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目录：

• 1、无罪辩护经典案例之新疆周远案
• 2、杨贵妃真的有狐臭吗？
• 3、女子被同事欺负，老公得知后不仅不帮忙，反而还点头哈腰向其道歉

无罪辩护经典案例之新疆周远案

无罪辩护经典案例之新疆周远案

前言点睛

这是一起真凶出现的案件，从陈永生老师的点评里也可以看到，本案真凶霍勇案与周远案的侦查、检察以及审判人员其实是同一批人，也就是说，周远案从侦查到审判的整个过程中，这些办案人员心里都清楚周远是被冤枉的，但是，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么明显的冤案却不能及时得到平反？这应该是当下社会需要认真思考的。错案为什么不能及时纠正？这直接反射出当下司法体制的问题以及社会体制管理的问题。

其实，法官判错个案是正常的，发现错案纠正也是一个正当的程序。但是，当下司法体制的问题是，发现错案之后却是公检法之间相互配合，利用这种配合来达到相互保护的目的，这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奇怪现象。

周远案经过两次再审，历经20多年，除了当事人及其家人的坚持，更重要的是映射出当下再审程序不合理的制度设置，这也是王兴律师谈到的陪伴。我在这里重点想提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373条，即刑事案件申诉要向判决生效的法院提出申请。为什么要向判决生效的法院提出申请？我认为，其中一个立法目的就是拖，就是要通过时间把申诉人拖得精疲力尽。在判决生效的法院提起申诉，那么生效法院肯定有千万个理由不予立案，甚至没有理由也不予立案，因为就算没有理由也没有法律后果。虽然这个法条的设置可以把一些无事生非的案件拖下去，可是真正的冤案怎么办？冤案会让被告人及其整个家庭的生活轨迹发生变化，一生中就成了上访户，不但在社会管理过程中被划为异类人物、维稳对象，而且，他们在上访过程中对社会的看法也发生了扭曲。

真正的冤案得不到平反才是社会管理的定时炸弹。我希望通过本案能够推动刑诉法解释第373条的取消，这个条款的设置并不能让监督程序落地，反而是用监督程序保护办案人员的自身利益。刑事案件申诉应该向判决生效的上一级法院或上一级检察院提出申请，毕竟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有监督、纠错的机制设置，尽管现在盛行同学、老乡这种圈子文化，但是，这有一定的几率，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监督，相对来讲能够减弱圈子文化。申诉纠错制度应该落到实处，让纠错机制进入一个良性程序，不要让错案办理过程中的各个机关都成为纠错的障碍。

（王誓华撰）

案情简介

1997年5月，新疆伊宁青年周远被警方从家中带走，其被控潜入女生宿舍进行猥亵、故意伤害案多起。1998年8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一审被判处周远死刑，缓期两年执行。2000年11月9日，经过“两次退案”，新疆高院终审判决周远无期徒刑，将认定的犯罪事实由七起改为五起。2011年12月，“周远案”被提起再审，新疆高院依然认定周远故意伤害罪、强制猥亵妇女罪成立，将认定的犯罪事实由五起减为两起，量刑则由无期徒刑改为十五年有期徒刑。2016年11月18日最高院指令新疆高院再审。2017年11月30日，新疆高院第二次再审宣判，改判周远无罪。

办案手记

王兴律师：我是怎么代理周远案的？

2015年下半年，肯定是709之后了，有媒体的好朋友联系到我，想让我帮忙处理新疆周远案，我早就听说过这个案件，但具体情况不很了解，当时以为已经再审改判无罪只是申请国家赔偿了，我说愿意帮忙但国家赔偿这方面律师工作空间很小。随后一了解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当时该案由最高院指令新疆高院复查，从2013年到2015年两年多了还没有消息。另外一个促成我下决心办好这个案子的因素是，原来正在牵头办理该案申诉的李和平律师，我一直尊重敬佩的大哥，一个始终温和、谦和、善良、有责任感的律师前辈，一个我心目中标准的基督徒，刚刚遭受迫害，无端系狱。别的忙帮不上，就帮他继续把这个案子做好吧。现在李律师平安归来，周远案沉冤得雪，世间还有些许温暖。

我都做了什么

有媒体问我介入该案之后都做了什么，我讲我反复阅看案卷材料，去跟原来的辩护律师进行沟通，去找原来的当事人调查取证，去跟法院的承办法官多次沟通。这些工作做了吗？当然做了，我还不至于骗人。但是，这些工作实际上微不足道，我也没有取到什么有价值的新证据。主要的工作是在案件迟迟没有进展的时候，于2015年11月给新疆高院审委会的全体成员写了一封公开信，督促尽快推动该案办理。说实话，申诉律师也没有别的好办法，特别是当时处于新疆高院按最高院要求复查阶段，这并不是法律明确规定的案件办理流程，因而当时高院是没法接受我作为申诉代理人的手续的，我也就没办法进行阅卷提交代理意见。但公开信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真的产生了推动，让近乎停滞的审查工作又启动了起来。

但我觉得我的主要作用还是陪伴，陪李碧贞阿姨还有周远一起忍受时间的碾压，听李阿姨电话里絮叨她跟法官打的每一个电话跟法官的每一次面谈，健谈而又强记的李阿姨几乎随时都能完整复述她十几年申诉的每一个细节。听她讲以前律师的工作，告诉她你不认可对方的观点不代表别人就是错的，更不代表别人没有给你们帮助，还是怀感恩之心。听她一次次的抱怨法院的拖沓应付，深表理解之余也尽可能的开导，办案人员也有他们的难处和苦衷，还是多些耐心。

最困难的时刻，就是2016年4月份，李阿姨查出得了肺癌，我非常震惊，联系我以前做老师时的同事，她先生是北京最好的肿瘤医院大夫，赶紧给她传过去病历资料，联系能不能来北京住院手术。这边还在联系，那边李阿姨来电话已经安排好在乌鲁木齐住院手术了。觉得她有些草率了，但也深服她强烈的求生欲望。手术完立即联系后续化疗，一再的跟我说，为了儿子申诉，一定不能死。

5月下旬，我到新疆，再次到高院约见承办的法官，法官也耐心的和我沟通他们的工作进展，让我安抚好阿姨，耐心的等待。我也拿出李阿姨的病历资料，告诉法官，纠正错案是好事，但如果是因为时间的拖沓让李阿姨没能等到这一天，那就太遗憾了，你们办的好事也落不着好了。虽然明知与案件无关，我还是执意把那份病历资料留给了法官，我相信，这沉甸甸的肺癌手术的病历一定能给新疆高院带来压力。

从法院出来后去看望李阿姨，竟然是她自己住在租住的房子里，从来没见过的有气无力，虽然手术效果还好，但她依然担心自己熬不过这申诉漫长的程序，担心将来申诉成功获得赔偿后周远不能自己照顾自己，虽然我表示反对，她仍然要让我帮她到时候帮忙安排相关事宜。彼时彼刻，心情是非常沉重的。

所幸，到10月份，传来最高院指令再审的消息，一只靴子落了地。但文书迟迟没到，老太太还是不踏实，一遍遍的催问，止不住的担心会不会被骗了，我也一再告诉她，这样的事情，高院的法官是万万没必要也不敢欺骗你的，但法院内部流程毕竟需要时间。11月18日，最高院的再审决定书终于出来了。明确了再审理由是原有证据“不确实，不充分”，相当于“戴帽子”下来的，本案在此时已基本失去悬念。第一次再审仍判有罪的闹剧不会再重演了。但李阿姨仍然不踏实。

再审阶段主要还是等待，法院估计是要把再审甚至再审之后的善后问题都研究沟通成熟之后才最后安排开庭，这里面伴随着无数的请示汇报。亲历过福建省福清市陈夏影、黄兴、林立峰绑架杀人案的再审程序的我对此并不陌生，但李阿姨的耐心一再经受考验。

到开庭时，新疆自治区检察院的出庭检察官非常详细的分析了仅剩的两起指控所依赖证据的种种问题，我和刘征律师就省去了大量的工作，只是稍作补充即可。这也恰恰反映出该案的问题所在，复查阶段的办案法官对本案的问题也是吃的非常透，再审阶段的法官显然也认真做了研究，检察院的检察官也很清楚，我也从一开始就对法官们表示，我没有什么独创的发现，也没有什么新证据，观点和前面的每一个阶段的辩护律师的意见大同小异。就是这么一个控辩审三方都知道问题所在而每一个阶段的辩护人都做了认真的无罪辩护的案件，为什么一拖二十年？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很多媒体问到，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案件，为什么迟迟不能纠正，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我也没办法好好回答这个宏大的问题，也没有特别深刻的见解，作为一个一线的实务工作者，简单说一下我的看法。

一方面，是法律得不到认真执行。不管是1997年，还是2017年，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对刑讯逼供的态度是始终明确的，对“不能仅凭口供定案”的原则是一以贯之的。为什么还是出错，还是没有把法律规定当回事，没有严格按法律规定办事。在公安和司法机关那里，自然不自然的就把法律规定或者同一法律的不同条款分成三六九等，哪些是必须遵守的，哪些是可以视情况而定的，哪些则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以至于当辩护律师对某些法律条款的执行较真时，办案人员相当不屑一顾，“这有意义吗？这有必要吗？我们一直就这么办的？你是不是没事找事？”到底哪条法律规定被立法机关确认是可以不用那么当回事的？如果可以不用遵守为什么放在条文里面？正是对拘传、拘留、逮捕、送押、提审等法律规定故意不当回事，才给了刑讯逼供以空间，正是排非程序敷衍应付走过场，才让刑讯逼供屡禁不绝。正是事实认定证据判断差不多得了，才形成冤案不断。

另一方面，是对人的尊重不够。具体而言，是对一个涉嫌刑事指控的公民的人格、清白、自由和生命不够重视。相比较于一个嫌疑人的定罪与否，办案单位考虑更多的是领导的意见、自己的考核、同事的面子、兄弟单位的面子、自己单位的面子，案件越往后办需要考虑照顾的就越多，而且好像都比当事人的清白和自由更重要更值得考虑。总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让法律规定屈服让公平正义靠边。生产冤案的机制没有改变，平反冤假错案就像大夏天开着门打蚊子，哪里打的过来。

