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红人”罗永浩近日因上了“老赖”名单、被限制消费而引发新一轮热议,“欠款1.5亿元,王思聪成‘老赖’”的消息更是一度甚嚣尘上。对于“老赖”一词,很多人都不陌生。6年前,中国推出“老赖”黑名单,以惩治欠款不还的失信者,至今累计上榜者已超过千万人次,不过,对“老赖”追款、执行依然是个难题。在全世界,“老赖”都是一个难以避免的社会现象,且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特点,不少国家针对本国“老赖”也有自己独特的招数。
德国:“欠债就像戴上了脚镣”
“德国人越来越讲信用!”根据德国信用保障机构SCHUFA近日公布的“信用指南针”报告,去年,德国人按照合同偿还了97.9%的欠款,创造10年来的最高值。而在国际上,德国人也是公认的讲信用的民族。
在德语里,“债务”(Schulden)一词来源于“罪责”(Schuld),可见德国人对债务的痛恨。中文中的“老赖”则相当于德语的“Schuldner”。近来,中文直译“Lao Lai”频频被德媒引用。比如《世界报》就写道,“中国人怕丢面子,但这不适用于‘老赖’,他们在信用评级中失去了合作伙伴、熟人和社会的信任。”
为对付“老赖”,德国上世纪20年代就在柏林成立了信用保障机构SCHUFA。“我们是一个德国全民信用数据存储与公示的民间机构。”总部位于威斯巴登的SCHUFA主管约翰内斯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目前SCHUFA的数据库中存有德国6770万自然人以及600万法人的信用记录。
这些信息包括个人基本情况、住址、银行账户、租房记录、犯罪及个人不良记录等。机构获得信用信息的来源包括银行、金融机构、网络运营商、保险公司以及个人。“SCHUFA给每位居民打分,采用0-100的评分制度,分数越高,信誉度越高。”约翰内斯说。
如果居民的信用分数较低,被打上“老赖”的烙印,往往会“举步维艰”。克里斯蒂安是《环球时报》记者结识的一名德国人,他是柏林一家网络销售公司的创始人。由于创业期间在多家银行贷了款,平时消费大手大脚却不及时还款,他在SCHUFA的信用分数越来越低。“我的银行卡被冻结,不能贷款买房。其他企业查到我的分数后,也不愿与我合作。”克里斯蒂安对记者说,当地财政局曾找上门,把家里值钱的物品如钢琴、名表、皮沙发等拿走抵债。“我现在能做的只能是紧缩消费,把企业带上正轨,逐渐提高信用分数。”
德国在催账程序上非常规范。客户在收到账单30天后或在规定的付款截止日过后30天仍未付款,债权人有权加收超过银行贷款利率5%的滞纳金。3次催账警告后仍未到账,债权人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德国民间流传一个说法,“欠债就像戴上了脚镣,限制人的自由”。由于害怕欠债,德国人平时都爱使用现金。他们认为,信用卡等消费方式难以控制个人欲望,现金更能让人清楚自己的消费能力。一些名人,如前网球巨星贝克尔等因欠债不还,也被德国媒体曝光。
难怪,在德国总是能看到各种讲信用的案例。记者在德国农村的公路上,经常看到路边销售各种蔬菜和水果的“无人摊”。摊位旁有标明价格的牌子,但没有人看管。同样,德国人坐火车、搭地铁,买票完全靠自觉,在车上很少碰到工作人员查票。
不过,和许多国家一样,德国的SCHUFA也经受了不少批评,比如评分机制缺乏透明度、侵犯隐私等,甚至还有人告到法院。对此,德国联邦高级法院曾裁定,SCHUFA的具体评分算法属于企业机密,信用评分并不违法。
韩国:从被“抄家”的前总统说起
2018年12月20日,韩国87岁的前总统全斗焕因拖欠9.8亿韩元(约合人民币599万元)税款被首尔税务部门“抄家”。经3个小时的搜查,税务稽查人员在全斗焕私宅中查获电视机、冰箱、屏风、书画等部分私人财产。今年3月,全斗焕在首尔的私宅(如图)被有关部门以51.37亿韩元的价格拍卖。
