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深圳地铁站避孕套广告被撤：失语的性教育如何破壁？
• 2、洪纬读《身体的气味》︱“隐疾”给人带来多大伤害？
• 3、这种尴尬的气味却可以用来对付致命疾病

深圳地铁站避孕套广告被撤：失语的性教育如何破壁？

撰文 | 赵蕴娴

据《南都周刊》报道，8月初，深圳后海地铁站出现大面积避孕套广告，不少市民因感“不适”，向深圳地铁有关部门进行投诉，建议整改。广告已于8月4日全部撤下。

报道一出，立即在微博上引发热议。一些网友表示，广告本身并没有什么低俗露骨的成分。相反，其设计精美，文辞含蓄，为何还要被撤除？也有人反驳，广告引起反感，可能是因为数量过多，造成“精神污染”。而另一股主流批评声音则质疑道，为什么避孕套广告因引起“不适”被拆除，人流广告却能大行其道？这是否变相鼓励意外怀孕女性选择堕胎，而非选择安全性行为？

深圳后海地铁站的避孕套广告

实际上，人们对这两种广告比例失调的关心，反映出对当代中国意外怀孕、人工流产问题的巨大忧虑。在一片薄薄的避孕套之下，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性观念的博弈：保守者要为道德的纯洁捍卫他们的城市景观，革新者则要求撕开廉耻的遮羞布，正视性观念陈腐、性教育缺失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避孕工具的商业宣传能否提高安全性行为意识？

无独有偶，2017年，避孕套与人流广告已在国内引发过一次舆论风波。“为什么避孕套广告被禁止刊播，人流广告却满天飞？”腾讯网与凤凰网将“法律规定”的客观因素放在第一位：“1989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布了《关于严禁刊播有关性生活产品广告的规定》，而1998年更进一步明确：‘安全套’(避孕套)是与性生活有关的产品。而人流则属于医学范围，所以能和狐臭、性病一样登大雅之堂，明目张胆地广而告之，又因为其专业程度高，且发展到‘无痛’的境界，因而能成为正规广告堂而皇之地入驻公共场所。”

然而，早在2009年，中国即正式加入“世界避孕日”的宣传。2014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更废止了“避孕套广告禁令”。自此，所谓的“法律规定”不再对避孕套商业宣传构成阻碍。如同在此次事件中，避孕套能登上深圳地铁站是合规合法的，自上而下的官方禁令早已不复存在。其撤回原因，是自下而上的“不适”感。

同样在2017年，印度的一则避孕套广告，也因引发保守人士的不满而被强行撤下。是年九夜节前，印度最大避孕套公司“曼力”的广告出现在古吉拉特邦的城市街头。这些巨幅广告牌上，是“曼力”的品牌大使、宝莱坞女星Sunny Leone和一句双关广告词：“在九夜节玩耍，但要带着爱”（Aa Navratriye ramo, paraantu prem thi）。

然而，这样一则“不露骨”的广告还是引发众怒，人们称这是一次低级的营销。时任印度全国贸易商联合会秘书长Praveen Khandelwal认为，广告通过双关语，以九夜节的名义，鼓励年轻人使用“曼力”避孕套是不道德的。“九夜节是一个神圣的节日，象征着女性力量，将避孕套与这个节日联系起来让人十分不快。”

不过，也有部分人认为，这次避孕套广告的刊登，或许可以降低不安全性行为发生的概率。据印度媒体报道，节日期间，狂欢氛围以及家长稍作放松的管教，为年轻人性行为制造了不少机会。一些性行为完全没有保护措施，造成意外怀孕人数增长。

印度古吉拉特邦街头的避孕套广告

从印度避孕套广告支持者及中国网民的发言评论中，不难看出，二者将避孕套商业宣传受打压同意外怀孕关联起来，认为避孕套广告有利于提高安全性行为意识。的确，商业广告作为一种信息渠道，能够丰富大众的避孕知识；或者说，至少让一种避孕措施进入大众视野，让他们知道这是一种良好有效、低成本的选择。

