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家姐姐芳芳从小就是美人胚子,村里和她差不多大的男孩都喜欢她。芳芳姐不仅长得漂亮人也能干,十几岁的时候就会纳鞋底,给家人做布鞋,还跟着上海知青学会了织毛衣。
还偷偷的给她的青梅竹马林建新织了一条藏青色的围巾,林建新一直舍不得戴,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拿出来围着。
村里那么多男孩都喜欢芳芳姐,芳芳姐唯独喜欢林建新,他们一起去上学,一起去地里割草,正好他们家地也是隔壁邻居。
有时候两家大人在地里遇到一起干活,两个小的也在,大人们看着孩子们玩在一起也会开着玩笑,说以后等他们长大了就让他们成为一家人吧。
说的人是开玩笑,听的人有心了,就这样两颗年轻的心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后来林建新考上了中专,做了老师,芳芳初中毕业后就没在继续读书,也因为家里条件不好,于是她就去城里打工了。林建新和芳芳一直保持通信中。
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林建新对他父母提出来他要娶芳芳。
这时候林家父母阻挠,说以前那是开玩笑的,说芳芳家有狐臭,狐臭会遗传的,以后生的孩子也会有狐臭啊!
林妈妈一直强调芳芳家有狐臭,可是林建新就是不接受,他说有狐臭又不是她要的,又不妨碍我们的生活。
林妈妈说,和狐臭的人生活在一起,天天闻着狐臭味会受不了的。
林建新说他怎么闻不到芳芳身上有臭味呢?林妈妈说,那是以前她还没发育,你闻不到,现在你再去闻闻看呢?闻着头都晕呢!
林妈妈死活不答应儿子的请求,她还编排芳芳的坏话,长得那么漂亮,村里的男孩都喜欢她,我看你以后也不一定会看得住她。
林建新说,狐臭不代表人性,有狐臭难道就是狐狸精吗?难道就会特别移情别恋吗?
林建新和家里人沟通,一个个都反对,后来他父亲就用断绝父子关系来威胁他,林建新也不答应。
后来林妈妈就去找了芳芳姐,说她儿子已经找了一个城里姑娘了,请她高抬贵手放过她儿子。
芳芳姐以为是真的,气到吐血,一个健康的人被气到吐血,可想而知那该有多伤心啊!
芳芳姐在城里工作的时候,也有好多男孩追的,她在气到生病之后,有个男孩悉心照料她之后,就答应了那个男孩的追求。
林妈妈又去告诉他儿子林建新,说芳芳早就找了男朋友了。林建新不相信,他去找芳芳,当他看见芳芳姐的身边真的有个男的在照顾她,也就相信了。
跌跌撞撞的回去,几年之后才结婚生子,他和芳芳姐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
他们的误会后来还是从身边的发小那点点滴滴的才知道的。可是知道又如何呢?还不是回不到过去,他们就这样错过了彼此,遗憾终身。
有狐臭是罪过么?难道就因为有狐臭就要剥夺他们的婚姻么?
我来自青丘
忆当年:“天底下最好的职业是列车员”
原创:陈新民
那一刻,我暗生愿心,将来要干个坐着列车上下班的事干。没想到四十年后,愿心竟然在北京实现了。
原标题:《有车辚辚》
那些年,我住通州,单位在羊肉胡同。上下班必须换乘三趟地铁,包括最拥挤的八通线和一号线。往返正是行车高峰期,挤在车厢的两个半小时最难打发,身体不由自己,意识无边流动……
一:每晚会散后,总有几个精神好的家伙在饲养室大炕上赖一阵,传播流言,说神道鬼,讲演下流故事,等等。
挤进地铁,素不相识却不得不耳鬓厮磨的人们,零距离地吞吐彼此的呼吸。扑面而来是酒嗝、烟气、狐臭、汗酸?是火锅蒜泥味、韭菜馅饼味?还是美容霜味?古龙香水味?密集的人群中,种种异味混杂成一股呛人的“地铁味”,熏染你、折磨你,你还得别无选择地把它带回家,日复一日。
每年正月十五前后,各地农民工告别老婆娃娃热炕头返回北京,给车厢带进丝丝缕缕炕烟味。久违的炕烟味,撩拨着我的插队回忆……
一年最冷的那些日子,我为了取暖经常睡在饲养室炕上蹭暖。那盘通间大炕也是冬季社员会会场,会每每开到半夜,批这批那、学这学那,全是和种庄稼过日子不搭界的事儿。社员们抱怨不见底的会都把人开麻(木)了。看到工作组煞费苦心地组织“学哲学、用哲学”,口口声声说社员是社会主义生产力。我心想,与其说我们是生产力,不如说都是捆绑在农活上的生产资料。早晨不知道下午做什么,今天不知道明天干什么,生产生活大事小事都不能自主,一个个活得真够憋屈。
想转移地方换个活法?门都没有!大队、公社不开证明,自行出去即成“盲流”。“盲流”被收容遣送回来,距离“坏分子”只是半步之差,是“推进去”按敌我矛盾对待实行管制,还是“拉过来”以人民内部矛盾进行教育,取决于社队干部一念之差、一时心情。所以,“盲流”,也不是谁想当就能当成的,代价大得很。
