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治疗腋臭，选对方法很重要
• 2、神秘怪味儿弥漫嘉友城市花园，咋回事儿？
• 3、冯玉祥蒙古见闻记

治疗腋臭，选对方法很重要

虽已经入秋，但天气依然炎热。身上恼人的汗臭味依然是个无解的难题。每次出汗的时候人就变得很敏感，总怕周围的人闻到自己身上的臭味。该怎么办才好？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除掉身体上的汗臭呢？

上海时光整形外科医院的许黎平主任介绍说，很多人容易出现汗臭味主要是因为大汗腺过于发达，产生过多分泌物，与细菌互相作用产生不饱和脂肪酸，导致异味的形成，也就是腋臭。大汗腺受内分泌的影响，通常在青春期后才开始活跃，所以一般腋臭发生在青春期以后。

目前而言，治疗腋臭的方法有很多，最重要的是个人应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法。目前包括非手术治疗和手术治疗，气味轻的患者，可选择非手术治疗；气味重的患者，需选择手术治疗。

当然，并不是人人都适合做手术的。只有符合皮肤无异常（炎症反应等）、非疤痕体质、凝血功能正常等手术治疗适应症的患者，才能选择手术治疗。

另外，许主任说，只要是手术，都有可能出现血肿、伤口愈合不良等并发症，皮肤切除法还有可能因为疤痕挛缩影响手臂功能。但是只要手术操作适当、术后护理仔细及术后功能锻炼，几乎很少出现上述情况。

据《新闻晨报》

神秘怪味儿弥漫嘉友城市花园，咋回事儿？

12月15日，呼和浩特市一小区的多栋楼房内突然飘出一股刺鼻的怪味儿，有些居民闻到这股怪味儿后出现头晕恶心症状。当时，由于小区物业管理人员也弄不清这股怪味儿从何而来，便引起了众多居民的恐慌，纷纷逃离自家外出居住。此事，在惊动了警方和煤气公司之后才弄明白，原来只是虚惊一场。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本报记者接到居民们的反映后，立即进行了调查采访。

【起因】

小区闻到刺鼻怪味儿

出现怪味儿的是嘉友城市花园小区，位于呼和浩特市丰州路。12月22日，记者来到该小区时看到，这是一个有着多栋高层楼房的住宅小区。据一位姓金的居民讲，首先出现怪味儿的是5号楼。金先生说：“我就住在5号楼。12月15日17时许，我下班回家在地下车库停车时，就闻到一股怪味儿，那气味儿还夹杂着一点煤气的味道，呛得让人喘不上气来。当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赶紧乘坐电梯上楼，电梯里的怪味儿也特别浓。等我到达自家屋门口时，又看到有些邻居正抱着被子往外跑，我急忙问发生了什么事，邻居们也说不清楚。我开门进入自家屋子后，屋里也全是呛人的怪味儿。于是，我也不敢在家停留急忙跑了出去。这时候，小区物业的工作人员也来了，可他们也不知道这股怪味儿究竟是从哪儿来的。有人说可能是煤气管道泄漏，可这个小区的煤气至今还没有开通；又有人说是不是谁家的煤气罐漏气了？这一疑问很快就被否定了，因为即便是一两个煤气罐泄漏了，也不会出现如此大面积的怪味儿。”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最初只是5号楼出现怪味儿，随后3号楼和4号楼内也开始飘散浓浓怪味儿。12月15日晚，嘉友城市花园小区3、4、5号楼的众多居民吓得都没敢回家住，有的去了亲戚家，有的则在宾馆内过夜。也有一些胆子大的居民住在了自家，可当晚住在自家的居民不仅被怪味儿呛得够呛，次日还出现了头晕恶心的症状。因此，有些感到身体不适的居民还去医院或诊所进行了检查。居民们说，这股怪味儿一直持续了3天才渐渐散去。直至记者12月22日来到该小区5号楼的地下车库时，还能闻到一点轻微的怪味儿。

【调查】

惊动了警方和煤气公司

12月22日上午，嘉友城市花园小区的物业公司经理陈艳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物业公司是在12月15日16时左右开始接到5号楼居民的电话，反映闻到刺鼻的气味儿。随后，物业的电话就几乎被打爆了。当时，物业公司所有员工全部出动，维护现场秩序的同时，也对所有可能出现漏气的地方进行检查，结果也未能查明这股气味儿究竟来自哪里。陈艳艳说，一个普通的住宅小区内最可能发生气体泄漏的也只有煤气管道，可该小区尚未接通煤气。当时，物业管理人员虽然也根据气味的浓烈程度否定了某个居民家中煤气罐泄漏的可能，但是为了避免发生意外，物业管理人员还是及时提醒现场居民不要吸烟、打明火。