在2014年，《中国发展简报》曾刊登一封女大学生来信：“我在整个成长过程中，几乎没有在任何电视广告、杂志广告上面看见过安全套等避孕用品的宣传。相反，我却在各种车站站牌、电视广告上面看见了非常多无痛人流的医疗广告……我听过一名做大学生心理咨询的朋友说，她的学弟学妹们大多抱有‘无需戴套、避孕就是流掉’的误解。缺乏商业宣传，让很多朋友把人流当成避孕方式，而忽略了还有很多避孕方法可以使用。”

在缺乏正规性教育的情况下，商业广告提供了一种不太理想的性知识补充。从“喜鹊来了”的“三分钟无痛人流”广告里，儿童对“生育”有了一个模糊的了解，长辈口中的“垃圾坡”论开始逐步瓦解。专治不孕不育症的广告，则或多或少地塑造了一个观念——与生育相关的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然而，以营销为目的的商业广告，始终不是性教育的理想途径，更甚者，它扭曲了受众对性的认识。诚如女大学生信件所说，铺天盖地的人流广告间接地塑造了错误的避孕观念。21世纪初期流行的隆胸广告，是否也在启发人们——尤其是儿童——对身体探知的同时留下对未知朦胧的恐惧？

印度古吉拉特邦的一名妇科医生表示，尽管避孕套销量增加，但节日后青少年怀孕率走高的情势依旧没有转变。如若没有相关的安全性行为知识，那么购买甚至使用避孕套，都有可能只是空架子，无法有效避孕。归根结底，性教育不是避孕套等商业广告的最终目的和责任。避孕套广告的刊登是社会性观念转变的一个标志，或者说一个成果，而非性教育本身。

避孕套广告风波的核心：性教育缺失

在深圳避孕套广告风波中，“人流广告”成为评论热词。与其说这是一种“反意外怀孕人流”情绪，不如说是对性教育缺失的呐喊。

2013年，国家人口计生委科学技术研究所发布的一组数据显示，中国每年人工流产达1300万人次（不包括药物流产及未注册私人诊所数字），并出现低龄化问题。在婚前性行为女性青少年中，有20%意外怀孕，其中91%的人选择人工流产。

不少人流广告以无痛、低价、便捷为噱头吸引目标群体。然而，同未被普及的安全性行为知识一样，人工流产可能带来的隐患未被充分认知。在此次深圳事件中，网友对人流广告大为流行的愤怒反映了这样一种观点：意外怀孕是“消费”人工流产的主要人群之一，而这些意外通常是由于避孕知识的匮乏导致的，代表安全高效避孕手段的避孕套不断遭受上下打压，人流却能借助“医学”的光环占据大众的视野，这是性观念陈腐、长期缺失性教育的后果。

从孩提时代，性便是无法言说、若即若离的灰色地带。我们对性的模糊第一印象，可能来自父母长辈不经意的露馅——或是他们自认为儿童无法理解的对话，可能是同龄人间的道听途说——或是教室里出现的一只避孕套。我们只知道，把避孕套带到学校当玩具的人、传播污言秽语的人要受罚，至于他们从哪里搞来避孕套，从哪里听来这些话，又是一个未解的秘密。总之，一切都是带点猎奇色彩的秘闻，我们的眼睛上有桃色的软纱。

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剧照

201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初级中学性教育实施状告”报告总结，我国教育界目前推行“融入式性教育”，即在其他相关课程，如生物、卫生、体育、思想品德课程中融入性教育，没有必要再开设专门课程。抛开课程内容“蜻蜓点水”等问题，课时也因应试教育现状遭到挤压。

相关人员也表示，学校缺乏能够开展专业性教育的人才，性教育的责任因“融入式”设计分摊到不同学科教师手上，这些未经专业训练的教师教学效果如何，令人担忧。羞于启齿的教师站在台上磕磕巴巴，在台下的学生是否会将此视作性的又一次猎奇体验，不得而知。