1997年,全斗焕因“谋划内乱罪”“受贿罪”等被判处无期徒刑及缴纳2205亿韩元罚金。1998年全斗焕因特赦获释,至今21年过去,他仅上缴1175亿韩元罚款,其余部分以“没钱”为由迟迟不补缴。但全斗焕并非真“穷”。2012年6月,全斗焕为给长孙女在韩国顶级酒店新罗酒店风光举办婚礼,3个小时花掉上亿韩元。紧接着他又花上亿元举办洋酒派对。
由于全斗焕藏匿财产手段高明,罚金一直难以征缴到位。据了解,前述9.8亿韩元税款是2014年公开拍卖全斗焕家属财产时产生的转让所得税,因长期拖欠,全斗焕被首尔市税务部门连续三年列入“老赖”黑名单。在被“抄家”前,韩国国税厅刚公布2018年高额欠税者名单,多达5021人和2136家机构上榜,包括全斗焕。
在韩国,惩治“老赖”主要有三种方式:公布名单“羞辱”,进行税务调查,强制执法扣押财产等。因此,“老赖”在韩国的日子并不好过。
每年年底或年初,韩国国税厅都会在官网上公布年度“黑名单”。以去年底公布的名单为例,上榜者为欠税额在2亿韩元以上、拖欠时间一年以上的个人和法人。据悉,2018年韩国欠税总额共达52440亿韩元,个人最高额为250亿韩元,法人最高额为299亿韩元。截至目前,被列入高额欠税者名单的共有5.2万余人。
据了解,这项制度始自2006年,是为了惩治偷税漏税者及“老赖”的一种特别举措。鉴于“面子”文化在包括韩国在内的东亚地区非常盛行,因此将这种丑事公之于众的做法会产生不小的心理压力,促使他们尽快还清欠款。
定期对名人和高收入者进行专项稽查也是一种惯用手法。就在今年10月,韩国国税厅宣布对122名高收入者进行专项税务调查,其中包括演艺圈名人与网红博主等。他们被指控在海外购买奢侈品,生活上穷奢极欲,却没有缴纳相应税款。其中有艺人在海外演出时收取现金报酬,回国不申报;有人通过父母名下账户收取粉丝见面会门票费用,隐瞒收入。2018年,韩国国税厅共调查了包括知名艺人、体育明星等在内的881人。
此外,韩国前总统朴槿惠“干政门”主角之一崔顺实,因涉嫌收受贿赂在二审判决中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并处罚金200亿韩元。韩国《中央日报》曾在报道中称,在韩国当“老赖”不履行法院罚款,法院可将被告人强行带到劳役场。犯有行贿受贿罪的被告人涉案金额如超过50亿韩元,法院可以将其强行关押在劳役场1000天以上。
意大利:当黑手党来到家门口
作为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近些年一直债台高筑,目前意大利债务占GDP比重高达132%,严重程度仅次于希腊,是欧盟上限标准60%的两倍多。意大利多年的债务危机并非无章可循,这与意大利人民的工作生活习惯息息相关。庞大的社会保障为政府和市场带来压力的同时,也滋长了一些人的懒惰风气,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顽疾。
国家欠债,百姓也没少欠钱。虽然收入没有提高多少,消费的热情却并未降温,意大利民众在消费方面的贷款额大幅上涨。近年来,“先租后买”购车、买房贷款高达90%在意大利屡见不鲜,甚至有人买个笔记本电脑或洗衣机都要分期,“借钱”购物模式在意大利越来越普及。
意大利媒体的相关调查显示,意大利人申请的贷款经常用于偿还自己的其他债务,从而造成负债恶性循环。银行借不动,只能找亲人朋友、放贷公司,钱还不上怎么办?无须为意大利的债主们担心,在意大利,讨债办法多样。
2017年,意大利黑手党因追债制造了西乙B联赛一场12:0的假球,最终导致相关俱乐部的意大利籍投资人、意大利籍主帅以及踢假球的多名球员被捕。
在意大利,债务追讨正是现代黑手党营生创收的重要生意之一!当某一天,数位西装革履的意大利“绅士”出现在家门口,用带着西西里岛口音的声音彬彬有礼地说:先生,您的债务该还清了……你便知道,再不还钱问题会很严重。
