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狐臭与胡臭
• 2、陈寅恪和钱锺书为何都撰文讨论“狐臭”问题？
• 3、胡人为何“姓胡”？“胡”的称谓到底从何而来？

狐臭与胡臭

史学大师陈寅恪攥写一篇小文《狐臭与胡臭》，助论是否中古华夏民族杂有一部分之西胡血统。

从传统中医隋巢元方《诸病源候总论》和唐孙思邈《千金要方》论及狐臭，人有血气不和，腋下有如野狐之气，谓之狐臭。“胡臭”之“胡”，自是胡人之“胡”，盖古代“胡”“狐”二字可通用。

陈先生不愧是史学大家，另辟蹊径来论及狐臭问题，看似信手拈来，从万千史料中轻松拈出一则，实则展现深厚功力。

唐崔令钦《教坊记》云：

范汉女大娘子亦是竿木家，开元二十一年出内，有姿媚，而微褞羝。

文下原文注云：

谓腋气也。

范汉女大娘子是何血统，无从得知，但陈先生指出竿木之伎本附属于唐代立部之杂戏及拓枝舞者。此种伎舞乃由中亚输入中原之地。善舞伎舞之人，初本西胡族类，又多世擅其业者。

先生据此指出，范汉女大娘子之血统，殊有西胡人种混杂之可能。其“微褞羝”，不光先世西胡血统遗传所致，也是皆由世擅“竿木”这种伎舞所致。

先生又据五代何光远《鉴诫录》云：

宾贡李珣，字德润，本蜀中土生波斯也。少小苦心，屡称宾贡，所吟诗句往往动人。尹校书鄂者，锦城烟月之士，与李生长为善友，遽因戏遇嘲之，李生文章扫地而尽。诗曰：异域从来不乱常，李波斯强学文章。假饶折得东堂桂，胡臭熏来也不香。

宋黄休复《茅亭客话》云：

李四郎名玹，字廷仪。其先波斯国人，随僖宗入蜀，授率府率。兄珣有诗名，预宾贡焉。玹举止温雅，颇有节行，以鬻香药为业，善弈棋，好摄养，以金丹延驻为务。暮年以炉鼎之费，家无余财，唯道书药囊而已。

先生指出，何黄两书皆谓珣出自波斯，且其兄玹又以鬻香药为业，故珣为西胡血统，绝无可疑。至于李珣本身是否实有腋气，尹鄂作诗假借“胡臭”之名讥笑，诚难确定。

总之，范汉大女娘子虽本身实有腋气，而其血统则仅能推测出于西胡。李珣虽血统确是西胡，而本身则仅有腋气之嫌。

先生得出结论，欲以“狐臭”做“胡臭”，求诸结论，其不可能，自不待言。

陈寅恪和钱锺书为何都撰文讨论“狐臭”问题？

钱锺书、陈寅恪喜谈秽亵事。这个判断，凡熟悉钱陈的人都大体认可。《围城》里方鸿渐海外归来，到中学演讲，开口即是鸦片梅毒，钱锺书《容安馆札记》涉此类事极多。陈寅恪也有这个趣味。记得有则学林掌故说，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朱延丰参加毕业考试后，陈寅恪问朱延丰考得如何，延丰以为还不错，陈笑曰：“恐不一定。当时还准备一题，后觉恐较难，故未问，即中古时老僧大解后如何洁身。”延丰未作声，另一学生邵循正回答：“据律藏，用布拭净。老僧用后之布，小僧为之洗涤。”陈初闻未语，后深表赞许。虽属学林掌故，但此类事放在陈寅恪身上一般不错。其它如“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也是陈寅恪专门谈过的问题。陈寅恪《论再生缘》起始即说自己少喜读小说，“虽至鄙陋者亦取寓目”。钱锺书和陈寅恪均是中国大学者中喜读小说之人，而小说叙述最不忌繁杂芜秽，他们共同的趣味可能由此产生。

《容安馆札记》

狐臭的雅称“愠羝”，钱锺书、陈寅恪都专门谈过此事。《围城》里有个细节：

唐小姐坐在苏小姐和沈先生坐位中间的一个绣垫上，鸿渐孤零零地近太太坐了。一坐下去，他后悔无及，因为沈太太身上有一股味道，文言里的雅称跟古罗马成语都借羊来比喻：“愠羝。”这暖烘烘的味道，搀了脂粉香和花香，熏得方鸿渐泛胃，又不好意思抽烟解秽。心里想这真是从法国新回来的女人，把巴黎大菜场的“臭味交响曲”都带到中国来了，可见巴黎大而天下小。（《围城》第6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