该感谢谁

结果出来后，我也多次发微博感谢了一直关注支持的媒体，感谢了之前每一个阶段参与辩护及申诉的律师同行，感谢了无私帮助大力呼吁的新疆著名退休检察官张飙，我也私下从个人角度感谢了复查和再审阶段承办案件的新疆高院法官。但有人问为什么不感谢纠正错误的新疆高院，我觉得我没资格。作为一个只是在漫长的二十年申冤路上陪伴了当事人最后两年又机缘巧合赶上了最后的成功的代理律师，我就像儿歌《拔萝卜》里最后的小老鼠一样，所做不多。我所经历的见证的李碧贞及周远为案件所承受的所付出的不足他们全部不幸的万一，我完全没有资格代替他们代表他们对这个参与错判他们多次又最终纠正了错误的新疆高院表达态度。是谅解是感谢是无法释怀是余恨难消，恐怕只有周远，只有李碧贞才有选择的权利。

申诉之路通不通

媒体一报道之后，立即有不少人打电话求助帮他们申诉，但很遗憾的是，我也只能让他们失望了。像周远这样最终得以纠正的成功申诉案件只是特例，少之又少。并且在申诉案件里，这还属于相对容易成功的。因为如今司法理念确实进步，认识到这类案件还是要看客观证据，不能仅靠口供定案。但对于大量的本身就高度依赖言词证据的黑社会案件、行受贿案件来说，申诉难度更大。几乎不可能有什么足以推翻认定的客观证据出现，而原来用于定案的证人即便改口，也很难被司法机关采信。甚至有说法“一般冤的就算了，只有非常冤的才有可能审查”。而现在最高院的再审审查程序更是问题多多，不管是北京还是各地巡回法庭，当事人或者代理人交了材料之后每隔三个月可以去查询一次，你永远不可能知道到底有没有哪个法官在审查你的案件材料，你不知道承办法官姓甚名谁，不知道案件审查的进展，不知道他的态度和意见，也见不到他，也没他的联系方式。每次接待你的窗口法官基本上永远不知道你这个案子的具体情况，他也不知道案子的实际办理进展，甚至他姓甚名谁你也不知道，都是现场看看你的材料或多或少说几句，然后就是回去等。即便是所谓的安排视频接访，千等万盼之后见到的视频接访法官也大概率不知道你这案子是咋回事。然后继续等待。

申诉案件多，法官办案任务重，我们都理解，但这样的申诉程序，就是在空耗申诉人的生命，对当事人对法官对司法都是不负责任的，需要改变。

所以，对于寻求帮助的申诉案件当事人，我也只能告诉他爱莫能助。如果可以选择不申诉，可以选择继续自己的生活，那还是选择生活吧。

办案之余，得见壮美新疆，一大收获。

北京泽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兴

辩护词

周远案辩护词

尊敬的各位法官：

今天我们终于等到了周远案再审的日子，为周远的这个明显存在错误的案子能够纠正，当事人付出了巨大代价，司法资源社会资源也在上面消耗甚巨。这个案子需要我们的司法制度和司法机关认真检讨。

在周远服刑期间，其母亲为其一直奔走呼吁，不断喊冤求告，也有一茬一茬的律师接力帮助她为周远辩护。本辩护人在其申诉的后期感念其异乎常人的坚守，更坚信该案确实存在无法回避的证据和事实认定的严重错误，因而义务帮其申诉，在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再审后，继续接受周远的委托而担任其再审阶段的辩护人。当然，我们要为周远做无罪辩护。其理由简述如下。

一、本案指控证据存在致命的缺陷，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达不到认定标准。

1、没有任何能证明或者印证周远实施作案的物证，特别是指纹、脚印、毛发、唾液、DNA等包含周远生化信息的证据。原再审出庭检察员解释说是现场没有发现。但是，如果被告供述可信，加上被害人证人证言描述的那样，犯罪嫌疑人并不是一个非常小心、严谨的“完美犯罪”实施者，其不戴手套、不脱鞋、不戴口罩、不穿鞋套、用手摸受害人、用工具弄破被害人的内裤、用手翻包、在房间内摸捡东西扔砸等等，其行为是很随意、随机的。就算侦查机关在当时技术手段有限，但所有指控的这么多起犯罪活动一无所获，这本身不就是问题吗？所有的犯罪工具全都扔掉了也全都找不到，这也正常吗？这不足以让办案人员警惕吗？这不足以让法院在认定有罪的时候感到心虚吗？

2、所有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均无法指向被告人周远。不管是原起诉书指控的七起犯罪事实还是原再审认定的两起犯罪事实的被害人及证人都没有对周远进行辨认指认。虽然，被害人对嫌疑人的指认不管是中国还是国外都存在可靠性严重不足的问题，是冤错案件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即便如此，本案中没有进行任何辨认程序，即便1997年5月16日那起案发到周远被羁押的时间相隔很短，即便有卢志国等证人还与嫌疑人发生过近距离搏斗，但是，在案证据里一次辨认也没有，是侦查机关疏忽还是组织辨认但是失败了，这是只有当年的侦查人员才清楚的事情。另一方面，这些证人证言中虽然都多多少少准确不准确地提到了嫌疑人所具有的一些特征，但这些说法无一能锁定嫌疑人是周远而不是其他人。倒是有证人提到嫌疑人有狐臭、嫌疑人像食堂王师傅、嫌疑人有大胡子等特征，是明显排除周远嫌疑的证据。

3、周远的庭前供述存在无法排除的非法获取的严重怀疑，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实际上，支撑整个公检法机关这么多年来反反复复认定周远有罪的就是所谓周远的认罪供述。即便在1997年那个年代还没有现在的明确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但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也“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小贴士：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并且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1）侦查机关在没有任何证据指向周远的情况下就违法限制周远人身自由，对其实施刑讯逼供。在案指控证据中没有体现侦查机关锁定周远为嫌疑人的缘由。是证人龙富初的证言证实，公安机关在三中调查时有人反映周远有偷偷摸摸的习惯。这些信息可不可以成为公安机关将周远列入怀疑对象的理由，辩护人认为是可以的，可以把他列入潜在嫌疑人，但是，这些线索并不能支撑将周远与案件联系起来，更不能证明周远实施了犯罪，侦查机关只能进行进一步的外围排查，搜集其他可以证明周远实施了犯罪的证据，而决不能直接对周远采取强制措施。这就不仅违反了认知规律，更直接违反了法律规定。这种粗暴的违法办案方式，注定了冤案的结局。本案中，在只是捕风捉影地了解到一些并不确定的周远的所谓劣迹的时候，侦查机关就在5月17日急不可耐地直接将周远带到公安机关地下室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直到5月22日才出具刑事拘留的手续。

（2）周远自己对讯问过程的陈述，非常明确具体地说明了侦查人员对其实施刑讯逼供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以及对其指供诱供的方式和过程，真实可信，没有违背逻辑的不合理之处。更得到了证人龙富初证言的印证。侦查机关在没有证据支持的情况下恶意违反法定程序、没有合法手续、不在合法羁押场所进行办案，本身就表明他们没想依法办理正常讯问，又有周远对刑讯逼供的陈述以及证人证言的佐证，我们完全可以认定本案侦查机关对周远的刑讯逼供是确定的事实，而不仅仅是一种怀疑。

（3）所谓侦查人员的出庭作证以及侦查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并不能排除刑讯逼供的怀疑。

（4）从供述的客观性看，周远侦查阶段的供述完全不能排除掌握案情的侦查人员指供的可能。原再审检察员提出的周远先供述用螺纹钢捅被害人后又于1997年5月21日自行改为用匕首，且侦查人员在5月20日还曾有问周远为什么用螺纹钢伤害被害人的内容，试图说明这完全是周远自行供述而侦查人员没有诱导。可综合本案证据，检察员的这一说法并不能成立。被害人王某自己的证言中并未提及自己的伤是被什么凶器所致，明确提及是锐器伤的伤情鉴定作出时间为1997年7月14日以后。这也就存在着5月19日、20日时侦查人员也不知道什么凶器致伤被害人，而20日之后随着受害人接受治疗，侦查人员完全有条件从医护人员那里了解到受害人受伤的情况。

（5）在不具备合法性的前提，在完全不能排除侦查人员利用已掌握的案件信息对被告人指供的可能性的情况下，被告人的庭前供述已经完全没有与其他证据进行印证的价值。虽然，前面的所有辩护人都详细对比分析了被告人供述与被害人及证人证言之间的矛盾之处，但今天我们不想在此问题上多费唇舌。

二、2011年再审认定的1996年12月6日强制猥亵妇女及1997年5月16日故意伤害的犯罪事实都是不能成立的。

在原生效判决将原本认定的七起犯罪事实改为五起之后，在两次驳回申诉后，2011年的再审判决，又改为认定两起成立，构成两个罪名。却没有解释总体的证据体系一致的情况下，为什么其余三起就是证据不足，而这两起就足以认定。但仍然要强调的是，这两起指控同样存在证据上的严重缺陷，同样没有任何被告人口供之外的其他证据能指向周远，也是不能成立的。

1、周远指认现场的录像并不能证明指控成立，却完全可以证明侦查机关违法犯案、指供诱供。只要查看一下这个录像就不难发现，录像存在明显的剪切和缺失问题，关键环节被隐匿了；周远在指认过程中迟疑、犹豫、困惑，总是在等待指示，在试探办案人员的态度以确认自己的动作是不是达到要求，表明周远根本就不知道犯罪嫌疑人是如何实施犯罪的，甚至对自己之前如何供认都没有印象，如果真是自己实施的犯罪，是不可能这样的一种表现的；办案人员更是无数次的诱导周远做出选择，甚至在周远指认与之前供述不一致时反复提醒直到周远改变指认。

2、周远被抓后伊宁还不断发生类似案件的客观事实，使得真凶另有其人的合理怀疑完全无法排除。周远被抓后，当地仍不断发生类似案件，据当地电视台报道，1998年5月1日某羊毛衫厂、6月某中专学校、7月20日某水泥厂驻伊办事处、8月21日阿依东街二巷等先后发生女性内裤被剪或被捅伤的案件。但是，这种明显与犯罪嫌疑人特殊的变态人格有关联的特殊作案手法，发生在同一地方的话，基本都是同一人所为，就像甘肃白银发生的连环杀人案一样。周远被抓后此类案件仍不断出现而周远案发前后并没有媒体大量报道使得有人模仿作案手法的可能性不大，那就意味着真凶非常可能另有其人。我们都知道霍勇后来被抓获，也起获了大量作案工具及赃物，他的案件应该已经达到足以定罪的证据标准。当然，从目前在本案中的证据材料来看，我们无法确认霍勇是实施本案案涉犯罪行为的真凶，但媒体报道中曾强调霍勇所实施的34起犯罪行为有十几起是发生在1997年之前的，那当然，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本案的相关犯罪行为可能是霍勇所为。而检察机关的指控证据显然无法排除这样的合理怀疑。

