合作建厂,次年苏联便派出代表团到美国访问。

苏联代表团以一年期工作合同和比在美国高得多的薪酬标准邀请罗宾森以及其他人前往苏联,罗宾森出于对大萧条期间失业的担忧,同时也为避开当时美国国内的制度性种族歧视的迫害,从而接受了这一邀请。

1930年7月4日,罗宾森抵达斯大林格勒,并就职于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但不久后就遭到另两名同在苏联的美国白人工人殴打,这件事曾在苏联引起轰动,被媒体广泛报道以揭露美国存在的种族主义。

最后2名殴打罗宾森的美国白人工人刘易斯与布朗被逮捕,并被苏联法院判处2年徒刑。

1932年,工作合同结束后罗宾森原打算返回美国,但他最终决定到莫斯科轴承厂工作,两年后的1934年他被选举为莫斯科市苏维埃代表。

1937年到1944年,罗宾森在莫斯科业余机械学院攻读完全部课程并毕业,专业是坦克柴油发动机制造,不过他拒绝了学院结业后的工作分配,因为相比于他当时的工作,学院分配给他的工作更差。

后来罗宾森还取得了高等教育证书。

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罗宾森一度随工厂迁往古比雪夫,但数月后得了重病,鉴于他的健康状况,他被送回条件较好的莫斯科。战后,罗宾森曾被邀请参演由亚历山大·拉祖姆内导演的历史传记电影《米克卢霍.马克莱》。

斯大林死后,罗宾森逐渐与苏联当局出现不和,尤其是赫鲁晓夫时期的犹太人归属问题。由于冷战关系以及他的特殊身份,已获得苏联国籍的他被禁止出境(而曾经的苏联毫不犹豫给予他这一身份,是为了让他远离肆虐残暴的种族主义)。

直到1974年在乌干达外交人员的帮助下,罗宾森借前往乌干达旅游的时机脱离苏联(罗宾森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自己见过伊迪.阿明)。

经过漫长的讨价还价,1982年罗伯特·罗宾森重新获得了美国国籍,而作为"报答与交换",1988年他出版回忆录《红与黑,我在苏联的44年》。

1994年,罗伯特.罗宾森在哥伦比亚特区因癌症去世。

(2020年7月31日,作者:蒋梦珊)

溥仪被囚苏联赤塔,一位苏联姑娘对他频频示爱,差点成为他的情人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日,溥仪一行人本想乘坐飞机从沈阳机场逃亡日本,可是飞机刚刚降落,便发觉情形不对,令他们万没想到的是,沈阳的飞机场,已经却被苏联士兵占领了。

埋伏好的苏联士兵冲了出来,溥仪面对着苏联士兵黑洞洞的枪口,只能乖乖地成了俘虏。苏联军官缴了溥仪的马牌手枪后,然后就将溥仪、溥杰、润麒、毓嵣、毓嶦、毓嵒、王嘉熙和李国雄等九个人,押上了飞机,飞机直奔苏联的赤塔飞去。

飞机一路在云层中颠簸,溥仪的肚子也饿得“咕咕”叫了起来,负责看押他的苏联军官拿出了一瓶鱼子酱,两瓶伏特加,还有几块黑紫色的面包让溥仪等九个人当晚餐。

溥仪生死未卜,他哪里有食欲,而且他更怕苏联对他下毒,要他的性命。溥杰和润麒等人将面包将吃到嘴里,酸酸的苏联面包让他们极不习惯,又赶忙将酸面包都吐了出来,溥仪本想让他们确定无毒后,自己也吃一点充饥,看他们吃不惯的样子,他也就没有吃这些东西了。

溥仪到了苏联的赤塔后,他本以为苏联士兵对自己这个大汉奸绝对不会客气,一定按倒在地,架上转盘枪“突突突”将他打成马蜂窝。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苏联人对他竟非常礼遇,先请他和他手下的八个人用餐,溥仪总算是吃到了一顿中式的炒饭、炸面包、肉丁和葡萄干。吃罢还算丰盛的中餐,一辆汽车将他们送到了赤塔郊区莫洛阔夫卡一座木制的平房里,当时溥仪还不知道苏联人,会怎么样对待自己,每天总是草木皆兵,疑神疑鬼。

在这座木房子中,负责监管溥仪的苏联中校名叫渥罗阔夫,非常喜欢喝酒,因为当时苏联的经济比较紧张,他们就搞来酒精,然后兑上凉水,弄成70°以上的白酒,并逼着溥仪等人喝酒,每当溥仪拒绝时,渥罗阔夫就搬出苏联的领袖来威胁说:“你要是不喝酒,就是对斯大林同志不友好!”