队里的资深“盲流”是老吴,“三年困难时期”,他扒火车走河南,下四川,去新疆,混了个肚儿圆,练就了一身胆。他看眼色、讨好乘务员、忽悠乘警功夫了得。荒年过去,老吴金盆洗手,退出“盲流”江湖。我们知青乘火车是不怎么买票的。论起蹭车逃票,老吴真正是前辈。他感慨道:“天底下最好的职业是列车员,哥这辈子没戏了,巴望你们几个尕兄弟里能出息一个。”
新生代“盲流”是杨哥,因为他弟弟当大队革委会副主任,他被新疆收容遣送回来啥事没有,照样乐乐呵呵和弟兄们瞎聊乱扯。那晚会散了,哥几个盘在炕上听杨哥说道火车:“黑黑的头车,拉一长溜带轱辘的绿房子挖奔子(极快地)跑,一天能蹿过十几马站(一马站百余里)。每个绿房子长长的像巷道子,里头连坐带站满共(都)是人。车真能装,把咱大队七个生产队的社员全都叫上去,还填不满呢!”杨哥说的是实话。可偏偏有人不信,还挤兑他:“防住!防住!舌头上风太大,倒过来把自家煽个马爬(跌倒)。”
每晚会散后,总有几个精神好的家伙在饲养室大炕上赖一阵,传播流言,说神道鬼,讲演下流故事,等等。我一次次地接受着另类“再教育”。年代久远,土炕夜话早已忘记,那呛人的炕烟味却一直萦绕着乡间生活回忆。
二:饥荒年月,一张比火车票大不了多少的粮票,成了决定人生死的“命票”。
在北京搭乘地铁,最突出的体验是一个字——挤。北京胖人多,挤进胖人堆里,别无选择地感受首都的丰腴和富庶。据《生命时报》报道,中国胖人越来越多,因胖致病者也越来越多,这都与吃肉过多有关。报道说,现在中国人人均肉食已为世界平均值的三倍,这在54年前不可思议……
树挪死,人挪活,“盲流”也是一种活法。
饥荒年月,一张比火车票大不了多少的粮票,成了决定人生死的“命票”。即使再有钱,手中无粮票,出门是吃不上饭的。不要粮票、拿钱就能买到的饭食,只在列车餐车有。司乘人员没有饿死的,列车餐厅还救了不少蹭车混饭“盲流”的性命,火车成了一些人心目中的吉祥物。
1971年,我在祁连山“七0三”战备工程当民工,修一条连通甘肃青海两个省的公路。公路冰沟段的几十公里和镜铁山矿山铁路并行。两“路”施工人员都带柳条头盔,都抡镐扬锹干土石方活……表面看起来差不多,其实两者之间差别很大。新参加工作的铁路养路每月能拿到三十几元(包括高寒补贴),比我们在生产队劳苦一年分得多。他们有工作服、皮大衣、大皮帽、翻毛皮鞋,隔天能吃顿肉菜,上下班坐通勤列车。坐着火车上下班,对我们农民工来说,是多大的诱惑?
有天,距我们工地不远的铁路施工点,通勤车给养路工捎来饭菜,大保温桶溢出诱人的肉香(我们差不多两个多月不知肉味了)。突然,我眼睛一亮,从坐地吃饭的人堆里,看到邻村的兰州知青张红。前几日听山下来的同学说张红招工进了铁路,没想到这哥们居然在镜铁山工区。我三步并成两步跑过去,急吼吼地喊一嗓子:“呔,尕红!”。他拧过脖子漠然地盯了我好一会儿,才慢慢吐出两个字:“你——是?”然后埋头饭盒。饭盒里,猪肉丁烧蚕豆瓣油光闪闪,浓郁的卤香味,随热气冉冉升起……
我垂头丧气回到民工堆,受到弟兄们你一言他一语取笑:“看把你喊得亲球子的,热脸蹭到冷勾子不是?” “人家跨出农门就野鸡变凤凰啦!凭啥再搭理你呀?”“别以为都在干苦力,可你咋不想想,工人裤腿里流的香胰子(皂)汗,咱乡娃子领豁里冒的炕烟气……”
那一刻,我暗生愿心,将来要干个坐着列车上下班的事干。没想到四十年后,愿心竟然在北京实现了。
地铁也是列车啊。
时代进步了,男女开放了。地铁里,每个早晚都有男女来上演爱情活报剧:分分秒秒舍不得离开的拥抱,旁若无人地缠绵亲吻……鲜花奇葩恣情怒放,不用担心风吹雨打。
我二十岁那年,被分配到金塔县一所农村中学任教。到校第一学期,遇到一件事。高一(一)班一个男生给同班女生送了一盏带玻璃罩的白铁煤油灯。他为什么拿这么贵重(集体化时期,农村极穷,这种油灯已是贵重物品)的东西送人?班里同学有了议论,反映到班主任老师,班主任没理睬。话再传到校长那里,已经不大好听了。校长安排一个姓邹的中年老师介入调查,校长说,邹老师是外调高手,清队(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走南闯北调查取证,拿回不少有用的材料。
邹老师果然有办法,不到一个星期就把汇报拿到教师会上:“查该男生受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腐蚀,以自家新购玻璃罩铁皮煤油灯赠女生,获对方好感遂违反学校纪律秘密谈情说爱。”
校农宣队长兼支部书记(农民)问邹老师:“老邹你甭绕弯子,实打实地说,两个人整出些啥动静。”。
“可以肯定,他们没有发生性关系。”
“没睡吗?再的荤事干了没?煤油灯总不能白送?”