除了黑手党,还有专业讨债公司和组织。在意大利经常会有一帮浑身狐臭的抠脚大汉坐在欠款人家门口骂闲街,或者有人花钱雇有特别体味的人去欠款人家讨债,让欠款人避之唯恐不及。意大利人的艺术细胞也不会被浪费——找人在欠款人家门上画漫画,找红灯区女郎告欠款人行为不检……试想,屡屡被一个好几年不曾洗澡的流浪汉堵在家门口要债,不还钱将是非常痛苦的煎熬。
当然,债务人也非一味当软杮子,殊死反抗和以命相抵之事也屡见不鲜。2018年7月,意大利足球运动员安德烈·拉罗萨因追债被欠款人丢入硫酸桶内,以致被活活腐蚀而死。
日本:一人“老赖”,“株连”亲友
日本是信用社会和集团社会,注重声誉和名望。如果一个人有做“老赖”的经历,那他的信用分数就会大受影响。日本社会有一套“潜规则”来惩罚信用差的人,那就是延续至今的“村八分”习俗:周围人和所属集体会与你断绝所有往来。
这个习俗还认同“一人老赖,全家倒霉”,不仅“老赖”本人会被排斥和疏远,就连其家人、亲戚甚至小学同学都会受到牵连。原因是日本人认为“老赖”的钱很可能是家人帮忙转移或使用,亲戚朋友也难逃帮凶之嫌,所以完全认同这样的“株连”。
过去媒体上曾提及某家庭因欠债不还而酿成的悲剧——父亲身陷牢狱,其子女在学校遭到孤立、霸凌,老师不闻不问,孩子最终自杀。由于在日本借钱是非常秘密的事,这类事件见诸媒体者很少,但长期在日生活的人能深刻感受到日本社会对失信者的歧视。
对于日本人来说,在社会上立足就是在所属的工作单位、小区、集团里立足,一旦失去信用被集团排斥,基本上等于“自绝于人民”。日本不大,“老赖”换一个城市也会很快被周围人知悉身份。因此,日本人首先会尽量避免借债,其次借债后千方百计掩盖、偿还。
不过,日本民间也有放贷机构,从这些地方借钱不需要抵押物,但利息很高,而且这些机构背后和暴力团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实际上,如果“老赖”潜逃,日本除了有私人侦探事务所这种正式渠道,还有“便利屋”。
便利屋不能公开营业,但一直存在于日本社会。债主雇用便利屋的人通常都能找到“老赖”。如果“老赖”真的身无分文,男的可能被卖到“黑工厂”,或者贩卖到欧美;女的可能被带到东京、大阪等大城市的风俗店,直到还上钱才放出来。如果所涉欠款金额巨大,则可能发生更恶性的犯罪案件。
很多人还记得,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出现核泄漏,一支50人的抢险救援队坚守在核反应堆附近工作,被媒体赞为“福岛50勇士”。但有日本记者卧底调查后发现,“黑社会是日本核电业的核心,‘福岛50勇士’中有不少是因欠巨额高利贷而被黑帮派来的欠债者”。某种程度上,这些欠债者别无选择,只能去当“勇士”。
来源: 环球网
记者 于佳霖通讯员李成修 崔方荣 李凌峰
他是一名医生,面对病魔披荆斩棘,面对患者无微不至。在烧伤整形领域,他如同驾驶着冲锋舟的勇士,哪怕风高浪急,他也总会想方设法载着患者走出痛苦之海,逆流而上,从不轻言放弃。他叫王鹏,烟台毓璜顶医院烧伤整形美容科副主任,在他21年的职业生涯中,患者就是一切,是他对每一位患者的郑重承诺。
兵贵神速:48小时虎口夺命运筹帷幄
48小时,这是大面积(特)重度烧伤患者受伤后最凶险的危险期,如果挺不过去,患者的生命将戛然而止,要想将患者从死神的手里夺回来,最初的48小时尤为关键。
“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大面积重度烧伤的患者由于全身皮肤严重受损,皮肤功能丧失,如果不第一时间给予科学的救护,死亡率极高。”作为山东省重点专科,烟台毓璜顶医院烧伤整形美容科经常会接诊从县市区甚至外地紧急转来的大面积特重度烧伤患者,而由于转运时间长,转运医护人员缺乏相关知识,许多患者第一时间没能得到科学的救治,从而为后续治疗埋下了隐患。
