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大师陈寅恪攥写一篇小文《狐臭与胡臭》,助论是否中古华夏民族杂有一部分之西胡血统。
从传统中医隋巢元方《诸病源候总论》和唐孙思邈《千金要方》论及狐臭,人有血气不和,腋下有如野狐之气,谓之狐臭。“胡臭”之“胡”,自是胡人之“胡”,盖古代“胡”“狐”二字可通用。
陈先生不愧是史学大家,另辟蹊径来论及狐臭问题,看似信手拈来,从万千史料中轻松拈出一则,实则展现深厚功力。
唐崔令钦《教坊记》云:
范汉女大娘子亦是竿木家,开元二十一年出内,有姿媚,而微褞羝。
文下原文注云:
谓腋气也。
范汉女大娘子是何血统,无从得知,但陈先生指出竿木之伎本附属于唐代立部之杂戏及拓枝舞者。此种伎舞乃由中亚输入中原之地。善舞伎舞之人,初本西胡族类,又多世擅其业者。
先生据此指出,范汉女大娘子之血统,殊有西胡人种混杂之可能。其“微褞羝”,不光先世西胡血统遗传所致,也是皆由世擅“竿木”这种伎舞所致。
先生又据五代何光远《鉴诫录》云:
宾贡李珣,字德润,本蜀中土生波斯也。少小苦心,屡称宾贡,所吟诗句往往动人。尹校书鄂者,锦城烟月之士,与李生长为善友,遽因戏遇嘲之,李生文章扫地而尽。诗曰:异域从来不乱常,李波斯强学文章。假饶折得东堂桂,胡臭熏来也不香。
宋黄休复《茅亭客话》云:
李四郎名玹,字廷仪。其先波斯国人,随僖宗入蜀,授率府率。兄珣有诗名,预宾贡焉。玹举止温雅,颇有节行,以鬻香药为业,善弈棋,好摄养,以金丹延驻为务。暮年以炉鼎之费,家无余财,唯道书药囊而已。
先生指出,何黄两书皆谓珣出自波斯,且其兄玹又以鬻香药为业,故珣为西胡血统,绝无可疑。至于李珣本身是否实有腋气,尹鄂作诗假借“胡臭”之名讥笑,诚难确定。
总之,范汉大女娘子虽本身实有腋气,而其血统则仅能推测出于西胡。李珣虽血统确是西胡,而本身则仅有腋气之嫌。
先生得出结论,欲以“狐臭”做“胡臭”,求诸结论,其不可能,自不待言。
胡人,是对非中原的周边民族的通称(主要指北方以及西方的游牧民族,如贾谊《过秦论》提到"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与外国人的泛称(《太平广记》以"胡"称印度人)。根据现存史料,先秦时期华夏族将北方游牧民族称为北狄(其时有四夷: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秦汉以后才称其为"胡人",如《战国策·赵策二》记载"今吾(赵武灵王)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后汉书•五行志》记载"汉灵帝好胡服,胡账,胡床,胡坐,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竟为之"。
近代中国称外国人为"洋人",称外来物都要在其名前冠上一个"洋"字,如"洋火""洋车""洋油灯"等。顾名思义,因中国是一个以大陆为主的国家,而外国人、物基本上是从大洋乘船而来。那胡人又为什么姓胡呢?"胡"的称谓到底从何而来?