“据男生交代,女生承认,亲吻过两次,一次是……”
“啥亲吻?太秀气啦。是吃老虎吧?”(当地农村把吻嘴叫‘吃老虎’)。
“不是吃老虎,只咂帮子(吻脸)”
支部决定在教职工会议上宣布了——鉴于俩人行为没有在校内扩散,还没有形成不良影响,决定从轻处理,给劝其退学处分。
散会后,几个老师到校长房子喝酒。借着酒劲,我问校长:“男生再有一年就高中毕业(那时实行学四年学制),现在打发回去太可惜,影响人一辈子呢。”
校长笑盈盈地指教我:“陈老师呀,你是没结婚的童男子,就不懂啦!干柴烈火,一撘里放不得!年轻人这号儿毛病惯不得。”
事过一年后,新一波“严打”运动开始,城郊乡一个省城知青因奸污同点女知青被处罚。事后城郊乡的传言和布告上写的案情不大一致,民间有过些议论。宣判布告贴到学校墙上,校长说:“去年劝退那两个学生,有人抱怨我和书记太“左”了,那是为他俩好啊!不把他们分开出大事呢。你看看,你看看……”
四:前面有座椅我也不去,总爱往这里凑。尽管异味冲鼻、浓烟呛眼、粗话刺耳,但这里蒸发的人情地气,使我想起当“临时农民”的那些日月......
春节期间,打工农民纷纷返乡,城市因少了他们的身影显得空疏,地铁也有一段时期松动。农民能自由地进出城市,甚至进出国门,发挥才智创造财富,是时代进步的标识。回想起来,我真切地感受这种动向,始于1983年,在甘肃刘家峡铁路支线的那一列小火车上……
1983年,我在黄河上的第一座水电站——盐锅峡电厂工作。厂区里大坝巍然耸立,车间工房鳞次栉比,高楼小院错落有致,现代大工业气派十足。出了厂门,杂乱热闹的自由市场占据了厂门连通火车站站台唯一的街道。自产自销的农民是市场主体,商贩队伍正从他们中成长。我每天都要在这闹哄哄的集市转转,看看人们脸红脖子粗地讨价还价,听听赚了钱的农人商贩漫一气“花儿”、吼几声秦腔。
我在酒泉、金塔两地农村工作生活过八年,那些年到处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民偷偷出售一点自产的鸡蛋果菜,行踪比地下工作者还严密。粮油是统购统销物资,更不敢交易,投机倒把罪名拉起一条高压线,打翻了无数试图走市场的大胆子。那些年河西农村根本没有集市,我无缘见识像盐锅峡这般热闹的场景。
镇上火车站小的不能再小。从刘家峡发往兰州西站小火车在这只停靠两分钟。小火车总共四节车厢,最后一节不安装座椅,像个微型货场,地板堆满捆着蹄爪生猪、活羊,还有鸡鸭鹅鱼,菜担粮袋什么的。
货主看起来多是农民,他们蹲在两节车厢连接处,挥舞烟卷随口吐痰、大声野气地说行情、骂干部。像是呼应,猪也哼哼、羊也咩咩,鸡鸭扑腾翅膀、鱼在塑料桶里跳荡。
前面有座椅我也不去,总爱往这里凑。尽管异味冲鼻、浓烟呛眼、粗话刺耳,但这里蒸发的人情地气,使我想起当“临时农民”的那些日月,给我补上农村体验的缺课。
土地分到家,名为联产承包生产经营制。于此,公社严管的劳动力变成土地的主人。捆绑农民的锁链正在瓦解,他们正在挺起身子,人、财、物开始流动,社会生活不再像冻土般僵硬。行进的小列车,如徐徐展开的世俗画卷……
五:“境由心造,后退一步天地宽”。不久,陡先生又把这句话给我写了一遍,托人带来。
高峰时段看地铁站台滚梯,上行人群似涨潮奔涌,下行如洪流决堤。每个人只是渺小的涟漪,即使挤没了,保准波不兴浪不显。冲进车厢,插入紧密无间的身躯之中(最挤时每平方米塞着八个人),即进入无尊严存在状态。此刻,我深感无助,于是想起古人言“境由心造,后退一步天地宽”。
1982年七月,我正在兰州市最大的友谊饭店绘制巨幅油画《麦积山》。东阳同学来饭店说,学校里毕业分配竞争已到白热化程度,你猫在这里不闻不问,太淡定了吧!