“对于大面积特重度烧伤患者而言,伤后前48小时,特别是前2小时极度珍贵,每一秒钟都浪费不起,所以,我们决心进行流程再造,针对此类患者务必做到分秒必争,无缝衔接。”2014年,王鹏和科室领导一起认真梳理了工作流程,并创新提出了重度烧伤患者联动救治方案,极大提升了此类患者的抢救成功率。
“所谓联动救治方案就是以患者为中心,烧伤科提前介入,从得知患者受伤的第一刻起便全程给予科学指导,并且协同急诊科、耳鼻喉科、麻醉科、手术室、ICU等重要科室无缝衔接,共同查房、共同制定治疗方案。”王鹏说。
联动救治方案的运用拯救了许多患者的生命,其中一名龙口男性患者就是收益者之一。“当时这位患者全身70%特重度烧伤,紧急从龙口转运我院。”王鹏得知情况后,立即启动了联动救治方案,一场与死神竞速的较量全面展开。
由于患者受伤严重,且从龙口转运芝罘区路途遥远,为了争取救治时间,王鹏立即制定了救治方案,并远程指导转运医护人员对患者进行紧急补液抗休克治疗,与此同时,王鹏又联系了麻醉科和耳鼻喉领域的专家,当患者来到毓璜顶医院后,立即进行了气管切开术和焦痂切开减张术,术后马上转入ICU进一步治疗,确保了患者各项治疗无缝衔接。
在治疗过程中,王鹏联合ICU和其他相关科室,对患者的各项治疗进行全程跟踪,给予了患者最恰当、科学的治疗,经过多科室的通力合作,这位患者终于转危为安,并且痊愈出院。
“我们医院一直倡导进行多学科协同诊疗,我们的联动救治方案在制定过程中得到了院领导和其他科室同事的大力支持,虽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但只要有利于患者,我们再辛苦也值得。”目前,烟台毓璜顶医院大面积特重度烧伤的救治率已走在了全国前列,每年约有20至30位烧伤面积大于50%特重度烧伤患者受益于联动救治方案重获新生。
精雕细琢:创面修复另辟蹊径显真功
烟台毓璜顶医院烧伤整形美容科副主任王鹏:患者就是医生的一切
一切为了患者,一切从患者的角度出发,这是王鹏21年医者之路最闪亮的标签。出生于医学世家的王鹏,从小在医院长大,而一心为患也在耳濡目染中成为了他毕生的追求。
“患者就是医生的一切,我们全力以赴的目的就是希望患者能够摆脱痛苦。”在临床上,创面修复是一项难题,也是困扰许多患者的痛苦之源。
“患者皮肤溃烂,久治不愈,例如慢疮、褥疮、各类溃疡不仅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更有较高的感染风险,特别是对于长期卧床的患者而言,创面如果得不到及时修复,就是无尽的痛苦。”在王鹏的职业生涯中,见过无数饱受创面不愈之苦的患者,而作为一名医生,王鹏则拼尽全力要在这个领域趟出一条路来。
“目前,我们比较先进的治疗方法是水刀清创 肌肉或肌皮瓣修复术,这项技术解决了创面修复的诸多难题,对当下创面不愈的患者治疗效果明显。”作为该项技术在胶东实施的第一人,王鹏坦言,精进之路虽然艰难,但只要为了患者好,医生就没有半点退却的理由。
“这项技术最大的优点在于清创彻底,并且由于是利用肌肉修复,所以修复后的创面具有较好弹性和延展性,患者治疗后创面不易再次破损,生活质量明显提升。”王鹏告诉记者,该项先进的技术是他在北京积水潭医院进修时学习到的,为了将它带回烟台,王鹏付出了许多努力,并在一次次尝试、一次次失败中积累经验,并最终收获了成功。
“这项技术相比传统创面修复技术而言,技术更加复杂,医生需要掌握的技术更全面也更精细,但治疗效果也更显著。”王鹏曾经接诊了一位80岁的男性患者,该名患者创面破损的严重程度让王鹏至今记忆犹新。
“这位患者由于常年卧床,骶尾部皮肤、肌肉全层坏死液化伴恶臭,骶尾骨已经外露,且尾骨已处于半脱落状态,整个身体状况非常差。”由于患者病情严重,许多医院表示无能为力,面对痛苦的患者和绝望的家属,王鹏坚定地收下了这位老人。