由于一时间无法查明怪味儿的来源，而居民们又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恐慌情绪，物业公司急忙拨打110报了警。随后，物业公司又根据辖区派出所民警的提示与呼和浩特市煤气公司取得了联系。陈艳艳说：“虽然我们小区还没有接通煤气，可民警说只有煤气公司拿着专业的设备来，不仅能测出是哪里漏气，还能测出这股怪味儿究竟是什么。于是，我急忙与煤气公司取得了联系，结果煤气公司的工作人员一听我介绍的情况后就说，这绝对不是煤气泄漏，而是城发热力公司往供暖管道里喷洒了臭味剂。今天，因为他们喷洒臭味剂，我们煤气公司的电话也快被打爆了。”

陈艳艳告诉记者，听了煤气公司的说法后，她又急忙与呼和浩特市城发热力公司桥靠分公司第五运营所的张国梁所长取得了联系，张所长证实确实是他们在该小区喷洒了臭味剂，而喷洒臭味剂的原因就是防止有些用户通过供暖管道偷水。陈艳艳说：“由于城发热力公司在喷洒臭味剂之前既没有告知居民，也没有告知物业公司，才让人们虚惊了一场。事发当日，不仅有些居民吓得不敢回家，我们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忙到很晚才回的家。”

【释疑】

供暖管道中的臭味剂在作怪

12月22日上午，呼和浩特市城发热力公司桥靠分公司第五运营所所长张国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确实是该所工作人员在嘉友城市花园小区的供暖管道中喷洒了臭味剂。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该所发现在嘉友城市花园小区内出现了供暖水大量流失的情况，喷洒臭味剂不仅能防止供暖水不正常的流失，还能查出是在哪里流失。而且，喷洒臭味剂也是各地热力惯用的做法，臭味剂对人体也无害。当记者问及在嘉友城市花园小区喷洒了臭味剂之后，是否查出了供暖水在哪里流失的情况时，张国梁说还没有查到。记者又问在喷洒臭味剂之前为何不告知居民和物业公司时，张国梁说曾经告诉过物业公司的一名工作人员。对此，陈艳艳坚称物业公司根本没有接到过关于喷洒臭味剂的任何告知，否则物业公司在事发时也不会被弄得那么手忙脚乱。

那么，城发热力所喷洒的臭味剂究竟是什么？记者在百度上进行搜索后查到，臭味剂具有强烈的刺激性恶臭味，令人厌恶至极。采用先进的进口仿生物特性臭味为原料，药物本身就是狐臭味主要成分的同等物，其衍生物就是大蒜素。从用途分有污水变色臭味剂、防丢水剂、供热臭味剂、锅炉臭味剂等，从气味分有大蒜味臭味剂和甲烷味臭味剂。供热企业用的大部分都是防丢水剂、供热臭味剂、锅炉臭味剂，其主要作用就是防止供热管道非正常失水。

采访中，嘉友城市花园小区的多名居民说：“城发热力公司要是在喷洒臭味剂之前告知居民，也就不会出现如此恐慌的局面了。再者，城发热力公司这次在我们小区里喷洒臭味剂的量也太大了吧，那刺鼻的味道整整弥漫了3天时间，谁闻了都被呛得受不了。”

【有话要说】告知义务省不得

文/元 石

一股刺鼻的怪味儿引发了大家的恐慌，得知真相后才知道是虚惊一场，这件事堪称典型的乌龙事件。但凡乌龙事件背后，总有人犯了低级错误，此事也不例外，居民们的种种担心和恐慌只因为热力公司少说了一句。原来热力公司在小区的供暖管道中喷洒了臭味剂，目的是为了防止有人浪费供热用水，按说热力公司出此下策也是无奈之举，供热用水跑冒滴漏不但会直接影响供热质量，而且也会造成水资源浪费，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喷洒了臭味剂后确实能有效防止个别居民偷用供热用水。

热力公司的做法虽然无可厚非，但是在喷洒臭味剂之前应尽到告知义务，如果做到了广而告之，居民们还会惊慌失措吗？对于职能部门和公用事业单位来说，告知义务是非常重要的一条原则，尽不到告知义务，不仅是对公众知情权的漠视，还会引起许多不必要的误会和麻烦。报道中的事情就是典型的例子，本来在供暖管道中喷洒臭味剂是一件小事，但是由于不知情就让居民们如临大敌，不仅惊动了煤气公司等单位，而且还惊动了警方，浪费了多少公共成本？但愿热力公司能以此为戒，从此能将告知义务当回事儿。