我对分配有想当然的自信。四年前,我以专业第一名、文化课最高分的成绩考进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最近系里公布了毕业成绩,我的所有考试成绩全是优秀,名列本届毕业生第一;我还是受过省上表彰的优秀学生干部。因此,系里老师和同学们都看好我,说即使分(配)不到最好,也一定能分(配)得很好。所以,我才不慌不忙地在友谊饭店画画。
第一方案公布,我的分配去向是兰州大学美育教研室,毕业生大会上,系办公室主任高调宣布,这是经兰大前任校长辛安亭推荐,兰州大学人事处来人协商,校分配办慎重研究决定的。辛先生是大教育家、也是多产作家。他看到我发表的一些文章后,叫来兰大历史系应届毕业的孙女,要我帮她看看修改毕业论文,论文选题是关于范仲淹治理平凉的。辛校长认为我适合从事美育研究,此前,兰大哲学系高尔泰教授也分别向校方和辛校长推荐过我。
结果,我被分配到酒泉行署。学校答复我,省人事厅规定,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毕业生必须回原地(其实没回的人有的是)。六年后,我被选调的省委组织部工作,有位曾在人事厅负责分配大学生的同事说,你当时要找找人,或许就留到兰大了。
离校前,我去告别油画家、副系主任陡剑岷老师。他劝导我:“境由心造,后退一步天地宽”。不久,陡先生又把这句话给我写了一遍,托人带来。几十年来,每逢遇到大大小小的不顺境,我就想起这话。
六:现在回想,那次我错过的也许是最适合自己的一趟车。
北京现在已开通了地铁线路条,地铁越修越深,老线新线上下穿插,换乘时要兜几个大圈,不留神就会搞错方向,挤上反向运行的车。漏乘错乘是常事,好在车次多,说来就来,改乘很方便。但是,生活道路上什么时候上那趟“车”,什么时候下那趟“车”,多数由不得自己,更重要的是,一旦错过“车”就来不及回头……
我到酒泉后,省政府请油画家高尔泰先生画一批甘肃风景。高先生向省府刘秘书长提出要我当助手。当时我在酒泉地区文教局人事科工作,刘秘书长答应和酒泉地委新任麻书记衔接。
刘秘书长是个传奇人物。文革初起各地许多领导挨斗挨打受侮辱受残害。刘秘书长没理这个茬,他从牛棚逃出高蹈远引,隐伏在山西大山深处的水利工程工地,当起“不识字”的炊事员……直到形势稳定才出山。他对政治游戏的蔑视,包含着人生历练大境界,我因此更敬重他。
我等待兰州消息,留意起地委麻书记。麻书记是陕甘宁老区成长起来的“红小鬼”,五十年代当过县委书记(说来也巧,我后来任书记的漳县,曾是他工作过的地方)。一天,书记差人叫我,我满心喜欢急急赶去,两人在地委大楼楼梯上相遇。他站在高处,我仰首看去,书记头发梳整,神情严肃,眼睛反射着阳光,深咖啡色毛料中山服笔挺无折。我刚通报了姓名,他即砸下一通训斥:“省政府借人就借人,凭什么说我们酒泉地区不重视人才!你说,是不是让你烧茶炉了?”
“没有!”我不清楚这话从何说起。
“是不是让你守电话了?”
“就是。”这是真事。
书记再不言语,转身背起手上楼。
他到底没表态,究竟同意还是不同意放我走?我请教时任专员秘书的同学周立堂。他说:“人家为什么在楼梯接见你?一是这事太小了,在地委的第一办公室处理不值当,二是要满楼道人听清楚,新来的书记可以不卖省政府的帐。放不放你?这还用问!书记发火就是不表态的表态。”
“可我从来没说过烧茶炉呀?”