美国、荷兰等国家的相关研究显示，有效的性教育能够大幅降低青少年意外怀孕、非妊娠意愿堕胎等问题。《大西洋月刊》通过整理美国与荷兰性教育相关报道、对比数据发现，提早进行全面的性教育不仅能提高安全性行为意识，同时，也能培养人们的性别、性取向平等意识，从而减少性虐待、欺凌问题。

在荷兰，儿童四岁时便开始在幼儿园接受性教育。同中国及美国的生殖器触碰、裸体禁忌相反，幼年时期，荷兰儿童触摸自己的生殖器不是什么值得大喝的事，儿童裸体在户外玩耍亦被视作常态。医疗中心为父母提供指导手册，帮助他们了解儿童对自我身体探索的需求。六岁时，他们能够系统地学习男性与女性的生理区别、生殖过程、探索对自己身体的掌控，以及边界问题。

荷兰被评为全球最性别平等的国家，其性教育涉及内容十分广博，远超出了生物与解剖学的范围。三年级的孩子会学习何为“恋爱”，包括如何对待他们喜欢的人。中学以前，他们还学习性别、性取向多样性，如何采取正确避孕措施，并且思考在什么年纪进行第一次性行为。

荷兰幼儿园的性教育课程

在中国，因系统性、强制性性教育的缺失，性的祛魅始终未能完成。与性行为直接相关的避孕套依旧是保守者眼中不可直视的桃色符号。相反，代表着意外怀孕的人流作为性行为结果则没这么扎眼。因而，人流广告在生活中随处可见，避孕套广告却在公共空间不断退闪。

在此语境下，人流于革新者而言，是性观念扭曲压抑的象征，是整个集体失语后的沉痛。意外怀孕下的性别不平等、性暴力等问题，更是尚未被暴露的深渊。

面对避孕套广告，究竟谁感到“不适”？

再次浏览这些表达愤怒、忧虑的评论时，会发现这些表达中或多或少掺杂了对“感到不适”者的讽刺。透过网络平台，革新者的声音、诉求无比清晰地呈现，要求撤回广告的市民则面目模糊。但在现实中，他们才是诉求得以实现的群体，代表了主流的性观念。

这些人是谁？在保守与年龄层、地域、收入、教育水平挂钩的刻板印象中，他们应该是长辈，应该是“小地方”来的人，应该是“只接受传统教育”的人……他们可能是所有人。

诚然，千禧一代、大学生、沿海城市人群、高新白领层或能凭借经济、教育、地域等优势获取更多信息，掌握更多与性相关的知识，但这不能与荷兰，或者说理想性别教育所建立的性观念画等号。在巨幅避孕套广告的审视下，看似有着开放、健全性观念的人也有可能默默低头前行，而非驻足欣赏广告艺术的美感。性依旧是一个巨大的沉默空间，尤其当我们置身家庭之中。

可以观察到的一个社会现象是，无论我们在网络、同龄人、甚至隔辈人间展示了怎样的“性脱敏”，回归家庭，大多数人立马被打回“无性生活”的原形。暂且不管人们在谈性时，究竟在谈什么，脱离家庭角色后，任何家庭成员都有可能在外人面前将性作为一个话题，如朋友酒桌上的戏谑，或是网络上的愤然不平。

然而，大多数情况下，家庭是永恒的无性场所，性行为被悄无声息地驱逐出境。即使父母与孩子双方都是成年人，在收银台前排队付账时，他们总有一种默契：架子上花花绿绿的避孕套绝对是双眼的禁区。

收银台附近的避孕套货架

性教育不仅是学校、博物馆、科学馆等公共系统的责任，家庭性教育对于树立良好的性观念至关重要。然而，这却是当代中国性教育最缺失的一块。父母对性的态度大多是闭口不谈，或假设子女在学校中已经受到“足够”的性教育，不需再在此敏感禁忌话题上多谈。对青少年时期的子女，则多采取隐晦告诫的形式，嘱咐其“要小心”。而子女纵使性观念较为“开明”，亦在此话题上对父母闭口不谈，加深缺乏交流的恶性循环。