1、北方民族的自称《汉书·匈奴传》记载,单于遣使遗汉书云:"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自烦。""胡"在匈奴人眼里是天之骄子的意思,可比之中原之天子。由此,中原人可能是根据其自称而称其为"胡"的。后来"胡"的意义范围逐渐扩大了,演变为对北方和西方外族的泛称。这是站在"胡人"的视角上分析的,若是站在中原的立场,情况则大有不同。
胡,古字本做"鬍",指嘴周围和连着鬓角长的须毛。大概因游牧民族都长着大胡子,故而以貌取人,称其为"胡人"。汉朝骠骑将军霍去病墓石刻"马踏匈奴"中被马踩在脚下的匈奴就是个大胡子形象。对于胡人的相貌,史书没有过多描述,但可以从画像砖、壁画、雕刻等图像记录中得到印证。
胡,从肉,古声。"古"是声旁,为拟声词"咕"的省略("咕咕"响);月即肉,代表喉咙。故"胡"的本义为拟声词,指喉咙里发出的含混不清的声音。大概因西北部少数民族说话"咕咕"叫,就像是"胡说八道",中原人听不懂,所以称其为胡人。一说,与孟子讥讽楚人许行是南蛮鴃舌之人一样,游牧民族之言行不合孔孟之道,其频频袭扰中原地区,抢掠成性,简直是"胡作非为""胡来""胡闹""胡搅蛮缠",故称其为"胡人"。
有人认为,"胡"作野蛮、落后之意,指不文明,未开化之民,是中原人对北方游牧民族的蔑称。自先秦以来,中原地区的农耕文明总是领先于北方游牧民族,这种处于主流文化圈的地域优势带来的心理优越感以及文化正统的观念,使得中原人对周边的少数民族产生了蔑视,尤其是其地理上的偏居,语言、习尚的短陋,气候的恶劣等方面。西晋江统在《徙戎论》提到的"戎狄志态,不与华同"即是此意。
陈寅恪先生在《狐臭与胡臭》一文中,引隋巢元方《诸病源候总论》"人有血气不和,腋下有如野狐之气,谓之狐臭"和唐孙思邈《千金方》"有天生胡臭者,为人所染胡臭者。天生胡臭者难治,为人染者易治"等史料,猜测"胡"与"狐"有很大关系,其说曰:"疑此腋气本由西胡种人得名,迨西胡人种与华夏民族血统混淆既久之后,即在华人之中亦间有此臭者,倘仍以胡为名,自宜有人疑为不合,因其复似野狐之气,遂改"胡"为"狐"矣。"其要义大略是:腋下之臭,起于胡人,传入华夏,故称"胡臭",后因民族融合加剧,才改口"狐臭"。其后黄永年先生在《读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兼论狐与胡之关系》一文中指出了陈寅恪先生猜测的合理性与存在的问题。
首先,陈寅恪先生所引仅限于隋唐史料,并根据两则文献作者时代先后便断定"狐臭"早于"胡臭"(这里黄先生似乎会错意了,因陈先生原文是"若所推测者不谬,则'胡臭'一名较之'狐臭'实为原始且正确欤?")有些武断,因至迟在刘宋时代,已成立"胡臭"与"狐臭"的观念(可参考先生原文或晋葛洪《肘后急备方》,《太平广记》等,此处不再赘述),无法断言二者孰先孰后。其次,除"狐臭"将"胡"与"狐"二字建立联系外,黄先生还举了几个能透露两者关系的例子,如:狐多姓"胡",狐多化形为僧佛菩萨,而佛又为"胡神",僧为"胡道人"等。再次,黄先生分析了二词产生如此关系的原因。其原文:"窃谓以兽类称异族,实吾华夏古代之陋习。颇疑西胡之入中国,本为华人之所歧视;乃缘'胡'、'狐'读音相近之故,遂以'狐'称之,借寓唾弃之意于其中。此犹清代以'俄'、'鹅'音近,遂以'鹅鬼'称俄人之例也。"案,民间亦有因游牧民族狡猾,故以"狐"称之的说法,后以其谐音"胡"来代替。
不论"胡"是褒义抑或贬义,其由来如何,在民族大融合的时代,"胡人"的称谓早已消失,但也有一些事物保留了其地域特色,如胡萝卜、胡琴、胡椒等。中国古老的姓氏"胡"出自舜帝后裔胡公满的早期封地胡襄城或谥号。对于他,同姓的读者想必很熟悉,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1
“但是,老娘没有狐臭!”