钱锺书后来在《容安馆札记》中又多提此事，并引述了许多西文资料。他读马提亚尔(Martial)讽刺诗提到形容薇图斯蒂拉(Vetustilla)丑状时说：“气味类母羊之夫”，并引陶宗仪《辍耕录》卷十七《腋气》条考“狐臭”当作“胡臭”，即《北里志》所谓“愠羝”。还指出胡侍《真珠船》卷六袭之，认为“吾国古人正亦以羝羊为比”。然后引梁山舟《频罗庵遗集》卷十四《直语补证‧狐骚》条，标出《山海经‧北山经》中曾说：“食之不骄”后的注认为：“或作骚，臭也。”并说梁玉绳《瞥记》卷七也有同样的说法。钱锺书同时又引《杂阿含经》卷四十天帝释败阿修罗一段中异仙人所说偈言：“今此诸牟尼，出家来日久。腋下流汗臭，莫顺坐风下。千眼可移坐，此臭不可堪。”钱锺书还提到《别译》卷三中有：“我身久出家，腋下有臭气。风吹向汝去，移避就南坐。如此诸臭气，诸天所不堪。”钱锺书同时指出《春渚纪闻》卷一中说黄山谷曾患腋气，还说钱饮光《藏山阁诗存》卷十二《南海竹枝词‧之五》有个自注：“粤女多腋气，谓之‘袖儿香’，媒氏以罗巾拭腋送客，验其有无”，同时引俞蛟《潮嘉风月记》说：“纽儿儿肤发光腻，眉目韶秀，惜有腋气。遇燕集酒酣，辄熏满坐，往往有掩鼻去者。独周海庐与昵。余拈《黄金缕》调之曰：‘百合香浓熏莫透，知君爱嗅狐骚臭。’海庐大惭。”钱锺书认为，汗臭最难忍，他再引孔平仲《谈苑》史料：“余靖不修饰，尝盛暑有谏，上入内云：‘被一汗臭汉熏杀，喷唾在吾面上。’”钱锺书最后抄出希腊诗人关于腋气的史料。（本段借用“视昔犹今”新浪博客《容安馆札记》释读文字。此君将《容安馆札记》全部释读并公之于众，功莫大焉！）

《寒柳堂集》

1937年，陈寅恪有一篇幅名文《狐臭与胡臭》。陈寅恪认为，腋气本由西胡种人得名，“迨西胡人种与华夏民族血统混淆既久之后，即在华人之中亦间有此臭者，倘仍以胡为名，自宜有人疑为不合，因其复似野狐之气，遂改‘胡’为‘狐’矣。若所推测者不谬。”（《寒柳堂集》第14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陈寅恪最后结论是“胡臭”一名较之“狐臭”更早且正确。他同时指出，考论我国中古时代西胡人种者，止以高鼻深目多须为特征是不够的，还应当注意腋气。

陈寅恪此文一个明显特点是不引常见书中的史料，而专引中国医书，如巢元方《诸病源候总论》、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杨士瀛《仁斋直指方》和李时珍《本草纲目》。另外涉及崔令钦《教坊记》、何光远《鉴诫录》。

《狐臭与胡臭》初刊于1937年，钱锺书1938年由法国归来，按常理推测，钱锺书应该读过陈寅恪此文。《围城》1947年在上海初版，书中提到“愠羝”，后《容安馆札记》中又搜罗相关史料，但没有提到陈寅恪的文章，凡陈文引过的书，钱锺书一概不提，似乎是有意扩充陈文的史料，同时特别指出《辍耕录》卷十七《腋气》条已考“狐臭”当作“胡臭”，此论与陈寅恪看法相同。这个顺手的史料中可能暗含一点对陈文灵感和原创性的评价。

胡人为何“姓胡”？“胡”的称谓到底从何而来？

胡人，是对非中原的周边民族的通称（主要指北方以及西方的游牧民族，如贾谊《过秦论》提到"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与外国人的泛称（《太平广记》以"胡"称印度人）。根据现存史料，先秦时期华夏族将北方游牧民族称为北狄（其时有四夷：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秦汉以后才称其为"胡人"，如《战国策·赵策二》记载"今吾（赵武灵王）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后汉书•五行志》记载"汉灵帝好胡服，胡账，胡床，胡坐，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竟为之"。

近代中国称外国人为"洋人"，称外来物都要在其名前冠上一个"洋"字，如"洋火""洋车""洋油灯"等。顾名思义，因中国是一个以大陆为主的国家，而外国人、物基本上是从大洋乘船而来。那胡人又为什么姓胡呢？"胡"的称谓到底从何而来？