溥仪为求表现,只得说:“好,我喝,我喝!”往往一茶缸子白酒下去,他就烂醉如泥了。

渥罗阔夫除了喝酒,他还非常喜欢俄罗斯热情火辣的姑娘,他就以收拾卫生为由,招来了六七个年轻貌美的俄罗斯姑娘做服务员,花蝴蝶一样,在屋子里忙碌,让这座木房子里穿满了异性的活力。

这些姑娘中,年轻又喜打扮的苏联姑娘叶拉喜欢润麒,而托尼亚爱万嘉熙,要知道润麒和万嘉熙两个人不仅风度翩翩,而且全都留学过日本,也无怪这俩个姑娘爱上他们了。

这些姑娘们将溥仪等人照顾得非常周到,但溥仪却对她们一开始,完全敬而远之的态度,甚至怀疑她们是苏联派来监视自己的特务。润麒是溥仪的小舅子,而万嘉熙是溥仪的妹夫,这两个人,溥仪管不了,但是毓嵣、毓嶦、毓嵒在三个族侄他却管得了,当他们看着叶拉和托尼亚跟润麒、万嘉熙闹成一团,看着这两名姑娘采来野花,戴在情郎哥哥的胸口,令他们眼热心跳的时候,溥仪就将三个人叫到自己的房间,然后抡起鞋底子就是一顿猛抽,嘴里骂道:“不准学他们!不准再上女人堆里去!看你们长脸不长脸!”

这些服务员中,有一个名叫舒拉的姑娘,她还有一些狐臭,一开始的时候,她听说溥仪曾经当过满洲国的皇帝,还顾忌着身份,不敢对溥仪过分亲热,可是随着彼此熟悉,她就经常拉着溥仪的手,教他唱俄文歌,跳俄国舞,而且往溥仪的屋子里一坐,就是半天,嘴里说得都是亲热的话,就差直接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讲——我爱你了。

溥仪孤身一人,在苏联忽然获得了舒拉姑娘的喜欢,让他也有一种被“幸福撞了一下腰”的感觉。为了表示感谢,他从自己的皮箱里,找出了一块女士的怀表,送给了舒拉姑娘。

舒拉姑娘从来也没有男人送她如此贵重的礼物,她当时将溥仪扑倒在床,对着溥仪就是一阵激烈的亲吻……

这几位姑娘火辣辣的举动,终于被渥罗阔夫发现了,渥罗阔夫也怕出现什么感情问题,便将她们从莫洛阔夫卡调走了,而新雇佣的服务员竟是一些老太婆!……

舒拉走后,溥仪竟也心神不宁地好长一段时间,后来,溥仪又被苏联人换了几个囚禁的地方,他虽然致信斯大林,想留在苏联,并承诺把随身携带的宝贝都献出来,但他留苏的请求,还是没有得到批准!……

1950年8月1日,引渡伪满战犯的苏联列车长鸣一声驶进了中苏边境绥芬河车站。中方代表陆曦与苏方代表科富托夫中校会晤交接。溥仪一行人由苏方交给中方后,便被送往抚顺,开始了改造的新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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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养院的艳遇,贴身侍从口中的末代皇帝(四十四)

我们以为苏联生活水平高,其实不然。苏联全国卷入战争已有数年,经济凋敝,人民困苦,我们曾看到商店里出售的“黑列巴”,里边杂有草杆之类,十分粗糙,这就是苏联居民的主食。

穿衣方面也能得到苏方的照顾,先借的夹大衣很快又不能适应了,在疗养所有位专门管理溥仪和我们几人的尉级军官,他又给我们每人借了一件军用皮大衣。虽然很保暖,但外观不雅,是苏军士兵穿的光板子皮大衣。校官开玩笑说:“不怎么好看,凑合一下吧,反正这里没有漂亮的姑娘,不用怕丑。”

