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目录：

• 1、不再孤单
• 2、一个炮兵连长的回忆3 人多了，人和人的素质不一样，事故不断发生
• 3、北方老婆不仅有狐臭，还把大蒜当饭吃，我俩这孩子该怎么生？好难

不再孤单

在2015年，湘西自治州开始探索一种农村孤儿集中养育的模式。一群来自贫困家庭、有着不幸过往的儿童被送到城市，过上了集体生活。这个故事正是关于这群孩子，一个园长，以及服务于这个成长计划的成年人们。

文｜谢梦遥

编辑｜楚明

身为孤儿

身为孤儿是一种什么感受？

我不是他们。描绘这种感受的唯一方式就是忠实地去传达，然后承认失败。

知乎上的一则回答写道：「独立，自卑，敏感。小时候怨天尤人，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封闭自己，像一个刺猬，用尖锐的刺保护自己，却引起周围人的反感，被欺负孤立。稍微懂事后，不敢加入别人关于家庭、父母的讨论，羡慕别人其乐融融的家庭，哪怕是父母的批评唠叨，觉得这世上只有自己会对自己好。」

另一则回答是：「其实孤儿最可悲的并不是爱的缺失。因为慢慢长大会发现，爱这个东西，是会一点点找回来的。虽然不完整，但总能稍稍弥补儿时的创伤。而是，在人生每一个十字路口，无人指南，无人参谋，没有人为你的成功喝彩，你的成功无人分享，没有人在你颓废时带你走出来，也没有人教给你很多道理，教你如何规避失败。你所有的选择都是跌跌撞撞，所有的结果好的坏的都是自己懵懂着、不断碰壁着，然后接着毫无方向地往前走着跑着，所换来的。没有那个人从小告诉你每件事该怎么做，你不懂人情事故，不懂世间险恶，不懂怎样爱人。你的成熟与别的孩子相比，不是随着长大慢慢变化来的，而是用痛苦和眼泪换来的。」

我无法核实这些回答者的真实身份。现实是，你很难面对面地听到亲历者的答案。在所有不幸命运带来的身份标签里，「孤儿」是最难启齿的之一。它是一个秘密。它是一种禁忌。一些场合下，它是一句骂人话，一个恶毒的诅咒。而就算面对一个真正的孤儿，你怎么忍心使用这个词？你怎么敢去探寻他的感受？

经熟人介绍，我得到一个特别机会，用近一周时间拜访了一所孤儿院。我主要和管理人员交谈，但也有机会和一些孩子接触、交谈。出于职业道德，我不可能问出那个问题，但聊其他话题时，能够触及到这个问题的某些方面。每一个人不代表群体，只代表自己。以下是他们告诉我的。

你的字典里，永远不再存在「妈妈」这个词。当然你知道这个词，也可能使用这个词——这所孤儿院很多孩子会亲昵地喊园长为「园长妈妈」，但那个词悄悄变成另外一种涵义的人称代词。

如果你曾感受过父母之爱，你知道那种爱的特别。「我分得清楚父母对我的爱和家人对我的爱。两种爱是截然不同的。突然他们一下子就消失了，再也没有感受过同样的感觉了。」一个女孩对我说。

但从未感受过，又是另一种不幸。刘英幼年时失去双亲。「因为我没有记事，不会记住父爱和母爱的感觉。我很难去想象我的父亲母亲跟我一起生活的样子。」她告诉我。「别人跟我谈起来说，你想到没有父母，你会哭吗？」答案是不，「我不会对一个我没有任何共情的画面落眼泪嘛。」

她记得第一次被这个事实击中，是第一天上学时，看到别的小朋友都有人送，「瞬间从一个人化成了一滩水那种感觉。」难过在于没有概念。「你告诉我这个糖它是甜的，但是我没有尝过，我想象不出来那种甜究竟是什么样的味道。」

会感受到羞耻。一个孩子表示，不想被孤儿院的车统一从学校门口接送，担心同学看到他属于哪里。另一个到了新环境就学的孩子，为了不让人知道他的身份而放弃申报救助金（后来学校通过档案核实，还是发给他钱）。

最难的并不是重大时刻——很多人那时尚没有能力理解死亡意味着什么，一个孩子回忆，父亲临终时想再抱他一次，他却笑着跑出去了——是那些微小的时刻。去别人家做客时。生病时。电视里听到一声「妈妈」。每每回想起父亲要抱你，你却跑掉的一刻，「错过那一次之后这一辈子就没有了」。生命中剩下的时刻。

一个永远填补不满的内心空洞。「这东西是走不出来的，它会永远伴随着你的一生，在你最难过，最无助的时候这些东西会在你脑海里浮现。」现在是一名大学生的牛盼盼告诉我。

渴望爱，但也抗拒爱，牛盼盼说，这个身份一度会让她对他人的善意产生怀疑。「总感觉是别人施舍的，赠与的。」她知道相关宣传能够筹款，但多少感到抵触，「总是会让我们的心里觉得是不是在利用我们干什么。」

觉得命运不公。在人生某个阶段，恨这个世界。也有人说，曾恨过他的父母。

每个人或早或晚会经历失去至亲的痛苦。孤儿经历的，远远不止一次心碎的别离。就像一种逐渐蔓延的慢性病，疼痛和影响旷日持久。语言无法全部承载其重量，他者无法全然代入其情感。你不是他们，理解这种感受的唯一方式就是努力去想象，然后承认失败。

图源电影《无人知晓》

始于荒芜

刘全有是2015年8月去到那个地方的。堂哥让他去，他就去了。一个中号行李箱是他的全部家当。他15岁，在此之前，除了去过一次隔壁保靖县，他从来没有出过他所在的龙山县。他的第一个感觉是，「坐车好长啊」。先花了5小时，从乡里去到龙山县城集合。大巴车接上包括他在内的县里的二三十个孩子，又开了5个多小时才到湘西自治州的首府吉首。那时龙吉高速路还没修完。

第二个感受是，「像是来错地方了」。只有一栋新修的楼。操场才铺了一层水泥，空空荡荡的，没有篮球架，什么都没有——除了灰。周围是一片荒地。工作人员承诺，未来会种上花花草草。一路上刘全有没有和任何旁边的孩子讲话，对他而言都是陌生人。但住进寝室后，和两名室友的交流从对这个园区的吐槽开始了。男孩们有一个共同点，都不喜欢这里。有人已经在构想逃跑计划。

话题发散开来，都是最浅表的那些。不需要聊各自的过去，「过去有什么重要的，大家都是一样过来的」。他们是湘西慈爱园开园收的第一批孩子，他们将在这里展开生活。

对于第一天，不同人有着不同感受。与刘全有同龄的刘英不像男孩们那么抵触，园里的「菜挺好吃的」，她回忆。晚上还有加餐，有面包，还有水果，从香蕉或者苹果里选一个。园长挨个房间送，她约莫40岁，圆脸、齐腰长发，「从内而外透露着很亲切的感觉」。尽管马上就喜欢上这个新家，第一天夜里，刘英还是哭了。她想起与她相依为命的80岁的奶奶。父母不在了，爷爷年初去世了，在这个世界上，她最重要的亲人只有奶奶了，她第一次离她那么远。

在第一批抵达的102个孩子里，也许只有束着高马尾的女孩牛盼盼，从头到尾保持着全然的镇静。她刚出生时，母亲就抛下她走了。8岁时，父亲车祸离世，她跟着奶奶生活了几年，后来奶奶因为家庭矛盾自杀。再之后伯父伯母带着她，直到把她交给慈爱园，她坦然接受这项安排。「家里发生这么多的事，你心里其实跟明镜一样了，送我过来，他们的心肯定是好的，肯定是希望我以后成为一个很好的人。」她说。

她是个早熟的孩子，把一切考虑得很清楚。在镇里初中，她的成绩是年级第一。但她知道，如果不来这个叫慈爱园的地方，「家里可能供不起我上高中」。州首府的学校不同于乡镇，师资力量将有很大提升。「我有一颗很想很想学的心。去了更大的地方，我会越来越好。」她想。

现在，你知道慈爱园是个什么地方了。是的，这是一所孤儿院。尽管所有工作人员都会避免使用这个词，避免刺伤孩子们。

慈爱园园长张薇此前在民政局下属的社会福利院工作，那里收养的是没有监护人的弃婴，大多是重度肢体残疾和智力残障。其中很多孩子一生都将留在那里，成年后，转入老年部。后天失去双亲的孤儿，一般由各自法定监护人散养，每月政府发950元基本生活保障。把健全孤儿与残障孤儿区分抚养，并不是歧视，而是一种更科学的管理，因为混养增加了照顾管理的复杂性，并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发展。

某种意义上，刘全有、刘英、牛盼盼初至时看到光秃秃的园区样子，就是一个隐喻。一切始于荒芜，正在兴建。建立一所面向健康的居家孤儿的院舍，让他们脱离原生环境，在2015年以前的中国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慈爱园的创办者们说，前期考察时，没有找到先例。重庆的「爱心庄园」搞过类似模式，但那是招募来一对对夫妇，让他们与孤儿完成逐对的家庭重组，住在套间里。慈爱园是一个更大的家庭，构成单元是一间间的集体宿舍。

开园仪式中，牛盼盼作为唯一的学生代表上台发言。稿子是大人写的，她照着念就好了。牛盼盼被选中，理由显而易见。她成绩好，懂礼貌，没有显示出任何负面情绪。在来时的车上，她就和别的孩子攀谈了。据她说，到了慈爱园后的最初那些夜晚，她都能安然入睡。「我不认床，我没有想七想八的。反正来了我就好好学。」

好好学。这就是慈爱园建立的首要理由之一。有着300万人口的湘西是湖南最贫瘠的地区，下辖7个县全部是深度贫困县。很多散养孤儿初中、小学没毕业，就出去打工或者流落到社会上。到了慈爱园，孩子将被送到州首府吉首最优质的那批学校里读书，政府包管他们的生活费与学费。

「你们多收一个孩子，我们社会上可能就少一份危害。」后来，有公安领导这样对张薇说。这代表了某种迫切的现实忧虑。生来都是白纸，但由于家庭经济状况与疏于照护、管教，这些孩子更容易受到不良因素的侵害。