“说没说并不重要,涉及人事问题,添油加醋、移花接木的事多去了!你能找书记寻根问底?”立堂拍拍我肩膀。
看我为画画的事苦恼,父亲郑重问我:“有一条路,就看你愿不愿走?”“辞职吧,放弃铁饭碗。我资助你出去名山大川写生游学,并养活你一家,(当时我妻子还在上大学)暂定五年。你潜心画画,五年必定有所成,届时养家带口不在话下。再画五年、十年,另是一番人生境界,你现在恐怕想象不来……”父亲口气坚定,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
我愕然,从生产队到学校、到公社、到县里、到地区,能捧上今天的饭碗容易吗?要我抛开它,一是没勇气,二是对未知前景没信心。
现在回想,那次我错过的也许是最适合自己的一趟车。
七:这个“上车”插曲,使我想起自己曾经记述过的另一类“上车”。
4号线开通几年来,广播里一直喊叫:“请把座位让给有需要的乘客。”这话有毛病,谁没有需要啊。总想建议他们改为“让给更需要的乘客”。给老幼孕妇病人让座,地铁里随时可见,大多数乘客还是讲风格的。
有天清晨,在四惠东站,等车的人排列两队秩序井然。突然,一个银发纷乱、脸色赭黄的老太,鲶鱼一般扭动着身躯,从队末挤到最前。排得好好的队形全被她老人家给挤乱了,车门一开全然无序,人人奋力冲刺,把剽悍老太裹挟进车厢。待老太回过神来,座位已被占完。她望望这个,望望那个,无人回应。
试想老太如果不挤,即使最后上车,没准会也有人会给她让座。这一加塞,她就把自己加小了,座没得坐反遭鄙夷。
这个“上车”插曲,使我想起自己曾经记述过的另一类“上车”。
1995年,陇中遭遇六十年不遇的大旱,省委派我到漳县任第十八县委书记。到职前,时任省委副书记的孙英和组织部长陆浩两次找我谈话,强调去贫困县当家,第一位的工作是扶贫攻坚,最重要的是组织生产自救,最紧迫的是制止灾民外流,同时表示省委将尽可能支持我的工作。
到县上不久,我全票当选为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工作还没有展开就获全票,只能说明父老乡亲对我的期望,实在令我诚惶诚恐。压力还在于,县长缺位,政协没有配主席。四大班子就我一个正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两年,到1997年换届才把政府、政协班子配齐。
经过全县的努力,真空盐厂和水泥厂两个利税大户两年翻身,税收分别增长了7倍、120倍。县财政收入两年翻了一番;全县社会治安混乱局面彻底扭转,一跃而成为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县;随着最后6000户山民搬进瓦房,全县人永远告别了茅草屋;以拍卖四荒地、退耕还林为主要措施,全面开展生态治理。比全国范围的退耕还林先行了两年。
这些枯燥的数字和陈式化表述内涵,是全县几十万人的心血与汗水、智慧与奉献。事业有发展,干事的人心气自然高。到县上换届时,够提拔条件的干部可成团队,而能够安排的职位只有不多几个,这是县委最大的难事。除了跑上跑下做工作,尽力向上、向外推荐。我还得想法打开一些干部的心结,和大家聊天时我说,干部晋级好比搭公共汽车,围在车门挤成一团就都难上了,如果再互相扒拉(实际上当时各县已出现瞎编乱告状的苗头),最后结果可能是谁也上不去。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上车机会就让给了其它站的人。我还说只要排好队有序递进,也许优秀者未必此一时都能上去,但最终从本站上车的人肯定会更多。事实果然如此,无论横向还是纵向比较,那五年漳县“上车”的干部比其它县多许多,先后有二十余名走上了县级领导岗位。
换届后,我到素有“世外桃源”之称河底村下乡,有个乡干部指着龙川河,比说县里的工作:“看咱县的形势就像一河水开(指解冻)了,正好行磨。”这话值得咀嚼,对我是鼓励也有启示。只要水行,磨就能转。
每次换届后,有成功者必定有失意人,那些卯足指望上位的人,落选后情绪难免低落,有个很有文采的乡党委书记发牢骚:“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作为领导,作为朋友,我很同情这些人,又担心有谁个因此一蹶不振。
我以漳县贵清山瀑布为例,和他们聊进退。我说瀑布也叫跌水,看起来跌落了、或者说失足了,但它并没有因此停滞,照样奔腾不息勇往直前。失落后再崛起更能显示意志坚强和进取精神,不断前进才是最可贵的!
我还写过四句诗,留给发牢骚的那位:
何尝失足千古恨,
莫道低回难起身。
水无常势有大美,
万千气象再进程。
没过两年年,他担任了县人大副主任,后来成为有影响的本土作家。
离开漳县二十几年,一块谈论过瀑布的同事,陆续都“上车”了,其中七、八位,还从主政一县的位置上,又有新发展……
作者:陈新民
来源:30号院
啤 酒
作者:孙名齐
听知青老朋友说,赵芝和早已经走了,这不由得让人回想起许多往事,颇为感慨。
其实,在三十八连,乃至全营,说到赵芝和几乎无人可知,但是提起"啤酒"却无人不晓,赵芝和的绰号叫啤酒。
赵芝和五短身材,是典型的东北"车轴汉子"。他身体好,可能因为大汗腺发达吧,腋下时有刺鼻的味道散发出来,狐臭。圆圆的脸上眼睛小而有神,透出略带笑意的狡黠的光,再搭配上那两撇他非常爱惜的尖尖的老鼠胡子,象契克夫还是象列宁?总之非常喜剧化。
除了炎热的夏天,他一般总穿双皮靴子。当然下地干活的时候不能穿,因为北大荒的雨季非常泥泞,一脚踩下去,连鞋都拔不出来,还敢穿靴子吗?收了工,他马上会换上那崭亮的皮靴子四处转,很有些得意。他的皮靴质量很好,还有型,是他在龙江制鞋厂工作的父亲做的。啤酒也帮别人定做皮靴子,价钱非常优惠,差不多只收成本价。那时候家家都有在乡下遭难的孩子,一般不会去赚孩子们的钱。
兵团的连队,连个屯子都不如。知青住的区域从东头走到西头无非是几栋烂泥房。东边是农工排的几间宿舍、大食堂、连部、卫生所,而后是女排(农工女排)宿舍和机务排。知青们平时的活动区间不过如此,饭后,闲得无聊的男知青们就在这几间土房里串来串去,有时有意无意地往女排宿舍那里拐拐,但是一般从来不进。不过如果谁若穿了件新衣服或新鞋,肯定得从女宿舍前面过过,说不定能碰到个出来泼水的女知青能瞅两眼,不然在这大野地里,你穿给谁看哪?当然如果哪个女知青能搭句话就更好了,比如:"啤酒,你这靴子可真亮啊"那他还不得乐抽了?