隔着屏幕都能感到张雨绮发声的愤怒,但隔着屏幕也能觉得一种味道正悄然而至。以讹传讹的脚臭都已经让杨幂不堪其负,比脚臭更上一个台阶的狐臭,几乎能让张雨绮从美女明星的名单上瞬间消失。
狐臭这两个字,出现频率最高的地方一度是全国各地的电线杆上,往往还跟“专治”“老军医”这些字眼一起出现。狐臭的味道,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很难想象,简单举个例子:吃完韭菜盒子后反刍的嗝、踢完球两周不洗的袜子、夏天无地可下脚的旱厕这些味道混合在一起,大概就差不多了。
狐臭是来自于汗液的味道。人体大概有330万个汗腺,十分之九都是小汗腺遍布全身,分泌的主要是水和电解质,通常无色无味。还有剩下的十分之一是大汗腺,集中分布在外耳道、腋下、私处、腹股沟和足部这些通常不是一目了然的位置。大汗腺的分泌物比小汗腺多了蛋白质和脂肪酸,但本身也是无味的。
可惜世界上还有细菌这种生物,在人体表面皮肤上更是多得一比。本来清白的分泌物被细菌一分解,就不由自主地产生了各种不饱和脂肪酸,于是就有了异味;而有些人身上的细菌和分泌物天生就特别努力特别拼,于是异味就变得难以忍受,终于升级成了狐臭。
但只要是人都有大汗腺,只要是人身上就有细菌,为什么有些人一出汗就与众不同?跟基因有关。
2
当人刚刚从树上下来的时候,腺体跟一般野兽的发达程度差相仿佛,都是能把现代人的鼻子熏到失灵的体味浓度。对一些温顺无害的小动物而言,人的体味意味着危险和躲避;而对于一些居于食物链顶端的猛兽而言,原始人的体味意味着晚餐的方向。
后来原始人走出非洲,不远万里地来到亚洲东部。从热带来到温带,原始人为了保持体温,出汗越来越少。这样日积月累下去,终于有一天量变达到了质变:第16号染色体中部的ABCC11基因上的第538位碱基发生了突变,结果就是大汗腺分泌物的急剧减少。
再经过成千上万年的自然选择直到如今,中国人当中90%以上都是经过这种基因突变的变种人。尤其华北中原地区中原的人口中,99%以上都是变种人。张雨绮是山东人,因此没有狐臭的概率在99%以上。
为什么还有10%的国人不属于基因突变的呢?因为民族融合。刚刚发生基因突变那时,民族间的往来也不频繁,老死不相往来是普遍情形,因此中国人几乎都是100%的基因突变。但后来随着草原游牧民族的强大和骚扰,汉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血缘杂交与日俱增。尤其经过五胡乱华和辽金元这几代之后,纯正的汉族血统已经微乎其微。
而从匈奴开始到突厥到契丹到女真,这些游牧民族统一的特点就是:吃牛羊肉吃得比大米蔬菜多。尤其在烹饪技术不够精致不够发达的古代,牲畜的腥味不能剔除,食用后就沉积在体内。身上散发出的味道,就像狐狸身上散发出来的一样。
所以在一开始,“狐臭”和“胡臭”是不同的两个词。前者指身上如狐狸一般腥臭的气味;后者特指游牧外来民族身上因为吃牛羊肉而沾染的腥臭。
3
大学者陈寅恪,在《寒柳堂集》中写有一篇小小的考证文《胡臭与狐臭》。他说,从唐朝时孙思邈的《千金方》到明朝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都作“胡臭”而不作“狐臭”。陈寅恪推测,这种气味本来因为游牧民族而得名,汉人身上本来没有。但因为后来血统混杂的缘故,汉人身上也有了这种类似狐狸的臊气味,于是就把“胡臭”改成“狐臭”了。
学者黄永年对这样的说法有所补充。他说以兽类来称呼异族,本来就是沿袭已久的本民族陋习。例如清代因为“俄”“鹅”音近,往往以“鹅鬼”来称呼俄罗斯人。黄永年觉得从汉族打不过又看不起游牧民族的心态而言,把“胡”称为“狐”也在情理之中,于是“胡臭”就变成了“狐臭”——只是委屈了萌萌的小狐狸。
