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黄永年的“陈寅恪情结”
• 2、一位医学大咖的致青春：忆一年实习缘，结一世荆医情
• 3、导致屈原的悲剧的原因是什么 悲剧的原因

黄永年的“陈寅恪情结”

□李怀宇

读《黄永年先生编年事辑》（曹旅宁撰，中华书局），内文第一页的注竟是引自我对黄永年的采访录《做学问不赶时髦，写文章要补空白》。2006年12月7日采访黄永年先生，是我访问生涯中的一件奇事。黄永年一生多彩，极有个性。因此，书中所写的人事，颇引起我的兴趣。

作为老师，黄永年的生活方式与常人不同。据他的学生辛德勇回忆：“路上经过放映电影的露天场地，我好奇地自言自语说：‘哦，怎么会是这样看电影？’先生听到后，皱了皱眉，有些不耐烦地说：‘管它干什么，反正我从来不看电影。’业精于勤，荒于嬉，史念海先生刚刚要求我们要勤奋读书，我却首先关注起怎样看电影，话刚一出口，就有几分自责，可是听到黄永年先生说他从来不看电影，还是让我大吃一惊，我以为这是对我的间接训斥。随后经过浴池，我想洗澡总是人所必为的事情，这不会犯什么忌讳，便又自语道：‘原来是在这里洗澡。’孰料先生同样皱着眉头说：‘管它干什么，反正我从来不洗澡。’说罢，带着我们直奔图书馆而去。”（第127页）

黄永年1988年起任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直至1992年任期届满。据顾青《追忆黄永年先生》提到：“谈到自己当选全国人大代表，黄先生说：我在‘文革’中挑河泥差点儿丢了小命，现在却当上了人大代表，第一次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国歌一响，我的眼泪差点儿流出来……老子也有今天！”（第198页，编者加了按语：“文革”中似乎应为“反右”后。）而黄永年自述：“至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右派’改正之日即书面提出要求，被个别人压了多年，1988年才如愿。”

我对黄永年的最初印象是：好树新义，尤喜与陈寅恪商榷。黄永年的学术研究，以唐史名世。探其渊源，似可从1946年说起。这一年，黄永年在复旦大学选修了中文系教授蒋天枢所开的“大一国文”。黄永年说：“我为什么选他的课呢？因为我高中时看过他写的《全谢山先生年谱》。”而蒋天枢是陈寅恪的高足。

黄永年在复旦大学念书时所写的《读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兼论狐与胡之关系》，发表于上海《东南日报》。见报后，黄永年将剪报寄给陈寅恪。那一年，陈寅恪五十九岁，名满学界，因患眼疾，请夫人代笔给黄永年回了信。黄永年回忆：“头一封他就回了，我一看，是他夫人写的，字比他写得好。按现在做法，他本来可以置之不理，但是他回信，还送给我他在《清华学报》上发表的《长恨歌笺证》。”

我个人的阅读感觉，黄永年一生似乎有一种“陈寅恪情结”。黄永年在1998年的自述很值得玩味：“由于我这一段的研究和陈寅恪先生异同处甚多，引起了北京某大学研究生们的议论。大意是：‘黄永年先生的文章逻辑性极强，更像搞自然科学的，缺乏一种人文精神。大凡陈寅恪先生写什么，黄先生必有相同文章，题目都一样，而内容正相反，不知陈先生要建立的是整个文化体系，又何必拘于细处！’这说得自有些过头，并非寅恪先生有什么文章我必写相同文章与之立异，而且有的文章还很支持寅恪先生之说，如《论北齐的文化》。至于说我的文章逻辑性强像搞自然科学的，自是对我极大的夸奖。但认为建立整个文化体系就不必拘于细处，则仍可商榷。因为我所立异并非细处而多关涉大局，如这些地方成问题，则所建立的体系岂不有连带动摇的危险。”

黄永年“树新义室”的由来，则完全因陈寅恪而起。他在《树新义室笔谈》的自序中说：“这所谓‘树新义’者，还是抗战胜利之初从陈寅恪先生给陈垣先生《明季滇黔佛教考》写的序里看来的。序里说抗战时陈垣留在北京辅仁大学讲学，寅恪先生南迁执教于西南联大，‘幸俱未树新义，以负如来’，即俱保持民族气节之谓。我这里只是借用了这个本属中性的‘树新义’，用来说拙文都有些新东西，或本为人家未曾讲到，或人家讲得不对，我来加以纠正。我认为这二者是写学术文章的起码要求。否则重复人家讲过的东西，把人家的东西冒充自己的创见，那就形同盗窃。”