三、不反思审判中存在的问题，就不能避免像周远案这样的冤错案件一再出现。

周远案的第一次审判，证据上程序上的问题就已经暴露，但是审判人员并没有针对这些问题作出正确判决。在地委书记、市委书记都对该案关注并作出批示的情况下，“限期破案”的压力不仅逼迫侦查机关胡乱寻找嫌疑人，而且显然也让法院丧失了对法律原则的坚守。法律明明规定“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

小贴士：《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

(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却完全无视侦查机关严重违反程序规定的事实，自欺欺人地相信侦查机关所谓文明办案的单方解释，执着于所谓口供与证人证言的“相互印证”，来说服自己相信周远就是凶手。在证据体系的缺陷如此明显的情况下，审委会的资深法官们“死刑”、“死缓”这样对嫌疑人最为严重的惩罚说出来都是那么的轻松随意，即便有人提出“案件仍有疑点，判决应当留有余地”，仍然不足以让这些司法者冷静下来思考，是不是可能让一个无辜的人受冤。

这样明显的问题却在后面的二审、重审、二审、申诉、再审等反反复复的诉讼程序中完全得不到纠正，这个司法制度几乎丧失了自我纠错的能力。为什么？有几个嫌疑人能运气好到有一个坚持喊冤十九年的妈妈？

我们当然相信今天的再审能给周远一个无罪的结果，能洗刷他的冤屈。我们当然着眼于周远的命运，为周远庆幸、为周远高兴。但是，也不得不超脱于他这个个案看问题，如果没有深层次的反思，那制造冤案的流水线就停不下来，偶一为之的纠正几个陈年错案根本无济于事。司法机关特别是人民法院，有没有从周远案中真正吸取教训？能不能把被告人的自由和清白放到高于部门利益个人得失的位置上去？这些都做不到，那周远最宝贵的十五年青春，就是白白牺牲了。

以上意见供合议庭参考。谢谢。

辩护人：北京泽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兴、刘征

2017年7月12日

专家点评

点评人：陈永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案例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行为法学会侦查行为研究会理事等职务）

冤案纠错任重道远

周远自1997年5月17日被警方传唤，至2017年11月24日被再审改判无罪，前后历时20多年，共有汤海涛、丁森元、刘琴、王抗美、杨小军、和鹭、郭宣宣、李瑞生、李和平、王兴、刘征等十多位律师，前赴后继，为其提供辩护。周远案得以纠正，应当向这些律师致敬！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跑完这场申诉“马拉松”的最后一棒的王兴和刘征律师。他们除了全面收集证据，证明周远无罪，还做了许多“法外”的工作：给新疆高院审判委员的全体成员写公开信，督促尽快启动该案的再审；在得知周远的母亲患肺癌后，积极帮助向北京的医疗专家咨询肺癌的治疗方案，希望她能够看到儿子沉冤昭雪；在约见新疆高院承办法官时，不仅从法律上论证周远无罪，而且拿出周远母亲的病历资料，希望能够动之以情，尽快纠正周远案……所有这些，令人动容。

当然，为周远案付出最惨重代价的还是周远及其家人。自周远于1997年5月17日被警方传唤，周远、周远的父亲周佩、周远的母亲李碧贞就踏上了漫长的伸冤之路，历时20多年，才终于等来周远沉冤昭雪的这一天。其间，周远写了无数封申诉状，控诉侦查人员对其刑讯逼供、指供、诱供，陈述自己无罪的理由。周远的母亲20年来不断奔走于伊犁中院、新疆高院、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国家信访局等部门，递交了上百封亲笔书信。而这些书信都如同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周远父母递交材料之后每隔三个月去法院查询一次，但却不知道哪个法官在审查周远案，见不到办案法官，不知道承办法官姓甚名谁，不知道案件审查的进展，不知道法官的态度和意见，不知道他的联系方式……每次接待他们的窗口法官基本上都不知道周远案的具体情况，也不知道案子的实际办理进程，都是现场看看他们的材料，或多或少说几句，然后要他们回去继续等待。即便是所谓的安排视频接访，千等万盼之后见到的视频接访法官也不知道周远案进展如何。就这样，新疆高院经过两次驳回申诉后，于2010年3月14日对周远案进行了第一次再审，依然认定周远构成故意伤害罪、强制猥亵妇女罪，只是认定的犯罪事实由五起减为两起，量刑由无期徒刑改为十五年有期徒刑。直至2017年11月24日，周远才被新疆高院第二次再审改判无罪。此时距离周远1997年5月17日被警方传唤过去了20多年。其间，由于劳碌奔波，精神抑郁，周远的父亲周佩病逝；周远的母亲李碧贞患上了肺癌，倾家荡产。可见，在我国，申诉再审难于上青天。

本案值得特别关注的另一点是曾经出现真凶。1998年6月，新疆警方抓获了另一涉嫌侮辱、伤害妇女的犯罪嫌疑人霍勇。霍勇归案后，交代了自1991年至1998年实施的34起盗窃、侮辱伤害妇女案件，作案手法、时间等与周远案极其相似。而且在1997年5月22日周远被刑事拘留后，伊犁地区依旧有类似的案件发生，但自1998年8月24日霍勇被逮捕后，伊犁地区再无类似的案件发生，这也证明霍勇极可能是真凶。周远及其辩护人一开始就论证周远案是其他人实施的，从1999年第三次一审时更明确指出周远案很可能是霍勇所为。不仅如此，周远案与霍勇案由相同部门的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甚至是同一审判长在同一时间办理，但办案人员却一直拒不认定周远案系霍勇所为。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外国，导致冤案难以纠正的原因都非常复杂。就周远案而言，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点。第一是公安司法机关过分屈从被害方以及舆论的压力。周远案发生后，被害人家属情绪非常激动，强烈要求公安机关严惩凶手，当地政法委对此也十分重视，要求公安机关限期破案，侦查人员背负了巨大的压力。在进行了大量的排查走访无果后，周远进入了侦查人员视野。在刑讯逼供面前，周远终于屈打成招，案件被认为告破。此后，该案对于侦查人员而言被认为已经终结，而且受到嘉奖，至于后来发现真凶可能另有其人，他们不仅不关注，反而有抵触心理。第二是二审不合理的发回重审制度。1998年8月19日以及8月20日连续两天，周远案经过了伊犁中院审判委员会的集体讨论，最后做出了对周远定故意伤害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数罪并罚，合并执行死缓的裁判。既然该案已经经过了伊犁中院审判委员会的集体讨论，那么此后新疆高院两次发回伊犁中院重审，伊犁中院必然会走过场，难以纠正。第三是对死刑的适用控制不严。如前所述，霍勇高度疑似是周远案的真凶，既然如此，在审理霍勇案时就应当非常慎重，尤其是在周远案作出生效裁判之前，不应对霍勇判处死刑；因为一旦霍勇被判处死刑，周远案就是死无对证。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周远案的裁判尚未生效时，霍勇就于1999年被判处死刑，并很快被交付执行。此后，尽管周远及其律师一直主张霍勇是真凶，但死无对证，办案机关一直不予认定。如果不是后来周远及其父母的不断申诉，律师的长期、持续抗争，媒体的广泛报道以及2013年以来冤案纠错的环境有所改善，周远案可能到现在都无法纠正。由此可见，在我国，冤案的纠正具有非常大的偶然性，即使疑似真凶出现，也仍然会有各种各样的因素阻碍冤案的纠正。

冤案纠错的制度完善，依然任重而道远。

杨贵妃真的有狐臭吗？

◎作者：陈存利

世人都说杨贵妃有狐臭，其实在诗文里并无记载。

《红楼梦》里，贾宝玉戏谑宝钗姐姐，把她比做杨妃，惹得微胖的宝钗反唇相讥。这一比也太对了：第一点很明显，她们都丰满怕热；第二点就比较隐晦，她们都有特殊的"体香"。

宝钗身上有股奇香——常吃冷香丸制热症，这个秘方非常繁琐，但是偏遇的巧而得到了。冷香丸的香气让宝玉疑为是她的体香。

那么杨妃究竟有木有体香呢？

答案是有的。李白《清平调三首》：“一枝红艳露凝香”，“沉香亭北倚栏杆”，都暗暗突出了香字。那我们就来找找杨贵妃的体香记载。《太真传》记载：开元二十八年，玄宗皇帝行幸温泉宫，遇一美姬，香气袭人，玄宗为之倾倒，翌日，朝思暮想，甚矣！随，占为己有，封为贵妃。此女不必多想便是杨玉环。

作家蒋蓝揭秘，杨贵妃的体香之谜，源于西域秘香——沙枣花露。这可能是安禄山献媚杨贵妃的手段之一。安禄山本为胡人，西域秘香，经他之手秘制供奉。在如今的吉尔吉斯坦到中国的伊犁河谷，沙枣花调制的“香露”，依然作为当地乡间妇女的体香秘技。那么，可想而知，她被玄宗娇宠，这种花香更增添了她独特女人味。

《杨妃外传》记载:杨妃丰艳浓丽，玉软香温，每有汗出，红腻多香。五代时期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中有一则详细记载：“贵妃每至夏月，常衣轻绡，使侍儿交扇鼓风，尤不解其热。每有汗出，红腻而多香，或拭之于巾帕之上，其色如桃红也。”这段记载，说的很明白:杨贵妃怕热而多汗，出汗以后可以湿透香帕，拿手绢去擦的时候，手绢上的汗渍泛着桃红色还带着香味。所以唐玄宗认为他感受到了贵妃的体香。

贵妃的体香是来自身体，而不是来自于衣裳或其他香囊发出的香气，因为是"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贵妃出浴，肯定穿得特别简单，皇帝近距离接触，才发现如雨水润泽过的红艳牡丹花散发出来的迷人香气。

可是再细想，难道杨贵妃真乃奇人吗？她沐浴后的体香，来自冬春温泉沐浴更衣后的沙枣花香，夏季出汗后呢？明朝人周嘉胄写的《香乘》一书中。这本书中有“利汗红粉香”，也就是今天我们说的痱子粉，配方如下：滑石一觔（极白无石者，水飞过）、心红三钱、轻粉五两、麝香少许。右件同研极细，用之调粉如肉色为度，涂身体、香肌、利汗。杨贵妃怕热，热了就流红汗，她的“痱子粉”里除了麝香，还有很多其他的贵重香料，比如沉香，龙涎香……价格自然不菲，也只有她这样尊贵才能“以举国之财力供一人之用”的主才用得起。

唐玄宗感到她的汗香袭人，表示对她独宠，还专门为她修了一座沉香亭。这些事，聪明的李白不会不知道，于是暗暗记了下来。

想象一下：在春寒未尽的早晨，氤氲的水汽中，朦胧走来披着纱衣刚刚出浴的玉人，玄宗被撩的春心荡漾，闻着她身上散发着西域奇香，巫山神女和楚王云雨巫山，或许都要被秒杀!