如今，官方虽不断紧缩公共空间中的性表达，但网络上不乏自由讨论、传播知识的声音。与之相较，作为社会基础单位的家庭依旧是一潭死水。不论我们在网络上的表现多么激越，回到家庭，多半又面临失语的境地。如果上周一起走过深圳后海地铁站的是父母、祖辈，是否人人都有可能“不适”？

性，何时才能在家庭破壁？

参考资料：

https://www.theatlantic.com/family/archive/2018/08/the-benefits-of-starting-sex-ed-at-age-4/568225/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41357648

作者 赵蕴娴

编辑 张进 校对 翟永军

洪纬读《身体的气味》︱“隐疾”给人带来多大伤害？

洪纬

《身体的气味：隐疾的文化史》，陈桂权著，四川大学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184页，36.00元

封城的日子里，你最希望做的却无法立刻实现的事情是什么？我的愿望是能够和朋友们线下聚聚会，去图书馆翻翻书，看看博物馆，逛逛水族馆……总之，就是走出方寸之间，回到大千世界。我想，这也是大部分人的愿望。而一旦进入人群，我们便难免遇到形形色色的人——闻到千奇百怪的体味。

关于人体散发出的气味，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在他著名的个人哲学思考录——《沉思录》中向读者发问：

遇到患有狐臭的人，你会生气吗？

遇到患有口臭的人，你会生气吗？

你怎么善待这样的麻烦？

这位皇帝认为这些气味是很自然的东西，人类应该理性对待。但是，在现实世界里，要对这个问题做到理性，谈何容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在与人的交往过程中不知不觉会充分调动全身的感官系统探知对方，包括嗅觉、触觉、听觉、视觉乃至味觉。大家对汗臭和脚臭都不陌生，它们给我们的嗅觉感官带来强烈的刺激，令人相当不快。倘若遇到有严重狐臭或口臭的人，这种刺激感可能会更加强烈。

俗语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狐臭和口臭并不引发疼痛，仅仅是给交往对象带来一些感官上的“麻烦”，它们是否能被归为“病”类呢？在《身体的气味》中，作者陈桂权博士将它们归为被称为“隐疾”的一类疾病。在现代习惯用语中，隐疾多指性病，事实上，在古代它所指的内容相当广泛，但凡涉及隐私或者难言之隐的病症都可计入其中，而那些表征不明显的病症和问题也可用隐疾来指代。陈博士在《身体的气味》中着重讨论了几个当下比较敏感的主题：狐臭、口臭、性病和脚气病。

作为一位非医学史从业研究人员，作者没有囿于医学史的内史范畴，而是将关注点放在了文化层面，吸纳了众多明清笔记小说、当代小说和逸闻轶事，畅其旨趣。阅读该书时，浓郁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隐疾给当事人生活造成的巨大负面影响展露无疑。用这些史料来探讨隐疾文化史最为恰当不过，也是书写一部大众史学读物的巧妙之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引发狐臭的原因认识不清，认为它可能是一种传染病，抑或是一种遗传性疾病。譬如，唐代医家孙思邈便认为得狐臭有天生与传染两种途径。这些传统观念或曰医学理论直接影响了人们对伴侣的选择。四川省凉山诺苏人认为狐臭具有遗传性，与这些“病患”联姻被视为大忌。在成都市，相亲过程还有这么一个阶段：男方托人到女方家中去看门户，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把待嫁女子叫到身边来坐，闻闻有无狐臭。

在婚姻不自由的年代，女子只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男子则享有相当不同的待遇，婆家对媳妇不满意，要么休妻要么纳妾。其实在古人的现实生活中，休妻、纳妾并不是由着男人的性子来。晚清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便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浪荡子龙光因妻子有狐臭想纳妾，妻子同意，可惜老爹不允，龙光便与妻舅串谋，害死了亲爹。

史学家黄永年说，中国人有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喜欢把异族骂为畜生。出于对异族的偏见与歧视，汉文化将腋气与“胡臭”联系起来，进而再将“胡臭”变成“狐臭”。这种叫法延续至今，根蒂是歧视异类的文化隐疾。古代志怪小说也有描述人与狐狸精发生情愫，并最终染上狐臭的故事，从中更能直观体会汉文化对“狐臭”的偏见。在河南省某些地区，狐臭又被称为“门病”，被认为是门第不清所致。