《黄永年先生编年事辑》中，涉及陈寅恪之处不少，如第186页中记黄永年与学生杂谈：“陈寅恪先生学问甚好，但文章实在不好，不是内容而是笔法，北大王先生是他这一路，但始终跳不出陈先生的圈子。”

1950年，黄永年在复旦大学完成《读〈秦妇吟〉札记》，颇有与陈寅恪《读秦妇吟》立异之处。黄永年并有《题〈秦妇吟〉札记六绝句》，其中有两首提及义宁（陈寅恪）之名，兹录如下：

世遭乱离适乐乡，彭门阻绝走襄阳。商南古道遗文在，底事义宁说未详。

写遍当年石室书，纷纷执笔事笺疏。海宁已死义宁老，极目南天意未舒。

诗中可见黄永年的学术志向。日后他的命运起落与学术求索，仿佛已在大学毕业那一年定下了基调。

一位医学大咖的致青春：忆一年实习缘，结一世荆医情

40年前，他曾在荆医实习1年，留下美好的师生情、同窗情;

40年后，已是医学大咖的他难忘梦想启航的地方——

医院，不仅是治病救人的战场，也是培养医学人才的摇篮。

40年前，同济医科大学（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一批优秀学子怀揣医学梦想，来到荆州地区医院（今荆州市中心医院，以下简称荆医），开展为期1年的临床实习。

轮转于内、外、妇、儿等不同科室，师从邵如庆、张爱容、杨国元、李金华、辛德光、郭灵恩等荆医“六大教授”，名医大家们谦逊严谨的治学态度、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宽厚待人的人格魅力，无不影响着这批学子，成为他们人生中的榜样和坐标。

如今40年过去了，当年那批莘莘学子早已在学术上各有建树，成为学科的领军人物。但他们始终不忘医者初心，至今仍扎根于医疗、教学、科研工作。其中，因临床经验丰富、科研成果丰硕而获得“中国科学人”称号的医疗专家——现任深圳市人民医院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戴勇教授，就是他们的优秀代表之一。

“从医学生到医生

我的梦想从荆医启航”

1978年，16岁的恩施少年戴勇，因成绩优异考入武汉同济医科大学。大四那年，戴勇等24名医学生被分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医院——荆州市中心医院，接受为期1年的临床实习。

当年的荆州市中心医院有病床位300张，是名副其实的大医院。24名学生分成3组，每组8人，分别到内科、外科、儿科、妇产科等不同科室轮换实习。

戴勇所在的这一组，第一个实习科室是妇产科。妇产科主任张爱容毕业于北京医学院，是知名外科专家邵如庆的妻子，夫妇俩均是医院“六大教授”之一。

在戴勇的印象中，张教授性格温文尔雅，很有知识分子气息。工作上更是勤奋、敬业，一些高难度手术她都是亲自上手术台。作为主刀者，不论什么时候，她都能做到随叫随到。

在妇产科实习期间，老师们放手让学生实践操作，让戴勇等人的操作能力大大提高，基本上能独立行使产科医师职责了。

他们又先后来到儿科、内科实习。其中，内科是医院的优势科室，“六大教授”中的杨国元、辛德光均来自内科，他们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毕业于同济医学院的内科知名专家。

杨国元教授先后担任过医院的副院长、院长等职务，在血液病研究方面有较深的造诣，很早就开展了高水平的诊断和治疗。而辛德光教授则是以心血管专业为方向。他们的查房风格与同济医院一脉相承，不仅医学知识掌握全面，而且临床经验非常丰富，深受患者信赖。

在轮转到外科时，戴勇和同学们遇到了外科主任、知名教授邵如庆。邵教授在当地享有极高的威望，是外科领域的权威。在医学技术尚不发达的40年前，外科就能将胰头癌根治术等高难度手术成功拿下来，足见其技术之先进。

最后一个实习科室是泌尿外科。泌尿外科主任是李金华教授，他是杨国元院长的丈夫，也是医院的“六大教授”之一。李教授不仅手术做得漂亮，还是一位很能做学问的专家，经常在各类刊物上发表论文，英文功底很好。