冯玉祥蒙古见闻记

在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关押总统曹锟，驱逐逊帝溥仪。然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冯玉祥又支持郭松龄“倒奉”，终于导致了直、奉两军的联合。1926年1月，直、奉两派联合攻击驻扎察哈尔的国民军，冯玉祥被迫下野。

1925年，冯玉祥就任西北边防督办时，与于右任、陈友仁等国民党员有密切来往，并结识了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鲍罗廷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其部队中也很早就配备了三十多名苏军顾问。由于冯玉祥的驻军地张家口接近外蒙古，故与外蒙古方面也常有来往，蒙古人民党中央主席丹巴道尔吉和外蒙古陆军部长都曾拜访过冯玉祥。于是，在此番危急之时，冯玉祥定下了取道蒙古、出国考察的决心。

《申报》对冯玉祥下野赴蒙的报道

旅蒙考察期间，冯玉祥亲眼目睹了外蒙古在经历改造后的崭新面貌，并与共产国际和国民党人士进行了密切会晤，在外蒙古，他终于加入了国民党，随后登上北去苏联的列车。冯玉祥考察期间的见闻影响了其此后的政治判断，也对日后的北伐战争产生了重大影响。

社会风貌

1926年3月，冯玉祥“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即将西北边防督办和甘肃督军之职分交张之江、李鸣钟署理，毅然发出主和息争的下野通电，抱着满怀痛楚惆怅的心情，由平地泉取道外蒙古，悄然赴俄去了”。平地泉为察哈尔集宁，在今内蒙古卢兰察布，至今仍是中国通往外蒙古、俄罗斯的交通枢纽。在这里，冯玉祥办好出国手续，准备妥帖，动身之际，友人纷纷前来送行。

前来送行的石敬亭（石筱山）等故交均对冯玉祥的出走表示不理解。冯玉祥在回忆录中极力隐饰自己此时的困境，希望将自己被迫出走矫饰为“避免内战、贯彻和平主张”，但在奉、皖两系军阀的联合进攻下，此时冯玉祥的困窘已罄露无疑。

冯玉祥在平地泉乘汽车出发，走张家口到库伦（乌兰巴托）的平坦大路，一路起伏不大，即使在没有路的地方“也一般的平坦康庄”。塞外风景与内地殊异，“途中未遇一条河，也少见一颗小树，三千里路全是一望无际、黄沙漠漠的辽阔平原”。戈壁上，“活泼肥大”的野羊“万千成群，往往和汽车赛跑。牛群马群亦最常见，还是逐水草而居的遗风”。

汽车行至将近库伦几十里处，“即遇蒙古国民党（按：即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委员长丹巴多尔基（按：即策伦奥齐尔·丹巴道尔吉，时任人民党中央主席）和蒙古军官学校的许多人员前来欢迎”，冯玉祥下车一一握手道谢，同行进入城内。

蒙古人民党中央主席丹巴道尔吉

冯在外蒙古共住三十多天，自称“于研究党义和学习俄文之余，对蒙古政治社会各方面情形也作了一个大略的考察”。冯玉祥对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印象不错，认为“他们都生气勃勃，努力于政治工作，很有一种新兴的朝气”。冯玉祥特地记述了他受邀参加的一次党政两方举行联席会议：

“会场是小小的一座屋子，只可容三十余人，结果到会的却有六十多人，于是有的坐椅，有的坐凳，有的坐在凳衬子和椅凳背上。会议从上午八点开到下午四点，讨论的问题很多，发言者很是踊跃。在这八个钟头中间，大家只用了一次饭，每人两片黑面包和一杯红茶而已。据说他们日常生活都是如此简朴。问他们何以这样，回答说：‘因为我们正在建设时期，民力有限，惟有努力撙节，始可成功。’”

撙节是节制、节约之意，典出《礼记·曲礼上》。冯玉祥感慨“这种精神在今日的我国尚缺乏得很，我们应当惭愧的”。然而，冯玉祥笔下的外蒙古喇嘛教领袖哲布尊丹巴之形象却颇为恶劣。因此，他对外蒙古政府的社会改革颇为认同，认为其“颇有一种大刀阔斧的革命精神”。外蒙古政府勒令大批喇嘛还俗，冯玉祥由此认为，“新政府对于破除迷信的工作极是努力，初时当然颇遇阻力，但政府不顾一切，经过一时期快刀斩乱麻的干法，收效已大有可观”。

