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陈寅恪和钱锺书为何都撰文讨论“狐臭”问题？
• 2、回忆父亲黄永年教授
• 3、狐臭与胡臭

陈寅恪和钱锺书为何都撰文讨论“狐臭”问题？

钱锺书、陈寅恪喜谈秽亵事。这个判断，凡熟悉钱陈的人都大体认可。《围城》里方鸿渐海外归来，到中学演讲，开口即是鸦片梅毒，钱锺书《容安馆札记》涉此类事极多。陈寅恪也有这个趣味。记得有则学林掌故说，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朱延丰参加毕业考试后，陈寅恪问朱延丰考得如何，延丰以为还不错，陈笑曰：“恐不一定。当时还准备一题，后觉恐较难，故未问，即中古时老僧大解后如何洁身。”延丰未作声，另一学生邵循正回答：“据律藏，用布拭净。老僧用后之布，小僧为之洗涤。”陈初闻未语，后深表赞许。虽属学林掌故，但此类事放在陈寅恪身上一般不错。其它如“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也是陈寅恪专门谈过的问题。陈寅恪《论再生缘》起始即说自己少喜读小说，“虽至鄙陋者亦取寓目”。钱锺书和陈寅恪均是中国大学者中喜读小说之人，而小说叙述最不忌繁杂芜秽，他们共同的趣味可能由此产生。

《容安馆札记》

狐臭的雅称“愠羝”，钱锺书、陈寅恪都专门谈过此事。《围城》里有个细节：

唐小姐坐在苏小姐和沈先生坐位中间的一个绣垫上，鸿渐孤零零地近太太坐了。一坐下去，他后悔无及，因为沈太太身上有一股味道，文言里的雅称跟古罗马成语都借羊来比喻：“愠羝。”这暖烘烘的味道，搀了脂粉香和花香，熏得方鸿渐泛胃，又不好意思抽烟解秽。心里想这真是从法国新回来的女人，把巴黎大菜场的“臭味交响曲”都带到中国来了，可见巴黎大而天下小。（《围城》第6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

钱锺书后来在《容安馆札记》中又多提此事，并引述了许多西文资料。他读马提亚尔(Martial)讽刺诗提到形容薇图斯蒂拉(Vetustilla)丑状时说：“气味类母羊之夫”，并引陶宗仪《辍耕录》卷十七《腋气》条考“狐臭”当作“胡臭”，即《北里志》所谓“愠羝”。还指出胡侍《真珠船》卷六袭之，认为“吾国古人正亦以羝羊为比”。然后引梁山舟《频罗庵遗集》卷十四《直语补证‧狐骚》条，标出《山海经‧北山经》中曾说：“食之不骄”后的注认为：“或作骚，臭也。”并说梁玉绳《瞥记》卷七也有同样的说法。钱锺书同时又引《杂阿含经》卷四十天帝释败阿修罗一段中异仙人所说偈言：“今此诸牟尼，出家来日久。腋下流汗臭，莫顺坐风下。千眼可移坐，此臭不可堪。”钱锺书还提到《别译》卷三中有：“我身久出家，腋下有臭气。风吹向汝去，移避就南坐。如此诸臭气，诸天所不堪。”钱锺书同时指出《春渚纪闻》卷一中说黄山谷曾患腋气，还说钱饮光《藏山阁诗存》卷十二《南海竹枝词‧之五》有个自注：“粤女多腋气，谓之‘袖儿香’，媒氏以罗巾拭腋送客，验其有无”，同时引俞蛟《潮嘉风月记》说：“纽儿儿肤发光腻，眉目韶秀，惜有腋气。遇燕集酒酣，辄熏满坐，往往有掩鼻去者。独周海庐与昵。余拈《黄金缕》调之曰：‘百合香浓熏莫透，知君爱嗅狐骚臭。’海庐大惭。”钱锺书认为，汗臭最难忍，他再引孔平仲《谈苑》史料：“余靖不修饰，尝盛暑有谏，上入内云：‘被一汗臭汉熏杀，喷唾在吾面上。’”钱锺书最后抄出希腊诗人关于腋气的史料。（本段借用“视昔犹今”新浪博客《容安馆札记》释读文字。此君将《容安馆札记》全部释读并公之于众，功莫大焉！）