1年时光过得充实而忙碌，实习学生都收获了不少书本里学不到的知识与技能。外科实习即将结束之际，老师召集实习医生进行了一场病例讨论会，作为实习考查。讨论的是一例黄疸病人，老师将病历摘要和实验室检查结果公布出来，让学生进行诊断和鉴别诊断分析。

“大学实习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时光，许多难忘的经历让我至今回味无穷。”40年后，已是国内知名教授的戴勇每每回忆起当年的实习生涯，仍心存感激之情。“从医学生到医生，荆州医院是我梦想启航的地方，是各位医学前辈的谆谆教导，帮我系好了人生的第一颗扣子。”

“前辈敬业求索的精神

是我永远前行的动力”

当年，还没有腹腔镜微创技术，剖腹产手术给产妇带来较大痛苦。

“我们在妇产科实习时，张爱容教授正在尝试一种不经腹腔的剖腹产手术，即腹膜外剖腹产手术，以减少手术时对腹腔内脏器的损害和污染。”该手术难度大，操作非常精细，所花时间远比经腹腔剖腹产多。“可为了尽量减轻病人的痛苦，张教授一直很努力，想了许多方法，尝试了许多术式，孜孜不倦地探索着。”荆医医生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带给戴勇深深的震撼。

“内科实习时，我们碰到了一位白血病患者，奄奄一息。”戴勇说，当时，病人家属看不到希望，决定放弃治疗，准备把病人拖回家等死。“可杨国元教授一直不肯放弃挽救。最后，经过几个疗程的化疗等治疗，病人奇迹般的起死回生，造血功能很快恢复，身体也逐渐康复。”

在内科和传染科轮转实习时，正是流行性出血热高发季节，而且当年流行的出血热疫情要比往年严重，病人明显增多。好在荆医内科实力较强，自己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诊断和治疗方法。“那时，医生的钻研、敬业精神都很强，总结出的这套抢救措施，挽救了许多病人，大大降低了流行性出血热的死亡率。”对于荆医医生们勇于探索的精神，戴勇印象深刻。

外科邵如庆教授不仅医术高超，而且十分敬业。“一台高难度的手术，实习医生作为助手，轮番上场，已经换了好几个轮回，可邵教授却能不吃不喝，一直坚持做到晚上，直到手术最后成功完成。”忆起邵教授，戴勇钦佩不已。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大学毕业后，戴勇在医学路上不断求索，从硕士读到博士，从内科医生成长为医界多面手。

40年来，戴勇始终潜心于临床、教学、科研工作。现任暨南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和南方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深圳市人民医院）肾内科主任医师、暨南大学肾脏内科与血液净化研究所副所长、解放军第181医院（现924医院）全军透析与移植中心副主任等职。如今的他，已是肾内科主任医师（二级）（本专业领域影响力全国排名13）、内科学教授、生物医学工程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博士后导师，广东省 A 类人才，2017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获得者、爱思唯尔 2020 中国高被引学者之一。

戴勇说，荆医前辈们的高尚品德修养以及对医术至善至美的追求，不仅给了他前进的力量，更让他真正明白了医者的初心。“百年初心，医心为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将不忘医者初心、接续奋斗，争取为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作出更大的努力。”

“今天的医学后浪们

当不负韶华勇挑重担”

8名医学生，挤在一间宿舍里，配有4张高低床和4张桌子。桌子是两人共用一张，宿舍门前还有厕所和自来水管。“当时能有这样的条件，大家已经感到很知足了。”

生活上比较艰苦。实习期间，除了在医院食堂吃饭外，大家还在宿舍里支起一个煤油炉子，自己开火做菜，做得最多的就是煎鸡蛋。“那时，荆州地区物产丰富，价格便宜，一元钱可以买到10个鸡蛋。鸡蛋可是美味佳肴啊，小时候家里穷，天天盼望吃鸡蛋，可在荆州天天煎鸡蛋，吃久了便也厌恶了。”

“春节前，医院为每位职工分10斤猪肉，实习医生每人也得到一份。一时吃不完，我们就用自己的脸盘装着，用盐腌制起来慢慢吃。好长一段时间，大家没有脸盆洗漱了。”忆起当年在荆医的生活，戴勇笑得很开怀。