不久后，在这个近6000平方米的园区，空场将竖起篮球架，泥地种上花花草草。但不止于此，张薇知道，每一个员工知道，重建是一条漫长的路。

慈爱园占地将近6000平米，有绿地与篮球场。受访者供图

「坐办公室的，不要」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张薇吧。与孩子们描述略有距离，这位园长说话时面部线条有些僵硬，语速快，但音调少有起伏。她最初拒绝了《人物》的专访，说她不想个人宣传，经我说服——也许更重要的，看在她上级领导的情面——才同意见面。她发微信不使用表情符号，再辅以她言简意赅的表达，显得比较冷淡。

我翻了翻她的朋友圈，只有两个主题，一是带有配图的励志或者抒情的话，二是慈爱园里发生的一切。两者很多时候混到一起：「世上没有正确选择，要让选择变得正确」，照片是园里孩子们在练毛笔字。「比起过往，前方更值得期待」，照片是孩子们在图书角读书。「人生无定数，长存感恩心」，孩子们在排队登校车。她的微信名字叫「薇妈」，头像是该园的徽标。

但我很快找到了我们的共同点，在当地朋友为我采访而组织的饭局上。那是一种微妙的感应，她与我都不属于那种气场。她是饭局的主角，但几乎在座每个人的体制内职级都比她高。到了互相敬酒环节，她尤其显得不自在。她的直属领导小声地让她以茶代酒去敬其他人，她始终没有起身。「我原来在福利院，现在在慈爱园，总的来说是很单纯的，我觉得我的整个状态不是那种在官场上的状态。」她后来告诉我。饭局中，她跑出去接电话好几次，她承认，都是园区事务，「大事没有，都是琐碎事务」。

张薇曾在社会福利院工作过11年，一路做到党支部书记、副院长。她是个尽职尽责的人，每年除夕都要在福利院度过，和老人们吃完饺子，晚10点后才赶回家。「我爸妈习惯了我逢年过节不在家。」她喜欢这种关爱类工作，将其当成终生事业，为此考上了一个伦理学硕士——她后来发现，那些理论面对实际工作，其实帮不上什么。2015年初，慈爱园筹建，民政局长推荐她去当园长。

她回绝了。她对福利院的老人和孩子有感情，也不确定自己能否到新地方胜任。这是一条没人走过的路，你将全天候地面对上百个不同年龄段活蹦乱跳的孩子，监护职责从家庭，转移到政府。身边有太多反对声音，担心一旦出了安全事故影响到她：「张薇你怎么敢接这个事情，你脑袋包了铁皮是不是？」领导找她谈了三次话，她终于答应了。

她从一个光杆司令开始，领导打算给她配个副手。「坐办公室下来的，我不要。」她说。硕士导师给她推荐了一个人选，她的师弟，还在读研三，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的斯文青年，名叫易瑜。

等等，什么叫做「坐办公室的」？张薇的意思是，那些闲散惯了的人，那些整天喝茶、看报纸的人。面前是一场从无到有的拓荒，需要的是真正干活的人，「手头有很要紧的事情必须赶出来」的人，愿意加班的人，身兼多职的人。易瑜是这样的人，他是助理——张薇开玩笑说，「跑腿的」——也是未来的教员，出纳空缺时还一度顶上去。

师姐带着师弟做规划、定制度。当然还有那些具体事务，办各类证件、搞装修、对接物资......前半年只有他们两个人。需要一位运货司机，张薇想到了她的同学贾志军，他是个下岗职工，刚好有辆破皮卡。她对他知根知底，他脾气好，有爱心。

进入2015年夏天，真正的招聘启动。厨工、医护、保卫，还有最重要的辅导员，张薇参与到对每一个人的面试中。耐心、爱心、责任心，这是她考察的三个标准。一个叫石清云的中年女人来面试，她一开口讲每句话，笑容就自然荡漾出来。「你这个笑脸，孩子肯定喜欢。」张薇对她说。

慈爱园设在吉首周边的新规划地段，靠着山，交付时只有孤零零一栋毛坯楼，外面全是烂泥巴。经常停水停电，手机信号也很差。员工人手一部对讲机沟通。早期未通公交车，从大路走进来要20分钟，很多基础设施尚在修。「全部挖得稀烂的。上班都是要跳进一个坑，再爬出一个坑。」易瑜回忆。

园里有了26位员工，其中10个有大学学历。他们来自电台、医院、学校、旅游公司......除了园长有社工师证，其他人都没有。坦白讲，这不是一支人员配置豪华的「梦之队」，但这是可以理解的：此处是湘西，不是北上广深；机构尚无编制（到今天也只有8个正式岗），待遇没有吸引人之处——多数员工月薪到手2000多元，园长也才4000多元。

距离开园还有一个月，张薇组织员工培训，从外面请来心理学教授、资深社工、团建老师来讲课。每天上午培训，下午则是集体打扫整栋楼的卫生。装修刚完成，垃圾还没清理。「每个人都是一手血泡。」张薇回忆。「所有的房间我们相当于洗一遍。提个消防栓这么冲，拿洗洁精在下面搓。」易瑜说。

张薇理解，孩子是极度敏感的，设施与装潢要照顾他们的感受。领导给她指出，每层楼两边要装铁门，她不同意，那感觉太像牢房了。为了安全，每个房间的窗户理应装上铁栏，她换作没有压迫感的隐形防盗网。每个房间贴上动物图案的壁纸。

员工宿舍配的是高低钢架床，张薇打算让孩子们的房间，全部配备单人木床，「温馨一点，暖和一点」。有领导认为应该统一高低床，她据理力争，「我们办的不是学校，是孩子的家，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搞高低床，就没有家的氛围了，谁愿意睡那个冰冷的钢架床？」她还摆出一个论点，有的孩子太小了，睡高低床很容易从上面掉下来，出了事只要领导负责就行。

她的方案赢了。「我也是抓住他们的弱点。」她开玩笑道。

图源电影《放牛班的春天》

「整个人是懵的」

第一批孩子是各县摸底后报送上来的，大县20个名额，小县10个。各县情况不同，有监护人后来告诉张薇，靠着下跪才得到指标。有的县则因宣传不力以及执行人员的懒散，没有报满。孩子来之前，监护人先被车拉过来看环境，以保他们心里有底。有的妹妹陪着姐姐，报到后不想走，临时留下来。

孩子最初到来的日子，楼道到处充斥着混乱。最大的读高一，最小的才4岁。有的孩子蜷缩在床的角落，哭着喊着要回家。辅导员要去安抚。有的小孩子吵着要上厕所。要领着他们去。有的孩子不肯洗澡，一身酸臭就要上床睡觉了。要说服他们。一个孩子有梦游，好几次半夜走出寝室，坐到值班室门口哭，眼睛始终是闭着的，次日醒来记不得发生了什么。辅导员轻轻地把他抱起（「有一个迷信的说法，梦游的人你不能叫醒他」，她说），放到值班室的床上。

在给一个9岁孩子洗澡时，他很小很瘦的身体上，遍布青紫，新伤覆盖着旧伤。他说叔叔总是打他。那一幕让多位员工落下眼泪。张薇气愤地找他叔叔理论，那人却满不在乎：「这孩子不打不行的，你们继续打。」

还有卫生问题。一些孩子身有脓疮。有的孩子远看头发是白色的，凑近一看，发根沾满虫卵，像一串串葡萄。那让人毛骨悚然的画面，很多员工有生以来从未见过。张薇后来下乡家访时看到，一些家庭要去井里打水，冬天好几周才洗一次澡，孩子天天和猫狗待在一起，难怪虱子会爬到身上。

虫卵黏得很紧，洗是洗不掉的，只能把头发剪掉。但送去理发店，没有一家敢接收。没办法，张薇带着员工亲自上阵。尽管戴着手套，穿着围兜，虱子还是跑到她的身上。「在我头上跳，好痒。」她回忆。她不得不剪掉自己一些头发。

员工们找到一个方法，用专门的药剂涂到头上，严严包住闷几个小时，再用篦子一遍遍梳，把死透的虱蛋清理掉。经过一段时间，虱子总算灭杀完了，但过完年，孩子们从农村回来，又会把虱子带来。新一轮的灭虫运动展开。后来，园里长期备着杀虫药剂。

开园三个月，张薇和助理易瑜全程守在园区。读小学的儿子在家无人照顾，也随她住宿舍。忙得不可开交，她难以离开，随时有突发状况，她也不敢离开。有个晚上，有贼进了园子。监控画面里看，那人蒙着脸在外面走。好在什么都没偷走。因为水土不服，不断有小孩生病，高峰期时一天倒下十几个，教员三天两头带去医院。

有一天，张薇正在安排工作，对讲机响起来。有个孩子突然倒下了，口吐泡沫、全身僵硬。她吓坏了，「我们几个人抬手抬脚这样往医院跑」。医生判断是癫痫。那孩子说，自从幼年时亲眼看到父母在火里烧死，就有了这个病灶。刚来园区，症状加剧，一两天就发作一次，辅导员学会应对，给他吃药，往嘴里塞布条。后来一周一次，一个月一次，癫痫逐渐消失了。

孩子逃跑时有发生，把防盗网剪断，从三楼往下跳的都有。遇上这种事，慈爱园的成年人几乎全员集结，连下班的人也喊回来。有几个同事的孩子才一两岁，托管给家人。找人需要用策略。曾有个女孩从学校逃跑了，辅导员请与她关系好的孩子上网与她聊，慢慢套她话。一旦推断出她在附近两个县城其中一个，两支队伍立马上路了，一支去花垣，一支去古丈。线索很重要，行动力更重要。直到「线报」进一步确认女孩在花垣，古丈小分队才撤回来。第二天凌晨，女孩接到了。

园里的逃跑之王名叫朱天华。他跑过四五次。有一次放学，才读5年级的他没登上慈爱园的校车，和另一个孩子爬墙溜走了。员工分为几组，在学校周边去找。按照既往找小男孩的经验，把网吧全部翻过来总能找到。孩子没有身份证，正规网吧去不了。「我们摸熟了，哪里有黑网吧都知道，都是隐蔽地方。」 易瑜说。但那天网吧找遍，都扑了空。夜里下起大雨，过了晚10点，食堂员工需要准备次日早饭，就回去了。校车师傅痛风发作，也难以为继。剩下的人坚持着，好像海底捞针。