《寒柳堂集》

1937年，陈寅恪有一篇幅名文《狐臭与胡臭》。陈寅恪认为，腋气本由西胡种人得名，“迨西胡人种与华夏民族血统混淆既久之后，即在华人之中亦间有此臭者，倘仍以胡为名，自宜有人疑为不合，因其复似野狐之气，遂改‘胡’为‘狐’矣。若所推测者不谬。”（《寒柳堂集》第14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陈寅恪最后结论是“胡臭”一名较之“狐臭”更早且正确。他同时指出，考论我国中古时代西胡人种者，止以高鼻深目多须为特征是不够的，还应当注意腋气。

陈寅恪此文一个明显特点是不引常见书中的史料，而专引中国医书，如巢元方《诸病源候总论》、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杨士瀛《仁斋直指方》和李时珍《本草纲目》。另外涉及崔令钦《教坊记》、何光远《鉴诫录》。

《狐臭与胡臭》初刊于1937年，钱锺书1938年由法国归来，按常理推测，钱锺书应该读过陈寅恪此文。《围城》1947年在上海初版，书中提到“愠羝”，后《容安馆札记》中又搜罗相关史料，但没有提到陈寅恪的文章，凡陈文引过的书，钱锺书一概不提，似乎是有意扩充陈文的史料，同时特别指出《辍耕录》卷十七《腋气》条已考“狐臭”当作“胡臭”，此论与陈寅恪看法相同。这个顺手的史料中可能暗含一点对陈文灵感和原创性的评价。

回忆父亲黄永年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父亲黄永年教授（1925—2007），江苏江阴人，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复旦大学古文献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七届代表，享受国务院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他学识广博，视野开阔，其深厚的文献功力，当世学界罕有其匹。除专于中国古代史外，还兼及古文献学、书法史等研究，特别是在古籍版本研究方面有着极高的造诣。他几十年潜心精研，著作等身，在历史学、中国古代文学和古文献学等诸多研究领域均有精深造诣，不仅是中国古代史尤其是北朝隋唐史及唐代文学、古典诗词小说的著名研究专家，更在版本学、目录学、碑刻学、古籍整理等领域内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是古文献学学科的一代宗师。

一

父亲早在中学期间就受业于吕诚之（思勉）先生，接着又认识了与吕先生同编《古史辨》第七册的童书业先生。抗战胜利后又认识了顾颉刚先生，投入他们门下。在复旦大学入学考试时，国文课程考试取得了100分的满分成绩，深得时任中文系主任陈子展先生赏识。据言陈先生曾向时任历史系主任的周谷城先生提出将其要到中文系就读，被周先生断然拒绝。195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被统一分配至上海交通大学任教，1956年随校迁至西安，1978年调入陕西师范大学。