实习期间，大家同时报名了研究生考试以及全国医学院校统考。时间更紧了，大家只能利用晚上的休息时间抓紧学习。

由于新分配来了几名住院医生，实习医生在外科操作的机会少多了，每天上手术台只是消毒、拉钩、剪线、缝皮等，甚至这些工作也被新来的住院医生抢着做。原来实习生可以做的阑尾切除或者疝气修补手术，都由新来的年轻医生做了。

为了增加上手的机会，戴勇和同学们想出了各种办法。“白天交接完班后，大家赶紧给自己所管的病人换药，做好每天的病程记录，然后跟着老师上手术台。遇到新入院的病人，则询问病史、体格检查、开具医嘱和完成病历等。晚上，即使下班了，大家也不敢回宿舍，而是守在病房，等着有急性阑尾炎、疝气嵌顿等小手术，能让大家独立做。”戴勇兴奋地说：“有一天晚上，终于让我们等到了一例阑尾手术。在老师的指导下，大家顺利完成手术。”

“后来轮转到门诊时，没有新来的年轻医生竞争，手术机会多多了。腋臭切除、下肢静脉曲张结扎、包皮环切、皮脂腺囊肿、乳腺肿瘤等小手术，大家每天都有机会独立去做。”回忆起当年那段实践经历，戴勇依旧兴致盎然。

又是一年开学季，一批大学新生即将步入医学院校，走上学医之路；同时，一批即将毕业的医学生，也将走进医院实习，真正接触到临床，完成由医学生到医生的角色转变。

作为湖北省区域医疗中心、国家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今天的荆医，规模、技术、实力均获得长足发展，医教研突飞猛进，服务群众健康的能力越来越强，这些都与4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

“现在，大家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学习条件也越来越好，不像我们当年那样艰苦了。希望今天的医学后浪们，将个人梦、医学梦与中国梦结合起来，将救死扶伤的职责牢记在心，坚持最初的理想、坚持对专业的热爱、坚持对医学的崇敬，做追求卓越的健康守护者。”戴勇教授的寄语，既饱含对青年一代的祝福和期望，更是一名医者一生的追求和信仰。

来源：荆州日报客户端 记者匡奕君 卢成海 通讯员朱飞 鲁萌 编辑许雨齐 审核杨昌洪

导致屈原的悲剧的原因是什么 悲剧的原因

导致屈原的悲剧的原因是什么，在战国时期出生高贵的屈原为何会在最后会落下投河自杀的悲惨结局呢?其中造成屈原如此悲剧的主要原因又是什么呢?下面就让小编对此来详细介绍下吧造成屈原的主要原因，不清楚的可以进来看看。

臣下的忠诚总敌不过枕边的曼语轻风

魏王曾送给楚怀王一大美女，郑袖假意对其示好，取得信任。

这还得到怀王的赞赏：“妇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妒者，其情也。今郑袖知寡人之说新人也，其爱之甚于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亲、忠臣之所以事君也。”

过了一些日子，郑袖装作十分关心地对新美人说：“妹妹，你真漂亮，难怪大王喜欢你，只是略感你的鼻子大了一点，所以，你以后见到大王时，最好把你的鼻子稍加掩盖!”

新美人真的听了她的，以后见到楚怀王后便捂着鼻子。

楚怀王十分不解，便问郑袖何故。

网络配图

郑袖说：“我知道，她是嫌弃你身上有一股狐臭味，讨厌闻!”

结局可以猜得到了，新美人的鼻子被割了……

遇到这样的女人，屈原只能被屈了。

到了这里，造成屈原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是呼之欲出了。

不过我们先来看看，《渔父》中屈原与渔父的对答，实在太精彩了。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

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

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

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酾?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