军事制度

作为行伍出身的军人，冯玉祥对外蒙古军事制度尤为留意，仔细记录了外蒙古军队的兵力与面貌。冯玉祥拳拳服膺与苏军顾问带入蒙军的政治教育，“士兵教育很注重历史知识的灌输与民族精神的发扬。成吉思汗、忽必烈等的丰功伟绩，使在每个士兵头脑里打入深刻印象。所唱军歌音调迟缓雄壮，歌词亦皆系对于民族英烈的颂扬”。他与住所外的哨兵攀谈后，觉得他们的知识水准颇高。在俄蒙边界的恰克图，冯玉祥发现当地驻军军营内“每一连设有一座列宁室”，认为“这完全是为灌输主义及对士兵施行政治教育的地方”。冯玉祥饶有兴趣地询问一个士兵关于中国革命的事迹，如孙中山、张作霖、吴佩孚等人事迹，该士兵都能对答如流，极为熟悉。他感慨道“可见他们对士兵政治训练多么注重”。

冯玉祥还参观了驻扎在库伦的俄国骑兵操练，对俄国骑兵的骑术赞不绝口：“所谓哥萨克骑兵甲于天下，真是名不虚传！”随后他进入兵营，只见“营房的地板擦得很干净，一切内务也大致不坏”，但“只是室中有一种特殊的臭味”。这种臭味冯玉祥似曾相识，“我想是俄人特有的狐臭气”。在苏军营房里，冯玉祥看见一个酣睡的士兵，没叫人把他惊醒，只请另一个士兵把放在他靴子里的裹脚布取来查看，俄国士兵因穿着皮靴之故，不用袜子，单用裹脚布。冯玉祥注意到，包脚步很脏，而脚趾甲极长。他细细端详裹脚布的样子惹得同行者笑了起来，但他却认为士兵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可以使军队免遭疾病侵袭，这既是对士兵的爱护，也有助于保持部队的战斗力。

蒙古风俗

冯玉祥此前未曾在蒙地久居，对蒙古风俗颇感新奇。他特别详细地记录了蒙古人煮手抓肉的情形，并提到外蒙古士兵每人每日发二三十两肉，直接把肉当主食，“而把一二两面包当咸菜吃”。饭后，蒙古人习惯痛饮浓茶消食，甚至连茶叶一并吃掉。冯玉祥注意到，当地售卖的都是产自汉口、九江等地制成的茶砖，以火车运往北方。他认为，“内地茶在蒙古是笔很好的生意”。在观及外蒙古人喜爱中国绸缎情景时，冯玉祥也有关于复兴国货的思考。

进入寻常百姓的蒙古包，冯玉祥注意到“室中多设炕桌，亦坐亦卧”。由于日本人也习惯席地而卧，遂借此声称日本人与蒙古人是同胞弟兄，他斥此说为“造谣”。蒙古民歌声调悠扬缓慢，日本人也说此与日本民歌相同，冯玉祥表示，“我听着倒有点像我们中国的秧歌”。

当时外蒙古一些百姓尚有草原风俗遗留，也让冯玉祥颇感不适应。如他曾在“蒙古街上看见朋友相遇，一边谈着话，一边就蹲下大便，无论男女都是如此。虽然他们都穿着长袍，蹲在地上解手，别人看不出来，但总不雅观”。他认为“这种习惯，怕即是野外生活所养成，因为野外是找不到厕所的”。他还对当地饮用水的水质也颇多抱怨。最为骇人的当属此地獒犬，大概因藏传佛教缘故，当地习惯“把死尸抛在野地里，让野狗去吃。若野狗不肯吃那死尸，他们就认为极不名誉的事，即须念经求签，不是说他本人不好，便是说他祖宗有损阴德”，由此导致外蒙古獒犬极为凶恶，“若人醉卧在地，必有被野狗吃掉的危险”。冯玉祥听到苏联朋友亲口告诉他，“曾有两俄人酒醉后回家，为时已晚，走至野外遇野狗，即被扑倒吃掉。这种野狗到处多是，皆吃人肉的专家。因为他们平常吃人肉吃出味儿来了”。外蒙古独立后，曾在苏俄要求下展开打狗运动。

革命气息

在当时，库伦已更名乌兰巴托，即蒙古语“红色英雄”之意，城市中弥漫着革命的气息，成为了“被压迫民族的聚会处所”，聚集了多国的革命领袖。冯玉祥参加了一次革命者的联谊，令他感触颇深：