他在大学就读期间，买到陈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使其跳出了以人之忠奸贤愚来论史的窠臼。他对前辈学者满怀敬仰之情，但并不盲目崇拜权威。其间先后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涉及中古史、考古学、文献学诸多方面。其中，《读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兼论“狐”与“胡”之关系》《补论“狐”与“胡”之关系》得到陈先生赞赏，还纠正了罗振玉先生的“魌头”之说，后被所有博物馆采用。他大学毕业论文讲唐代河北藩镇，也与陈先生以昭武九姓胡为安禄山主力之说不同，认为安史叛军主力为契丹、奚等东北少数民族。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父亲主要从事唐史研究，兼及古典诗词和小说。研究玄武门之变、武周政权及其影响、宦官与禁军、肃代朝政局、泾师之变、二王八司马事件、元和后期党争。弄清楚这些无非是权力之争，而并非如通常所说庶族士族之争。他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又上溯北齐、北周和杨隋，探讨这一时期的史事。弄清楚北周实较北齐落后，周之灭齐惟恃府兵之强实为落后吞灭先进，但府兵缘隋开皇时“垦田籍帐，一与民同”而失去战斗力，文武合一之关陇集团在隋至唐初亦不复存在。其中，仍多有与陈寅恪先生旧说之异同之处。至于古典文学方面，则写过《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正义》《长恨歌新解》等文字，并发现了仅存的元刻《新编红白蜘蛛小说》一张残页，使得中国古小说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还点校了《西游证道书》并考知《西游记》成书经过和版本源流，纠正了作者为吴承恩的旧说。他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来指导学术研究，注重解决历史研究中的实际问题，诸多研究成果以史料扎实、考证细密、见解精卓，而引起学术界的广泛瞩目和推重，他的学术论文多收在结集出版的《唐代史事考释》《文史探微》《文史存稿》《树新义室笔谈》《学苑零拾》《学苑与书林》等著作中。尤其是凝聚他数十年心血研究中古史的力作《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以历史上北朝至中晚唐一系列影响巨大的事件和制度为重点，进行了系统考察。他以敏锐的历史洞察能力、全面深厚的文献功底、缜密娴熟的考据方法，不仅厘清了诸多千古疑案，大大扩展了对这一时期某些重大史实的深入认识，填补了北朝及隋唐史研究的空白，而且以历史发展的宏观视野，提出若干独具创见的新观点，代表着研究这一时期政治史的最高水平，充分展现了一代史学大家的风范。他参与了古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创立和建设，撰写了《古籍整理概论》《古籍版本学》《古文献学讲义》《史部要籍概述》《子部要籍概述》和《唐史史料学》等多部著作，享有很高声誉，被国内多所著名大学选作教材，为培养文献学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还积极从事古籍整理事业的实践，精心标点校勘《类编长安志》《雍录》《西游证道书》等多种古代典籍，均以质量精良而被视作权威版本。他对古代文史知识的普及工作十分尽力，主持完成国家教委古籍整理重点项目《二十四史全译》中的《旧唐书》《新唐书》全译工作，并为《祖国丛书》撰写了《旧唐书与新唐书》《唐太宗李世民》，还承担了《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内《旧唐书》《北齐书》《周书》《颜氏家训》《韩愈诗文》等6种的选译，成为该类读物具有典范性的佳作。

二

父亲1956年随交通大学西迁至西安，且于1978年调入陕西师范大学，但始终没有离开西部。其间虽然复旦大学等经济发达地区的著名高校力邀其加盟，可是他秉承“西迁精神”及“西部红烛精神”，婉拒了对方的盛情邀请，坚持在西安这一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任教，不离不弃，堪称教书育人的楷模。

他还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的创建人。自1979年起招收中国古代史隋唐史方向硕士研究生，1982年起招收历史文献学硕士研究生，得其亲传的及门弟子已近百人，有多人成为学术名家。他先后开设目录学、古籍版本学、碑刻学、文史工具书简介、古籍整理概论、唐史史料学、《旧唐书》研究、《太平广记》研究、《吴梅村诗》研究、隋唐史专题等课程。后为他的学生所传承，在国内外许多高校讲授这些课程。特别是日本明治大学气贺泽保规教授，曾于20世纪80年代到陕西师范大学跟随先父进修，其间恰逢先父给研究生讲授碑刻学课程，他深受影响，对此学投入其中，现已为举世著名的碑刻学名家，出版多部碑刻学著作，其中《复刻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附解说》对郭玉堂的原著做了全面的校勘整理，堪称《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最为精审的版本。此外，气贺泽教授还将先父《碑刻学》译为日文，介绍给日本学者。