《汉书·匈奴传》记载，单于遣使遗汉书云："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自烦。""胡"在匈奴人眼里是天之骄子的意思，可比之中原之天子。由此，中原人可能是根据其自称而称其为"胡"的。后来"胡"的意义范围逐渐扩大了，演变为对北方和西方外族的泛称。这是站在"胡人"的视角上分析的，若是站在中原的立场，情况则大有不同。

胡，古字本做"鬍"，指嘴周围和连着鬓角长的须毛。大概因游牧民族都长着大胡子，故而以貌取人，称其为"胡人"。汉朝骠骑将军霍去病墓石刻"马踏匈奴"中被马踩在脚下的匈奴就是个大胡子形象。对于胡人的相貌，史书没有过多描述，但可以从画像砖、壁画、雕刻等图像记录中得到印证。

胡，从肉，古声。"古"是声旁，为拟声词"咕"的省略（"咕咕"响）；月即肉，代表喉咙。故"胡"的本义为拟声词，指喉咙里发出的含混不清的声音。大概因西北部少数民族说话"咕咕"叫，就像是"胡说八道"，中原人听不懂，所以称其为胡人。一说，与孟子讥讽楚人许行是南蛮鴃舌之人一样，游牧民族之言行不合孔孟之道，其频频袭扰中原地区，抢掠成性，简直是"胡作非为""胡来""胡闹""胡搅蛮缠"，故称其为"胡人"。

有人认为，"胡"作野蛮、落后之意，指不文明，未开化之民，是中原人对北方游牧民族的蔑称。自先秦以来，中原地区的农耕文明总是领先于北方游牧民族，这种处于主流文化圈的地域优势带来的心理优越感以及文化正统的观念，使得中原人对周边的少数民族产生了蔑视，尤其是其地理上的偏居，语言、习尚的短陋，气候的恶劣等方面。西晋江统在《徙戎论》提到的"戎狄志态，不与华同"即是此意。

陈寅恪先生在《狐臭与胡臭》一文中，引隋巢元方《诸病源候总论》"人有血气不和，腋下有如野狐之气，谓之狐臭"和唐孙思邈《千金方》"有天生胡臭者，为人所染胡臭者。天生胡臭者难治，为人染者易治"等史料，猜测"胡"与"狐"有很大关系，其说曰："疑此腋气本由西胡种人得名，迨西胡人种与华夏民族血统混淆既久之后，即在华人之中亦间有此臭者，倘仍以胡为名，自宜有人疑为不合，因其复似野狐之气，遂改"胡"为"狐"矣。"其要义大略是：腋下之臭，起于胡人，传入华夏，故称"胡臭"，后因民族融合加剧，才改口"狐臭"。其后黄永年先生在《读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兼论狐与胡之关系》一文中指出了陈寅恪先生猜测的合理性与存在的问题。

首先，陈寅恪先生所引仅限于隋唐史料，并根据两则文献作者时代先后便断定"狐臭"早于"胡臭"（这里黄先生似乎会错意了，因陈先生原文是"若所推测者不谬，则'胡臭'一名较之'狐臭'实为原始且正确欤？"）有些武断，因至迟在刘宋时代，已成立"胡臭"与"狐臭"的观念（可参考先生原文或晋葛洪《肘后急备方》，《太平广记》等，此处不再赘述），无法断言二者孰先孰后。其次，除"狐臭"将"胡"与"狐"二字建立联系外，黄先生还举了几个能透露两者关系的例子，如：狐多姓"胡"，狐多化形为僧佛菩萨，而佛又为"胡神"，僧为"胡道人"等。再次，黄先生分析了二词产生如此关系的原因。其原文："窃谓以兽类称异族，实吾华夏古代之陋习。颇疑西胡之入中国，本为华人之所歧视；乃缘'胡'、'狐'读音相近之故，遂以'狐'称之，借寓唾弃之意于其中。此犹清代以'俄'、'鹅'音近，遂以'鹅鬼'称俄人之例也。"案，民间亦有因游牧民族狡猾，故以"狐"称之的说法，后以其谐音"胡"来代替。

不论"胡"是褒义抑或贬义，其由来如何，在民族大融合的时代，"胡人"的称谓早已消失，但也有一些事物保留了其地域特色，如胡萝卜、胡琴、胡椒等。中国古老的姓氏"胡"出自舜帝后裔胡公满的早期封地胡襄城或谥号。对于他，同姓的读者想必很熟悉，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