在初夏夜，唐玄宗满眼是笑，看着花容月貌的杨贵妃，闻着她魅力四射的女人体香——由身体散发出来的沉香味，倚靠在沉香亭北倚栏杆旁，满园牡丹开放，整个人都会禁不住意乱情迷。

两种荷尔蒙惺惺相惜，自然而然就“三千宠爱在一身”。

女子被同事欺负，老公得知后不仅不帮忙，反而还点头哈腰向其道歉

从农一队到农二队的马车道已经有三公里路铺好了柏油，光旭骑着摩托车在前面带路，我骑着摩托车载着阿依，沿着吉尔尕朗河北岸行驶，沿路都是白杨和白桦穿插组成的防风林带，每年春秋季节，它们护佑着北岸几万亩的条田作物。右侧的吉尔尕朗河越往上游河岸越陡，河边的景物也开始以灌木林和芦苇为主。我带着一种欣赏风景的心情慢慢地骑摩托车，十多分钟后来到了二队。在那里，阿依找到了曾经住过的旧址，那里已经是一户哈萨克族人家，一个用得光滑溜圆的馕坑坐落在房子前。

因为担心打扰人家，我们把车停在离房子十多米远的一排杨树下。阿依回忆二队的生活。

大概是1980年9月吧，开学我就上小学三年级了。我妈调到马场农二队做老师，我们家也从三队搬到了二队。公家分的两间房子，还是土坯房，我爸爸妈妈和两个弟弟住里间，我和舅婆住外间。那时候我爸是医生，工作不是很忙，甚至有些无所事事。房子周围有五棵属于公家的核桃树，每年都结果，有时候我们也能捡到熟透的核桃，我们就用石头砸了吃。

跟我们一起住的还有我妈的舅母，就是我的舅婆。1976年的时候，周应军加广西老家探亲，我妈说让他帮忙把舅婆接来了。那里我妈正怀着光亮嘛，不方便回去。我妈当年说过，舅舅既然离家出走了，我有义务把我舅母接来新疆，我要为她养老送终。那时，公家在我们房子后面新盖了一排房子，我爸找队里的领导汇报说，舅婆身体不好，家里房子又少，不好住。公家就批给我们一间房子，给舅婆住。

在农二队住的那几年，每天都有十几个来找爸爸打针开药的新老病号，遇到季节交替疾病高发期，病号就更多些。爸爸既看病又打针，往往有些忙乱，妈妈有时会打个下手，帮着打针。我上小学四年级那年，出于好奇，跟着爸爸，看爸爸怎样给人看病开处方，怎样打针。我也常趁爸爸外出，偷拿针盒里那支有颜色的注射器（皮试注射器）把玩一下。也许是爸爸发现了我的好奇，有一次在给病人注射时，他特意叫我到身边，把肌肉注射的操作过程手把手地示范给我看，还让我在那个纱布做的垫手腕用的手枕上扎针，练手势手劲，我只用了个把钟头就掌握了要领，并且给病号注射。病人反映，我手势轻，要求下次还叫我帮她打针。因为觉得刺激，还有成就感，我有点飘飘然。

后来，爸爸把统计处方的事也交给我做，简单的复方也让我开出，司药也交给我做，伤口处理也是我来处理。哟，我俨然一个小赤脚医生了。全队的新老病号都知道老章家的丫头会医呢。爸爸外出到山里给牧民看病，一天两天回不来，也不用担心队上的病号了。现在想想，那时我才四五年级，正是贪玩的年龄，平常要挤出时间来完成消毒注射器（那时没有一次性的）、司药、开处方、伤口处理、注射、出诊（到病号家里，去给起不了床的老病号打针）、统计处方这些任务，占去了我许多好玩的时间，我的好奇心和热情在慢慢消失，最后是逃避，只要见到有病号往我家这边来，我就往自家的前后院的菜地里躲藏，巴望着这时不是爸爸帮他们打了针，就是妈妈帮他们打了针，往往这样的巴望里，突然响起了妈妈的叫声：“阿依，快来给李阿姨他们打针，你藏在豆角地里干啥！”唉，我还能藏吗？我极不情愿地走出来，给那帮等待的老病号打针。说实话，我也怕给他们打针，因为他们常年吃药打针，臀部的那两块肌肉皮下早已暗藏了很大的疙瘩，俗话说就是肌肉都打死了，药水很难推进去，特别是油脂之类的注射液，非常难注射，经常发生针头扎不进去，推不进药水，推入的药水从针口渗出的情况。老病号的大疙瘩，往往是推进了药水，针筒拔下来了，针头还在屁股上摇晃，还要再小心地拔下来，病号说那疙瘩已没了痛感。

记忆中，队上的人都有个习惯走家串户去聊天、谝传子。有一天，隔壁家的男主人丁振文得了重感冒，有些发烧，他来到我家看见里屋一帮子谝传子的人，蔫蔫地叫我爸爸给他看。爸爸给他搭了脉，开了药后，被里屋的人叫进去了，我妈把他带到外屋药柜旁，根据爸爸开的处方抓药，告诉他还要打一针。妈妈吸好针剂，丁振文怯怯地看着针筒，不知所措。妈妈说要...

来找我爸看病的人不光白天来，有时候深夜也来。有一天晚上十一点，我们刚刚睡下，听到院门的拍打声和看家犬乐乐的吠叫声，我爸出去开门，我跟着我妈也起来看，来人是二队的李家东两口子。原来李家东老婆罗清秀因为打哈欠用力过猛，造成了下颌骨脱位，就那样张着一直合不拢嘴，也不能说话，口水流了一路。那时我才见识到了老爸的技术，只见他将两只手并起来，两只拇指跷起，两根食指伸直，两只手其余的四指收回，拇指顶进罗清秀的嘴巴，食指托住她的下巴，两手用力，一推一顶一拉，一声“咕”响，罗清秀的下颌就复位了，就像弄一个拉脱了的抽屉一样。罗清秀就可以大声说“谢谢”了。

再跟你说个秘密。别看我爸是受人欢迎的医生，我妈是许多学生喜欢的老师，但是我爸却是那种在外窝囊在家龇牙咧嘴的人，严厉到了令我们做子女的无法理解的程度。印象最深的是我五年级那年，有一次我赶着去上课，来不及吃饱，就拿了一块结成块的红糖，在班上偷偷地吃。那时候是我妈教我，她在班上批评了我，让我站起来。不巧的是，经常无所事事的我爸从窗外经过看到了，他瘸着腿冲进来，大声骂着，把我推倒在地板上，顺手操起讲台上一根拇指粗的教鞭，照着我劈头盖脸打了一阵，我疼极了，哭起来。全教室的同学都惶恐地看着，他们肯定不明白我爸为啥这样对待我。还是我妈把我拉起来。这个记忆是很深的，我一辈子都记住了。

“老爸的窝囊是马场出了名的，”光旭这时插了一句，看我疑惑的样子，又说，“姐夫你绝对想不到，我姐姐当年是怎样忍受家庭的屈辱的。”他的话让我感到有些不舒服。屈辱？什么屈辱？老爸老妈那么爱女儿，当年还有谁在家庭里给了她屈辱？对我的反应，光旭先是摇摇头，又点点头。

我告诉你，你就会感到震惊的。刚才姐姐也讲到了，就因为来不及吃早餐，装了一块红糖块带到教室，上课时饿极了，偷偷地吃，老师发现了也批评她，但是老爸还是冲进教室，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他的女儿打趴在地，还用脚踩着姐姐的脖子厉声大骂。说句老实话，我当晚知道后怒火中烧，要是我当时在场，我一定会上去把他打倒！

还有一次，二队小学的女教导主任处处与我妈过不去，那时我妈还是代课老师，人微言轻，这不是存心欺负我妈吗？可是老爸知道后，竟然来到办公室，当着那么多的老师赔着笑脸向对方道歉：“我们家的冰莹嘛，她就是那样的，请你多多包涵。”如此不分原则道理就对人点头哈腰的窝囊样，连办公室里的其他老师都惊呆了，背后说：“这个章泽州是咋回事？自己的媳妇有理，他不帮自己人反而帮别人！”几乎把人气死。那时我已经十五岁，我非常愤怒，跑到那位教导主任家，一块大石头打在她的院门上，大声警告她不许再欺负我妈，否则我不客气。我的恐吓还是有作用的，后来她再也不敢欺负我妈了。

我看过阿依小学中学时代的照片，她因为营养不良，整个就是一个瘦小伶仃的女孩儿。但是阿依却表达了自己的理解，按照阿依的解释，经历了家庭变故和政治运动的父亲形同惊弓之鸟，虽然凭着一点医术没有经受太大的风浪，但自此有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处世谨小慎微，他也从一个忠厚老实的人变得像一个乡愿。这样的解释尽管脱不了牵强附会，但也似乎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

听到儿女们都在说父亲窝囊，阿依母亲一直笑着，等他们说完后，也给我讲了一段阿依父亲的往事：

你们的爸爸嘛，要说窝囊确实也算窝囊。阿依读大专的第二年，我们家里最紧张了，你们爸爸就主动说，要做生意，要为儿子女儿赚学费。刚好十月公社八大队的老乡李广的儿子李振明也有这个意思，他们两个就商量合伙，每人出资五千块，去霍尔果斯进服装。我们钱不够，我去向这个借那个借的，还向安秀莲老师借了两千块，她很爽快地答应了。老爸拿了钱去霍尔果斯，租了一个小铺，购进了一批成衣。这个老实人啊，那些老外（主要是俄罗斯的）跟他说，我没带钱，先赊账，过几天带钱过来。结果人家一去不回头。那时候邻居潘易星也在霍尔果斯，在工地做建筑工，据说因为老板不发工钱，他没钱吃饭了，就来找老爸借钱。死老头子，真爽快，就借了五六百块。这事给李振明知道了，气得指着他鼻子喊：“章泽州，你连本钱都敢借给别人，你就不是一个做生意的人，你为人民服务，行！我不跟你合伙了！”老爸说：“看到他没饭吃，我忍不住嘛！”李振明才不听你的理由呢，他很快就撤资单干了。老爸回到马场后，不敢跟别人说，还央求我不要告诉别人。我又好气又好笑，说你这个窝囊废，做生意亏了本，还死要脸皮。唉，你天生就是做赤脚医生的料，给人家瞅瞅屁股（医痔疮），弄弄抽屉（帮人家下颌骨脱位复原），免费接骨，扎根针的。