现代医学已经证明狐臭不具有传染性，全因个体腋下大汗腺过于发达所致，只是它具备遗传性。经过一定的治疗，狐臭可以得以消除或者减轻。

至于口臭，对身体健康的人来说，重点是需要保持良好的口腔清洁习惯。在《身体的气味》中，作者对口腔清洁史做了一番清晰的梳理。大概最晚在东晋时期，人们已经知道用盐末揩齿来清洁牙齿。后来人们又发明出了劳牙散、揩牙散之类的牙粉，以指点药，揩在齿上。宋代佛门弟子在日常起居中也很重视洗漱、揩牙。宋代《禅院清规》规定早晨起来盥洗漱口，步骤如下：“使用齿药时，右手点一次，揩左边，左手点一次，揩右边。不得两手再蘸。恐有牙宣（笔者注：牙龈出血，严重化脓）口气过人。” 《红楼梦》中大观园内的公子小姐们在漱口之前都会先用青盐擦一遍牙齿。青盐常被做成棱柱形状，方便使用。除了用手指揩牙，古人还会用揩齿布，我国大约在晚唐时期就有揩齿布了。

虽然洁牙剂可以追溯至古代，但是，西方牙粉和牙膏被引进中国时，还是经过了一番曲折的。在十九世纪末，洋货牙粉和牙膏在中国的主要使用者是学生、公务人员、社会名流、名妓等，刷牙成为“文明人”的象征之一。对新生事物，人们需要一段接受过程，担心用毛刷长久地刷牙，牙齿会坏掉。1876年的《格致汇编》就说：“有人喜欢用牙粉刷牙，此质虽能令牙齿变白，但久用之，则外壳消磨净尽，而牙易坏。” 其实这种担心也不无道理，我于硕士期间做口腔微生物学研究时，一位在国际知名公司负责口腔护理产品研发的专业人士便告知，有些品牌的牙膏里添加了一些磨损牙釉质的物质，期望达到美白牙齿的效果。尽管过程曲折，在1915年，汉口民生化学制药公司已经开始制造国产牙膏。

关于上述各种洁齿方式在社会上的普及度，我们不可过于乐观。历史上，莫说程序复杂的揩齿，就连能够做到简单漱口的人也不多。2004年，一项调查显示，现代中国人的刷牙率虽然猛然上升，但至少还有三亿人不刷牙，而且大部分坚持每天刷牙的人都没有掌握正确的刷牙方式。

1880年代的布朗牙粉广告（来源于Ebay网站）

口臭给人们的工作和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比如，东汉典故“刁存含香”讲的便是老臣子刁存口臭的故事。据称，在商讨政务时，刁存的口臭让汉桓帝实在有些受不了，但又碍于老臣身份不便明言。一日，朝务完毕，皇帝赐刁存一片丁香，令其含在口中。刁存口含丁香，却不知何故，只觉得口中辛辣、刺舌，又不敢咀嚼。他以为自己犯了大错，皇帝赐他与毒药。回到家中，他抱定必死之心，与家人诀别，经朋友家人鉴定所含之物是丁香后，方才恍然大悟。

到了民国阶段，女子争取到了更多的权利，男女婚姻恋爱也主张自由。1939年，在上海发行的一个期刊《五云日升楼》里讲了一位宁波女子因丈夫口臭提出离婚的故事。该女子时年二十五岁，受过一定教育，在1935年奉父母之命嫁给了当地同样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富二代大学生。二人结婚四年，却从未同房，最终女方聘请律师向法院提出调解离婚。

相较于女性，在古代，男性享有更多的特权，他们对色的追求也从来没有半点隐晦。中国娼妓业的长期合法化经营，文人骚客对青楼妓院的情有独钟，便是例证。性话题属于中国文化中隐的部分，在现代习惯用语中，“隐疾”亦逐步演化为单指“性病”。中国传统文化关于性学方面的知识也是相当丰富的。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对中国古人在性方面的文化与风俗有比较全面的考察，代表性著作有《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在儒释道三家中，道教的学说与实践对中国古代的性文化贡献最多。“长生”是道教修行的宗旨之一，在南方道教中别有一支专攻房中术，持采阴补阳的理论，企图以男女交合的方式实现延年益寿或治疗疾病的目的。