夜里1点半，辅导员张海兰所在的找人小队，终于在商业区广场看见了那两个孩子。他们扭头就跑。「我肯定跑不赢他们。」张海兰说。在地下停车场，他们再次撞见，贾志军——就是那位下过岗的中年男人——大吼一声，朱天华摔在地上。他毕竟只是一名儿童，因贪玩而逃学，也会因惊吓而跌倒。另一个孩子逃走了，但失去盟友，「逃亡」意愿可能也减退了。第二天，他在学校旁边的一处楼盘被捉到。

对于背负着巨大心理压力的张薇来说，逃跑事件无疑是一出惊悚剧，但有时，也有哭笑不得的味道。朱天华曾打算逃去同学家里打游戏，得到的却是一个假地址。他在门口蹲了一夜，又累又饿，最后自己回园了。张薇派人找到那位同学搞清楚了，他家人其实不欢迎朱天华，他成绩差且调皮，所以同学才选择欺骗他。张薇感到这个结果肯定对朱天华造成了伤害。「又要批评，又要安慰。」她说。

但有的事件，回想起来，就是纯粹的恐怖了。有一个年纪较大的孩子，买了老鼠药下到麻辣烫里，给寄宿学校的室友吃。万幸是，他买的是假药。见无人受害，他自己揭穿此事。「别人都有爸妈接送，还有爸妈去寝室看，他觉得心理不平衡。后来和他交谈了，他还认识不到自己的错。」张薇说。「我人都疯了。这种我真的不敢留，假如往我的厨房锅里面扔一包怎么办？」那个孩子被退园了。

「刚刚开始那一年整个人是懵的，觉得脑袋里面随时都嗡嗡的。」张薇回忆。

图源电影《棒！少年》

「我们这个条件」

我想和朱天华聊一聊。「逃跑之王」现在是个初中生了。晚9点他下了自习，从学校统一接回来，在睡前洗漱的空档，我们聊了15分钟。

后来，我一直犹豫，该用怎样的记叙方式才是合适的。我会加固某种刻板印象吗？我该多大程度保持诚实？坦白讲，那可能是我进行过最艰难的对话。他没有表情，语气显出不耐烦。也许是眼睛看过来的角度，他盯得我内心有点发毛。所有回答都是简短的或者「不知道」。问题关于最好的朋友，最喜欢的老师，最多涉及他的逃跑故事。没有沉重问题，我不允许自己这么做，他的辅导员坐在旁边，也不会允许。

「我总觉得还是好多了，他以前真的是，你就没法和他交流。」后来听我聊起，张薇笑了。「他就觉得和你不熟，他为什么要和你说。」她知道那个眼神，「从眼睛下面那样看你。」面对陌生人，他不是永远话少。有次州长来视察，问他伙食如何，他说了一大堆：「我在这儿三年都没吃过一顿饱饭。」当然不是真的，他故意唱反调。

反倒是与朱天华同龄、陪他一同坐下的大个子丁兆，积极回答问题。他说在朱天华逃走时，他也随辅导员参与在外的搜寻。那是较乖的一批孩子才被赋予的任务。但张薇说，丁兆前两年非常调皮。这个大块头曾经愤怒地掐着辅导员的脖子按在墙上。「监护人都叫来，说领回去。也是吓他。」张薇回忆，「我说把我们员工都要弄死了。」

一切需要过程。想想他们经历了什么。送到园里的，是身世最悲惨、家庭条件最困难的那批孩子。即便有些人对外界存在恨意，也解释得通，那是命运亏欠他们太多。有个孩子，父亲家暴，母亲杀了父亲，如今在牢里。有三兄弟，父亲早逝，母亲为了养活他们去贩毒，被判死缓。有好几个孩子，父母死于煤气中毒。有个女孩，生下来不久，手就被有精神病的母亲按到滚水里，留下了一大片的疤。有对兄弟，目睹了父母被凶杀的过程，凶手认错了人。那种经历对孩子意味着什么？没人知道。其中那个老二，在村里已展现出一些暴力行为，拿棍子去戳瞎牛眼取乐。一些员工记得他刚来的样子，好像看谁眼光都透着敌意。

一样东西能够改变孩子的命运：教育。教育既指向学业，也指向人格和行为习惯。但慈爱园的成年人知道，一切的前提建立在，赢得孩子们的心。

有个叫于明涛的少年入园时，不与任何人交流，还一度绝食了两三天。他有自残倾向，总拿铅笔戳自己的手，用线缆缠自己的头，把涂改液塞进嘴里。「我们时刻要守着关注着他。」辅导员石清云说。

辅导员在活动室打乓乓球，于明涛在旁边注视着她们。石清云招呼他加入进来。从此，乒乓球的击打声，成了一种她与他沟通的语言。他越打越好，可以击败大人了。易瑜发现他身体素质挺好，给他报了周末在市区的武术班。同去的三个孩子不久就放弃了，只有他坚持下来。在这过程中，他不再伤害自己，心扉慢慢打开，变得自信。园里元旦联欢，他上台耍了一段双截棍。另一个体现出他的归属感的迹象是，他想着给园里省钱：练武术回程他决定不坐公交车，步行可以少花两块钱。

「他可能一天不说，两天不说，总会有一天他会说出来自己的想法。如果他不愿意和我们说，我会叫其他的孩子去感染他。你给他的温暖，他也会回报你的温暖。」辅导员张海兰说。她曾经是个电台广播员，是园里少数能镇得住朱天华的人。

一个叫张驰的孩子，在学校里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停课惩罚结束后，他的辅导员曹微陪他回到班上。张驰准备了一份检讨书，站到台上去念。曹微决定也上去，在众目睽睽下，就站在张驰身旁。学校老师知道她是慈爱园的员工，大部分同学以为她是张驰母亲，但现在看起来，她好像是一名一起悔过的「同伙」。她想给所有人展现出张驰的最大诚恳，同时，「也是想改变他，让他有一点触动。」那件事是他们关系的转折点。

「我们这个条件。」这是贾志军和孩子谈心时，常说的一句话。入职时是司机的他，后来成为教员。那些最调皮男孩子的思想工作往往交给他。「首先我是一个男同志，再一个我有这么大年纪了。」他需要把现实指出来，但又不能说开。孤儿，那是员工们永远不会当面说出的一个词。「我们这个条件」，这是他能做到最温柔的表达方式。

有时，身世会成为孩子自暴自弃的一种抗辩：「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一个孤儿。」真正的理解发生之前，更多需要是陪伴。可能不需要说话，交给时间。不，你不是这样的人。你是更好的人。

通过实践，园长有了自己的坚持。她对志愿的心理咨询保持警惕。「经常换人的那种心理咨询，你们不要来。不要今天这个，明天那个。孩子和你不熟，他不会跟你说真话的。」张薇说，「真正的沟通，需要长期陪伴。」有人来做团体辅导，打完一通鸡血，效果似乎不错，孩子流泪满面上台喊口号、发誓。「这是不是有点过了，」她内心隐隐不安，「不是我想要的，我要让他们从内心来改变。」

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特的存在，要让他们知道，自己是独特的存在。一个满口脏话，但做起剪纸等小手工来颇有天赋的女孩。教员们让她成为领头人，去教其他小朋友。一个在校屡屡违纪，但说话非常算数的男孩。他保证不再逃课，他做到了，但他也说并不保证上课认真听讲。辅导员鼓励他：「你能保证这一点已经很不错了，一点一点来。」

孩子按照性别、年龄分成几个部，有各自楼层辅导员。再往上，有横向统筹的综合教员，负责文娱活动、思想教育、志愿者统筹等工作。从他们的讲述里，可以提炼出与孩子的相处之道。在日常生活中，发现闪光点。共同进退。不要揭开伤疤。最重要的反而是最浅白的，正如张海兰所说：「用心。」

无论员工个人，还是作为一个整体，都在成长着。十几个人考下了社工师证。「心理学（的书）也看，社会学的也看，管理学也看。」易瑜说起他的自我学习。张薇没有一支「梦之队」。她不需要每个人都有着高学历和傲人履历。这里是湘西，只需要找到步调一致的人。耐心、爱心、责任心。这就是她的梦之队。

慈爱园的工作团队。受访者供图

某些无形的东西

慈爱园是一个漫长的人生扶助计划，把这么多孤儿集中到城市生活、学习，直到他们毕业投入工作，才算离园。这对他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需要回到孩子们的视角。

在来到园里之前，你很难遇到同样背景的人。刘全有回忆，以前班上，最多只有几个单亲的孩子。「孤儿」是个刺眼标签。在这个园里，这个标签消失了。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感觉突然间不是自己一个人。」一个绰号叫「睡仙」的男孩说。

开头肯定是不适应的。有个孩子每晚啼哭，足足一个月才停下来。有些孩子从来每天只吃两顿饭，要习惯吃第三顿。刚来时都是骨瘦如柴的孩子，一两月后，都白了壮了。

来慈爱园后，刘全有面前是条崭新的起跑线，他将去吉首市四中读书。孩子们被分散到不同的班，身世不被公开。第一个月，一个男辅导员每天守在学校，有什么需求，随时沟通。他会中午守在去食堂的路上，与他们结伴吃饭。「他怕像我们这种外来的被欺负。」刘全有说。这让他对比起四五年级时从村小转到县城读书的日子——堂兄送了一次，之后就都是他自己去了。他为此在纸上画了地图，用叉叉和箭头标识。有天暴雨，他连伞都没有。

等孩子们考取大学，同样的流程再重复一次。有人将陪他们一起去报到。副园长张力豪常执行这个任务，最远去过广州。他是孩子们的「哥哥」或者「叔叔」。在停留的那一两天里，他要给孩子们示范「怎么在新的环境里立足，怎么和同学打交道」。

家的感觉是慢慢浮现的。不再动荡，不再孤单，漂浮的尘埃落定下来。一个初中女孩提到语词不自觉的变化。从前，寒暑假结束，她说「去慈爱园」，现在则是，「回」。回来之后第一件事干什么？「和自己玩得好的就坐在那里聊天，什么也不干。特别期待和他们再一次见面的那种感觉。」