啤酒在兵团没有对象。有人说,他喜欢一个梳羊角辫的丫头,从个头上看,他们倒很匹配,城里家住得又近,但是从未见他们有啥实质性的表现。也不像是秘密往来深藏不露,可能是单相思,也可能是知青们闲的无聊乱点的鸳鸯。象大圣那家伙经常编排的啤酒和杨迷糊的故事一样,纯属随口瞎咧咧。
杨迷糊虽然也是个大圆脸盘子小眯缝眼,但绝对不是啤酒的对象,说实在的,人家还未见得看上啤酒呢。搞对象这个事与别人无关,围墙里的事别人完全不懂,局外人看好看不好都不行。你认为杨迷糊象个青蛙似的,说不定有人看他貌若天仙呢!情人眼里才会儿出西施。曾经有一个小子看上了杨迷,认为长得不好身体好,过日子准会是个好手,但杨迷糊完全不理睬他。大圣那时候有一首打油诗:
臭小子爱杨迷,
老杨却扭头不理,
嗤之以鼻,
象一只骄傲的母鸡。
臭小子说,
过来吧,杨迷,
我给你面包,给你牛奶,
给你下蛋鸡,
我会很好的爱你。
老杨说,收起你的面包,
收起你的牛奶,
滚你的下蛋鸡。
我爱的人肯定不会是你,
我要给你一包DDT!
乡友们聚会时考证,啤酒这个外号是金敖给起的。一次在宿舍里吹牛,赵芝和说他能连喝十八棒啤酒,赵芝和的身材虽然象个啤酒桶,但这个数量显然不靠谱。可吹牛也无法验证,因为兵团没有啤酒,只有小烧儿。
金敖给他起的这个外号,一开始叫啤酒十八棒,后来简化了,就叫啤酒。这个外号掷地当当响,从此再没有人喊赵芝和,张口闭口都叫啤酒。金傲是连里神仙级的人物,整天背个木匠箱在连里转悠,专门给人起外号,而且都很响亮,比如科长(德权)等,都取代了人名。若论起外号,金傲PK大圣,两人不相上下。
连里的文书郝利也爱吹牛,他是真吹。穿胶皮靴子的臭脚郝利吹嘘自己有武把抄,能空翻,会摔跤。
啤酒说,那你给我们表演个空翻呗?
郝利摆摆手说,不行,我是跟师傅是在武馆学的,得在木头地板上翻。
啤酒说,怎么着,还得给你铺个地板?
郝利说,我不是那个意思,起码也得在沙子地上吧。
啤酒说,这好办,咱们去河边,那沙滩软得很,保证你摔不坏。
郝利还是摆手,不行,师傅说了,功夫不能轻易外露!
啤酒捋了捋他那两撇鼠须,嘿嘿一笑,那好吧,我没跟师傅学过,但是我可以给你比试一个。啤酒说着就在原地,略一发力,两条短粗的小腿在空中划了一条漂亮的弧线,然后稳稳的站住,落地生根。围观的发出一片掌声。
这时有人喊,郝利,你不是说摔跤得过什么军吗,啤酒也会,你们俩比试比试呗!
啤酒说,好!说着脱下外衣,露出两块发达的胸肌。论摔跤,一般人不是啤酒的对手,不仅是肌肉发达,而且是油身子,一抓一把油,抓不住的!
郝利连连摆手,不行,不行,指导员还找我写材料呢,不能跟你们抬杠了!一溜烟撒腿跑了。
不知道郝利跟哪个师傅学的,在社会上吹吹呼呼一辈子。几十年后,一次乡友聚会,好客的聚龙把他也找来了。
郝利一边不住嘴的吃,一边吹五吹六,他反复的用筷子翻动那条喜欢吃的红烧鱼,眼也不睁头也不抬,嘴里不断吐着鱼刺,毫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喷的满桌子唾沫星子:"我的工作啊,就是陪各级领导吃饭,参加外事活动。嗨,一天到晚,山珍海味不断,真是吃的累死了累死了!"郝利是有骆驼不吹牛,啥大吹啥。
大圣问,你现在都六十多了,还陪哪个领导吃饭呀?