“在会场演了一出叫做《第三国际之夜》的新剧，我看了很受感动，觉得富有教育的意味。那次联欢会上游艺项目很多，歌唱、跳舞、各式各样都有。出演者包括了东方每个民族，有安南、缅甸、新疆、西藏、阿尔泰、内蒙古、印度、高丽、台湾等处人。他们以其本乡本土的技艺，在那里大显身手。故每个节目都富有地方色彩，我从未见过听过。有两位阿尔泰女子，都只二十岁左右，表演舞蹈，腰部左右扭动，活跃之极，种种姿态，都足可活泼血脉，健强身体，与我们国术的用意是相同的。会场之外有一大房间，出卖茶点，饮食洁净，招待周到，各民族人民熙熙攘攘，一团和气。可是没有一个人不对帝国主义者摩拳擦掌，每一谈及，则咬牙切齿。帝国主义者张牙舞爪，高高居上，在其脚下的被压迫者则无时无刻不谋打倒之，推翻之，以争取自由与人的幸福；今日不成待明日，此地不成到那地；他们不把吃人者打倒，是死也不会甘心的。想到这夜的经过，的确是一个充满快乐与希望的民族联欢会。”

可见，冯玉祥此时已对左翼思想颇有好感。在乌兰巴托，冯玉祥先后拜访了的驻蒙古的苏联公使及“另一位住在库伦专门帮助中国革命政府输送军火的苏联朋友”，不过他对于二人家中儿媳妇穿着好过老母亲的情况颇为不满，总觉得这事不合理。在与第三国际驻乌兰巴托的代表阿母加会谈中，冯玉祥收获颇丰。阿母加为他一连讲了两个星期，“从第一国际一直谈到第三国际的成立及其发展的历史，详尽深到，娓娓动人”。这个共产国际代表极力向他陈述，“英雄的时代于今完全过去了，革命事业不是一两个人所可做成的，必须有群众，必须有主义，必须有组织，否则必不成功”。冯玉祥被完全打动了，听到最后，感到“左讲右讲，阐发无遗，我觉得句句都是针对我说的，我听了之后，很是敬佩”。

1926年，冯玉祥在蒙古库伦。左起依次为陈友仁、邵力子、冯玉祥、鲍罗廷、徐谦

在乌兰巴托还有一件对冯玉祥的政治倾向颇有影响的事件，那就是此时“许多国民党朋友从北平取道海参崴到广东去，经过库伦”，这群人中有共产国际派往国民党的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参与领导了关税自主运动、首都革命、三一八反对段祺瑞政府等政治活动的北大教授陈豹隐（陈启修）；孙中山的外事顾问、英文秘书，后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陈友仁以及著名的法学专家徐谦（徐季龙），不少是冯玉祥的故交。在与他们的交谈中，冯玉祥这才知道北京的“三•一八”惨案和“中山舰事件”。

不久，鲍罗廷等人动身，徐谦则选择留下，决心和冯玉祥同赴莫斯科。徐谦是当时有名的国民党左翼友俄人士，担任过中俄庚款委员会主席和国立北京中俄大学校长，后者是左翼人士在北京的重要活动机关。他在1926年担任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主任，与李大钊携手发动了“三一八”示威，惨案发生后，徐谦为躲避通缉躲入苏联驻华使馆，此后秘密离京，得以在库伦与冯玉祥会合。当时国民党“以俄为师”，颇有列宁式政党的气象。徐谦告知冯玉祥，国民党是“有组织，有主义，有纪律的一种政党。是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前提”。听了徐谦的介绍，冯玉祥当即加入国民党，徐谦成为冯玉祥的入党介绍人。二人准备妥善，即乘汽车由乌兰巴托出发，取道乌金斯克，搭火车去莫斯科。在苏蒙边界城市恰克图，冯玉祥“参观了工人住宅，也看了农人的各种活动”。冯玉祥感慨道：“那儿整个是农工的世界，坐享其成的有闲阶级，以及对劳动大众压迫剥削的种种黑暗现象，都是看不见的了。”

徐谦

冯玉祥在蒙古停留三十多天，受到蒙古方面礼遇。苏联、蒙古方面显然事先策划好了冯玉祥的参观路线，他所探访的营房、民宅几乎无不窗明几净，所见的当地百姓也几乎无不饱含觉悟，连普通士兵都能对中国的军阀战局了如指掌，就连观看的文艺演出也充斥着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热情。在这种氛围渲染下，冯玉祥在蒙古期间显得颇为动心，在回忆录中自觉地使用革命、进步的标准打量、评判着当地的风物人情，并不时对中国的保守局面提出批判。日后冯玉祥由苏、蒙回国，迅速起兵誓师于五原，投身“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北伐战争，其思想转变在旅蒙期间已经发端。

参考文献

冯玉祥：《我的生活》，上海教育书店，1947

樊明方：《中国北部边疆史若干问题研究》，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