另一个初中女孩告诉我，她认为慈爱园同伴能够懂得彼此。「发生什么事情，比其他同学有那种安慰的权利地位吧。别的同学可能安慰不了你，但是我们互相可以的。」就像一个退役海军陆战队队员遇见另一个退役海军陆战队队员，一个名叫「招娣」的女孩遇见另一个「招娣」。他们命运相似，之间的联结是天然的。「我们没有任何秘密，什么事情都会分享。」她说。

园里每个月会过集体生日，时不时地，组织外出活动，烧烤、看电影、爬山、去游乐园。定期去敬老院打扫卫生。一个女孩谈起一次难忘的拓展活动，大家协力一起爬上一堵4米高的墙。高三暑期，有毕业旅行，正副园长分批带队。刘英去了鼓浪屿。刘全有则去了深圳，那是他第一次坐火车。

至少有两个男生跟我讲起来多年前的一场群架，将其视为生命中值得回忆的事。起因是，一个孤儿在学校被欺负了，同级的园里同伴全部出动了。慈爱园有五六个人，徒手，对方十几个，用拖把。「自己心里面，已经把这个园里的人，地位摆在不同的地方了。」刘全有说。他们输了，但不后悔。

没有人认为打那场架值得自豪，但它证明了某些无形的东西，那些东西才是值得自豪的。那种团结是珍贵的，那个时刻是重要的。我们是慈爱园的孩子。看着彼此眼睛，抵靠彼此后背，理解守护的将是什么。事后，园方没有处罚他们。

园里管理是军事化般严格。每天孩子列队，从慈爱园移送出去，再从学校移送回来。假期出门，要打楼层辅导员和办公室的两道假条，仅限班级活动或者同学聚会，园方才会同意。下午5点半前必须赶回，不能在外吃晚饭。男生女生不能串寝室，有早恋苗头立刻「扼杀」。有段时间，苗头似乎要止不住了，园长把男女生的吃饭时间都错开了。监狱，一些孩子会用这样的词描述。

但长大的孩子能够理解这种安排。这样做不仅保护孩子个人，也是保护这个家。建园不易，一个安全事故，可能带来一系列后果，会令许多人的努力付之东流。

园长对课业极其重视。周末的上下午都有强制自习。「你的成绩有一点波动，她就会找你谈话。」刘英说。高考报志愿，教育局局长、中学校长以及教育专家来给大家讲解、分析。园长考虑过，请来这些「有分量」的人物，孩子更容易听得进去。有些人成绩实在赶不上来，园方会尽量说服他们「不要过早走入社会」。在校时光不断被延长着。考不上高中的，就读中专，考不上大学的，就读大专。

这也是园长视手机为敌人的原因，它会干扰注意力。孩子的手机进了园区大门就要上交，寒暑假才发回。想和家里联络，视频通话是不可能了，去值班室去打座机。只有职院学生是例外，他们的作业是通过微信群布置的，但手机依然要在每晚9点半交到辅导员那里。「感觉太封闭了，」一个初中女生对我抱怨，她接不上同学的新潮话题，「只能在边上听他们说。」

一个秋日午后，在湘西州职业技术学院，刘英手捧着一摞书赶来，和我约见。我们喝着冷饮，坐在食堂聊天。过了会儿，刘全有下了课，也加入了。两人现在这所学校读书。命运对他们到底是好是坏？说不清楚。糊里糊涂地来了慈爱园，如果还在农村，肯定是另外一条路，「去打工了」。他们当上院系学生干部，刘全有还是学生会主席。一些东西是潜移默化的。一个人走上宽路，会影响后面的人。刘英说，她曾很内向、自卑——这是普遍存在的，一位辅导员记得，最初感受到这些孤儿与城里孩子的区别，最明显是闪躲的眼神——现在「变得开朗了，见识也变得广阔了」。

每年有新人进园。「有一些小孩我喊不上名字，但你就会觉得他是你的弟弟妹妹。」刘英说。但没有真正的离开。走出去的孩子，依然把这里当作归属地。有个孩子去当了兵，探亲假期基本每天都来园里。他开了分享会，还在操场上给男孩们表演了操练动作。

随着成长，孩子们对于孤儿身份的自我认知也在变化。在刘全有读高中时，他慢慢不再严防死守这个秘密，全班后来都知道了。大一期末考试结束，他向园里提议，能否邀请大学同学来园里打一场篮球赛。此时对他来说，慈爱园的生活已是某种骄傲存在，可以大方向人展示。他也希望，「更多的人去关注我们园里这个群体」。这是一笔额外支出，但孩子的家怎么能拒绝孩子的朋友呢？30多个同学来了。园里承担大家的晚饭，较平时更丰盛。

打造一个共同体，让你忘掉你的身份。但最终，你要接纳这个身份。这不是为了别人如何看待你，而是在于你自己如何看待自己。那个「孤」字，不是孤僻、孤独，不是「没有人爱你，世界上就你一个人」。你可以健康快乐地长大。

受访者供图

「被骂了都是赔笑脸」

那么另一方面，对于在慈爱园工作的成年人来说，是一种什么感觉？

你可能经常掉眼泪。除了感动与共情，很多情况其实是——被孩子气哭。孩子顶嘴，骂的话也难听——确实会骂脏话，而「你又不是我亲妈」，是一句不带脏字却更有杀伤力的话。但这不是你哭的本质原因，是心累、委屈。「觉得付出了很多，还不被孩子理解。」曹微说，「不会在孩子面前哭的，在背后哭。」

你要面对一个严格的园长。园内不让抽烟、喝酒，也不让嚼槟榔。有两个男同事受不了这一点，辞职了。有个女同事，脖子有处小小的纹身，园长让她天天上班贴着创口贴，她后来也辞职了。一些年幼的孩子屎尿拉在身上，你得手洗。这对于一些尚未婚育的年轻人构成挑战。有人不愿意洗，把沾了孩子粪便的内衣裤偷偷扔了，被发现后，开会通报批评加上罚款。大学毕业生在员工里是稀有的，张薇还是劝退了一个，因为感觉他不够上心，擅自离岗，担心影响团队工作氛围。

你要接受长时间工作。哪怕过年，也总有一些孩子无处可去，园里时刻有人值守。与政府机构的5天工作制不同，这里多数人一周只有一天休息，并且不能在周末。周末留出时间给孩子们组织活动。楼层辅导员则两班轮替，一班24个小时。

你是闹钟，要比早6点半起床的孩子更早醒来，晚11点查完寝才能休息。你是安全闸机，守在接送校车的车门座位清点人数。你是小金库，每个孩子每周发10块零花钱，对应一个信封和一个账本，平时放在保险柜，每一笔取用经过你的手。

你是家长，字面意义上的。「请家长」，是湘西学校最常采用的处理学生违纪的手段。某种意义上，这是对家长的一种连带惩戒，需要赔上时间，从而敦促管束。你三天两头去。「早上才犯错，老师才把我们请过去，中午他又犯错，老师又叫你去。」张海兰说。「我们辅导员都脸皮厚，被骂了都是赔笑脸。老师对不起，孩子回去教育。」张薇说。

期中家长会，园内成年人要全体出动，哪怕你是保安、司机、后厨，也要加入。孩子们分散在不同班里，每个班都要有人。易瑜曾一天内开了6个，在不同教室串。「这个教室坐十几分钟，拿到他的卷子，悄悄地溜了，到隔壁教室去。」他说。张薇后来觉得，这样对孩子不好，也会让老师感觉不被重视，就让员工的爱人、大龄子女也加入，尽量做到一个家长对一个学生。不仅是出席，会后还要与老师沟通，写下记录归档。「很多员工家属都很支持这个工作。假如不支持，这里是做不长久的。」张薇说。

孩子视角看起来的一件事，在员工的视角看来，却细分为很多事。比如上学。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职校，不同层次的学校，都要找到至少一个对接点，尽量找最好的。学籍调动，「要州里面的领导帮我们去协调，市教育局要支持，州教育局要支持。一个个要签字，很麻烦。」易瑜回忆。过程里难免会遇过官僚主义。另外，农村孩子基础差，怕老师分班不愿意接受，还得提前做好疏通，请教育局领导先跟学校表态，跟老师开见面会，「慈爱园的小孩成绩考得倒数，不计入你老师的考核」。

很多外界不易想到的需求，等待员工处理。配眼镜。拔智齿。订生日蛋糕。园方和一家理发店谈好，每月搞一次公益理发。很多孩子医保必须回原籍买，就要专门派人每年走访，看各地是否上齐。一些开支根本不在原来计划里，是随着孩子成长出现的。有3个男孩割了包皮。5个孩子洗掉了身上大小不同的纹身。有几个孩子有狐臭，「很自卑的，原来在学校，手都不敢抬起来」。张薇注意到这一点，等她们成年，带着去做了手术。都是秘密进行的。

「这个大家庭就是琐碎事堆积起来的。你觉得每样事是小事，其实每样事都不是小事。你想一下父母该做什么，我们就要做什么。」张薇说。

寒暑假是员工的家访时间，顺路把孩子一个个送回家。一开始，张薇只带着司机去，后来她把家访变成一项制度。这是一次从书面材料之外，深入了解孩子的机会。「你这个工作不做的话，你完全开展不了其他的教育工作。你连这个孩子的身世、家庭状况都不知道，你天天和他讲大道理，他也不服你。」张薇说。

连着好几年的年三十，张薇都是在家访中度过。每一个孩子的家，她都去过。有的不止一次。她看着变化发生。有人从山上搬到山下，从破烂的木房搬到安置房里。

有的地方偏僻，导航派不上用场，要一路问过去。没有联系方式，就找村里干部。老人家一辈子没出过深山，讲着苗语，沟通靠旁人翻译。真实场景让人震撼。脏得不像话的碗筷。空空的米缸。常年瘫痪在床的老人，屎尿拉在被子上。有个孩子曾经住所在村里工地，几块空心砖搭着个木板就是床。后来，员工下乡都会带上一些物资。

家访作用是双向的。作为员工，你会感到某种召唤。你无法改变许多事情。2015年时，全湘西的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约有3000余名。庞大数字是你改变不了的。就像你无法改变父辈贫困，无法改变疾病，无法改变不安全的生产与生活环境，无法改变薄弱的医疗条件，无法改变纯粹的意外与天灾。这里是湘西，种种因素混合到一起，孤儿的出现率要高于发达省份与湖南其他地区（湘西孤儿发生率为万分之6.82，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3倍）。你无法改变过去，但你可以改变未来。