男子对妓女的追求使他们付出了严重的健康代价，在寻花问柳中身染疾病，“花柳病”的名称便由此而来。明代至民国期间，梅毒一直是危害中国人健康的主要杀手之一。据现在主流观点，梅毒是十五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美洲新世界反馈给旧世界的瘟神。在远航海员与当地娼妓的共同作用下，梅毒辗转传到了东南亚、东亚地区。美国作家德博拉·海登在《天才、狂人的梅毒之谜》一书中提到，贝多芬、舒伯特、舒曼、林肯、福楼拜、莫泊桑、尼采、王尔德等多名国外历史名人都身患梅毒。据传，在中国历史上，明代正德皇帝十分好色，生活荒淫，三十一岁便短命呜呼，且无子嗣。有人说他死于天花，有人说他死于梅毒，但是梅毒说似乎得到了更多的认同。

对普通人，隐疾给个人的正常社会交往、家庭婚姻关系以及心理健康造成了严重伤害。民国时期，上海报纸上关于男子身患隐疾，不敢与妻同床的故事屡见不鲜。例如，在1932年，上海一家服务于现代都市女性的杂志，《玲珑》刊登了一则“新婚夜不敢同床，原来丈夫患隐疾”的故事，讲的便是男子婚前与妓女有染，导致严重性病，以至于心感愧欠，不敢面对新婚妻子。

随着全球化的加剧，病毒、细菌、真菌横扫世界的脚步也在逐步加快。最后，陈博士还触碰了一个富有争议性的话题，即“脚气”和“脚气病”。在现代社会里，“脚气”通常是指一种由真菌引起的足部疾病，俗称香港脚。患者奇痒难耐，严重者甚至引发恶臭。该病给当事人的日常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虽然不及上述几类隐疾，但是在群居之处，传染性极强，患者也不愿意大大方方地讨论。说“脚气”主题具有争议性，主要还是源自疾病的名称。在中国历史上，“脚气病”被广泛记录，宋代车若水著有《脚气集》，题为疾病名称，但内容非也。著《脚气集》时，车若水身患脚气病，据考据，这是一种非真菌引发的疾病。《身体的气味》是一本史学著作，陈博士将重点放在了史学方面，他并未对真菌引发的脚气这一现代病置于过多的笔墨。他重点将古代“脚气病”的文化史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梳理，指出我国古代所指的脚气病可能是一种维生素B1缺乏症，也可能是由于士人长期服食丹药造成的重金属慢性中毒而引发的一种疾病。

综上所述， 隐疾不仅给当事人带来身体上的煎熬，也带来了羞耻感。部分隐疾还给个人造成沉重的心理压力，甚至影响了治疗，严重时还会引发厌世或自杀行为。另一方面，通过《身体的气味》，我们可以看到，隐疾的概念从最初的“身体被衣服遮蔽处的疾患”这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慢慢缩小为特指的某些疾病，比如腋气、口气和性病，直到今天成为性病的代名词。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对“隐疾”持有的态度是逐步趋向开明的。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人除了需要满足基本生存，还需要参与到社会活动当中。因此，我们有必要树立这样一个疾病观：患者及时就医；旁人给予精神支持。这应该也是陈桂权博士书写《身体的气味》时最希望表达的一个愿望吧。

责任编辑：于淑娟

这种尴尬的气味却可以用来对付致命疾病

2018-03-30 07:16 | 浙江新闻客户端 | 记者 章咪佳

当春天的暖风开始包裹你时，空气中各种冬眠已久的味道都复活了。

别想得太美好，这次我想讲的是不好的味道——春天开始散发的臭脚。

但也希望大家也不要介意这个有味道的科学问题，因为对臭脚的研究，不光是要攻克臭味而已，它关系到致命的疾病。

一个追逐脚臭的女子

其实，不用闻臭就躲，因为臭和香味也就一步之遥。国家博物馆的网红讲解员“河森堡”在窦文涛主持的聊天真人秀《圆桌派》里曾给浪漫主义一击：“玫瑰里的吲哚（yin duo）浓度如果达到一万倍的量，就成了屎的味道。”