每天早晨,我们在门前、山坡上散步和进行其他活动。虽然也有一定的限制,不许走得太远,而且总有苏联军人跟在后面,但还是比较自由的。时间一长,限制更少,山上、山下、小河边、小树林,这些地方都可以随便走走。常跟着溥仪散步的那位苏联尉官,渐渐也就不跟了。溥仪很满意,他的活动范围比伪满时期大得多,生活兴趣也比那个时候浓。有一天,溥仪忽发奇想,用手指一下对面遥远的山头,让我们跟他往远处去看看。前行约四华里,从山上隐蔽处突然站出两名苏军岗哨,用手一横,嘴里高喊一声:“捏列加!”是不准再向前走的意思,估计山里有战备工事或其他军事设施。尽管出了这种事情,疗养所内也没人过问。

我们整天无事,溥仪有时被那位中校找去谈话。有一次,溥仪让我们也跟着,走到中校办公室,那人一摆手就把我们挡在门外了,他只允许溥仪单独进去谈话。

各屋里的“别列达”不烧煤,一色烧山里的松木和桦木,专找直径十至十五公分甚至二十公分的大树锯倒,再截去枝部和根部,中间一段也按五十公分左右锯开,每段用斧子剁开成为四块。除了烧柴还有引火物,就是油性很大的桦树皮,揭这种东西也有技术:上边划一个口子,下边划一个口子,再从中间划一竖道,经风一吹自己就翘起了,用时扯下即可。这些活计按规定由女服务员做,值班的士兵也帮助干,后来我和溥仪的三个侄子也偶尔参与劈劈(木半)子,或往室内运送烧柴。溥仪见了突然一反常态,也参加搬运木头,女服务员赶紧过来阻拦,不让他干。溥仪不听,还绰起手锯硬要锯木头。这时,女服务员把脸绷起来,毫不客气地命令道:“捏列加!”(捏列加:意为“不行”、“不可以”。)

出现这一场面,从溥仪的出发点我是很了解的,他这样做法完全出于迎合主子的心理,这是在日本强权的伪满时代训练出来的。后来了解到,苏方对溥仪是有特殊政策的,在许多方面对他给予优待,不让他参加劳动。再说也怕他接触铁锯钢斧,闹出“自杀”等意外举动。

苏联50年代

在优裕闲适的生活中,有六七个女服务员整天和我们在一起,她们都是妙龄女郎,最小的十五六岁,最大的不超过三十岁,我们相处得很不坏,而且,感情也愈来愈好。

我们这些人都不懂俄语,万嘉熙还记住几个单词,但用俄语会话也不行,由于语言不通,生活很别扭。女服务员们便主动教我们学习俄语,就像教小孩学说话那样,指一样东西告诉该怎样发音。虽说不是从语法变格开始,在日常生活会话方面倒也进步不慢。就这样,“老师”喜欢上“学生”了。有个姑娘叫托尼亚,爱穿鲜艳的红色衣服,我们背地称她为“红衣女”,她爱上了万嘉熙;还有个叶拉,年轻、漂亮,爱打扮,她喜欢上润麒了;再就是舒拉,长得不错,就是有狐臭,从腋下散发出臭气。苏联人百分之八十都有狐臭,一般都很轻微,舒拉则太重,她一进屋满室有味。开始人们不愿接近她,但逐渐也都处得蛮好,此人勤快,办事认真。她对溥杰感兴趣,很追求,溥杰的秉性,则是“对一切事都无所谓”。当然,向溥仪的几个侄子和我献殷勤的姑娘,也是有的。只是没有找溥仪的,姑娘们都知道他是“大官”,所以不敢接近。

因为天天在一起说笑,比比划划的,手语加口语,简单的交流思想、看法还是没有问题的。她们总用一种发自内心的口吻,称赞“中国男人”,说我们长得好看,“太美了”!我就问托尼亚,中国男人到底美在什么地方?她说,俄国人的头发发黄、发花、发白,而我们的头发是漆黑的;俄国人的眼珠是黄的、蓝的,而我们的眼珠黑亮黑亮,脸也白,皮也嫩,“太可爱了”!中国男人使这些春心荡漾的俄国女郎爱得发狂。