图源《风雨哈佛路》

不放弃

现在，园长办公室里，张薇对着电话，连珠炮一般说着：「他说他想读下去，他跟我说了几次想读完。能不能网开一面......我也会给他好好教育的，我就觉得还有挽救价值，所以我给你打这个电话，一般我不会给你打这个电话，我觉得不好意思......」

轮到对方说了。

「好好好，谢谢。」「好好。」「好好好好，谢谢。」用同样的快语速，张薇回复着。

放下电话，她告诉我，一个孩子在长沙就读的职校打架，将被开除。园里出了求情信，她又给学校负责人致电解释。但这次不同以往。孩子动了管制刀具。涉及的另外几个学生已被开除，他也不能留下来。

园长至少争取到了一个改变，他可按自动退学处理，这样重新就读还有机会。她已经派人帮他去找新学校了，但她决定，目前先不要告诉这个孩子，让他回园好好反省，以得到教训。

她不会轻易放弃任何一个孩子。所谓人生岔路口，她会讲一个故事，关于一个叫梅宇航的男孩。

他是建园时来的，当时读五年级，长得虎头虎脑，非常聪明可爱。所有人要自己手洗衣服。太小的孩子，就让大的帮忙。张薇希望借此锻炼他们的意志品质。但梅宇航的爷爷强烈反对，他是家里独孙，一贯被宠溺。再加上其他一些生活方式上的分歧，在园里住了一年，梅宇航被家里人带走了。张薇去他家两次做思想工作，做不通。

两个月后，梅宇航出事了。爷爷奶奶白天干活，他一个人下河游泳淹死了。他姑姑打电话给张薇。「我本来就不想告诉你的。我知道你们给他（上了）保险，看能补多少。」张薇眼泪刷地下来了。保险理赔了3万元，但再多的钱换不回一个孩子。

这次死亡从两个角度击中了张薇。她深感内疚，那种内疚再也难以离开她。如果再努力做做工作呢？以至于给家属送赔偿金时，她叫助理易瑜去的，「我受不了」。另一方面，这让她坚信，即使面对一些指责，对农村孤儿来说，慈爱园一定是个更理想更安全的地方。她要尽量收更多人进来。

家访成为她收人的一种途径。「报送资料都很马虎，就是写个父母怎么怎么样。我们去走访，有些和他们报上来的都不一致的。」她说。一些在园孤儿的弟弟妹妹，就这样被发现，继而被带了进来。

她还在报送系统之外找人选。每到一处，她首先问村干部：「你们这个村有孤儿吗？」有次去广西北海旅游，她脱口而出问了村民同样问题。她从中挑选一些原生环境恶劣的个例走访，把手机里的园区照片打开给对方看，还请对方来参观。如果监护人犹豫，她再找乡政府帮忙做工作。家住凤凰凉灯的三姐妹，她总计登门拜访四次。第四次才明白卡在哪里，大姐已经给一所当地职校交了1000元学费押金，她担心转学到吉首就不退了。「你到凤凰那个职校，哪有到州里去好呢。这1000块钱我给你出。」张薇说。对方破涕为笑。

她这种主动姿态引发了一些争议。「有很多领导就觉得我这样做是不对的，属于我个人行为了，认为我把孩子动员过来的，不是孩子自愿过来的。出什么问题，你要负责的。我说我动员是动员了，但我不会强迫别人过来嘛。」

至今，慈爱园累计养育孤儿217名。如果你问，谁是让张薇最头疼、流下过最多眼泪的，得到的是一个意外的名字。

还记得束着高马尾、在开园仪式上台发言的牛盼盼吗？她长大了，不再是那个按照大人给的讲稿宣读的小女孩了。这群孩子刚来时，女孩普遍早熟，男孩普遍调皮，随着时间推移，更难管理的不是男孩。「男孩子有什么想法他会说出来。中学以上的女孩子，你看到她在闷不作声，其实她心里有很多想法。」辅导员张海兰说。另一位辅导员石清云则说：「男生批评一下，过一会儿没事了，女生内心比较敏感，喜欢憋在心里，记仇的那种。」其中，牛盼盼可能是最叛逆的那个。

来慈爱园两年后，她以初中全年级排名前三保送进民中的宏志班，但在这所竞争远为激烈的高中，她很快掉落到100多名。她身上逐渐展现不同寻常的迹象。她浓妆艳抹。「全部是买的那些很劣质的化妆品，」张薇说。她不服管教。她发生了一次逃课，然后是再一次。家访时，她故意带错路。「害我们走了一两个小时白费的路，她就不愿意我们去她家里。她可能认为我们找不到路就回去了嘛。」张薇说。她又辱骂老师了。她又被学校找家长了。「几乎一个月要去两次，」她的辅导员许湘萍说，「生活上，纪律上，学习上，反正她总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出现。」

如果这些只是小打小闹，有次事情闹大了。她逃寝去找男同学，被对方母亲发现。学校认为「影响败坏」，要开除她。张薇找校长求情，那位男同学的母亲指着她鼻子骂：「你女儿勾引我儿子，你女儿不要脸，叫你女儿马上滚蛋.......」

「什么脏话都说了。」张薇回忆。她忍受着，不解释，不停地说着「对不起」。她至少赢得了一个小小胜利，牛盼盼保留了学籍，回家反省一个星期。

「想得到关注吧。想得到重视，想被爱，太缺爱了。」我问牛盼盼怎么看待自己身上的转变，她平静地回答。所以她要化妆，「当时觉得自己再好看一点就可以了，可能别人就会更喜欢我」。身世影响着她对外界的看法，「因为我觉得我受了太多苦了，我想别人能更加宽容我一点」。

手机争夺战在她和辅导员之间展开。她沉迷游戏，自己的手机一早上交了，她就另外买一两百块钱的二手手机。被发现没收了，她就10块一天租手机玩。再被没收，就再租。整个高中阶段，据她回忆，被没收的手机达十个以上。假如你和我一样，惊讶于她怎么能如此花钱，这是由于作为家族同代里唯一女孩，在外打工的三个堂哥都会给她钱。

到了2020年，牛盼盼读高三，成绩滑落到勉强能上三本了。寒假结束后，慈爱园因为疫情推迟开园。张薇和老师通电话，得知牛盼盼完全不上网课。她做了一个决定，给牛盼盼的哥哥和伯母分别打去电话：「叫她马上到吉首来，上我家里来。」

就这样，牛盼盼住进了园长家。她忘了带内衣物，第二天床头就出现了一袋新买的短裤和袜子。睡前，园长会将电热毯提前备暖。为了叫醒她6点起床，园长在她床头摆了三个闹钟。她和园长读高一的儿子各占一个房间学习，她在更舒服的那间。她感觉得到园长在门缝里瞄她。住了一个多月，她胖了10斤。「天天给我做好吃的，就是那些肉，让我补啊。」这期间，她还是跑出去偷偷租了个手机，很快被发现。

「那时候我自己都觉得我没救了。」牛盼盼说。但张薇不这么看，她对她说了很多次：「我没有放弃你，你也不要放弃你自己。」

这段经历也许不能让一个人脱胎换骨。但学校重开时，牛盼盼感到，「那颗浮躁的心沉下去了。」她决定在最后阶段拼一把，很大程度是不想让园长失望，「她做了太多事了，我真的是觉得她发自内心是为了我好。」后来，她成为慈爱园第一个考上一本大学的孩子。

「我想开一个会计师事务所，太远了，可能还要等我三四十岁。」牛盼盼告诉我。

图源电影《一个都不能少》

园长妈妈

回忆起和牛盼盼的往事，张薇笑了，「那真的是把我气坏了的」。直至现在，她们的关系也是起起伏伏。牛盼盼经常把朋友圈选择性对她屏蔽，特别是恋爱上的事。她之所以知道，是因为她有其他「眼线」。「不是说不让你谈恋爱，但是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受伤害的最终还是女孩子。」她对牛盼盼说。

不止一个孩子这样做。她有次没忍住，去问原因。对方说：「园长妈妈，你别介意，我们同寝的都把自己的父母全屏蔽了。」她想想，好像是这么回事，她有时也怕父母担心，把他们排除在可见之外。

你可以说，她身上有一种家长作风。一些细节放到互联网上检视，难免会被人批判有「妈味」。但在她所处的局面下，想得足够多，手臂足够长，可能是一种更高要求。她在多个轨道运转着，最高范畴，她要对上汇报、总结，配合宣传、接待，从建园第二年起，她还要自己出去跑捐款。中间范畴，她负责园区日常运转，订立大小章法，从志愿者调配到零花钱发放。最底范畴则对接每一个具体的人。她要做孩子的心理建设，也要做员工的心理建设。

她做的事情，常会溢出本职范围。孩子监护人都有她的联系方式。有的监护人没有得到村里低保户名额，找她反映。她了解情况以后，告知对方确实不符合政策。有的监护人把厚厚的案件卷宗交给她，寄希望于她能为孩子父母被杀的案子争取赔偿。她也知道凶手「是个单身汉，什么都没有」，但还是陪着这家人一起去法院，给政法委打电话。赔偿无果，她继续从其他渠道突破，最后通过检察院为孩子争取到司法救助8万元。

一个在长沙实习的孩子跟她说，其他几个实习生的家长都来拜访了主管，就她家长没过来。于是借着出差机会，张薇也去了。她倒没送礼，但对主管说清了情况。「我是她园长妈妈，看着她长大的。你放心，她绝对比其他孩子能吃苦。」

在园长这个位置上，确有她不喜欢的东西。会太多了。「我们业务单位，一天（到晚）也要开这种会，真的很烦人。」她直言不讳。

有天，纪检上午来查岗，正值她晚班，不在办公室。对方指出，「行政人员必须在8小时正常办公时间内上班。」对方说。她差点要吵起来：「你到我们慈爱园来待几天？你接一下地气好不好？不管是哪个岗位上，没有人说8小时之外不做事的。」后来，领导让她写个说明交给纪检，她不写。「他有本事，天天到慈爱园来看着我，到底每天上多少个小时。他蹲一个月，蹲一年，我都愿意让他来。」她说。这件事不了了之。