郝利说,啊,现在是给中央当顾问!这不,上个月焦点访谈还准备找我去给策划呢,说着又把那条鱼翻了一个个儿。
过后大圣跟聚龙说,那家伙连吃饭的基本礼仪都不懂,就凭这个吃相还陪大领导吃饭?还不得让领导一脚给撵下饭桌!还他妈山珍海味不断呢,一条鲤子就让他翻了个臭够!聚龙也早看在眼里,但比较谦和:"嗨,他就是那样,还记得和啤酒那回教训他的事吧,郝利一辈子改不了吹牛吹马的臭毛病。"
和郝利不同,啤酒的吹牛,多半是拿自己开涮逗大家开心。在那个艰难的岁月,黄连树下弹琴,苦中作乐,能博大家一笑,善莫大焉。
啤酒有时候还真不是吹牛,是有真本事。比如木匠活儿就不一定输给金傲。啤酒的一双小眼睛卡巴卡巴的,总琢磨事。他琢磨上了这柞木,他想到了拿柞木做刨床子(木匠工具)。
下乡那地方,满山遍野都是柞树。柞木也叫橡木是木质坚硬的好木材,但那时候都成了生产兵团的烧柴,兵团所到之处方圆几十里内无论大树还是小树棵子,全被砍尽烧光。单从这种破坏说兵团就是一个孽障,一点不为过。事实证明,兵团的存在对国家是有百弊而无一利。
从选材料开始,最终做成刨床子,并不简单,是极其复杂的过程,要经过很多工序的。比如先得放河里浸泡出浆,再自然风干,才能防止开裂。锯成坯料后,制作的尺寸和角度都非常有说道,不然做好之后也不好使。啤酒耐心又肯琢磨,为自己做事从来不含糊的啤酒,最终终于给自己做成了很好用的一套木工刨床子,连木匠金傲都挺佩服。
下乡的时候,大多数人无所事事,空闲时昏天黑地的打扑克,消磨时光。啤酒则不然,他才不干那些无聊的事呢,有时间总要琢磨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有益处的事。后来他竟然又做出了一架洋琴!
当一个做工精致,漆面如镜的洋琴摆在那里时,任何人都不得不赞叹啤酒的专劲巧劲和韧劲,会弹洋琴的鹤青看了赞叹不已,喜欢的不得了。要知道,那时候哪个知青要买一架洋琴,都是奢想甚至梦想。啤酒硬是用自己的双手,完成了这一梦想。不过这琴弹起来声音小,音色也不敢恭维。毕竟造琴是一门学问,无论选材,琴板薄厚,开孔大小还是共鸣箱的尺寸位置角度都极精确,不适于土法制作的。
就啤酒的心劲,如果他从事任何一门制作行业,相信他都会成为佼佼者,虽然他五短身材,虽然他眼睛很小,虽然他其貌不扬,虽然他象个酒桶,虽然……
从外表看,啤酒无论哪方面都没有艺术DNA,和音乐不搭边,然而他确实是此中高手,当年在全团都堪称是音乐名人。洋琴和笛子啤酒都会演奏,但最擅长的是二胡。晚上连队经常停电,停了电,他就会拿起心爱的二胡,拉上几曲。烛光很暗,但琴声非常悠扬,夜晚空旷的野地上可以传得很远,甚至可以传到百米之外的女生宿舍,常常会引起一片惊呼,啊,啤酒又拉二胡了,真好听!遗憾的是,直到最后,啤酒在女知青中也没能觅得到一位投缘的女知音。
大圣说,这是因为美妙的琴声所造成的声音形象与啤酒的实际形象大相径庭的缘故,有些象听广播,听那声音又甜又美,但要是见了面,为什么却常常吓一跳?大嫂原来是个娘们,原来用柔声细语广播的美眉是个大妈!就是这个道理。
朝鲜族男知青张鹤七,是啤酒的忠实粉丝。晚饭后必恭候在一边等着听啤酒演奏。
啤酒拉的"赛马",把比赛的节奏氛围以及马的嘶鸣都演绎得活灵活现。必须承认,啤酒极有音乐天赋,他不象现在那些演奏者那样摇头晃脑用那些夸张的形体动作来烘托气氛弥补自己演技的不足。啤酒细腻的演奏手法,本身就足以抓住听众的耳朵和情感,引人入胜。
象木工活儿一样,啤酒拉二胡也是自悟,没有师傅。单从这点,谁敢说啤酒不聪明?他没有乐谱,(有乐谱也没用,因为啤酒文化低,根本看不懂那些象"豆芽上楼梯"的五线谱),他拉琴全靠脑子记,却从不跑调。
啤酒会拉许多曲子,比较擅长的是"二泉映月"和"病中吟"等瞎子阿炳系列。琴弦在啤酒粗短的手指下发出的声音,婉转悠扬,如泣如诉,常常让忠实男粉丝张鹤七不知道联想到了什么伤心事,感动万分,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涕泪长流,哭得不能自己。
后来啤酒参加了文艺宣传队,无论到哪个连队演出,啤酒的二胡都是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开始报幕的一说,下一个节目,二胡独奏,演奏者赵芝和。观众都疑问,这赵芝和是谁呀?当大幕拉开之后,台下面一片嘘声,啊,原来是啤酒呀!