父亲不仅在学业上对学生多加指导，还秉承孔老夫子“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对任何一个向他请教的学人都倾其所能地进行解答。特别是对年轻学子更是极力帮助，如杭州师范大学马雪琴教授在入学前没有上过正规的大学，可是先父仍然坚持将其收入门下，多加指导，使其在学术上不断进步，著述颇多，成为该校著名教授。泰山学院的周郢教授虽然最初只有中学学历，可是先父也愿意让他报考自己的研究生，后虽因外语成绩不理想而未能遂愿，不过此后先父还在学术上对他多有关心指导，最终使其破格评为教授，且成为泰山文化及石刻研究方面的著名学者。此外，先父还在生活方面对学生多有关心，甚至可以为他们的入学、住房、职称等问题与学校相关部门据理力争。

在子女教育方面，虽然父亲对笔者这唯一的子嗣在学业方面的关照远不如学生，不过很早就指导我阅读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均是无标点断句本），为我打下很好的历史学及古代汉语基础，亦不至于我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误入歧途。此外，在我就读硕士研究生之后，父亲对学业很少过问，可是对我毕业后撰写的学术论文几近苛刻，毫不留情面，甚至对几篇还不错的论文也是高标准严要求。而且对于我的职称他基本不予关注，副教授是在他退休后数年通过的，正教授是在他去世后七年多才评上的，并未受到他的荫庇。这从另一方面也培养了我独立治学的精神，撰写出版专著两部、学术论文数十篇，其中有关北朝乃至隋代选官制度的论文在学术界颇有影响。

总的来说，父亲不仅是经师，亦为人师，更是我们在学术与为人方面学习的榜样。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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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臭与胡臭

史学大师陈寅恪攥写一篇小文《狐臭与胡臭》，助论是否中古华夏民族杂有一部分之西胡血统。

从传统中医隋巢元方《诸病源候总论》和唐孙思邈《千金要方》论及狐臭，人有血气不和，腋下有如野狐之气，谓之狐臭。“胡臭”之“胡”，自是胡人之“胡”，盖古代“胡”“狐”二字可通用。

陈先生不愧是史学大家，另辟蹊径来论及狐臭问题，看似信手拈来，从万千史料中轻松拈出一则，实则展现深厚功力。

唐崔令钦《教坊记》云：

范汉女大娘子亦是竿木家，开元二十一年出内，有姿媚，而微褞羝。

文下原文注云：

谓腋气也。

范汉女大娘子是何血统，无从得知，但陈先生指出竿木之伎本附属于唐代立部之杂戏及拓枝舞者。此种伎舞乃由中亚输入中原之地。善舞伎舞之人，初本西胡族类，又多世擅其业者。

先生据此指出，范汉女大娘子之血统，殊有西胡人种混杂之可能。其“微褞羝”，不光先世西胡血统遗传所致，也是皆由世擅“竿木”这种伎舞所致。

先生又据五代何光远《鉴诫录》云：

宾贡李珣，字德润，本蜀中土生波斯也。少小苦心，屡称宾贡，所吟诗句往往动人。尹校书鄂者，锦城烟月之士，与李生长为善友，遽因戏遇嘲之，李生文章扫地而尽。诗曰：异域从来不乱常，李波斯强学文章。假饶折得东堂桂，胡臭熏来也不香。

宋黄休复《茅亭客话》云：

李四郎名玹，字廷仪。其先波斯国人，随僖宗入蜀，授率府率。兄珣有诗名，预宾贡焉。玹举止温雅，颇有节行，以鬻香药为业，善弈棋，好摄养，以金丹延驻为务。暮年以炉鼎之费，家无余财，唯道书药囊而已。

先生指出，何黄两书皆谓珣出自波斯，且其兄玹又以鬻香药为业，故珣为西胡血统，绝无可疑。至于李珣本身是否实有腋气，尹鄂作诗假借“胡臭”之名讥笑，诚难确定。

总之，范汉大女娘子虽本身实有腋气，而其血统则仅能推测出于西胡。李珣虽血统确是西胡，而本身则仅有腋气之嫌。

先生得出结论，欲以“狐臭”做“胡臭”，求诸结论，其不可能，自不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