有一天午餐过后,我们几个人在院内草地上闲聊,舒拉和叶拉也在一边采拔草地上的小野花。平时她们常采这种带野花的小草算命玩,两个人抻,然后根据茬口形状认定谁将遇到好命运。今天她们没有玩这种游戏,只见舒拉掐下一朵小野花,面带羞色地来到万嘉熙身旁,一下子插在万的西服上衣小口袋内。万还不知怎回事呢,叶拉跑过来,一把抽出万衣袋里的野花,拿着就跑。舒拉一见急了,拔腿便追,嘴里不知喊什么,穷追不舍。叶拉边笑边跑,两人周旋足有十分钟。叶拉才把手中的野花扔掉,舒拉遂上前拾起,并把那朵已经揉搓得不像样子的野花重新插在万嘉熙上衣口袋里。我曾好奇地打听过,据说按俄国民间风俗,女人把新采的鲜花插进男人衣袋,就意味着把自己的身体交给了男人。平日追求万嘉熙的是托尼亚,舒拉和叶拉或许是在开玩笑。

然而,俄国女郎确实很开放,男女调情颇为随便。有一天我站在溥仪居室门前,见客厅门口有一苏联士兵正从一道细细的门缝往里瞧。随后摆手招呼我过去,只摆手,不言语,指着门缝让我看。我刚把头凑上去,那士兵忽然把门一推,只见叶拉衣服散开着,手拎一条小裤衩在室内另一苏联士兵头上挥舞着,可想而知他们刚刚搞了什么名堂,做这样的事甚至不顾忌场合。

溥仪反对我们与女服务员亲近,把他的三个侄子,还有我和黄子正都给管住了。就是管不了溥杰、润麒和万嘉熙,他们三个在伪满末日中被提升为少校,入苏后我们称之为“三校”,他们地位稍高,又是溥仪近亲,不好深管。我们剩下这几个人可就倒霉了,除黄子正,只要谁跟女服务员说说笑笑让溥仪知道了,就要捱一顿臭揍。他相中了脱鞋用鞋底子打胳膊打腿的损招儿,我们几人都享受过这一待遇。溥仪总是边打边说:“不准学他们(指三校)!不准再上女人堆里去!看你们长脸不长脸!”他有时还在我们身上拧得青一块、紫一块,就是不打脸,不打露在外面的部位。所以捱打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姑娘们照样来找,我们又不好拒绝,老实说当时也很愿意接近她们,便设法背着溥仪,一旦让他发现了,再捱顿打就是了。

令人不平的是,溥仪也有接触姑娘们的行为。有一天晚半晌,“红衣女”托尼亚捂着头坐在沙发里喊头疼,润麒说他会治。伪满时代润麒就讲过包治百病的一个绝招儿,他说经过一天的日光照射,身体存入许多可供治病的物质。到晚间可以像“尖端放电”那样从手指提取出来,“包治百病”。于是,他用这招为托尼亚治头疼,办法是把手伸到距疼处一公分的地方静止不动,用指间发出的一股热气治病。这时溥仪也凑了过来,虽然他从来不曾说过会治病,也伸出个巴掌与润麒争着用这种法子给托尼亚治头痛。形成左右攻势,两面夹着托尼亚的脸和头,还不断发问:“感觉到有热气吗?”“好些了吗?”怪哉!溥仪也不那么清高了。


一辆小轿车把挂着全金肩章的苏联少将送到我们住的木房门前,他是专门来找溥仪谈话的,一连来了几天。那位管理溥仪的中校则天天陪少将喝酒,或许是为了祝贺对德、对日作战的胜利吧,总是喝得酩酊大醉,全身哆嗦。当时那里的白酒名叫沃特卡,是用酒精兑水,再放入桦木槽子里泡一段时间就可以饮用的酒。不太辣,味道也可以,有酒量的可以大口喝,但喝完后脑袋就不听使唤了。