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趣历史官方微信号：qulilshi_v5

浅论屈原悲剧人生的自身原因

屈原在《离骚》中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也就是要告诉我们他在吉利的时辰出生于高贵的家族，可谓根正苗红。屈原是楚国的同姓贵族，注定他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进入统治者的队伍。同时，“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屈原具备了优越的出身，同时按他自己来说，不断的加强自身修养，使自己具有“内美”，“扈江蓠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他所佩戴的江蓠、辟芷和秋兰正式他美好品质的象征。屈原既有高贵的出身，又有美好的品质，他的政治前景将一片光明。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说：“屈原，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在屈原的高贵出身和“内美”的条件上，屈原得到怀王的信任，“王甚任之”。在这样的情况下，屈原建立了高度的自信，自己各方面条件优越，怀王又信任，自有天下非我莫属的优越感。他觉得“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也”，怀王应该听自己的，在自己的引导下实行“美政”，使楚国强大起来，重新称霸诸侯。屈原给自己的定位是行端品正、好修爱洁、正气沛然的君子，同时是振兴楚国、辅佐楚王的贤臣。这样，屈原在自己的政治美好憧憬中建立了高度自信。那些小人屈原不屑与为伍，对他们极端的憎恶，“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唯我独醒”，整个出过只有他在上下求索，国中小人蒙蔽圣听;“何方圆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申述自己不能与小人同流合污的高洁品性。这样，屈原在自己出身、内美、怀王的信任和与小人的对比中建立了高度自信。

司马迁在讲到屈原的前期得到的重用，下面又说“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原属草稿(二)未定。上官大夫见而夺之，屈原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司马迁把屈原的被疏原因归结为上官大夫的诬陷，但我认为除了这个原因，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屈原不识君王，他没有认清楚自己的君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把自己的所有的政治希望寄托于怀王身上，但怀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值得他托付理想吗?他不知道，可以说对于怀王，屈原的认识是模糊的，他缺乏辨析的能力，是他的这种能力的缺失导致他的失败，他的悲剧。他把自己的理想寄托于一个根本靠不住的人，失败也是必然的。我们举个例子看看怀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秦惠王为破坏楚与齐的合纵，派张仪到楚国行诈，诡称如果楚与齐绝交，“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愚而贪的楚怀王竟轻信张仪，一方面与齐绝交，一方面派人到秦接受土地。可是张仪却对楚使者把“六百里”说成“六里”。这样一来，“怀王怒，大兴师伐秦。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于丹、渐，斩首八万，虏楚将屈旬，遂取楚之汉中地。怀王乃悉发国中兵以深入击秦.战于蓝田。魏闻之，袭楚至邓。楚兵惧，自秦归。而齐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楚王曰：“不愿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张仪闻，乃曰：“以一仪而当汉中地，臣请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设诡辩于怀工之宠姬郑袖。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因为从这一段历史可知，楚怀王对齐国因贪心而与之绝交于，为了空头许诺的六百里地却与自己的盟友绝交，明白人都看得出只是秦国的诡计，等到上了当了却又意气用事，不顾秦强楚弱的现状发兵攻秦，最后失败。可面对秦后来割汉中之地求和时，怀王竟不要国土而要张仪，张仪到楚国，怀王没有惩罚他，反而被张仪忽悠，放了张仪。到后来“秦昭王与楚婚”，被秦拘禁，落得客死异乡的下场。

由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怀王有多么的无能。《离骚》中说“何桀纣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奔怒。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悟。屈对怀王发这么大的怨气，只能证明他对怀王所抱的期望值太高。举尧舜以光明正大的作风到了治理国家的正确途径，与架封的猖狂放肆以至寸步难行相对照，给怀王提供前朝的借，就简直是迂腐到了对牛弹琴的地步。其实，屈原对这个问题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察觉。试看《离骚》中的“不量凿而正柄兮，固前以范酿”两句，说明屈原已经考虑到了这个问题。这里的“凿”，是木工安插桦头的孔，而“桦”，就是桦头。这两句的字面意义是：不量好桦眼就安放桦头，这本是前代的贤人被剁成肉的原因。“范酿”就是肉酱，是古代杀人碎其骨肉剁成肉酱的酷刑。显然，这说明屈原已经识到自己为怀王所做的一切，正像一个愚蠢的木工不看桦眼的大小却要安放桦头一样，其果是一定要失败的。问题是屈原看到了这一点后，不是从积极的角度，或者可以说，他没有一个政治家的高度去考虑问题和解决问题，而是消极地认可自己也像前贤一样，应该被剁肉泥。这其中屈原也是有责任的。

其实面对昏庸的君王，屈原还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退而从事理论研究。把自己的治国方略形成一套理论，留给后来的楚国人，他的理想是可以实现的。正如战国时期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得不到各国君王的信任和重视，但他退而著述，拥有自己完整的政治理论。为后来秦国的一统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法家的思想也一直深刻的影响着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但屈原没有这么做，这就要说到我们要讨论的下一个原因：屈原的政治低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