人家李振明后来可是发财了，成了大老板。你老爸亏了三千多块。如果不是欠了债，后来光旭也不会这么快就去广东打工。

当天晚上，在老马场的房子里，我和阿依母亲又开始聊天，我们的话题还是从二队开始。

我到二队教书的时候还是代课老师，代课老师不好当啊，特别是面对一位根正苗红的领导，就是我们的教导主任嘛，哎，都是往事了，我也不是背后乱说话的人，我当时只是想做好本分就行。我做了两年的代课老师，从没想过有什么转正的机会，但是，机会偏偏就来了，1982年的时候，县里开始了民办教师转正考试，我去考了。这次考试很有戏剧性，你想不到吧，我数学考得了新源县的第一名，89分。语文吗，考得了60分，不过这个60分光是知识分，作文分没有算进来，作文分我得了个零蛋！为啥呢？不是我没写，写的是《给女排的一封信》，那时候女排连连得世界冠军嘛，我就写了，而且自我感觉挺好。那封信要求落款不写真实姓名，只能用×××代替。我在写完检查的时候，马场的一个领导进来巡考，他在我身边站了很久，看了我写的信，一会儿走到讲台上说：“有的同志啊，我要提醒一下，胆子要放大一点，作文写得好，落款嘛要写上自己的名字！”我一听，想，坏了，我没写。也是我一时糊涂，竟然涂掉了那几个×××，唰唰唰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卷子交了之后，我才醒悟，完了，我犯大错了。半个月后，马场一个在伊犁教育局工作的哈萨克族人米尔丁回来，对你老爸说：“你的羊缸子数学考了全新源县第一名，89分。”又说，“可惜作文违规了，分全没了，但是语文还是考得不错。”我再向他打听，原来，在伊犁改试卷的时候，改卷员把我的试卷用来传阅，改卷的那个人说：“可惜了，这个人知识分得满分，作文却写了自己的名字，违规了，只能给零分。”几个改卷员讨论了一下，大家都认为，我知识分能拿满分，作文也写得不错，全部给零分太可惜了，就同意作文不给分，知识分留着。要是作文我得分，我语文起码有八九十分。我顿时恨死那个领导了，也恨死了自己。冷静之后，我又想，估计那个领导也不是故意的，可能是他不懂，想帮我，却误导我了。谢天谢地，幸亏我的语文知识分不丢，要不那次转正肯定泡汤了。你说惊险不惊险吗？哎，还有呢，考试的时候，校长的弟弟，他在我后面用笔捅我的背，我明白他的意思，他要我给他看答案，我就把试卷和草稿纸吊在桌子边，他在后面看。后来他告诉我，他的数学考了七十多分，也被录取转干了。我一转干工资就得了行政二十二级，我看了电视，相当于那个空军修理飞机的技术员待遇，哈哈。我还因为讲课好也提了一级。那时，马场的老师一个人讲一课，底下听课的全是老师和支边的大学生，讲完了由大家评论。我讲完下来，那些大学生都说：“哎哟，今天真是听了一节好课！”结果那次公开课之后，我个人被提了一级工资，得了行政二十一级。那时我是多么高兴啊，这算得上是我这辈子最强的成就感了。

好运有时是连续来的。阿依母亲说，转正后的那年，她还有一个调回老家的机会呢。

1982年冬天吧，二队小学的老师陈丽蓉全家调回了她老家广西贵港。陈丽蓉与我关系一直很好，在二队小学我们一直是好姐妹。她回到贵港后打电话跟我说，她有个表哥在贵港公安局当领导，如果我想回老家，她可以帮忙。我当时以为她是说说而已，就开玩笑说你能办得通我就回去。让我想不到的是，不久陈丽蓉来电话，说调令已经发出了十几天，你收到没有？还说连我在哪个学校都安排好了，还安排我教高中语文，安排你老爸在学校做饭。我吃了一惊，心想，真有这等好事？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冒着雪花赶去场部学校问，可是校长高书时说：“没啥调令啊，有调令我能不告诉你吗？”就这样又等了一个月，学校领导一直没有通知我。我知道真有这个调令是在两个月后，场部学校的一个同事来二队亲戚家串门，顺便来我家悄悄告诉我的，他说在高书时的办公室看到了那张调令。我问：“那为啥我去找他的时候他说没有？”他说：“你以为高书时会主动告诉你啊，要是主动告诉你他就不叫高书时了，你知道的，他可是人人皆知的高术士。你去要那张调令，那可是要‘拔毛’的，你就赶紧‘拔毛’吧！”

高书时被马场人称为“高术士”是有来由的，他曾经要求还差一年多才够退休年龄的李安详老师退休，好安排他的小姨夫顶替，一年后就转正了。李安详是四川内江人，出了名的老实人，他在马场见人就用他的四川口音气哼哼地说：“高书时心机多，诡计多，强令我退休，安排他的小姨夫顶岗，他就是一个术士，高术士！”从此“高术士”的绰号不胫而走。“拔毛”是啥意思你知道吧？就是送钱送礼嘛。你想，我当时一个月的工资才几十块，家里还有几个孩子要吃饭，哪里有钱送？你老爸就说：“咱家的电视机是彩色的，校长的电视机是黑白的，咱们就把彩色跟他的黑白换了吧！”当时我想，我本来就不是贵港人，真去了贵港也是人生地疏，反而在这里干了差不多二十年了，还有一帮老乡和朋友，况且真要调回去还要“拔毛”，说不定回了口里要办啥事还要“拔毛”呢，我还是不回去了吧。这事就这样搁下了，我也一直没有去找过高书时要看那张调令。

夕阳的光影在老人的满头白发和清瘦多皱的脸上闪烁，像上了一层红釉。我突然在心里感叹，老人真是难得糊涂，也倔得可以，白白放弃了一个好机会。她可能算不上孔雀，所以她无法东南飞。让她感到安慰的是，她在这片土地上做了老师，算得上人尽其才。

阿依母亲说，二队的生活也是一段不寻常的记忆。

1983年刚刚开春，寒风还冷得彻骨，可顽皮的光旭一点儿也不怕冷，和他的回族朋友伊萨去后山草原骑马。半个小时后，他从受惊的光背马上摔下来，摔断了左臂，急得我天天催着你爸爸找药治，实在没办法了，只好送去县医院。那年家里真是祸不单行。也是在那段时间，我的舅母，就是阿依的舅婆病得走不动了，我们就决定送她去五区医院就诊，来来回回去了好几趟。那时我们房子距离机耕路有几百米，每次都是你爸背着她到路边，上了正在等候的拖拉机。当时二队的不少人站在路口看着说：“瞧这家子厉害啊，把个舅母接来当妈养着。这章泽州也真是，背出背进，这算哪门子事嘛！”你爸一声不吭，早上背出门上拖拉机，下午下了拖拉机再背回来。舅母被确诊得了食道癌，已是晚期。后来我们送她到二区的一五军区医院住院，我和你爸轮流守护。阿依当时在场部中学上初一，离家有十多里路。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光亮没人看管，上三年级的光旭也贪玩，他俩饭都吃不上，我就把他俩托付给了同事安秀莲老师。阿依周末才回家，每次回来就去安老师家里接光旭光亮回来，然后做饭洗衣。

我本来在二队小学教毕业班，五年级（当时小学学制为五年），上的是语文课。哎，我也不明白，我擅长的是数学，我的普通话也不好，学校却安排我教语文。那就教呗。但是谁都明白，教数学要比教语文轻松，语文要详细备课，数学备课相对轻松嘛。而且我看了那时的任课表，那些教数学的老师大多数都是马场领导和各队领导的家属。我想，我从广西来到新疆，那么远都走过了，那么多苦都吃过了，好不容易当上了老师，教个语文算个啥！

当时，马场场部学校的校长高书时还兼任三队小学的校长，他可是马场的高级知识分子，大家都说没有他不懂的问题。可是我跟他算是有过过节的人啊，为啥呢？因为一个教学问题。1983年夏天段考，我们老师集中到场部改卷，有一个成语“蹉跎岁月”的解释，我们老师有分歧了，场部的刘桂珍老师认为是“岁月艰难”的意思，我记得是“虚度光阴”的意思。那时学校没有《辞海》，一时间也没有找到成语词典。校长高书时也附和刘桂珍的意见。我不服气，我们起了争吵。高书时就非常不满地说我：“你连我的意见都怀疑，你水平很高吗？”我一气之下踩了自行车就去三十公里的哈拉布拉中学找语文科的组长李佳玲，我拿回来了《辞海》，打开给他们看，他们才哑口无言。我的执拗一时间传遍了整个马场，大家都说吕冰莹厉害，连“高术士”都敢叫板，而且还赢了。

1983年秋天，马场通知我去场部小学任教，并指定要我教五年级三班，还说可以把家安在那边。听到这个消息我当然高兴，因为你爸爸已经调到场部卫生室，阿依也在场部初中读书嘛，我把光旭光亮带过来，我们一家就可以住在一起了。我是后来才听说，我调到场部教学，是高书时校长认为我能干，就想到让我来管这个三班，做班主任。我当时也有一些顾虑，高书时听了我的话就说：“你去教吧，教初中，以后给你评中级教师。”我那时是小教二级，一听这话二话没说就答应了。那是个啥班啊，全班有五十六个学生，大多数都是长得牛高马大的，能打能冲。还有一对回族姐妹，长得很漂亮，可惜是哑巴，据说是近亲结婚。还有一个患了羊痫风，课堂上听着听着就口吐白沫倒在地上。他们都说这个班的学生常常把任课的女教师气得呜呜大哭。男老师呢，连续几次和男生对打。我私下打听过，有一位原来在县上做记者的男老师（名字你不能在这里写出来），教化学的，最喜欢惩罚学生。兰花你知道吧，对，就是珍姨婆婆家的兰花，有一次在上课时觉得头顶发痒，伸手抓了抓，结果这位老师大声说：“你不是很喜欢抓头吗？这一节课你都要把手放在头顶，保持这个动作一直到下课！”兰花只好一节课都把手放在头顶上。有一位男同学伸了一个懒腰，被勒令课堂上一直伸着两手扭着腰保持姿势。男同学是马正文的弟弟马正武嘛，不听他的命令，他就上来拖他出课堂。还有一次，他看见一个男同学课堂说话，立刻将手里的粉笔掷到了这个男同学的头上。这个男同学就是库立江啊，维吾尔族，已经长到一米九的个头，被掷到脑袋后气势汹汹地冲上来。一群男生团结着呢，也跟着哄叫着冲上讲台，把老师放倒，抓腿抓手扛起来，一直扛到教室外，把全校师生都惊动了。结果老师和学生都被罚停课一星期。