“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不接收,老人恐怕就没有希望了,所以,无论冒多大的风险,我们也要试一试。”在对老人进行了全面检查和科学评估后,王鹏首先纠正患者的电解质紊乱和低蛋白水肿、贫血,并请相关科室会诊治疗患者多种原发病,经过多次清创换药,最终对老人实施了“水刀清创 肌肉修复术”,并取得了圆满成功,经过治疗,老人的创面终于痊愈。王鹏的坚持和努力不仅创造了一个经典医学案例,更让老人摆脱了无尽地痛苦。
“老人的神志不是很清楚,交流比较困难,但当他痊愈后,可以明显感觉他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虽然无法表达,但能从他的眼神里读出他的快乐。”王鹏告诉记者,患者在摆脱病痛时的兴奋与轻松是医生最好的礼物,也是医生不断精进最持久的动力。
在王鹏和同事们的努力下,目前,烟台毓璜顶医院烧伤整形美容科在创伤修复领域已走在了全国前列,特别是对于复杂慢性创面修复,更是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无数患者在这里获得了康复。
尽善尽美:隐秘的伤口成就完美的手术
“王鹏医生懂患者,并总能为患者找到最佳的治疗方案。”这是患者对王鹏最中肯的评价。作为一名烧伤整形美容科的专家,王鹏认为,自己从事的领域许多工作都是患者的“面子”工程,因此,在确保手术质量的同时,更要重视患者的“面子”,尽善尽美,用美容整形的理念去完成每一台手术也成为了王鹏职业生涯更高的追求。
“所谓用美容整形的理念去做手术,归根结底就是希望最大限度地降低手术对患者身体上的损伤,虽然这于手术本身无关,但对于患者而言却是天壤之别,也会影响患者未来的生活质量。”在王鹏看来,每次手术都是患者心中的一道伤疤,如果自己能将身体上的疤痕更好地隐藏起来,那患者心中的痛就会轻一些。
曾经一位20岁的年轻女性前来就诊,该女性眉间有一处明显的表皮囊肿,虽然经过检查是良性的,但如果不及时处理,不仅影响美观,而且还有感染的风险,因此,最佳的治疗方案便是手术。
当听到要开刀,女孩变得犹豫起来,看到女孩的踟蹰,王鹏明白了她的心思。为了最大限度地将手术做得美观,王鹏给出了女孩一个隐藏伤口的手术方案。
“由于患者的囊肿在眉间,如果按照传统手术的方式,不仅会损伤患者的眉毛毛囊,还会在眉毛处留下明显的瘢痕,所以我采取了在眉毛上缘开一个小切口,通过打隧道的方式,从皮下剥离切除囊肿。”王鹏的手术方案深得女孩的心,而手术同样非常成功,面对隐蔽的伤口和完好的眉毛,女孩照着镜子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尽善尽美对于医生而言需要多付出许多努力,以这位患者为例,传统手术方案其实是最简单也最有把握的,但对于患者而言,手术后带来的痛苦却是持续的,因此,医生必须选择尽善尽美,这是医者的责任,也是医学的意义所在。”在临床上,王鹏和同事们坚持将传统手术中的粗针大线换成小针细线,并采取分层减张缝合的技术,最大限度地降低疤痕对患者的影响,完美且精细成为了王鹏给予每一位患者的承诺。
在采访中,王鹏说得最多的是患者,谈得最多的是技术上的创新与精进,作为一名烧伤整形领域的专家,患者如同一面镜子,透过一个个生动的治疗案例,将王鹏一心为患、精进创新的医者形象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了大众的面前。
白衣执甲,披荆斩棘,永不放弃且心怀温暖,这就是王鹏,一位将患者视为一切的好医生。
专家简历