少将和中校头一天在小餐厅喝酒,溥仪同席,我们这几个人也都被拉去陪着。苏联人喝酒实惠,一时性起,拿过搪瓷的大茶杯子来干。我们几个哪在话下?女服务员们偏偏出于好意频频敬酒,溥仪、溥杰都喝醉了。我知道这酒很厉害,先是小口慢喝,继而偷偷送到桌下泼掉。女服务员们殷勤倒酒劝酒,我便一杯杯悄悄泼掉,竟把地毯湿透了。有位聪明的服务员脚下有了感觉,并发现是我在搞小动作,就趁斟酒之机把红嘴唇贴近我的耳朵,用别人听不见的声音说出我学过的一句俄语:“你太狡猾了!太狡猾了!”她的动作、声音都是善意的,使我感到亲切。

烂醉如泥的少将已经不省人事了,女服务员们只好把他架到另一间屋里躺下。过了一些时候,托尼亚来叫我,说汽车已经停在门口,要接少将回去,让我帮忙招呼一下少将。我打手势告诉她,自己不会讲俄语,还是她去招呼好。她连连摆手,意谓她不敢去。接着做拥抱状、接吻状,我明白了:她真去唤醒少将,少将一定纠缠她,借酒力提出过分要求,所以她不敢去,来求助我。俄国姑娘当服务员也不容易!我同情她,代她走进那酣声如雷的房间,使劲捅那个少将,他哼哼一阵也不醒,后来干脆把他架起,歪歪斜斜地扶上汽车拉走了事。

时间一长,我和在疗养院值勤站岗的苏联哨兵也混熟了。一天晚半晌,我在外边散步时和哨兵攀谈起来。我见他用报纸卷烟抽,就送他一摞卷烟纸,他不要,比划着说,这个不好,还是报纸好,让我也试试。我卷了一支,因为有油墨的缘故,味道特殊。接着说起抽烟来,原来苏联人不但喝酒在行,抽烟也在行。他们卷烟技术高明,可以卷出上下一边粗的,也可以卷出上粗下细像小马锤式的烟卷。不过他们用以卷烟的烟丝很粗糙,就像锯末子,挺大的粒子。他告诉我,值勤时规定不许抽烟,当官的常来检查,但他们有办法应付,军官来时先猛吸一大口,一憋气,几秒钟后再出气。他当场表演给我看,张嘴时连一丝烟气都没有,真有招法。

苏联人性格粗犷,兴趣广泛,打猎是他们的一大爱好。一次,我见有个苏军士兵,右手拎着猎枪,左手提溜几只被打死的灰鼠。我问在哪儿打的?他用手往高处一指,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高高的树尖上恰有几只灰鼠窜来窜去。他又举枪扣动扳机,一只灰鼠应声直落下来。不料,落在另一棵树的树杈上,一骨碌又爬起来跑了。原来它只受了轻伤,这东西是很顽强的。那位猎手还告诉我:山里有狗熊,伤过人,“你们进山不带枪,那可是危险的哟”!

将军有将军的嗜好,士兵有士兵的情趣,唯独女服务员们的心愿得不到满足。苏方发现她们爱恋中国人并想入非非以后,立即下令,把全部年轻姑娘撤走,换了一茬脸上布满皱纹的穿黑裙子的老太婆,姑娘们恋恋不舍,我们这些人更感到扫兴。

惟一可以联系的是托尼娅,万嘉熙知道她的家,离疗养所大约一华里。一天,溥仪对我们说,走,上托尼娅家看看去,大家都很高兴跟着就去了。托尼娅在家,大约她已经失业了,两间小木屋收拾得整洁干净。我们聊了一会儿,她还是很愿意跟我们呆在一起,分别时眼神里充满了悲哀。

从此,睡前饭后再没有谁来陪我们消磨时间,我便自己到山上河边寻找兴趣。那时小河已结冰,我试着砸开冰块,发现里边有个小窝,从小窝里钻出个虫子,它蹬上冰块爬来爬去。我把这一有趣的发现告诉溥仪,他也正感到无聊呢,便常常跟我去观察冰窝里的虫子。这样玩腻了,我又想出拔山上的小树做歪脖手杖的玩法,溥仪不动手,也在旁边看着。

养尊处优的“疗养”生活终于在不久后结束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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