这些我刚来时都不知道，只知道过来可以方便我的孩子以后读中学，离场部近些，就高兴地来了。叫我负责这个班我就负责这个班吧，也没想到要咋样严管。奇怪的是，我第一天到这个班上课学生就出奇地听话。据后来几个常来我家走动的学生说，他们已经知道我跟校长顶牛的事，所以一开始就对我刮目相看。那天我还没走到教室门口，就有眼尖的学生跑回座位大喊：“大家别吵，吕老师来了！”霎时全班安静，我也不知咋的，这个班就这样教下去了。

现在我想起来，那个班的学生不怕我，还服我，主要是我把他们当人看，差生也有自尊嘛，我不把他们当差生看，更不会打骂他们。我在第一节课上就跟他们说：“我知道咱们班上有些同学为人爽快，比较活泼，像个男子汉，但是有缺点，就是基础差。你们也是父母生的，也是人，我吕老师不会小看你们，更不会打骂你们。我只想尽自己的能力教你们。”结果第一课他们就专心听我的话，几乎没有吵闹的。不过也有捣蛋的，有一次，不知是谁把教室的几个灯泡全用弹弓打碎了。我找到班上最调皮的学生马正武，一个回族学生，就是马正文的弟弟，我说：“我给你十块钱，你去帮我买一个二百瓦的灯泡回来装上吧。”结果，第二天一大早我来到教室看早读，教室里亮堂堂的，灯泡已经装上了。更让我觉得奇怪的是，马正武把二十块钱给回了我，说是昨天晚上就有人偷偷地把灯泡接上去了，还告诉我他就是刘海阳。当时我觉得吃惊，这个刘海阳，还是光旭的好朋友咧。这个学生后来在伊犁钢铁厂做了供销科长，回到马场见到我，总是恭恭敬敬地喊我吕老师，说要请我吃饭，叫我去他那儿玩。那个班的学生的确调皮捣蛋，但是后来都混得不错，开公司做生意发财的有十几个，见到我都很客气，都说，吕老师，当年要是我听您的话，好好学习就好了，就没有今天这么辛苦了。我说，你们都很听话啊，现在日子不是过得好好的吗？

那两个回族的哑巴，虽然学习不好，但是人挺好，初中毕业后开拖拉机，还能自食其力呢。还有一个学生，叫伊布拉，回族，不是我班上的学生，但是他自觉来我教室后面听课，常常拿着一张椅子坐在后面。我没有撵他。他后来当了兵。有一年他回来探亲见到我说，吕老师，我虽然不是你班上的学生，但是我会一辈子记住你的课。说得我还蛮感动的。那个患了羊痫风的学生病情发作时，倒在地上，我就去掐她的人中，她就醒来了。后来毕业了，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不知道嫁人了没有。

教这个班半年，我才知道，只要你发动了他们的积极性，跟他们打成一片，你就比教优秀班还要轻松。咋个说呢？说组织义务劳动吧，我一在班上宣布，那个牛高马大的男生劳动委员库立江就呼啦一声振臂高呼：“吕老师你啥也不用管，说清楚地点在哪儿，任务是啥，我们男生全包了！”如果你看到肯定会感动，三十几个男生，一人骑上一辆自行车，拉着一位女同学就跑，女同学在后面扛着工具。当时姨姨的女儿章婕也在这个班嘛，她们女生可享受了，男生把她们拉到劳动点，都吼：“女生就地休息，劳动全是男生的！”女生们全都笑嘻嘻地坐在草地上休息、观看，男生们一人抡起一把工具，越干越起劲，结果任务要求种的三百多棵树，我们班比其他班早了半个小时就完成了。女生们在回来的路上坐在男生后面一首接一首唱歌，什么《团结就是力量》，什么《我们走在大路上》。

原先许多人说我们班上的学生是差生，智商低，是傻屌，但是段考期考大多数人都超过了七十分。年终评优秀教师，我没有评上，班上的学生为我鸣不平，说，吕老师咋个你不是优秀老师吗？我说我教你们就没考虑这个。学生说，我们知道，优秀教师都给那些官太太了。他们还找了校长质问，校长说是名额有限。我赶紧去把他们叫回来了。

他们毕业了，有十几个学生考不上初中，毕竟基础差点嘛，但是都想跟我读，我也舍不得他们。我说：“那你们就跟我一起上初一吧，我把你们都带到毕业。”我跟校长说了我的想法，场部的学生，你总不能把他们丢到社会上不管吧，丢到社会上就真的成了二流子了。家长也来求情，学校没办法，于是全进了场部中学。

场部分给我一院干打垒的房子，就在你们的表叔朱世新家旁边，周边全是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回族人家。房子有三间，但都是破破烂烂的，连院墙都崩塌了，但是冬暖夏凉。二队有十几个跟我出来读五年级的学生（二队没有五年级），早上天刚亮就过来，常常跑得气喘吁吁，中午带的馍馍在学校吃，晚上又赶回家。当时有个学生叫金锋，就是你们刚回来时接你们的那个金锋，家里有五姐弟。说起来他家也挺惨的，他父亲原来是二队的队长，安徽人，我在二队时和我们关系不错。不知咋回事就带着一家人回了老家，结果不到半年又回来了，原来安徽那边早已经分田到户（我们马场是国营单位，分田到户是在1986年后），他分不到田地，又回到二队，这时他的房子已经归公重新分配，队长也被免掉了。不久他又生病死了，留下老婆和五个娃娃。他们的安徽老乡不愿意收留他。娘儿六个只好挤着住在二队的旧库房里。金锋和金刚两兄弟到场部上学，金锋兄弟俩都不想回二队住，就在我们家吃住。两个孩子也懂事，每天吃过晚饭就拿起工具在院里干活，耕地啊，浇菜啊，打扫卫生啊，都干。他们回家了，我还会给他们几块钱。惹得阿依奇怪地问我：“妈，他们两个是不是你的孩子，怎么也像我们一样在院子里干活？你还给他们钱花？”

那五个孩子啊，后来都有了出息，金锋有一个姐姐去了合肥电视台，有一个姐姐在伊犁开美容院，有一个姐姐嫁给了军人。金刚和金锋在伊犁开了铺面。

我把那个捣蛋班教毕业后就不教初中了。不是我不想，是校长高书时不让我教了，他的小姨子师范毕业回来了嘛，要工作，要岗位，我就被安排教小学了。自然，当年高书时说的给评中级教师的话再也没有下文。

金锋金刚他们毕业后就离开我们家到外面闯世界去了。那院房子，我们住了一年吧。后来场部重新分了房子，就是现在我们住的家。

我和阿依重访这个院房子是在一个夕阳刚临的傍晚，我们远远就看到了那个被染得有些橙红的黄泥土墙围院的房子，房子已经重新砌过了墙，但还是干打垒，一溜儿排列着三间房，第一第二间房的门关闭着，第三间黑黑的木板门破了两个口子，朝里敞开着，不见有人影，草料泥巴覆盖的房顶传递出一种颓败感。在院门看整个院子，像面前摆着一个废旧的纸箱。我可以想象到，阿依和她父母当年在这个“纸箱”里进进出出的情景。

在旧房子的左边，是另一方天地，六棵白杨树形成一个“V”字长势，一片苦豆子草伴根而生，杨树外的一片地上，艾蒿长得比人还高，我根本进不去，只好在外围拍照。有一间建了半拉子工程的小砖房，被荒草掩映了。上下各有一户人家新盖的房子，都是彩钢瓦封顶，用木板护栏围着，房子还没有装门，说明还没有住人。阿依为我指点着三十多年前的五棵核桃树，如今只剩下一棵了，正落在一户人家的院子里。

我的目光又回到那个旧院子，院子周边的杨树高峻密集，浓荫森然。金色的夕阳穿过白杨树梢照在褐色的土墙上，时光似乎一瞬间定格。在一边跟着走的表叔朱世新说，房子已经换了两茬人住了，原先住的是一户哈萨克族，后来搬走了，又来了一户哈萨克族，只有夫妻两位老人，早上到山上牧羊，很晚才回来。我们走近房子拍照，想找回一点记忆。阿依一边拍照，一边讲述。

你不知道，在大锅饭时代，队里给每家每户的粮食，根本不能填饱肚子。从小生长在条件比较优越的家庭里的爸爸，经过了岁月的磨炼，也能够勤劳耕作，带领全家人利用空闲时间，去荒野捡柴火，开荒种些洋芋、油菜、葵花、玉米等，用以补给家用。

在这里住下的第二年，就是1983年，我上初中了，学校就在场部学校里。那时候，院子虽旧，但是家却有了起色。各家各户都可以搞些养殖了，我们就在这个院子的外墙边盖了一个猪圈和羊圈，养了一两头猪，两三只羊，还有两三窖兔子（一窖兔子约有八至十只），五十多只鸡，三十多只鹅，十多只鸭，基本上解决了一家人一年的吃肉问题。有了这些禽畜，自然我们几姐弟就有事儿做了，辛劳与快乐充实了我们小孩子的心，练就了我们一双勤劳的手，活泛了我们对生活的思索，锻炼了我们承受生活压力和解决困难的勇气。后来我到南方上大学，两个弟弟也到南方等地打工，像光亮，先后在广东、河南打拼，依然有一股子韧劲，这不得不说是当年的自力更生勤奋劳动锻炼了他，锻炼了我们。