王鹏,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2016年赴意大利萨萨里大学附属医院整形外科做访问学者。从事烧伤整形美容专业21年,擅长大面积烧伤的救治和整形美容外科手术。如大面积特重烧伤的切削痂、微粒皮和皮浆移植,曾成功救治多例三度面积超过90%的特重烧伤病人,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能开展常见及疑难整形外科手术,如烧伤后瘢痕的整复、各类皮瓣和肌瓣移植,先天性鼻耳缺损再造,各种先天性畸形的整复治疗。擅长重睑、隆鼻、隆乳、眼袋、除皱、吸脂和自体脂肪移植、肉毒素和玻尿酸面部注射填充、乳头内陷矫正、腋臭根治等各类美容手术。对无瘢痕愈合的分子生物学机制有独到的研究,多项研究成果达国际先进水平,形成一整套瘢痕治疗新方法。
主持山东省医药卫生科技发展计划项目1项《相同遗传背景下多种来源成纤维细胞的生物学行为和诱导凋亡比较》,参加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省重点研发计划1项,烟台市科技计划项目3项,发表中华级及国家级科研论文20余篇,SCI收录论文7篇。发表专著2部,获得专利2项。
【环球时报驻德国、意大利、韩国、日本特约记者 青木 齐业 刘晨 李珍】“网络红人”罗永浩近日因上了“老赖”名单、被限制消费而引发新一轮热议,“欠款1.5亿元,王思聪成‘老赖’”的消息更是一度甚嚣尘上。对于“老赖”一词,很多人都不陌生。6年前,中国推出“老赖”黑名单,以惩治欠款不还的失信者,至今累计上榜者已超过千万人次,不过,对“老赖”追款、执行依然是个难题。在全世界,“老赖”都是一个难以避免的社会现象,且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特点,不少国家针对本国“老赖”也有自己独特的招数。
德国:“欠债就像戴上了脚镣”
“德国人越来越讲信用!”根据德国信用保障机构SCHUFA近日公布的“信用指南针”报告,去年,德国人按照合同偿还了97.9%的欠款,创造10年来的最高值。而在国际上,德国人也是公认的讲信用的民族。
在德语里,“债务”(Schulden)一词来源于“罪责”(Schuld),可见德国人对债务的痛恨。中文中的“老赖”则相当于德语的“Schuldner”。近来,中文直译“Lao Lai”频频被德媒引用。比如《世界报》就写道,“中国人怕丢面子,但这不适用于‘老赖’,他们在信用评级中失去了合作伙伴、熟人和社会的信任。”
为对付“老赖”,德国上世纪20年代就在柏林成立了信用保障机构SCHUFA。“我们是一个德国全民信用数据存储与公示的民间机构。”总部位于威斯巴登的SCHUFA主管约翰内斯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目前SCHUFA的数据库中存有德国6770万自然人以及600万法人的信用记录。
这些信息包括个人基本情况、住址、银行账户、租房记录、犯罪及个人不良记录等。机构获得信用信息的来源包括银行、金融机构、网络运营商、保险公司以及个人。“SCHUFA给每位居民打分,采用0-100的评分制度,分数越高,信誉度越高。”约翰内斯说。
如果居民的信用分数较低,被打上“老赖”的烙印,往往会“举步维艰”。克里斯蒂安是《环球时报》记者结识的一名德国人,他是柏林一家网络销售公司的创始人。由于创业期间在多家银行贷了款,平时消费大手大脚却不及时还款,他在SCHUFA的信用分数越来越低。“我的银行卡被冻结,不能贷款买房。其他企业查到我的分数后,也不愿与我合作。”克里斯蒂安对记者说,当地财政局曾找上门,把家里值钱的物品如钢琴、名表、皮沙发等拿走抵债。“我现在能做的只能是紧缩消费,把企业带上正轨,逐渐提高信用分数。”
德国在催账程序上非常规范。客户在收到账单30天后或在规定的付款截止日过后30天仍未付款,债权人有权加收超过银行贷款利率5%的滞纳金。3次催账警告后仍未到账,债权人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德国民间流传一个说法,“欠债就像戴上了脚镣,限制人的自由”。由于害怕欠债,德国人平时都爱使用现金。他们认为,信用卡等消费方式难以控制个人欲望,现金更能让人清楚自己的消费能力。一些名人,如前网球巨星贝克尔等因欠债不还,也被德国媒体曝光。