多做事的人，反而易招指责，这是她的感受。对于她组织孩子去电影院，有上面的批评声音说，「把他们养娇了」。她愤愤不平。其一，类似娱乐活动，她尽量找免费的，「别人谈没有力度，人家不会理你，必须是园长去谈。」她心理素质愈来愈好，「为我自己，我绝对说不出口，但是我为了这些孩子，我觉得我有理由」。其二，批评她的人，难道「家里的孩子没看过一场电影吗？」

不久前，《我本是高山》上映，园长带着大一点的女孩们去看了。她们都哭了。「逆天改命。」她在朋友圈写道。

2018年，她当选省人大代表。她随后发现这个代表证的实在好处。她找去一家去狐臭手术的机构，请求对方免费，「我们孤儿只有生活费，这些费用要我们自己到处去讨」，对方拒绝了。第二次再去时，她带上了代表证。虽然没有完全达成她的心意，对方愿意免去1/3的费用。另一次，辅导员得到线索，有个孩子私自跑去广州找他哥哥，人已到火车站。情况紧急，需要定位，但站内监控不能随便调取。代表证掏出后，能调了。

这个身份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在会上提建议。通过她参与其中的各方努力，从2019年起，湘西自治州在全国率先施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生活费，从成年延续到全日制大学毕业。

和张薇聊天，你会发现她其实并非天生演说家。她不会用大量的排比或者抽象化的拔高来谈论慈爱园的愿景与理念。她是一个务实的人。谈到已毕业孩子的去向时，她不忘带上他们的待遇。当兵的孩子，探亲假15天，工资有7000元，比慈爱园任何一个员工都要高。学殡仪专业的孩子，大专读完就进了事业编。她说服了不少人去报特岗生。「不要怕去农村，其实去农村很好，锻炼人，是不是？」她说，「我主要考虑他们没有家庭背景，没有任何的后台，在我们湘西这个地方，起码有个稳定的收入。」

最近，我微信联系她，说这篇稿子要发了。还是那种冷淡风格，她回复：「不要突出个人。」

「要写我们这个团队。」没有表情符号。

张薇和孩子们。受访者供图

「过来了就还好」

让我们回到故事更早的起源。将散养孤儿集中养育，是一场成本高昂、没有先例的探索。一切是如何开始的？一位湘西厅级官员告诉我，散养孤儿面临种种问题，大家也清楚，但既然已有福利院，「照章办理，按部就班」，缺少另行建机构的动力。

彭武长成为推舟下河的人。2015年他担任湘西慈善总会会长，考虑到本州慈善资源有限，与其「撒胡椒面」，他决定把重点放在「最弱势、又最有希望」的孤儿群体上。怎么救助呢？光发钱解决不了问题。要送孩子们去城里读书，得到更好的教育。前提是，他们在城里得有个家。他带队调研，去重庆的爱心庄园考察，确认湘西本地条件不能复制那种居家模式，成本太高。湘西要探索自己的模式。

他推动这个想法之初，遇到不少阻力。一位领导对他指出，集中养育剥夺了孩子的亲情。彭武长耐心解释，这不是亲情的剥夺，而是更多爱的累加。孩子的监护人依然是他的监护人，孩子寒暑假回家，而在园期间，监护人也可以来探望。民政系统内部也缺少支持力量，论证开会时，有不少质疑声音，「安全隐患大，费力不讨好，搞了以后吃不了兜着走。」

彭武长不止是一个坚持不懈的推动者，他也是一个有影响力的推动者。前述那位官员告诉我，如果换作一个地方的民政局长，事情恐怕难以如此顺利。彭武长同时是州人大主任，也曾担任过州委副书记。他熟悉系统的运行，有人脉，能够与不同的部门对接。办园不是简单把一群孩子集中起来，涉及到户口、学籍转移，涉及到机构编制与筹资。「协调工作量很大。」彭武长承认。

张薇任职的州首府慈爱园只是一个示范点。「如果行，我们就推广」，彭武长回忆。几个月下来评估，「社会反响很好，监护人反响很好，这些小孩进步很大。」之后，自治州下的各县均建起了慈爱园。园长们建了群，经常交流经验。县下面的人还轮流来到州里培训。

在采访中，我听到传言，现年62岁的彭武长亦是孤儿。这让整个故事似乎有了圆满的逻辑，一个孤儿长大后帮助一群孤儿。向他求证这一点时，他笑着予以否认。但他承认，他是苦寒农民出身，搞过多年的基层工作。「每到一个地方，我都要去看一看那个地方最弱势的人。因为那个最弱势人群的生存状态才体现一个地方的文明程度。」他说。

这些年来，全国一些地方也搞起孤儿集中养育。2023年，慈爱园项目获得了第十二届中华慈善奖。向我更新最近信息时，张薇首先想谈论的、也似乎让她更开心的，却是另一件事：园里有人考上了硕士生。

在采访的最后一站长沙，我见到了22岁的卢泰伦。他也是慈爱园的孩子。他充满朝气，看起来比实际年龄略小，讲话时嘴角不自觉上扬，让我想起了那位同样有着天生笑脸的辅导员石清云。我们在快餐厅坐着，他讲起他的故事，话题驶向沉重命运的深海。

他是一个弃儿，被一个男人捡到并抚养长大。他随父亲在外拾荒3年，才被送回学校，导致他比同级生要大。初二时，父亲去世，由于他已过18岁，按照政策已超龄，无法认定为孤儿，只能算低保户。他的班主任成为托住他的第一个人，对他诸多关照，常把他喊去家里。一位同学成为另一股支撑力量，每周末来家里陪他度过。

「很大程度上，（他们是）导致我心态上没有走向极端的一个因素。」卢泰伦说。

考取全州最好的高中民中后的那个暑假，他家门被叩响了。张薇在网上看到卢泰伦的事迹，第一时间来探访他。他被慈爱园破格收下。而之所以张薇能够看到这则消息，是因为卢泰伦所在的社区书记发布了他的消息，无数人参与转发。

这个故事带有某种寓意。多亏了慈爱园，不止于慈爱园。

「我能够消化得了。」「过来了就还好。」「过来了我觉得好像看得已经开了。」他关于过往的讲述里，夹插着类似的话。现在，他读大一了。

一个垃圾堆里的孩子。他有了父亲，他们没有家。他们有了家，他失去了父亲。过来了就还好。父亲病重的两年，他白天读书，晚上照料，很难。父亲走后，在旧日环境下生活，他的痕迹无所不在，更难。我能够消化得了。

聊了一个多小时，他发现上课要迟到了，便挥手向我道别，一边嚼着汉堡，一边飞驰而去。「谢谢你请我吃饭。」声音从远处飘来。

多实在的孩子，大一课程是可以逃的。大一，或者22岁，一切刚刚开始呢。

图源电影《无人知晓》

（文中所有孤儿名字为化名）

一个炮兵连长的回忆3 人多了，人和人的素质不一样，事故不断发生

咫尺认人

胆子越来越大，我们就坐成一排面朝南观景。居高临下，我们看得很远也很清楚。我们脚下就是作为中越边界的南溪河，河宽一二十米，因为是旱季水流很小，有些地方看上去蹚水可过。过河就是越南的老街，老街及周围地带海拔七八十米。

在我们西面六百多米，“中越友谊（铁路）大桥”就架在南溪河快要汇入红河的头部。大桥三个桥墩、四节桥梁，两国各有一半。桥中央支起一架约三米多高的铁丝网墙。紧顶着铁丝网墙的是越南一侧两节火车皮，据说那里面装满了炸药。桥的两岸，各插本国国旗，旗下就是修筑战斗工事的人们。

老街东南面的三个红土高地上，越南兵有的光着背、有的只穿着裤头在卖力地挖工事。骄阳下，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潮气。用望远镜可以看到越南兵身上光亮的汗迹。“唉，这些小伙子们再过几天就该死了，还这么干呢！”心中不免有些可怜他们。

老街的房子，都拆掉了门窗。房子的墙壁和墙角都有掏挖过的痕迹，那就是设置的枪、炮和火箭筒射孔，一个个黑窟窿有些可怕。但街面上人来人往，理发的、骑自行车的；河边院落里，大姑娘梳头的、老太太喂鸡的，都很自在。

老街靠河的边上，有一个越南兵在芭蕉树底下挖堑壕，因为他穿着军装，与河边的草丛、瓜果树林融为一体，一开始我们没发现。他离我们最近，直线距离一百二十米左右。他背一支冲锋枪，干得很起劲，一会儿抬头看看我们，一会儿抬头看看我们。我们全神地看着他。

当我们向他摆手时，他竟然也摆手回敬了我们。“多好的越南兵，我们跟他有什么仇哇，要不是执行国家命令，干什么要跟他拼个你死我活！”我们议论着，“这打什么仗啊，搞不好哇，让咱们来吓唬吓唬它就回去了！”心中不免有些遗憾。我们怀着迷茫的心态下了山。

后来，团里下达任务，每人每天砍三棵直径不小于三十厘米、长不小于五米的野树用于修筑团战时指挥所。

我们全连官兵分乘几辆车到了一带荒芜的山区。这里离边界有四五公里的距离，没有了橡胶林，一小片小片的竹林散生在远近高低的山头上，草丛很多，野树却很少。人们四下散开寻找目标。

我选的树在山坡的草丛里。这草常年不死、又粗又硬，只能用砍刀砍草开路。草足有三四米高，密密丛丛，我钻进了不短的距离，只能看到比路还窄的一线天，还是不见那棵树。

“一定是偏离了方向”，我只能退回去重新瞄准目标，再度寻找。终于到了树底下，玩儿命地砍起来，不知道什么是累，只知道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停下来两手拄着膝盖喘会儿气。砍倒树根、砍掉树头，就算大功告成；四肢叉开，仰面朝天躺在地上，看着雨伞大得天，这时会听到虫鸣鸟叫……歇足了，抱起树干一头往山下拉。

到了山下，看看战士们，有的碰破了手、有的划伤了脸、有的头上粘着草叶和树叶、有的撕破了衣服。远处的半山腰上，有两个体弱的战士还在抱着与自己体力极不相称的树干往山下拉，体格强壮的战士们奔过去把他们接回来。

把树干装好车，拉回目的地，我们又两人一根、两人一根地把树干扛到山上修工事的地方。两天，每人完成了六七棵树的砍伐任务。苦劳力，真称得上苦劳力！不知道人们哪里来的那么大的力气和耐力。但是，还是有些娇弱的战士病倒了。