但陈寅恪的观点,后来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因为“狐臭”一词,在唐朝以前的晋代就已出现。大医学家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有明确记载了“疗身体及腋下狐臭方”,只是以毒攻毒的方式显得有些奇葩:“正旦以小便洗腋下即不臭”。可见“狐臭”一词,不会比“胡臭”出现的年代更晚。
学者们对狐臭和胡臭的追根溯源,小说家却往往把牛羊味作为游牧民族的标志而意带嫌恶。例如在清人钱彩的《说岳全传》里,金国军事哈迷蚩扮奸细去给宋将陆登设陷阱,结果陆登一拿过哈迷蚩所呈上的书信,闻到一股羊肉气息就笑了,跟着愉快地把哈迷蚩割了鼻子赶了回去——反正鼻子留着你自己也闻不到。
所以在紧要关头,与众不同的气味可能是要命的。实际上不管是对乔峰的契丹还是对后来的女真,当时的宋人多以“臊奴”称呼之。乔峰要不是从小开始就以汉族方式喂养,说不定早就暴露了他契丹人的真实身份。
4
时代发展到今天,“胡臭”已经完全被“狐臭”取代,胡汉之别也早换成了华夷之别。因为其他地方的人没有发生过基因突变,因此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原始祖先遗留下来的气味。不论男女,白人里只有10%没有狐臭,而黑人里只有0.5%没有狐臭。也就是除了东亚人之外,世界上的其他人几乎人人都有狐臭。
在基因突变普及后的中国,狐臭一直以来被视为一种病,不仅有“臭汗症”的称呼,还有从外用擦剂到外科手术不同的治疗方式。但狐臭的来源,其实就是腋下等部位的汗腺,在西方“狐臭”就是Body Odor(体味)。所以在十人就有九人气味浓烈的西方,狐臭就是浓烈的汗味而已,“体味”只是“狐臭”的另外一种说法,所以也不会将其视为一种特殊的疾病。
既然体味这么普及,所以香体露(deodorant)就成了外国人如卫生纸一般不可或缺的必备用品。香体露的主要成分有止汗的铝盐、杀菌的酒精和掩盖气味的香精,普及程度如同洗发水。对许多歪果仁而言,一天不用香体露就好像一个人吃完大蒜不漱口一样。
狐臭跟饮食、情绪和激素都有关,青春期之后荷尔蒙旺盛,是狐臭的活跃期。在美剧《纸牌屋》里,男主角Underwood把几名小鲜肉关在屋子里给他写方案几天不准出门,当方案大功告成时,屋子也成功地变成了一间毒气室。
至于吃什么身上就带什么味,这条貌似已成真理的规则并未完全得到证明。因为不忿被中国人讥笑牛羊肉吃多了带有骚气体味,许多歪果仁也声称中国人身上带有一股猪屎味,因为中国人喜欢吃猪肉——但当然是不确的,就像都以为印度人身上的气味是咖喱味,然而咖喱闻起来并不难闻,难闻的原因是印度人普遍还没有使用香体露的习惯。
其实这气味那气味,归根到底困扰都来自脸上的鼻子。人类的嗅觉是个奇怪的东西,便便里的粪臭素,当然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东西;但将其浓度稀释一百倍,气味就类似于自然的花香。反过来,无论什么奢侈品香水的气味加浓一百倍,保证都会臭到你呕吐。这跟糖精一点点的时候甜、稍微一过量就苦到哭的道理是一样一样的。
芳香和恶臭本为一体,中间的差别只在程度。女子的自然体香,当然是世上最神秘最诱惑又最令人遐想的物事之一。但其实体香和狐臭,说穿了是浓度大相径庭的同一种气味。“香汗薄衫凉,凉衫薄汗香”,只有浓度低体味淡的时候,才是令人心沁的芬芳;一旦浓度升高,就是避之唯恐不及的狐臭了。
所以也许张雨绮确实没有狐臭、确实体有幽香、确确实实是就算运动后也香汗淋漓的真美女——但是很不幸,前夫袁巴元天赋异禀,拥有一个比常人敏感一百倍的鼻子。
参考:知乎用户@Lee Sean《狐臭是怎么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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