难怪,在德国总是能看到各种讲信用的案例。记者在德国农村的公路上,经常看到路边销售各种蔬菜和水果的“无人摊”。摊位旁有标明价格的牌子,但没有人看管。同样,德国人坐火车、搭地铁,买票完全靠自觉,在车上很少碰到工作人员查票。
不过,和许多国家一样,德国的SCHUFA也经受了不少批评,比如评分机制缺乏透明度、侵犯隐私等,甚至还有人告到法院。对此,德国联邦高级法院曾裁定,SCHUFA的具体评分算法属于企业机密,信用评分并不违法。
韩国:从被“抄家”的前总统说起
2018年12月20日,韩国87岁的前总统全斗焕因拖欠9.8亿韩元(约合人民币599万元)税款被首尔税务部门“抄家”。经3个小时的搜查,税务稽查人员在全斗焕私宅中查获电视机、冰箱、屏风、书画等部分私人财产。今年3月,全斗焕在首尔的私宅(如图)被有关部门以51.37亿韩元的价格拍卖。
1997年,全斗焕因“谋划内乱罪”“受贿罪”等被判处无期徒刑及缴纳2205亿韩元罚金。1998年全斗焕因特赦获释,至今21年过去,他仅上缴1175亿韩元罚款,其余部分以“没钱”为由迟迟不补缴。但全斗焕并非真“穷”。2012年6月,全斗焕为给长孙女在韩国顶级酒店新罗酒店风光举办婚礼,3个小时花掉上亿韩元。紧接着他又花上亿元举办洋酒派对。
由于全斗焕藏匿财产手段高明,罚金一直难以征缴到位。据了解,前述9.8亿韩元税款是2014年公开拍卖全斗焕家属财产时产生的转让所得税,因长期拖欠,全斗焕被首尔市税务部门连续三年列入“老赖”黑名单。在被“抄家”前,韩国国税厅刚公布2018年高额欠税者名单,多达5021人和2136家机构上榜,包括全斗焕。
在韩国,惩治“老赖”主要有三种方式:公布名单“羞辱”,进行税务调查,强制执法扣押财产等。因此,“老赖”在韩国的日子并不好过。
每年年底或年初,韩国国税厅都会在官网上公布年度“黑名单”。以去年底公布的名单为例,上榜者为欠税额在2亿韩元以上、拖欠时间一年以上的个人和法人。据悉,2018年韩国欠税总额共达52440亿韩元,个人最高额为250亿韩元,法人最高额为299亿韩元。截至目前,被列入高额欠税者名单的共有5.2万余人。
据了解,这项制度始自2006年,是为了惩治偷税漏税者及“老赖”的一种特别举措。鉴于“面子”文化在包括韩国在内的东亚地区非常盛行,因此将这种丑事公之于众的做法会产生不小的心理压力,促使他们尽快还清欠款。
定期对名人和高收入者进行专项稽查也是一种惯用手法。就在今年10月,韩国国税厅宣布对122名高收入者进行专项税务调查,其中包括演艺圈名人与网红博主等。他们被指控在海外购买奢侈品,生活上穷奢极欲,却没有缴纳相应税款。其中有艺人在海外演出时收取现金报酬,回国不申报;有人通过父母名下账户收取粉丝见面会门票费用,隐瞒收入。2018年,韩国国税厅共调查了包括知名艺人、体育明星等在内的881人。
此外,韩国前总统朴槿惠“干政门”主角之一崔顺实,因涉嫌收受贿赂在二审判决中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并处罚金200亿韩元。韩国《中央日报》曾在报道中称,在韩国当“老赖”不履行法院罚款,法院可将被告人强行带到劳役场。犯有行贿受贿罪的被告人涉案金额如超过50亿韩元,法院可以将其强行关押在劳役场1000天以上。
意大利:当黑手党来到家门口
作为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近些年一直债台高筑,目前意大利债务占GDP比重高达132%,严重程度仅次于希腊,是欧盟上限标准60%的两倍多。意大利多年的债务危机并非无章可循,这与意大利人民的工作生活习惯息息相关。庞大的社会保障为政府和市场带来压力的同时,也滋长了一些人的懒惰风气,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顽疾。