白杨树下的丁字路口往西，沿机耕土路走五百米，右侧就是原场部学校，学校周围一圈都被高峻的白杨树掩映着，教室旁边长满了艾草蒿草和苦豆子，都是齐腰那么高，苦豆子结一种形状似菜豆角或者绿豆的果实，楼内的水泥空地旁边长满了齐腰高的艾草蒿草，北面的一长溜墙基痕迹讲述着曾经存在过的许多房子，离此十多米远的水泥操场也被四面长起的艾蒿围拥着。这个季节常见些哈萨克族妇女，互相对蹲着在操场上为织壁毯而弹羊毛，不时发出“砰砰啪啪”的捶打声。学校的后面是一条一米多宽的水渠，艾蒿、芨芨草和苦豆子沿着渠边疯长，有的地段被这些野草遮住了渠面，看不见水流只听见潺潺流水声，望过去是一片苍绿的荒凉。

这是一所汉族和少数民族混合的小学。我曾经数次经过这里，往往驻足而视，因为自己也是一个所谓的文化人了，对学校这类传播知识彰显文明的场所总有一种敏感，也有一份亲切感，总觉得与自己有着某种联系。校门大多数时候都关着，我曾悄悄地朝里面窥望，校园很安静。有一次大概是课间操的时候，我看见了两位教师看护着的三十来个孩子，两位老师是居住在马场的夫妻，快到退休年龄了。

4月底的一天，阿依带我来到学校门口那两排叶子已经肥大得绿油油的白杨树下，吹着冰冷的河风，回忆早年读书岁月。

我在马场读的高中。当时班上有四十八个同学。那是十二年前的事了，我们这间学校还兴旺着呢，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总共有十二个年级，生源广得很，有来自莫合林场、公安农场、前进牧场、高潮牧场的，有来自恰西林区、哈拉布拉的，还有来自农四师的二连、三连、七连、八连的，学生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了一千多人。那简直就是现在一个大镇初中的规模嘛，在你们人口稠密的南方大镇，学生也就三千两千吧。

江河日下啊，现在，马场的场部搬到五区了，中学的职能转到了哈拉布拉中学，中心校也就转移了，留下的这间学校已经破旧坍塌，大多数机灵点儿的住户都已搬迁到三队，就是新马场，也有聪明点儿的迁到了县城，还有更具眼光更具实力的就迁到了州府伊宁，还有迁到自治区府乌鲁木齐的。

马场成了老马场，这里的人口越来越少，学生自然也越来越少。说是小学，其实早就没几个学生了，小学也就是一间不完全小学，一层的教学楼，三个教室，一到三年级，一个年级一个教室，一个班三十来个学生。马场九十来个孩子，到了该读小学四年级的年龄，现在都去了河对岸的巩留县莫合小学，或转五区（哈拉布拉乡）小学，剩下些太小的孩子就暂时在这儿待着，三年之后他们还是要到五区或者莫合那边去的。

我1990年高中毕业，没机会参加高考，为啥呢？那时参加高考是要指标的，县里只分给我们马场4个高考名额，其中理科3名，文科只有1名。这些名额都要经过预考筛选。我预考时差一分没进名额。没机会参加高考，妈就拣了一个小行囊，和我搭车去乌鲁木齐，想带我回口里老家散散心。在乌鲁木齐站，我突然腹痛，上呕下泻，在乌鲁木齐折腾了几天，稍有好转，我们就赶快搭车回家。过了几天，场部领导跟我妈说，场部学校缺老师，安排我做代课老师，工资是一百块。我在学校代了一年课后，我爸我妈说代课不知啥时候能转正，还是去复读考大学，以后工作机会多些。但是在马场学校复读肯定没啥用，师资和环境都不行嘛。1991年秋天，我妈去找了在县城二中做团委书记的观雨，就是珍姨婆的儿子嘛，他帮我弄到了二中复读。

在二中复读也没啥进步，倒是在观雨表舅的劝导下，加入了共青团。当时，我和一位叫麦迪娜的维吾尔族女同学同桌，她家境很好，戴着一副红宝石耳环。但她天生就有狐臭，夏天出汗很臭，冬天穿棉衣也能闻到，换座位时，班上的女同学都不愿意和她同桌，最后老师又安排我跟她一起。有一次她悄悄地问我：“你为啥不像她们一样，见到我就捂着鼻子走？”我说：“这没啥，狐臭嘛，又不是你自己愿意得的，是遗传的，不能怪你，你也不要因为这个而烦恼。”她听了很开心，从此跟我玩得很好。每到星期六，学校开放澡房，要买热水票，麦迪娜带我去洗澡，看门的维吾尔族男子都不问她和我要票，他还允许我们洗澡的时间长一些。当时我觉得很奇怪。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澡房的管理员是她哥哥，跟着她，我占便宜了。

我在二中复读，每次放周末假我还在马场“开小灶”，我妈让我去找邻居贾玉生老师辅导英语，找刘兆梅老师辅导数学。这两口子当时已经从马场学校退休，他们跟我们家关系一直不错，辅导我也很热心。1992年高考，我的成绩还是不理想，仅仅上了杭州教育学院的委培生线，是大专，一年要两千六百块培养费。我爸我妈说，委培生也好吧，总比待在马场强，毕业后总会找到工作的。于是，1992年8月底，我揣着爸妈的积蓄和借来的一共五千多块钱，先坐班车到乌鲁木齐，新疆是秋天了嘛，到果子沟都看见下雪了。从乌鲁木齐坐火车去杭州，要四天三夜吧，第一次离开父母远行，第一次离开新疆，还是自己一个人，又激动又担心，五千多块钱是我妈亲自在内衣缝了一个结结实实的暗袋，里面装了四千八百块，让我在外面的衣袋裤袋分开再装两三百，应急。除了大袋子的衣服，还有两个小袋子，里面装了十几个馕，还有馍馍，一个塑料杯，就一路吃着馕，一路喝着水，到了杭州。哎呀，第一次到了口里的大城市，幸亏有车子接到学校，要不都晕头转向了。去宿舍放好行李，第一时间到校园里电话摊打电话，向我妈报告平安啊！

到了天下闻名的杭州别提有多兴奋了，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虽然家里穷，但也高兴嘛。就说西湖，也是天下闻名的嘛。和刚认识的新疆老乡，余洁，还有杭州的林小蓉，上海的应文芳，走路去了西湖，看苏堤，看白堤。原来西湖真的美啊，比马场还要美，比天山还要美！又去看雷峰塔，又去看六和塔，还去看了灵隐寺。别提有多快乐了。那时候全都忘了马场，忘了新疆，只觉得大学就是幸福。过了两周后，9月16号，是我的生日嘛，真凑巧，也是缘分，宿舍里的林小蓉、应文芳，还有男生应荣臻，居然和我同一天生日！就凑钱买了一个大蛋糕，有筛子那么大，全宿舍十二个女生和班上七八个男生都来吃了。还在校门口的饭馆吃炒菜，喝啤酒，疯了。那时候想，幸亏来了大学，来了杭州，要不真不知道马场之外的世界，天有这么大，景色有这么美，青春有这么美好！

是吗，你说我陶醉了？美好的回忆吗！可惜时间太短了，那时我们的大专学制是两年，因为怕花钱，两年里我没有回过一次新疆。去过几次广西，北宁的二表舅那时候因为负责供销采购，家境不错，知道我在杭州读书后，都叫我暑假和寒假去他家过，他还寄来了路费。我一来到北宁，三个表舅总是轮流带我和他们家人去吃吃喝喝，我也经常去南安八姨公八姨婆的家，去冯明姨姨的家，八姨婆还专门在她家的二楼给我安排了一个房间，八姨公还说：“这里就是你的家，有你的闺房，你的小天地。”我也是安于享受，乐不思蜀吧，所以我一直在南方，想爸妈了，就只是打个电话，还在电话里兴奋地说起八姨公八姨婆是如何如何的好，三个表舅也是如何如何的好，甚至，我还说起兰花的表哥——我也该喊他表舅的，那时候他还在成均镇当书记，后来当上了北宁市副市长——他的家人也是如何如何的好，实际上，我只是在三表舅有一次带我去他家时见过一次他，他的老婆——我该喊她表舅母的——亲热地搂着我说：“虽然你是新疆妹，可是我们是亲戚啦。”她把那个“啦”字拉得很长，十足的老广腔。每当我在电话里说起这些，我妈总是既高兴又有点酸溜溜地说：“我的丫头在南方享福了，快要忘记我们这个贫穷的家了，是不是啊？”说真的，每次我都被我妈说得快要哭了。

1993年，11月吧，我还在杭州读大学，我妈在电话里告诉我，她退休了，其实她还没到年龄，是学校要她退的。说起来，我们马场不属于县上管，属于自治区畜牧厅管，学校领导的权力很大，校长高书时下了个通知让我妈退，我妈说还有一年嘛。高书时说：“我让你退你就可以退，你退了可以让年轻人有饭吃，你自己也可以休息，还可周游世界，不是两全其美嘛。”后来我妈的同事说：“这个高书时啊，真是一个高术士，花花肠子最多，他是想让你退了，好把指标留给自己的小姨子转正。”我妈这才恍然大悟，但是木已成舟，尽管嘴里也跟着同事骂了一声“高术士”，最终还是退了。

那一年，马场的许多人家渐渐开始迁到县城，还有迁到伊宁的。马场学校的高中部、初中部相继取消，学生人数一下子减少到两百多名。到了九十年代后期，小学部的老师一个个调到了乡里县里，学生也一个个转学到乡里县里。我妈说，不到三年，场部学校的学生就剩下五十多个，老师剩下三四个。我们的母校就这样彻底荒凉了。

尽管老师们一个个调走了，但是那位北大毕业的英语老师贾玉生却没有走。阿依说，那时他和老婆都已经退休，住在场部第三巷第三间院子里。但是据她妈说，贾玉生老两口已经到福建跟着他的外甥女儿生活。那时我怀着对一位北大学子的尊敬，跟随阿依去看了那院房子，我看到了像篱笆一样开裂的院门，三间干打垒的土墙房子，窗户位置很高，像电影里监狱的气窗。很明显，房子已经换了主人，里面的菜园子边铁丝上晾了一溜的衣服。我有些物是人非的感慨。一个北大高才生，数十年来就在这个偏僻的马场埋没。他曾经度过了书生意气的北大校园生活，幻想着美好前程和幸福人生，后来活在举国皆惊的恐惧之中。做了老师后，本该可以桃李满天下，却因为困在这个人口只有四五千人的马场，在一个只有三百多名学生的校园里，英雄无用武之地。现在年老了，可以说是苟且偷生，也可以说是一事无成。