营地附近又挖猫耳洞。猫耳洞特小，一个人只能缩成最小的体积才能钻进去。北方兵大个子较多，每人每天才挖一个还累得够呛；南方兵小个子多、耐力强，每天能挖两个。要说平时我还不太看中小个子兵的话，现在由衷的喜欢他们。

战士们特别听话，从不叫苦叫累，不计较干多干少。我们几个干部看着全连的战士，真像特别懂事又能干的孩子。官兵之间无论从思想到行为似水乳交融。

但是，不愉快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一个上午，连长整队，全连集合完毕要出去执行任务。卫生员悠闲地在茅草房旁边的灌木上晾袜子。

我走过去以一种打探的口气问：“你怎么不去集合呀？”

“我不去！”他气冲冲地回答。

“那你就在家照顾几个病号吧。”我叮嘱他。

“我不照顾！”又是一句刺语。

我顿时火冒三丈，骂道：“你他××的怎么啦，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找他妈死是不是？”

“反正我也活不了几天了，不定哪天我先枪毙了你。”像是憋了天大的委屈，他突然哭喊起来。

“我告诉你，你晚上拿枪来找我。你一枪必须把我打死，要么使我失去反抗能力，不然，第二枪你就小心我的。”我是动真心告诉了他这些。

连长、指导员把我们拉开。卫生员哭了很长时间。这事惊动了营里，正副教导员都来做我们的说服工作，因为在这个时期很容易出大事。说实话，无论在哪个连队我都和战士们处得很好，战士们也都很爱戴我。

下来有卫生员的同乡告诉我说，卫生员从小是孤儿，可能有时候想法和行为怪异一些，让我原谅他的过激情绪。

过了两三天，指导员跟我说：“前几天，我批评过卫生员，他顶撞我。咱们俩是老乡，他可能认为你在为我出气故意找他的茬儿。”

其实，我对他俩的摩擦一点儿都不知道，看来卫生员是误会我了。其实，我也不会就此记为仇恨，无论从职务到年龄，我都应该看得宽一些，火头上，可能真的会刀枪相见，静下来，我们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啊。如果我受伤了，他肯定也会抢救我、背我。

没过几天，在一次全连大会上，在没有事先安排的情况下，卫生员主动站起来作了检查。因为，官兵们都知道，在面对真正的敌人的时候，谁失去了战友和连队就等于失去了生命。

面对死亡的威胁，有的战士变得孤僻、沉默无语。一班长白山伟变得焦躁、爱发脾气。我们连队这只小船在风浪中有些摇摆。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几个干部、同时发动表现稳重的战士做了许多思想工作。

拼了命似的战争准备一天天地继续着。在这里，我们在橡胶林里吃了年初一的饺子。上级给我们配发了蚊帐、口杯、饭碗、背囊、吊床、急救包、战场急救注射针、防刺胶鞋和塑料布。

防刺胶鞋可以抵挡竹签和铁钉的穿刺，塑料布就让人心寒了，叫“平时可以防潮挡雨，死了可以裹尸体”。上级还告诉我们，身上不要带多少钱，死在越南人手下就被他们掏走了。

自此，工资和津贴不再全部发到个人手里，而是自己申报战场零用钱，剩余部分由团里直接寄回家。父亲收到寄回家的钱告诉母亲时，母亲反问他：“你光拿回钱来了，那人还有吗？”父亲茫然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面对战争和随时出现的敌人，人们的高度警惕和紧张是可想而知的。人多了，部队和部队的素质、人和人的素质也不一样。事故不断发生。

我们连驻地东边的山有一个鞍部，一条小路过去住着一个步兵连。连长是六八年入伍的湖南兵，战前本来该转业了，由于扩编，由副连长提升为连长，这就是“打仗给了个送死的官”。

他自己住在一辆解放A-30车上，周围就放了六个岗哨。有一天夜里，连里的一个哨兵向连长说听到越南特工队打枪，全连以班为单位开始搜捕。

时间长了惊动了营里，营长来到这个连正向哨兵询问情况，橡胶树上一个橡胶籽又爆开了——“叭”得一声，哨兵机灵道：“又打枪了！”营长一巴掌打了哨兵，命令连长召回搜捕分队。搜索分队陆续撤了回来。

最后，有一个班没有回来，连长派通讯员去找。这里离边界很近，通讯员不敢喊，就打着电筒找。这个班埋伏着，发现有亮光过来，班长想：“好个特工队，你终于来了。”命全班一起开火，把通讯员打死了。

2月2号，我们营七连炊事员步枪走火，给了个行政警告处分。

2月4号6点多钟，八连四班两个瞄准手浦海、肖伟强在炮车上说笑打闹。肖掏出颗手榴弹对浦说：“再说就炸死你。”

浦拿起枪对着肖说：“那我就打死你。”无意中枪响了，打断了肖的胳膊。

考虑同一个班的两个瞄准手，一个伤，如果再判一个刑要影响打仗，也就保了下来。

一营一个司务长手枪走火，打穿了铁箱后，正好射穿了一捆面值五斤“全国通用粮票”上大写的“伍”字。接连地枪走火事故，逼得团里明令：只要发现子弹上膛就给处分。

2月上旬，我们得到了具体战斗任务：进攻出发地线。

河口以东为××军，坝洒以西是××军，中间是我们××军。

××军A师在洞坪一线、B师在曼峨一线、C师在坝洒一线。三个师沿红河排开，进攻正面达××多公里。

战斗一打响，全线进攻。渡河要求尽量偷渡，偷渡不成就强攻。

我们营七、八俩连加强A师、我们九连加强B师。

B师是处在整个云南前线部队中央的主攻部队，B师的×××团又是配置在B师中间位置打穿插的尖刀部队。我们连的主要任务就是支持×××团强渡红河和穿插。

同时要求，85加农炮要靠前配置，以近距离、直接瞄准射击支持步兵渡河，并分别给各连划定了阵地选择区域。

上级进一步强调战场纪律：我们的战争是针对越南政府和军队；所有官兵要像当年志愿军爱护朝鲜人民的一草一木一样，爱护越南人民的一草一木；不准袭击和枪杀老百姓、不准缴获老百姓的民用车辆；不准调戏和强奸妇女；对待民兵缴械教育后要释放；遇到监狱，烧毁档案、释放犯人。

夜里，我们三个连干部接受了具体战斗部署。刚睡下，八连长来到我们连找我。黑暗中他打听到了我睡觉的位置钻进了我的蚊帐。

他小声地对我说：“坏了，危险得很哪，离敌人太近了。”

我说：“我们离敌人只有三四百米，冲锋枪都能打得到。”

他说：“我们只有一二百米，手枪都能打得到。”

我俩讨论了一会儿，谈到危险、谈到死、谈到谁死了谁为谁的后事做点儿什么、谈到了他的前任连长肖卫常……

我身边的这个人叫甘敬秋，四川蓬溪人，66年兵。肖卫常，河北清苑人，70年兵，其父是南下干部，在重庆一个基建工程兵师后勤部任副部长。

我刚入伍时甘是八连指挥排长，肖是我的班长。后来甘当了副连长，肖是排长，我是肖排的班长。

70年代，盛行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肖是积极分子，“老、中、青三结合”时，由排长直接提升为八连连长超过了甘。

有一次甘犯了小错，在支委会上，肖是上纲上线批得甘狗血淋头，什么“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会坠落成阶级敌人、会成为军队的败类”，听得支委们浑身发冷。

在我提升排长时，肖却计较平时很正常的磕磕绊绊百般阻挠，说了不少坏话。经过一段时间对我的考察，在我连代职的团副政委最后的结论是：“这人不像他们说得那么坏吗。八连，赵吉仁式的人物还有。”

赵吉仁就是肖的前任连长，心胸狭隘，他和指导员矛盾很深，两个人住一个屋子，都枕着手枪睡觉。谁干好了指导员安排的工作，他就会给谁小鞋穿。

在重庆支左时，赵，一个满脸麻子浓狐臭的人靠权力和手段娶了东方机械厂一个二十岁左右非常漂亮的中提琴手为妻。赵转业后，赶上了改革开放，妻子带着孩子不辞而别去了深圳。几年后，赵却不明不白的赤身裸体孤独地死在床上。

全团有中央级干部的儿子，军、师级干部的儿子更多，面临战争没几个人调走，肖卫常也在战前调走了。

有着光荣传统的八连在雷鸣闪电到来时，甘敬秋却站到了最高处。黑暗中，我和我的老领导嘀咕着，有些遗憾、有些酸楚、也为肖的离开为八连感到羞愧。此时，我们多想有他和我们光荣地战斗在一起。

支拳窥肋

第二天，连队要转移到阵地所在位置。

红河，上游是我国云南境内的元江，中游六十公里为中越边界，自老街流入越南境内，途经越南首都河内，流入北部湾。

我们战线这一段，河宽从二百多米到八十米不等，河两岸，中越两国各有一条沿河公路。上午，我们从驻地出发，途径河口县城向西，一直行驶在沿红河的公路上。

这会儿，我想人人都会密切地注视着越南一侧。我看到了河那边阳光下闪着油光的公路，那是我国援建的。

我们不时地发现越南兵在河对岸的草丛里站起来观察我们，他们离我们只有二三百米。我们的官兵把步枪、手枪、冲锋枪、机枪和火箭筒都紧紧地抓在手里，心想，如果越南兵向我们开枪，我们就会全力以赴向敌人射击。揣着随时准备和敌人干一场的心理跑了十几公里，我们住在了龙树脚一个橡胶工人的驻地。

在以红河为界的中国一侧，都是纵深几公里的橡胶山林。老工人都是当年开发这里的前辈。后来，又有来自重庆、成都、上海、北京和昆明等地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为了躲避战争，大多数人已经走了，龙树脚也只剩下几个人。