国家欠债,百姓也没少欠钱。虽然收入没有提高多少,消费的热情却并未降温,意大利民众在消费方面的贷款额大幅上涨。近年来,“先租后买”购车、买房贷款高达90%在意大利屡见不鲜,甚至有人买个笔记本电脑或洗衣机都要分期,“借钱”购物模式在意大利越来越普及。
意大利媒体的相关调查显示,意大利人申请的贷款经常用于偿还自己的其他债务,从而造成负债恶性循环。银行借不动,只能找亲人朋友、放贷公司,钱还不上怎么办?无须为意大利的债主们担心,在意大利,讨债办法多样。
2017年,意大利黑手党因追债制造了西乙B联赛一场12:0的假球,最终导致相关俱乐部的意大利籍投资人、意大利籍主帅以及踢假球的多名球员被捕。
在意大利,债务追讨正是现代黑手党营生创收的重要生意之一!当某一天,数位西装革履的意大利“绅士”出现在家门口,用带着西西里岛口音的声音彬彬有礼地说:先生,您的债务该还清了……你便知道,再不还钱问题会很严重。
除了黑手党,还有专业讨债公司和组织。在意大利经常会有一帮浑身狐臭的抠脚大汉坐在欠款人家门口骂闲街,或者有人花钱雇有特别体味的人去欠款人家讨债,让欠款人避之唯恐不及。意大利人的艺术细胞也不会被浪费——找人在欠款人家门上画漫画,找红灯区女郎告欠款人行为不检……试想,屡屡被一个好几年不曾洗澡的流浪汉堵在家门口要债,不还钱将是非常痛苦的煎熬。
当然,债务人也非一味当软杮子,殊死反抗和以命相抵之事也屡见不鲜。2018年7月,意大利足球运动员安德烈·拉罗萨因追债被欠款人丢入硫酸桶内,以致被活活腐蚀而死。
日本:一人“老赖”,“株连”亲友
日本是信用社会和集团社会,注重声誉和名望。如果一个人有做“老赖”的经历,那他的信用分数就会大受影响。日本社会有一套“潜规则”来惩罚信用差的人,那就是延续至今的“村八分”习俗:周围人和所属集体会与你断绝所有往来。
这个习俗还认同“一人老赖,全家倒霉”,不仅“老赖”本人会被排斥和疏远,就连其家人、亲戚甚至小学同学都会受到牵连。原因是日本人认为“老赖”的钱很可能是家人帮忙转移或使用,亲戚朋友也难逃帮凶之嫌,所以完全认同这样的“株连”。
过去媒体上曾提及某家庭因欠债不还而酿成的悲剧——父亲身陷牢狱,其子女在学校遭到孤立、霸凌,老师不闻不问,孩子最终自杀。由于在日本借钱是非常秘密的事,这类事件见诸媒体者很少,但长期在日生活的人能深刻感受到日本社会对失信者的歧视。
对于日本人来说,在社会上立足就是在所属的工作单位、小区、集团里立足,一旦失去信用被集团排斥,基本上等于“自绝于人民”。日本不大,“老赖”换一个城市也会很快被周围人知悉身份。因此,日本人首先会尽量避免借债,其次借债后千方百计掩盖、偿还。
不过,日本民间也有放贷机构,从这些地方借钱不需要抵押物,但利息很高,而且这些机构背后和暴力团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实际上,如果“老赖”潜逃,日本除了有私人侦探事务所这种正式渠道,还有“便利屋”。
便利屋不能公开营业,但一直存在于日本社会。债主雇用便利屋的人通常都能找到“老赖”。如果“老赖”真的身无分文,男的可能被卖到“黑工厂”,或者贩卖到欧美;女的可能被带到东京、大阪等大城市的风俗店,直到还上钱才放出来。如果所涉欠款金额巨大,则可能发生更恶性的犯罪案件。
很多人还记得,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出现核泄漏,一支50人的抢险救援队坚守在核反应堆附近工作,被媒体赞为“福岛50勇士”。但有日本记者卧底调查后发现,“黑社会是日本核电业的核心,‘福岛50勇士’中有不少是因欠巨额高利贷而被黑帮派来的欠债者”。某种程度上,这些欠债者别无选择,只能去当“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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