当天晚上，阿依母亲告诉我关于贾玉生老师两口子的更多往事。

贾玉生比我早五年退休，他老婆刘兆梅比我早三年退休。两人是在场部中学教书的时候认识的，之前贾玉生被定为叛国罪嘛，被送到公安农场劳改。后来学校需要英语老师，上级知道他从北京大学毕业，精通英语，就把他要来了。北大才子嘛，虽然有过不光彩经历，但是也把刘兆梅吸引住了。刘兆梅是山西人，又漂亮又干练，一看就知道是那种泼辣的人。时间长了，大家看出两口子都是倔脾气的人，尤其是刘兆梅，年纪越大嘴巴越碎。两人退休后，有一次，贾玉生从外面回来，说想吃豆腐。刘兆梅顿时火冒三丈，骂道：“你还想吃豆腐？你那点工资都不够你吃豆腐！”贾玉生一气之下就扔下她回口里去了，到了福建他的外甥女家，说在新疆待够了，想在口里长住。他的外甥女也是名牌大学生，在一家公司当领导，听他如此说，就给这个舅舅找了一个保安的岗位，以免他日子难过。他在保安岗亭过了三个多月，渐渐真的不想他老伴了呢。

刘兆梅身体不好，经常不出门，在家里煮饭，烧的是苇子秆。有一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大队个个都像做戏一样，穿着凤冠霞帔出门，从我家窗口走过。晶晶（她的女儿）跑在前面，我问她出啥事了，她说：“我的馍馍还没蒸好，他们还要抢我的。”我醒了就知道这不是好事啊。我就叫老头子：“去看看刘老师那边有啥事没有。”老头子打着手电去一看果然有事，大门被从里面顶上了。老头子从后窗户看去，刘兆梅瘫睡在床上，喊她也不应。他就去找来一小队书记马正文，马正文撬开门，发现她已经昏昏沉沉不知人事了。我去找马场的杨医生给她挂吊针，杨医生说：“我才不给她挂吊针，上回给她挂了，她骂我用的是过时药。”我说：“你做医生的见死不救是犯罪。挂了吊针又不用你追费用，可以从贾玉生的退休工资里扣嘛。”杨医生才答应了。

挂了吊针后她就醒了。我煮了一碗糊糊端给她吃，她还是很虚弱。她跟我说：“吕老师啊，你搬来我房里跟我住吧，这样我们可以聊聊天！”我委婉地推掉了。你想想看，她老两口都有退休工资，不知道家里藏了多少钱财，万一去了，我最后说不清楚呢？第二天，我给她煮好了鸡蛋面送过去，又打电话给她的表弟韩星宇，让他从伊犁回来看看。韩星宇又打电话让贾玉生从福建回来，果然发现她垫被之下有两百多块钱，那时候这可是巨款啊。她病好了之后，我又去看她，她问我当时邀请我去她家住为啥不答应，我就跟她说了这些理由，她才明白过来。

场部学校师资的薄弱的确在隐喻着这间学校无可奈何花落花去的颓势。有好几次，我从一间教室旁边经过时特意放慢脚步，碰巧听到了一位五十多岁的女教师唱歌时那并不怎么准确的音调，还有孩子们那参差不齐的跟随声，他们的声音断断续续地穿出掩映在校园周围的树木林丛，在村口野地上游荡，偶尔也跟随着那杆穿过树丛直指天空的红旗呼啦啦地飘。

不上课的时候，各个空荡荡的教室里模模糊糊的光线下，排列着些并不怎么整齐的桌凳，它们像农村里一些颇有智力但却得不到正式辅导提高的学生，像旁边山野上朝气蓬勃的植物，就那样顺其自然地分布着，无人干扰，寂寞而又平淡。

“当年的红火热闹劲儿再也不会回来啦。”阿依说这句话的时候，思想的目光从操场边那杆高高飘扬着的五星红旗上滑落，停泊在红旗下面的一片碧绿青葱的树梢上，沉默了好久。

关于马场以及马的了解我自然是充满好奇和渴望的，最直接也是最笼统的印象还是来自阿依那句话：“十五年前，我们新源马场还是巩乃斯草原上一个辉煌的部落。”

2003年初夏，我们在后山草原散步，瞭望起伏的原野和远方白光四射的喀班巴依雪峰，阿依颇为自豪地说了这样一句。

我在翻阅一些史料时获知，早在西汉时期，这里作为气候温暖土壤肥沃的伊犁河谷的一部分，同属西域强国乌孙的领地。而乌孙人养出的伊犁天马汗血宝马已经举世闻名，迄今仍有许多中外专家考察和改良育养伊犁天马并且乐此不疲。在元朝中期这一带已属于西迁的蒙古察合台汗国一部分。明清以来，这里就和伊犁的许多马场一样，一直盛产两千多年前就已天下驰名的天马。有人作过测定，伊犁天马一小时可以疾跑六十公里，和一个刚刚考取驾驶证的人驾车速度相当。解放军进疆后，千里边境线和莽莽戈壁雪山的巡逻迫切需要建立供应军马的马场，这里因为拥有良好的资源禀赋而成为全疆最重要的军马场之一。根据我的调查，以及一些至今仍生活在新源老马场或已经乔迁到新源老马场之外的上了年纪的人介绍，早年鼎盛时期的新源马场有聚居的住户多达三百五十多户三千多人，饲养着可作为军马的良马五千多匹。一些哈萨克族老人回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马场拥有的肥沃草场超过三十万亩，每年都养有良马五千多匹。周涛的名篇《巩乃斯的马》，里面的马的原型很有可能就来自巩乃斯军马场。

老马场一队现任书记马正文告诉我：“马场每年的牛羊保有量超过一万头。当时的夏牧场嘛，就是这个大平滩草原，冬牧场在一百多公里外的阿拉套山和那拉提山下，那里是盆地草原。”

我查阅资料时发现，这片高山草甸平均海拔在1600米以上。关于它的历史沿革是这样的：清朝末期沙俄蚕食伊犁大部分地区后，居住在伊犁的哈萨克族许多部落被沙俄强制“人随地归”。1882年6月，饱受沙俄欺凌的哈萨克族中玉兹六大部落之一乃蛮部落的分支黑宰部落共三千多人归附中国，最初被清政府安置在博尔塔拉草原。数年后，这支黑宰部落部分住户在首领率领下南迁伊犁河谷，其中部分定居在位于南面离新源马场不远的特克斯县，部分来到了新源县西南和巩留县东北交界处，也就是吉尔尕朗河两岸，从而据有了这个辽阔肥美的天然牧场。

像昭苏军马场一样，巩乃斯草原上的新源马场也曾经源源不断地为新疆边境提供巡逻的军马，最高待遇时它是一个虚拟乡科级单位。九十年代后，新疆边防巡逻逐渐实现机械化，新源马场就没有驯养军马的任务了，马在更多时候回归到哈萨克族牧羊人的坐骑，而需要的马倌也越来越少，马场很快从一个乡科级单位降格为村级单位，而且马场的主体部分——场部搬迁到了原来它的下面一个小队——农三队，位于哈拉布拉，那里被命名为新马场。我们生活的这个地方，人们习惯叫它老马场，哈萨克族人还叫它“阿克布尔汗”（马多的草原），一个位于加乌尔山脚下的小村庄，也可以叫牧区，是西天山位于河畔和公路边的为数众多的小村庄之一。

5月的一天，我到了新源县城，见到了原新源马场的党委书记孟雪顺老人。他已经七十八岁了，微胖，除了因秃顶脑袋光亮，脸色还是一片红润，且十分健谈。二十年前嘛，我还在马场担任党委书记。那时候的新源马场嘛，新源县管不了，属于自治区畜牧厅管辖，所有的职工都由上面发工资。那时候的马场嘛，成立有马、牛、羊三个牧业队，每个牧业队大约有三十户人家，马队的马常年超过三千匹，牛队的牛大约八千头，羊队的羊也不少于三万只。三个牧业队就是新源马场的三驾经济马车，实现的生产总值占了全场的三分之二。那时候的新源马场嘛，尽管是一个农牧参半的生产区，严格来说还是以牧为主的生产区。牧业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吃的肉大部分是马牛羊肉，也有一些家禽肉比如许多人家都养有鸡鸭鹅，但毕竟数量不是很多。我记得章泽州吕冰莹家，也就是你岳父母家嘛，当时也养有一些鸡鸭鹅。吕冰莹最擅于养鹅，每年家里都要一次性买回上千枚鹅蛋，你的大舅子章光灿就整天守候在孵鹅娃子的那间小房子门口，孵出的鹅娃子成为远乡近邻的抢手货。但是，你们家也养羊，我记得你们家养有二十多只羊。吕冰莹的那个丫头，哦，就是你媳妇阿依啊，一到周末放假，天刚亮就赶着羊上后山的大平滩草原，或者每天放学回家后就上后山草原接过她爸爸或者哥哥手里的牧羊鞭。不光是你家养羊，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羊养牛，哈萨克族还养有马，大群大群的马，都是彪悍的伊犁马。那时候呀，漫山遍野都是马牛羊，马场后面有一座加乌尔山你知道吧，对，山后就是大平滩草原，面积超过三十万亩，那些年风调雨顺，草的长势很好，牲畜长得膘肥体壮，马牛羊成群结队在大平滩上走，真的像诗歌里唱的那样“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那时候的羊肉嘛，好吃又便宜，也经常吃，还有牛肉马肉，那也是非常的好吃非常的有营养。我们这一代人能有今天，都是马牛羊的肉把我们肚子喂饱，把身体养结实的。

孟雪顺老人的回忆既传达出老一代马场人的建设豪情，也给我这个后来者一种诗意的畅想，我想象得到，每年的春夏秋三个季节，在新源马场寥廓苍茫的大平滩草原上，总有数千匹高大健壮的各色骏马，或悠闲地吃草，或扬鬃奔驰，它们越过吉尔尕朗河，在翻飞的雪白水花和腿肚被溅得湿淋淋的畅快惬意劲儿里，走上起伏连绵高耸旷远的大平滩草原，跃上草花及腰的草山坡甸，蹄声橐橐，马嘶羊叫，长风吹拂，声势浩荡。在仿佛擂动战鼓一般荡人心魄的急疾马蹄声里，牧民们尖厉的哨声和马群的嘈杂嘶鸣声，荡漾奔突在三十多万亩流泻漫荡的大平滩草原上空，久久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