啤酒很善于生活,一次突发奇想,要养鸡下蛋。于是他寻了个踩过蛋的蛋,整天拿在手里或者揣在怀里,还真让他鼓捣出来一只小鸡!
夏天的时候,他把捕来的小鱼收拾好串起来,晒成鱼干。入冬之后时而取下几条,在炉盖子上烤熟,蘸着盐末喝点小酒。啤酒喜欢喝点小酒,不知道那十八瓶啤酒是和谁喝的,没人看过,倒是经常看见他这样的自斟自饮喝小烧。
在兵团那个社会主义大家庭里,啤酒的性格似乎有些孤僻,他不占别人便宜也不喜欢和别人共产分享。工作也是,自己该干的活儿,不用督促肯定完成,但多了的绝对不做。客观的说,啤酒的心胸是比较狭小,遇事会常常想不开,会愁闷会钻牛角尖。
下乡的时候,哈尔滨是中转站,从北京或者上海探亲的知青来往都要经过这里。哈尔滨知青以东北人的热情接待着他们。但没听说过啤酒接送过谁,请谁吃过饭。只是听他说他不喜欢外地人。啤酒说得也没错,交往是相互的,既然外地人没看好啤酒,那啤酒又何必去巴结人家呢。当然这是个人的好恶,与他人无关,别人无可厚非。
大圣和啤酒住同一宿舍。熄灯号吹过之后,大家都趴在炕沿上吸烟,黑暗中,两排烟火忽闪忽灭,象极了坟地里的鬼火。往往这也是故事会开始的时候了,故事会大圣一般唱主角,别人跟着起哄。大圣的故事都是瞎编乱造的,讲到哪儿编到哪儿,故事内容常换常新,而故事的主角永远只是啤酒和杨迷糊。象现在的电视连续剧一样,一天一集,一集接一集。大圣甚至也给啤酒的故事加了插曲,教大家唱。有段歌词是这么唱的:
"啤酒身上虱子的有,
膈肌窝下面有狐臭
小干鱼下酒二两半,
盐黄豆能喝十八棒......."
每天的哄堂大笑之后大家才能安然入睡,似乎已经成了习惯。过后乡友们见面,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有些故事或者打油诗都还记得。
当然,对那些事,还能论什么对错,评什么是非?无论对错,都值得留恋。这是什么,这就是难忘的岁月,是迷失的友情,是蹉跎了的青春。
大圣多年和啤酒在一起,自恃 关系不错。上山打草,啤酒怕草蛇,每次出去方便,大圣都陪着,用铁叉保护。而啤酒也常帮大圣磨打草的大钐刀。可能就是以为与啤酒不错,才老拿他开涮。但大圣没有料到,啤酒的心眼真是太小了,对他的编排实际是很生气很恼火很记仇的。一天,大圣从食堂打饭回来,转身又出去打水。回来后刚端起饭盆,就闻到一股刺鼻的味道。大圣何等敏感,他立刻把 饭盆送到了连部。很容易破案的,是啤酒给大圣饭菜里下了毒,是剂量很小不足以致命的DDV,是啤酒要教训一下大圣这个天天揶揄他,编排他"满口无德"的家伙。要放倒大圣几天,让大圣清清胃,清清口,给他点颜色看看。
大圣并没有要求连里如何处理啤酒,他知道是自己先伤害了啤酒的自尊心,反抗一下也没什么不对。而且大圣知道,即使要求也没啥用,连部马夹层王发哮那几个天天晚上知青窗跟儿偷听搞阶级斗争动向的可怜小人,说不定早就把这件事情定性为贫下中农毒地主了。而贫下中农用药毒地主,打地主,斗地主甚至刀砍地主又有什么不对?
其实你马夹层才是地主呢,不然怎么开始在食堂做饭,军宣队来了就给整喂猪去了?还不是怕你下毒?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返城之后,各奔东西,乡友们有接班的也有上学的,都各自忙工作和孩子,互相也疏远了。关于啤酒回来后的经历大家知道很少。只是偶尔听说,啤酒在某个菜市场卖猪头肉,生意还好。又过了几年,又听说,啤酒的猪头肉很受欢迎。然后就听说,啤酒死了!四、五十岁的一条精壮的汉子,这么说没就没了呢?是因为心脏病?还是手执切肉刀的啤酒和顾客发生了争端?唉,啤酒!总之一切都没有答案了,啤酒已经成为历史,一切都成为往事。
啤酒没有大人物的轰轰烈烈,也没有模范典型的可歌可泣,与千千万万知青一样,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再不能普通的小人物,在那个时代,只像大海中的一片浪花,转瞬即逝。他也绝对想不到会有人给他写文章纪念,而且正是大圣那家伙。当然,这也并非只是为了纪念,是在以此共同祭奠我们本不该遭受苦难的那段岁月,祭奠我们生命中本该灿烂的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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