下午，B师副师长带我们勘察阵地。紧挨着边界，这里是一块河滩，借着河流急度地向南弯曲，像侧看的拇指伸向越南。

隔河，正面是越南宽二三百米、纵深六七百米的开阔地带，左面是六十米高的吉旦山。吉旦山上，草丛、灌木深密，居高临下，离我们的阵地位置只有二百多米。

我想，战争一旦打响，在我们抢占阵地的时候，如果山上有一挺机枪向我们射击，伤亡不说，我们根本就无法完成任务。

当面提出我的想法，又怕副师长认为我怕死，就私下里和连长谈。副师长听到了，就走过来问我有什么想法，我只有摊开说了。

谁知道副师长另有想法，顺水推舟，说：“这里位置也低，只能支持×××团渡过红河。步兵翻过第一线高地，你们就有劲使不上了。不然你们就多吃苦吧，修路上山。”

他指了指北面234高地，那山与这里高差一百五十米、距离一千米。副师长接着告诉我们：“那样，你们的炮火可以把步兵送得很远。”

带队来的还有营里副营长和副教导员，我们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吗！”于是，我们下决心修路、拉炮上山！

234高地，原是野草荆棘丛生，常年落叶不断。77年，林场工人放火烧了山准备以后种植橡胶树。山上土质松软，路好修、炮难行。

因为在山南坡修路朝向越南，每天天一黑，全连官兵便上山修路。因为没有任何工程机械的支持，官兵们只能用锹镐拼命地挖刨一宿，天亮前再用没有烧透的草木秸秆儿把翻出的新土盖上。因为时间紧迫，经过六夜苦干，土没挖多深、路没开多宽，一条拐了七十二个“之”字形弯、长达近两公里的上山路就修好了。

根据师首长指示，在修路期间，我带六班瞄准手刘天成进行边界侦察，以发现敌方固定目标。我俩每人带一支冲锋枪、120发子弹、一只望远镜；我另带一支手枪和一张地图。我俩每天都活动在红河边上。

看着宽阔平缓东流的红河，特别爱好游泳的我要不是怕违反纪律，真想在夜里游过去转一圈儿。可在一些神秘的地方，就是到河边洗手都特别小心，唯恐绊发了水雷。

岸边，硕果累累的木瓜和芭蕉，正是发黄好看的时候。我们俩搭人梯爬上一棵芭蕉树割下来一大串芭蕉，每人掰一个，用手指甲艰难地抠开芭蕉皮，咬上一口：“哎呀！”涩得拉不开舌头，就埋在草堆里，嘴里叨咕着：“等步兵过河的时候让他们吃吧。”

越南岸边，发了绿毛的竹签斜插在河滩上指向我方，布成了十几米宽、几百米长的蛇阵；紧挨着竹签南侧，就是一道铁丝网。我们注视着铁丝网后面和更远地方的蛛丝马迹。

离界河不远的一个高地上有两个新挖的山洞，洞口朝向我方。挖洞的黄土在山坡上铺开了一大片，特别显眼。越南远处的高山静静的矗立着，近处的高地也静得出奇，看不到有活动的人影，只有在远一些的一个高地上，有三条断续的、高低不平的堑壕。在中间一段堑壕里，有一个越南兵右胳膊搭在架好的机枪上看着我方。我在地图上标记上了这所有的一切。

一天下午，我和刘天成来到红河边一个高地的树林里侦察，炮兵第×师122榴弹炮团×营的营长和教导员也在这里。

我俩正在和两位首长闲聊的时候，我发现越南一侧一男一女两个兵背着枪向边界走来。“他们是不是来某个指挥所还是暗中执行任务？”

我们严密监视，想通过他们发现一个隐蔽目标。为了看得清楚，我俩不断地变换观察位置，却被越南兵发现了。这和我们穿的橡胶工人的蓝色衣服有关。先是后边那个男兵顺势趴到了沟里据枪向我们瞄准。然后他用手摆那个女兵。女兵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先是怔了一下才跑下沟趴下据枪瞄准了我们。

我俩顿时举枪瞄准了他们。如果不是怕随便开枪引起国际争端，我俩肯定要向越南兵射击了。几乎同时，那炮兵营长和教导员把帽檐往后脑勺一转，弓着腰跑了。对峙了一会儿，越南兵退下沟底。为了更清楚地观察他们，我们向左前方转移了一个高地继续观察，发现越南兵退去了很远才爬上沟，回去了。

河对面，明显的山洞和盘在高地上的堑壕谁都看得见，我们只有仔细地侦察不为人知的地方。

一天，我和刘天成正在伏地观察，越南紧挨河边的高地上下来一个穿黑衣服的人。他的行动诡秘而又慌张，不时地停下来仔细地观察周围的草丛和堑壕。

“是不是在和隐蔽的火力点说话？是个记者走迷了路？还是想逃回国的华侨？”一连串的问号在我脑子里转。我们正在用枪死死地瞄着那人的行踪，从我们旁边香蕉地里快步跑过来B师两个兵对我们说：“不要开枪。如果有越南人追过来，咱们就掩护他。”没来得及问为什么，我们答应了。

那个人慌忙地下了高地，顺河边向西走去，一片香蕉林挡住了我们的视线。本来已经没我们的事了，出于责任，我俩还是钻进香蕉地想看个究竟。

我告诉刘天成在我后面十米跟进，如果我和敌人交火他就向侧面迂回，如果打散了，就各自回连队。

我们警惕地摸索前进，密密的香蕉叶已经阻断了我俩之间的视线，但彼此都能感觉到对方的所在位置。接近河边，香蕉林稀疏了，离我有十二三米的河边突然站起来一个穿黑衣服的人。我以为那人已渡过河来，就用手摆他到我这边来。他怔怔地看着我，手里还拿着一支微声冲锋枪。我以为碰上了越南特工队，立即举枪瞄准他。

他马上说：“不要开枪！不要开枪！”我听出他是河南或山东兵，越南人学话口音不可能那么像，才叫上刘天成放心地走过去。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那个兵问我们。

“××军炮团的。你呢？”我反问他。

“B师侦察连的。”

我又问他：“刚才从东边走过来一个人你看见了吗？”

他指指河对岸：“在那儿呢。”我们顺着侦察兵手指的方向向河对岸望去。那人坐在河边一蓬竹子掩映下的一块大石头上，大石头一半淹在河水里。他坐立不安，不时地向左右和身后张望。

一会儿，他跳回岸上，握着匕首在河边的堑壕里搜寻了一趟，又把河滩的竹签拔开了一条信道。他伸展几下腰臂，准备要游泳渡河的样子；突然发现了我们，才安静地坐回了那块大石头上。

我又问那个侦察兵：“他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不过来？”

侦察兵告诉我们说：“前几天夜里，我们过河侦察，发现一间草房里亮着灯，里面只有父子两人。我们就把他们押了回来。他们是华侨，家里的女人都撤到后方去了。通过我们做思想工作，他们知道回去也就没命了，答应帮我们完成侦察任务。他是昨天夜里潜藏过去的，可能没完成任务，所以不敢回来。夜里他还得进去侦察，白天只能到河边来躲躲。在这里我们可以掩护他。”侦察兵说完，我想起了前天的那件事。

北方老婆不仅有狐臭，还把大蒜当饭吃，我俩这孩子该怎么生？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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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小李的老婆是北方河南人，她一米六八的个子，150斤的体重是典型的“男汉子身材”，而小李与他老婆结婚已经有两年多了，一直没有生孩子从去年开始，她老妈就开始天天催婚他俩，毕竟俩两人都快奔三了，也都老大不小了也是该要孩子的时候了，可小李啊却是苦不堪言！内心一片焦虑，今早我们聊天的时候，他才说出了自个与老婆生不出孩子的实情。

不是我不想生，而是我真的是无法去“靠近她，只要是近距离与她接触我心里就会产生恐惧不安”你老婆是个母老虎吗？当时是我脱口而出说出这句话，不她不是母老虎，“而是一个比母老虎都还让我感觉到可怕的女人”！

我和老婆是在北京打工的时候认识的。刚认识的时候，她并没有那么胖那么壮高挑的身材，脾气和性格虽然暴躁了一点但当时我觉得北方女人嘛！都是大大咧咧的性格，不像我们四川的女孩子那么小鸟依人，就在我们认识的第一个冬天，我主动开始追求她，慢慢两人的接触当中，我才知道她是一个孤儿父母都很早就离世了，她是跟着大伯家长大的。前两年他大伯也因病去世了，所以跟我谈朋友的时候，她没有提及彩礼房子车子，只是向我提出一个要求“希望我不要去介意她有狐臭的这件事”，当时是因为北京的冬天很冷大家都穿着很厚的衣服，虽然隔着能闻到有一股味道，但也不是特别的刺鼻，加之我当时也老大不小了，我老妈又天天催婚，现在好不容易遇上一个不要彩礼，又不要求房和车的女人所以我只短暂的考虑了一下，便带她回家过年了而结婚后我的噩梦便开始了。

回老家后，过了年天气就开始转暖了。老婆身上的那股味儿，加之衣服穿的又少温度又增高，就怎么也挡不住了啊！只要稍微离她近一点，就可以闻到那股怪味这还不算最坏的，我还发现老婆有一特别的爱好，喜欢吃大蒜是当顿吃的那种。由于我们四川是以米饭为主，她来到我们家后就吃不惯每顿吃饭就要剥上好几颗大蒜，一颗接着一颗往嘴里扔，就这样久而久之她身上口里面那股大蒜味越来越重，加之她的狐臭混成了一股无以言说的“怪味”。现在我每每看到她“我心里面就有一种嫌弃的感觉，特别恐惧，与她亲近”，即使在我身体荷尔蒙素爆高的时候我也下不了口，我真的现在内心特别的恐惧，而我老妈还天天催我生儿子传承香火。

为什么你不把心里面直接的想法告诉她了？你把你心里面介意的恐惧的事，可以和你的老婆好好沟通一下，狐臭，又不是不可以治的可以带她去大医院看一下，做手术啊，这你都做过吗？

问过她了，要不去做一个去除手术？可她却告诉我，她以前去做过一次，没多久，还是照样复发了做了也没有用[捂脸]，我也想给她讲，让她少吃一点大蒜的，可看她吃米饭那没劲的滋味，我又把话给憋回去了。在面前我提都不敢提狐臭这俩个字，怕刺激到他的自尊心。

“说心里话，我现在特别的想和她离婚。可又开不了这个口，毕竟她现在是个无父无母，没有亲人的孤儿”，可她现在这个狐臭又没有法办法根治，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这孩子该咋生嘛？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