好，开始说脚臭。英国科普作家David Robson在BBC的一篇报道中，记录了一个疯狂的女科学家Renate Smallegange，她研究脚臭，如痴如醉——为了获取研究材料，她会去收集一些臭气熏天、穿破了的尼龙袜。如果袜子自身残留的味道不够浓，她还会要求臭脚的主人把脚放在玻璃球上来回摩擦，科学家通过这种方式获取带着汗湿的皮屑，以便进行研究。

她总是嫌脚不够臭，为达到更好的实验效果，甚至用密不透风的塑料袋将臭脚包起来，收集整袋的臭气。

这个工作当然不那么令人愉悦，但是Smallegange认为“没什么大不了的”。

“虽然人类大多讨厌脚臭，但对某些物种来说，这种销魂的味道却具有非同一般的吸引力，比如，携带了疟疾病毒的蚊子。”

一种酿成脚臭的混合细菌

先从臭脚的诞生讲起吧。杭州市中医院皮肤科的陶承军医生告诉我，脚会发出臭味，首先是因为汗，大量的汗。

脚臭比腋臭要凶猛。因为在人类的脚部皮肤上，每平方厘米平均散布着600个汗腺，密度是腋下汗腺的数百倍。

同样是冒汗，为什么额头没有臭味？其实理论上，汗水本身并没有味道，把食盐和水搅拌在一起，你就制造出了汗。

“脚臭和汗液量加大有关系，但汗并不能对臭味负全责。”在BBC的纪录片里，皮肤科医生韩博士在病人脚上刮了几下，然后涂在培养皿上。24小时后，培养皿的壁上长出了细菌，正是这些细菌导致了脚臭。

在人的脚底，汗水没有那么单纯——盐分、氨基酸、维他命、葡萄糖，这些由汗腺分泌的物质，都给脚上的细菌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在这些养分的供养下，细菌借此制造出混合脂肪酸，这就是脚臭气的来源。

那么，是脚部哪些部位的细菌导致了脚臭呢？

拉夫堡大学微生物学家James Reynolds团队的研究结果表明：β变形菌、微球菌、短杆菌、棒状菌、丙酸杆菌这5大细菌是脚臭气味产生的关键，其中尤以葡萄球菌对气味影响最大。

葡萄球菌通常生存在脚底，脚前掌部位尤其多，也许这就是某些部位味道最重的原因。

一个利用脚臭布下的陷阱

为什么各路科学家如此执着地研究臭脚？因为臭脚可能和人类的存亡有关系。

荷兰科学家Bart Knols首先发现：脚臭味，对携带有疟原虫的某些蚊子很有吸引力。

疟疾是由蚊子传播的疾病，每年导致全球大约40多万人死亡。

Renate Smallegange的研究发现：疟疾也许改变了蚊子对气味的感知。“有证据表明，蚊子大脑中的某些蛋白质确实发生了变化，而这些蛋白质会影响蚊子的嗅觉反应。”Smallegange说，“它们更容易亲近散发臭味的脚，或者在布满细菌的袜子上产卵。”

如果科学家能掌握更多关于脚臭的分子机制，就能更好地帮助人们对抗疟疾。比如杀灭葡萄球菌，也许能够帮助人们避免这一致命疾病的攻击。

而脚臭味还可以被用作诱饵，对蚊子布设陷阱。Smallegange希望利用异戊酸和其他成分，制造出一种合成气味，“通常混合气味比某一个单一成分的气味，对蚊子的吸引力更强。”

目前，研究人员正在肯尼亚卢辛加岛进行一场小型实验，来验证这种陷阱能否大规模杀灭这种携带病原体的蚊子，减少人们被蚊虫叮咬和感染的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